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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穆若什教授的《八十本書環游地球》，既是重構世界文學的版圖，也是為人類文化建立一個紙上的記憶宮殿。當病毒流行的時候，有人在自己的書桌前讀書、寫作，為天地燃燈，給予人間一種希望。

第六周 第五天

尼日利亞 阿迪奇埃 《繞頸之物》

今天是“六月黑人節/Juneteenth”，節日網站上貼出了關于才華橫溢的尼日利亞裔美國作家奇瑪曼達·恩戈齊·阿迪奇埃（Chimamanda Ngozi Adichie）的特寫文章，在時間和主題上，這是絕佳吻合。阿迪奇埃出生在尼日利亞東南部的埃努古（Enugu），距離欽努阿·阿契貝（Chinua Achebe）的出生地不遠。她到美國上大學，從那時起，她的生活軌跡就一直游走在尼日利亞和美國兩點之間。阿迪奇埃深受阿契貝的影響（這么說也許有點吊詭），但作為一位作家，生活在一個完全全球化的時代，她從女性的視角探討了一些具有可比性的主題——這些主題可以溯源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索因卡和恩格爾的作品。2009年她出版了短篇小說集《繞頸之物》（The Thing Around Your Neck ）時，她才三十二歲，而那之前，她出版的兩部關于尼日利亞內戰的長篇小說——《紫木槿》（Purple Hibiscus, 2003）和《半個黃色太陽》（Half of a Yellow Sun, 2006）——已被譯成了三十種語言。

阿迪奇埃最廣為人知的應該是2010年《繞頸之物》出版不久后她的TED演講（TED talk）。她的講題是“一種故事的危險”（The Danger of a Single Story），目前已有超過兩千兩百萬次的瀏覽量。

TED演講時的阿迪奇埃（https://www.ted.com/talks/chimamanda_ngozi_adichie_the_danger_of_a_single_story#t-5732）

演講中她強調了多種創作體裁中小說的重要性：小說能給我們多重的視角。因為父母是教授和大學的領導，她很小就開始閱讀：

我讀了一些英國和美國的少兒讀物。我也很小就開始寫作。大約七歲時，我開始用鉛筆寫小故事，用彩筆畫插圖，我寫的故事基本上就是我讀過的故事那種類型——只是可憐了我的母親，是我寫的呀！她必須得讀——我故事中的人物無一例外，都是白皮膚藍眼睛，他們在雪地里玩耍，他們一起吃蘋果：而我呢，一直生活在尼日利亞，沒有離開它半步，我的生活中不可能下雪，我們吃的只是芒果。

然而她接觸了非洲小說后（她在演講中提到了阿契貝和用法語寫作的卡瑪娜·萊耶[Camara Laye]），她覺得她可以寫一些別的東西了。“從此，我對文學的看法完全改變了，”她說，“我得寫自己熟悉的一切！因此，對非洲小說的發現使我明白，不能只讀一種書和這種書所講述的一種故事。”后來她創作的故事都有多重視角，這些故事可能發生在美國，也可能發生在尼日利亞，而每個故事在視角上都有根本的轉換。

阿迪奇埃的創作揭露現實，但又保持一定的克制。在《繞頸之物》的開篇故事《一號牢房》里，敘述者的哥哥沒有講兇殘的獄警在監獄里對他的折磨，這個角色因此才不同尋常：“我的風度翩翩的哥哥納瑪比亞（Nnamabia）竟然沒有講他在一號牢房的遭遇。他本可以講述一個大家都期待的吸睛的故事，然而，他沒有。”《繞頸之物》里的故事探討了做出，或不做出某種決定的道德和心理后果，譬如女人如何去處理失意的婚姻，又譬如一名丈夫是否或者應該如何哀悼過世了的妻子，因為妻子的鬼魂會在晚上出現并安慰他。又如蒙面警察闖入一位女士的家，搜捕其丈夫，卻誤殺了她年輕的兒子；她丈夫寫了一些批評政府的文章，已經逃去國外；這位喪子的女士正在美國大使館，希望能得到一份簽證去和丈夫團聚；但故事的結局是這位女士雖然清楚，如果在那位并不太信任她的使館簽證官面前大打悲情喪子牌，她就可以博得信任并獲得赴美簽證，但她選擇不那樣做：她決定留在尼日利亞，看護兒子的墳墓。

無論從國家政治還是性別政治看，阿迪奇埃的小說都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正如她在2005年的一次采訪中所說：“在一個資源原本稀缺的國度，因各種人為因素，個體能獲得的資源愈更稀少，生活與政治的關聯無處不在。只要你去寫它，不可避免地你就有了自己的政治立場。”但她不想讀者僅僅從政治角度解讀其創作。幾年后她曾這么說：

無論我寫什么，總有評論者能找到所謂的理由，說我實實在在是寫非洲的政治壓迫。也常有人問我：“你是想用這個比喻來影射貴國的政治嗎？”但想知道我的真實想法嗎？“不，不是的，它就只是一個女人和一個男人的故事。它不是一個關乎血腥的政治壓迫的故事！”

《跳猴山》非常尖銳地描述了所謂的白人世界對非洲作家的預設期待。小說中，女主角烏金恩娃（Ujunwa）正在南非一個豪華莊園參加一個為期兩周的作家集思營。集思營的主持人是白人男子愛德華（Edward）。愛德華可以說是小老頭了，但這并不妨礙他對營中那些長得漂亮的非洲作家的各種挑逗。集思營期間，每位參與的非洲作家都要求寫一個故事，并在各自的小組朗讀。當一位津巴布韋的女作家在朗讀時，愛德華又拿出了他的那套說辭，說她的故事如何不“真實”，因為它不夠政治化：“你的敘事稱得上宏大，但故事缺乏深度，故事本身可能都要問你‘那又怎樣’？考慮到津巴布韋在極權的穆加貝恐怖統治下發生的一切，你這么寫故事是不是太無新意了。”他口口聲聲說自己并非居高臨下，并不是“以一位在牛津受訓的非洲學者的身份來評判；他只是一位關注真實非洲的人，他沒想把西方意識形態凌駕于非洲大地”，但實際上，他無時無刻不在彰顯其白人和歐洲優越感。當烏金恩娃分享她的故事，讀到一個銀行家性誘兩個想和他做生意的女人時，愛德華認為這是“難以置信的”，他宣稱：“這是一種套路式的寫作，不是一個真實的人的故事。”烏金恩娃反駁說，她的故事直接取材于她生活中的人和事。她淚流滿面地回到她營地的宿舍，而她的小說也是如此結束：“當她走回小屋時，她想知道，在一個故事中，這樣的結局是否會被認為是可信的。”

阿契貝為《半個黃日》寫了熱情洋溢的薦語，稱阿迪奇埃是“一位承續有古代說書人天賦的新作家”。投桃報李，2010阿迪奇埃也為阿契貝的《非洲三部曲》的簡裝版寫了導言。那時候阿迪奇埃的寫作已和阿契貝有鮮明的差異。在《跳猴山》中，阿迪奇埃就安排了兩位作家圍繞阿契貝的作品進行了爭論：“津巴布韋的那位作家說阿契貝的創作有點無聊，缺乏風格；肯尼亞作家認為津巴布韋作家如此評論阿契貝是對其作品的褻瀆，還搶走了津巴布韋作家的酒杯，直至她笑著改口說，阿契貝當然是崇高的。”

《繞頸之物》最后一篇是《倔強的歷史學家》（The Headstrong Historian），它巧妙而決絕地改寫了阿契貝的《瓦解》。不同于其他故事的當代背景，《倔強的歷史學家》以主人公恩瓦姆巴（Nwamgba）記憶中的十九世紀末伊博村的生活開篇。過了一些年，她又開始回憶已故的丈夫奧比爾卡（Obierka）——奧比爾卡是阿契貝小說中奧貢喀沃（Okonkwo）的密友的名字。乍看僅是巧合，但隨著故事的推進，讀者就能明白其中的關聯。因自己不能生孩子，恩瓦姆巴決定給丈夫找第二位妻子。她最好的朋友“立即建言，奧比爾卡的第二任妻子，非那位奧貢喀沃家族的年輕女孩莫屬；那女孩臀肥且美，聰慧有禮，全然不同于如今的年輕女孩——她們滿腦無知”。

不久，恩瓦姆巴有了一個兒子，阿迪奇埃重返了《瓦解》的一些重大主題，包括兒子皈依基督教，并與家人變得疏遠。但不同于奧貢喀沃的超級男性化的世界，阿迪奇埃小說里的村莊有一個強大的婦女委員會，該委員會禁止恩瓦姆巴的堂兄試圖在她丈夫死后奪走她的土地。到最后，她的兒子結婚了，有了一個女兒，恩瓦姆巴認為是奧比爾卡復活了；她給孫女取名為阿法梅夫娜（Afamefuna）——意思是“我的名字不會消失”。

又過了些年，阿法梅夫納（洗禮后已改名為格蕾絲了）去看望垂危將逝的恩瓦姆巴。格蕾絲帶去了一本英國的教科書，其中有一章是“尼日利亞南部原始部落的和平化進程”，這應該是對阿契貝《瓦解》的極致重寫。阿契貝的“下尼日爾”（“Lower Niger”）在民族解放運動中變為了阿迪奇埃小說中的“南部尼日利亞”，除此之外，原有的男權話語依然沒變。然后時間突然翻頁，我們得知格蕾絲將是一位獲獎的歷史教授。她將前往倫敦和巴黎的檔案館，“翻閱檔案館里發霉的資料，想象并重構她祖母所處年代的生活氣息，完成她的著作《武力下的和解：南部尼日利亞演進史》”。一位尼日利亞女性學者的歷史著作取代了新殖民主義教科書，正如阿迪奇埃的《繞頸之物》重寫了阿契貝的《瓦解》。

到了《繞頸之物》的最后，回憶被擱在一邊，時間又回到當下。孫女格蕾絲正守候在她奄奄一息的祖母身邊：“但是那一晚，格蕾絲坐在祖母的身邊，夜色晦暗，她絲毫沒有想什么未來。她只是握著祖母的手，那只因長年制陶而布滿老繭的祖母的手。”這正是我們能期待的最完美的阿迪奇埃的文學技巧：既有人性的交流，又有女性的日常生活中的藝術技能的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