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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伊索寓言》為何從古典時期直至當代都備受推崇？幾個世紀前，童書是如何影響孩子的性別觀的？男孩的冒險故事為何從島嶼移至帝國，從軍隊中尋找他們的英雄氣概？從《伊索寓言》到《魯濱孫漂流記》，從《綠山墻的安妮》到《哈利·波特》，塞思·勒若在《兒童文學史——從<伊索寓言>到<哈利·波特>》中為讀者梳理了一段從古希臘到近現代的兒童文學史。

在《兒童文學史——從<伊索寓言>到<哈利·波特>》（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年4月版）中，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文學教授塞思·勒若勾勒了兒童文學作為一個復雜體系，其社會和美學價值是如何由制作、營銷和讀者決定的。勒若是一位語言學家，曾任教于普林斯頓與斯坦福大學，他的學術生涯早期專注于中世紀史研究，而后期轉向了對兒童文學的關注，這種變化在他看來并不突兀。他認為，兒童文學同時代緊密相連，它的歷史也是教育、文化與商業的歷史。當我們談論兒童文學時，除了著眼于一個個富有想象力的故事本身，還需要思考，不同時代的兒童文學承擔著什么樣的不同的職責？兒童是如何由他們所閱讀的書塑造的？兒童文學又是如何被評獎機制形塑與影響的？

文學要培養什么樣的兒童

在古希臘羅馬時期，教育將公共生活定為首要目標，因此演說與命令成為兒童教育的重點。孩子們閱讀《伊利亞特》和《埃涅阿斯紀》中的選段，以此模仿英雄的成年生活。這些故事關乎權力與控制，同地位、階級、出身息息相關。它們告誡兒童安分守己，不要僭越，同時成為一個高貴的領導者。這一時期，學會如何命令奴隸也是兒童教育的重點。他們模仿大人下命令，學著成為一個掌控者，一個成年人的雛形。

勒若認為，兒童文學開始成為一個嶄新而獨立的文學類型在17世紀。受清教徒的家庭觀念與對后代的熱情的影響，童書受到了重視。清教認為書籍可以塑造生命，只有通過閱讀，通過教理回答以及學習典范故事，兒童才能進入天堂。閱讀、識別字母和正確解讀文字成為教育的核心。這推動了研究字母的散文類型，這些作品對典型的職業、社會規范和道德類型進行概述。托拜厄斯·埃利斯的《英語教學》便是如此。

字母教育書似乎離現代意義上的童書相差甚遠。現代社會以動物及物品為主角的擬人故事童書實際上在18世紀晚期才開始流行，而這歸功于洛克的哲學思想。勒若描繪了洛克作為一個熱情的孩童教育者與兒童文學的種種聯系。他曾提出兒童文學的任務是讓人理解各種事物，并開始強調感官經驗特殊性。這樣的觀念影響很大，兒童教育因而開始轉移到對情感能力的關注。新的文學類型——無生命物的虛構傳記，就這樣緊隨洛克的作品而產生。筆、硬幣、玩具，馬車成為了小說的主角，寵物開始成為自己傳記的敘述者。

洛克在倡導兒童感情培養的同時也強調了個性發展，他反對普遍性，強調特殊性，這也影響了許多兒童文學的寫作。這些童書讓孩子們開始發展自己的個性，而非按照清教字母教育概括的人的類型模板生活。

童書如何塑造女孩

性別教育童書在當下已經慢慢普及。而在幾個世紀前，童書是如何影響孩子的性別觀的？在最早期的兒童文學即《伊索寓言》和《格林童話》中，女孩通常作為性欲或嘲笑的對象出現。她們身體與意志薄弱，不是迷路就是受到威脅，有她們出現的文本常充斥著色情意味。《伊索寓言》甚至描述了一個父親愛上了自己女兒的故事。到了19世紀末，女孩地位有了顯著提高，年輕女人開始上學、上班、旅游、閱讀和寫作，因為食物質量和衛生條件的提高，女孩的月經初潮提早了，而婚嫁的年齡則提高了。這樣的變化讓少女時期成為一個人生階段的專門概念被劃分出來。

在此之后，出現了許多描繪少女時期的作品。這些作品與對男孩的冒險故事所呈現的戲劇性描述不同，書中描繪的女孩往往在“專注性”和“劇場性”兩種狀態之間存在著尖銳的對立。專注性指女孩不直接面對觀眾的凝視，她們獨自看書，照料父母，撫養孩子，這時她們的眼睛低垂。而劇場性則往往充斥于“男孩文學”，他們以正面示人，表現出舞臺式的夸張姿態。劇院曾被大多清教徒認為是罪惡的場所，尤其對女性而言。在勒若看來，專注性表現的是私人生活，而劇場性則是公共的一面。

描繪少女時期的兒童文學的女主人公總是在專注性與劇場性之間掙扎。如在瑪麗·考登·克拉克的《莎劇女主角的少女時期》一書中，十幾位女主角始終在個人生活與公共生活之間尋找平衡。她們在他人的觀察下長大，永遠位于舞臺之上，渴望有所表演，同時又被期待要眼睛低垂。

“書本”與“劇場”的內在矛盾在一代代女孩的成長中沖撞著，直到近代才慢慢得以解決。《小婦人》中的喬·馬齊開始能夠專心在圖書館看書，又出入劇院，即使作者還是懲罰了她去劇院的行為——她最珍視的文稿因此被燒。從被侵犯的對象，到在專注與劇場之間盤桓的女孩，再到書本與戲劇都能同時兼顧的女性角色，描寫少女時代的童書探索了兩個多世紀。勒若也提到了現在最受歡迎的讀物《哈利·波特》，認為赫敏集合了三個世紀以來書本中的女孩形象。而在電影《哈利波特與阿茲卡班的囚徒》中，當布萊克因為赫敏的才智從監獄里逃脫時，他沒有如書中的描述轉向哈利說：“你——不愧是父親的兒子，哈利。”而是轉向赫敏稱贊道：“你真的是你這個年紀里最聰明的女巫。” 女性成就的榮光就這樣代替父子親緣的肯定，成為戲劇的中心角色。

文學獎與兒童文學的生產機制

19世紀末，美國已經有了近200多所公共圖書館，致力于社區兒童教育。在許多歷史學家看來，它們的作用不弱于教室。圖書館不僅教育孩子如何讀書，也培養基本的公民素養。

因為長期承載的兒童教育功能，兒童文學同圖書館之間發展出了一種特殊關系，圖書館負責許多兒童文學獎項的頒發，其中最重要的獎項便是1921年美國圖書館協會建議為年度最佳童書設置的獎項——紐伯瑞獎。這些童書獎項極大影響著童書的評判標準。

實際上，從古代雅典人在公元前6世紀設立戲劇比賽起，各類文學都逐漸有了屬于自己的獎項。然而，20世紀早期，新的變化出現了。諾貝爾獎1901年首次頒獎，不僅獎勵學科成就，也定義了學科本身。評論家詹姆斯·英格利希提出，諾貝爾獎加快了早期大工業家的生產過程，獎項文化隨著工業文化的興起而生。它讓人們產生一種觀念，即競爭是這個世界的法則，這是工業企業家的精神結果。

紐伯瑞獎以一位書商和出版商——約翰·紐伯瑞的名字來命名，似乎也是這一精神結果的結晶，它暗示了人們給予兒童文學的支持是含有經濟考量的。實際上它確實是在資本和商業的時代逐漸壯大，即使在它的描述和評判標準設定中，“文學”和“文學品質”始終是關鍵詞，但這里的文學品質并不代表有著社會改革目標的文學。所謂的文學品質同圖書館精神密不可分，指的是“清晰、準確、有條理”，典型的代表如房龍《人類的故事》，記錄著旅行冒險，人類英雄的豐功偉績。兒童文學也受此影響，一年一年將風格鞏固了下去，往往充斥著奇聞逸事、清晰的判斷力和精確的時間線。

這些文本就這樣被家長們選擇，被孩子們閱讀，它們有些被遺忘在歷史中，有的成為集體的童年記憶。兒童文學便如此在家庭生活、教育環境，以及出版業與商人的復雜影響下塑造著一代代人。這些作品將故事帶入孩子們的生活，影響他們未來的足跡。正如弗朗西斯科·斯巴福德在《小書癡》中寫道，“那些令人轉變的閱讀經歷。有時候，一本書進入我們恰好準備好的心靈，就像一顆籽晶落入過飽和溶液中，忽然間，我們就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