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現在，我們走到了小徑分叉的路口。是時候停下來，歇歇腳，張望張望前路了。

我們是誰？我們大多出生在上個世紀70年末80年代初，大約在十年前，因緣際會，不約而同地踏上了文學批評的道路。從那時候起，人們稱呼我們為“青年批評家”。“青年”，說的是我們剛剛而立，離學問的成熟尚有距離。“批評家”，大約是對我們的美好期冀吧。人們相信，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學，一時代自然有一時代的批評家。我們這些寄身于學院、作協的年輕人，仿佛聽到了召喚，將文學，準確地說是文學批評，作為自己的志業。這里的“志業”，是韋伯意義上的，不僅僅是職業，還有使命的意思，是一個倫理概念。這意味著，我們宣誓效忠于文學這位神祗，甚至不惜得罪別的神祗。在諸神之間，在不可調和的立場之間，我們站在文學這一邊。

為什么會以文學為業？時至今日，我已經很難清楚地回想起當初的緣由。所有的敘述都不過是追溯，而追溯，則很難說是完全可靠的。有的時候，我將之歸為文學所帶來的愉悅。在一篇文章中，我曾這樣寫道，“文學最美妙的地方就在于，它讓我們感受到，在黯淡無光的日常生活之上，還有一個流光溢彩的文字世界。我無比迷戀在文字所搭建的迷宮中體驗愉悅。正是這份愉悅感吸引我時時躲到文字的世界中來，體會多姿多彩不一樣的人生。我愿意將我所體會到的那一點點心得寫下來，也不過是為了小小回報文學所帶給我的愉悅，并將這份愉悅與同道分享。所謂不忘初心，既然如此，我得在寫作過程中首先讓自己感到愉悅，同時，盡可能地讓看我文章的人感到愉悅。說起來容易，做到卻沒那么簡單。這些年，我不過是在實驗令人愉悅的不同寫作道路，并期望自己能通過練習寫得稍好一些。”那個時候，當我在談論“愉悅”的時候，我意識到其中被消費主義所爭奪并強力支配的成分了嗎？恐怕那一縷自省尚未獲得應有的形式就煙消云散了吧。有的時候，我將文學視為理解自我的形式，我曾經以絕對化的口吻斷言，“說到底，文學是幫助我們真切地理解遙遠陌生的他人，理解我們復雜纏繞的生活，理解我們所處的瞬息萬變的時代，當然，最重要的是，理解我們自己。”現在，我開始深深懷疑，“自我”有那么重要嗎？或者說，真的存在如此抽象的自我嗎？這些理由看起來是如此虛浮、脆弱，不堪一擊，摘錄于此，不過是為了說明，從什么地方開始或者因為什么開始或許并不重要，而變化，某種意義上正是批評的題中之義。

當我還在困惑于文學批評是什么的時候，同行者已經舉起反抗的旗幟，以批評的名義潛移默化地改寫著文學的版圖。他們重新賦予歷史以沉重而具體的肉身。我們當中最聰明的頭腦之一一早就對當下的文學批評表達了不滿，認為“其背后隱藏著的是一種歷史的健忘癥以及對當代嚴重的不自信”。把“歷史”請出來，不是借歷史的光環為文學加冕，而是在歷史的延長線上理解今天的現實。歷史洞察力，或者說歷史感以獨特的方式進入了我們的視野，成為我們的內在要求。這或許讓人意外。在人們的想象中，生活在“小時代”的我們應該是去歷史的。我們的文學也一度給人這樣的印象。但是，只關注現象而不去追問現象之下的深層原因，毫無疑問是批評的失職。弱化了歷史，也就是拒絕了現實。于是，我們重新勘探文學的歷史——我們討論不同時期的文學，“十七年”、“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在教科書上清晰的文學判斷在我們這里重新被問題化了。枝杈生長出來，有的還深入大地，重新長成一棵樹。作家的形象在不同的敘述中搖晃，曖昧、模糊、復雜……這些似乎才是文學的真諦。不妨武斷一點說，對于歷史的尊崇，成為我們這一代人的美學理想。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分享著同一種歷史觀念。恰恰是在歷史觀上，我們爭論得面紅耳赤、寸步不讓。不同的人生經驗、理論視野與興趣愛好，都決定了我們對于歷史、對于世界有完全不同的認識。不同的認識讓我們在同一部作品的價值判斷上針鋒相對，也讓我們選擇了不同的作品，展開不同的言說。基于此，我甚至將這些年青年作家的歷史化寫作傾向看作是批評輻射的結果。畢竟，歷史不是在某一個人身上起作用，而是在一代人身上發揮著無遠弗屆的影響。

另外一個重要改變是，我們視批評為寫作。這是另外一種形式的抵抗。盡管我們中的大部分人出身學院，或就職于學院，但我們不滿足于論文式的寫作方式。有人說，“囿于理論與材料的批評文字只有理論的氣息，材料的氣息，而沒有文學的氣息，人的氣息，它們是僵死的。但是，批評家是人，不是理論機器。人的情感和人的感受性是重要的，在批評領域，在占有理論資源的基礎上，人的主體性應該受到重視。”視批評為寫作，這不僅意味著重視感性與直覺，還意味著批評的言說方式與問題意識來自于生活，來自于內心的痛楚與熱望。我們都在學習用自己的語言說話。不夸張地說，對于這一代青年批評家，即使蓋上名字，我也能分辨出文章為誰所著。讀他們的評論，就像聽他們在說話。

回望這十年，我們的生命被文學批評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我們在不同的文學會議上相遇，或唇槍舌劍，或秉燭夜談；我們秉筆疾書，是深海采珠，也是為未來的文學史留下一份備忘。通過文學批評，我們想要召喚出更好的自己，更重要的是，我們也在尋找一個時代的根本性難題，并試圖與之對話。有的時候，我們雄心勃勃，“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有的時候，我們陷入間歇性虛無，不信任手中的文字能創造更好的世界。

而今，站在一個時代的交叉路口，才恍覺同行者零落，人煙漸稀。他們有的經由文學批評這條小徑進入了文學創作的大花園——他們寫詩、寫小說，寫散文，由評論者轉而成為被評論者。有的則成為經典的闡釋者、傳統的守衛者——他們讀詩經、讀史記、讀孔孟、讀左傳，較之于當下，他們離古人更近，或者說，“縱身于過去與現在之間的永恒裂縫之中，令自身成就為一種填補裂隙的創造物。”文學批評就像一個孔眼巨大的篩子，留下的是像我這樣無力逃逸的人。

何以如此？

大約因為文學批評消耗巨大。批評不是別的，就是讀，讀，讀。讀所有的文學作品，也讀非文學作品；讀中國的，讀外國的；讀當代的，讀古代的。有前輩坦言，之所以淡出評論，并沒有什么特別的理由，就是年紀大了，體力不濟，閱讀量跟不上了。可見，批評真是一個體力活兒。讀幾十萬字，所出可能不過幾百字，性價比實在是不高。除了讀書以外，消耗云云，還指的是寫作方式的巨大消耗。正如一個同行者所描述的那樣，“每個作品都有具體的語境，無法用同樣的方法處理不同的具體，故此每當面對一個新作品的時候，必須試著去摸清這個作品自身的肌理，并用適合這個作品的方式將其表達出來。在這種情形下，幾乎每次寫作累積的經驗，在面對下一部作品時都完全失效，從開頭到結尾，都要重新摸索。”讀一本評論集，最怕看到的是篇篇是同一種寫作范式，同一套話語，甚至得出同一種結論。說的不是別人，就是我自己。盡管有心避免，但是下筆的時候，仍然不免一再落入早就織就的文字之網。

變法勢在必行。

所謂變法，一是知識結構的調整。這些年，大家都在抱怨文學不再成為思想的前沿，文學無法提供人生的滋養，這與我們對于文學的觀念是有關的。長久以來，我們將文學全然封閉在個體的心象中，隔絕于政治、經濟等社會生活之外。狹小的空間與自循環使文學喪失了活力與生機。如果說，之前的文學批評還能在一些話語所構造的幻覺中自娛自樂，顯然，現在我們不得不面臨危機時代的來臨。疫情所引發的人與自然的關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與秩序演變，都將一個急劇變化著的世界的圖景放大了呈現在我們面前。經此一役，文學的位置、結構與功能，都將無可避免地發生根本性的改變。歷史學家羅新說，“畢生所學，只為此刻。”對于文學和以文學為志業的人來說，大約也是如此。在大變面前，我們之前關于文學的種種闡釋、想象與期待都可能失效。如何超越之前的知識慣性，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懷，應對文明的差異乃至沖突，進而構想新的世界秩序，對我們是巨大的挑戰。我知道，這聽上去過分宏闊了，但是，倘若不打開文學的邊界，將與生活實踐密切相關的文學以及類文學納入視野，那么，無可避免的，曾經蓬勃的文學能量將走向衰微。

當然，說到底，文學還是落實在形式和語言中。一個新的認知框架需要新的語言。長期以來，我困擾于自己語言的疏松、乏味，不夠密實，不夠強健有力。這固然主要與個人的修為有關，可是，又何嘗不是一個時代的顯影。我們正在日益脫離豐富的感覺與豐富的語言。那些我們讀過的作品，非但沒有參與我們的精神構建，反而鈍化了我們的感知。“在17世紀之前，語言的王國幾乎包括了全部的經驗和現實；而在今天，它只包含非常狹小的一塊領地。它不再表達一切重要的行動、思維和感覺模式，也不再與這些模式有關。現在，意義和實踐的大量空間屬于非語詞語言，如數學、符號邏輯、化學或電子關系的方程式。其他領域則屬于非客觀藝術和具象音樂的子語言或反語言。語詞的世界已經萎縮。”“這種銳減（世界的意象正從語詞交流的控制中撤退）已對語言的品質產生了影響。隨著西方意識越來越不依靠語言資源來指揮經驗和管理精神事務，語詞本身似乎失去了部分精確和活力。”斯坦納描述的是西方世界的現象，我以為，這也是我們所置身的當下的現實。這一事實與每個人息息相關，但是，文學仍然負有特殊的責任。或者，用文學的話說，語言是我們站立的大地，是我們想象一個更好的世界的依憑。

經過漫長的跋涉之后，我們大約也會散落天涯吧。有的人，也許已經發現了“一條狹窄、垂直的小徑”，假如他們不停歇地走下去，早晚會找到屬于自己的園地；有的人，已經偃旗息鼓，不知所蹤。我們還能憑借批評召喚更好的自己嗎？答案猶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