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美國“垮掉的一代”作家杰克·凱魯亞克于1969年去世，他的作品從2020年起進入公版領域。2020年1月才過去幾天，凱魯亞克的代表作《在路上》已在豆瓣書訊上呈現“五花八門”的面貌——各版《在路上》如雨后春筍般爭相“冒出”。

這樣的現象正常嗎？究竟什么樣的文學翻譯才是好的？文學翻譯市場還有哪些爭議？7月1日，具有作家和譯者雙重身份的黃昱寧和于是做客“跳島FM”第14期，圍繞文學翻譯暢所欲言。

“譯本之爭”已是文學界“常態”

“同時代的譯作，從學術角度來說，同時存在三到五個版本可能是一個比較正常的數字。但從市場角度，版本數量不能被人為限制，那是出版社的商業行為。”黃昱寧也是上海譯文出版社的副總編輯，她透露原先不是所有出版社都能出版譯作，在計劃經濟時期人民文學出版社和上海譯文出版社分工明確，比如“狄更斯由譯文出，巴爾扎克由人民文學出”，這一情況到了市場經濟時期發生了變化。“但翻譯始終需要一個基本準入門檻，譯作質量還是需要大家去關注、鑒別的。”

“就讀者而言，要先搞清楚的是自己選擇這本書的心態是什么。”于是說，“如果是為了了解，可能他對版本的要求也不是很高，但如果是為了做研究，字字句句都會去‘摳’。”

她打比方，基礎了解就像是吃谷物以補給營養，到了研究的地步才會去細分那是精谷物還是糙米。“一個讀者，不要在自己還沒有明確閱讀需求的情況下，就開始抨擊市場上所有的版本。”

于是還談到，“譯本之爭”早在英國維多利亞時代就出現了。“亞歷山大·蒲柏重譯了《荷馬史詩》，然后就有一個古典文學教授覺得他譯得太通俗了。當時有關古希臘經典之作的翻譯出現了兩個分歧，一種說法是應該采用很多華麗的詞藻和歌詠式的腔調，還有一種說法是把它譯成一個更能讓大眾接受的版本。”在她看來，“譯本之爭”可謂是文學界司空見慣且應該有的現象。“當一個文學作品進入了翻譯過程，它就已經被多方解讀了。”

而隨著歲月流逝，人們的語言習慣會發生改變，新譯本的出現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大勢所趨。于是一開始對“經典重譯”非常抵觸，總覺得“前有高山，難以翻越”，但當自己看過了原版書，再找現有版本進行比較，她發現有些地方確實需要重譯。“尤其是一些經典的東西，它在當代語境中需要被重新闡述。”

“有的讀者喜歡老翻譯，覺得那種歷史感和古味也有意思；有的讀者則喜歡貼近當下生活的表達，期待沒有距離感的文本。”黃昱寧認為，新老翻譯應該并存，關鍵依然在于翻譯質量本身，“時間自然幫你做出選擇，留下那些好的有價值的東西。”

讀翻譯文學，“好讀”是必要的嗎？

對于翻譯作品，不少讀者會詬病“翻譯腔”。那么問題來了——讀文學作品，“好讀”變成了一種必要性嗎？

在黃昱寧看來，無論閱讀、翻譯還是寫作，它們都還是一種思維運動。“如果讓它變得太容易得到，或者沒有任何理解障礙，它也不會留下任何印記。”

她提到，現代人似乎習慣于快節奏的信息獲取方式，比如不看書也不看電影，但會看那種三到五分鐘講解一本書或者一部電影的短視頻。“對他而言，這個視頻其實可以沒有任何意義，就只用來打發時間。所以看書也越來越古老和小眾了。如果你還想保持這個習慣，你要想想自己看書是為了什么？是否想讓自己的思維更加清晰，思想更加深刻？現在很多年輕人有很大的信息量，思維跳躍，但越來越不具備把一件事說深說透的線性結構思維。我覺得這是因為書看少了，短視頻看多了。”

于是則認為“好讀”的必要性取決于書的類型：“有些書就是需要一口氣看完，有些書能讓我在每一頁的一兩句話上停下來想一想，再往下看。”

她表示自己在翻譯中也碰到過這一困擾——經典作品中的某一句長句的邏輯可能套了三層，可能有五行字。按照本意，她會把它翻成無論邏輯、語序還是語法都和原著比較符合的表述。但不可否認的是，這樣的句子讀起來很累。如果她知道這個書偏向的是非常年輕或市場化的受眾群體，她也可能考慮把它拆分成比較好讀的分句。“說白了，你希望汲取的營養決定了你的閱讀感受與選擇。”

“我們為什么要看翻譯作品？是因為我們需要接受一些外來的表達方式的沖擊。如果把它變成了很中國的東西，陌生感就沒有了。同樣的意思會有不同的表達意象，通過比較原汁原味的翻譯處理，我們能夠感知到不少異域文化信息。”黃昱寧說，“如果‘翻譯腔’是指實際上并不影響理解，只是沒有徹底‘中國化’的翻譯，我覺得這樣的‘翻譯腔’是需要保留的。”

“這里面牽涉到了一個最關鍵的問題——到底翻譯是干嘛的？”于是強調，翻譯不只是要把每一個詞翻出來，它還是兩種文化的橋梁。“你可以走到一半就不走了，選擇自己看原文。我覺得這也是翻譯能夠起到的另一種好的作用。它其實是為了讓岸這邊的人知道岸那邊的人在干什么，他們是怎么想的。”

稿酬千字60？翻譯市場不能僅從數字去看

不久前，“翻譯稿酬10年未漲再引熱議，千字60正常嗎？”的相關討論也引起業內熱議。

“這其實是一則舊聞了，稿酬的變化速度趕不上外界其他收入的變化速度。”黃昱寧記得二十多年前她剛來出版社時翻譯稿酬在千字30元，現在基本上是千字70到80元，“需要說明的是我們不光是基本稿酬，還有印數稿酬。比方說一本書重印10萬冊，那么譯者能從這10萬冊重新再拿一筆基本稿酬。另外每個合同是有期限的，一些比較傳統的出版社在合同期滿后要續約，續約以后譯者又可以拿一筆稿費。有一些新的出版公司則會一次性買斷，還挺復雜的。總之我先給大家的一個概念是，不僅僅是千字幾十塊。”

“吐槽翻譯稿酬那篇文章被廣泛傳播的時候，我的內心獨白是為什么沒有人寫一個關于版權期和知識產權轉移的文章？”于是說，目前翻譯市場的局面絕不僅僅是用數字來表達的，還有很多別的問題，比如法律。

“我有一個朋友，前幾年打了一場很漫長的官司，官司牽扯到版權期。很多譯者并沒有提高警惕，有一些人拿出一份合同來問我，說這個書現在重印了還能不能拿到第二筆錢。我幫他看了那個合同，上面根本就沒有版權合同期，也就是說他在沒有意識的情況下簽了一個買斷合同。那意味著不管這個書后來再印多少冊，他都是沒有后續收入的。”

黃昱寧也補充說，出版社并不是不希望給譯者應有的待遇，但是在購買版權時，出版社必須支付很高的成本給外方，因而能給譯者的空間非常有限。“如果再大就是違背市場規律了。為什么現在市面上這么多公版書在出，并不是說所有的書都需要那么多譯本，它是個商業行為，因為成本很低，相對來說給譯者的空間也大一些。”

于是曾經跟國外的譯者討論過這個問題，大家的共識是中國譯者譯一本書的平均收入在國際上是很低的。“某些國家的譯者是可以靠做專職翻譯存活的。就像作協一樣，他們有一個譯者協會，政府會給譯者協會一些津貼，所以專職譯者其實是拿工資的，雖然這份工資跟普通上班族相比不是很高，但起碼他有這樣一個補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