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跟莫斯科相比，圣彼得堡顯得老派一些，教堂很多，街道不寬，大多數房子攢著不短的年頭，看上去有點舊色。好在舊色之中，一條長河從城中穿過——不用說，它就是著名的涅瓦河。涅瓦河水面開闊，頗有氣度，讓整座城市亮堂了許多。

不壞的是，我們就下榻在離涅瓦河不遠的一家三星賓館。這里的地陪導游是一位夾帶中國東北口音的胖男。胖男導游說：“你們呀得在這兒住上四宿，圣彼得堡的歷史厚著呢，好玩的地方老多了。”他嘟嚕著舌頭送出一串景點，夏宮冬宮要塞教堂什么的，好像所報的是一份俄餐菜單。

按游程安排，我們第一天逛了夏宮。夏宮的殿廳和噴泉派頭不小，挺讓人提神的，用團里大爺大媽的話說：“別小瞧了老毛子，還真是有點家底兒。”玩到傍晚，集體吃了團餐回到賓館，一天的奔波才收了尾。上歲數的把門一關，待在房間里準備洗洗睡了。年輕的男女還剩有體力，相互串門扯些閑話。我無伙無伴，又不知道干點什么，就下樓出了賓館到街上走走。

賓館門前是一條小街。此時夜色剛冒出來，小街上行人不多，顯得有些清淡。我走了一段不覺得有趣，腳步正有些茫然，目光一拐看到了路邊咖啡館的標識。我在北京是泡吧老手，有時待在出租房里太寂寞，就拎著電腦到咖啡館里寫上一個下午或一個晚上。現在既然在這里遇上了，我不反對自己進去坐一坐，也算是添一次俄羅斯的泡吧經歷。

我走近咖啡館推門進去，左右打量一下，在中間一張小桌前坐下。店廳不是很大，但兩邊靠墻矗著高大的檀木書柜，顯出幾分優雅。有點暗淡的燈光中，坐著三三兩兩的身影。很快一位侍應生走過來，我不會俄語，只能用蹩腳的英語要了一杯卡布奇諾。

等候的時間，我掏出手機巡視微信朋友圈。正潦草地看著，屏幕上跳出一個電話號碼并響起鈴聲，我劃開話筒，壓低聲音說話。對方是一家影視公司的文學策劃，用居高臨下的口氣向我打問劇本的事兒。我不高興地敷衍幾分鐘，摁掉話筒。侍應生端著托盤過來，將咖啡杯子擱在桌上，又講了幾句俄語。我不明白地瞧著他，心想這哥們兒干嗎這么嚴肅。這時旁邊傳來一句中國普通話：“他是讓你別在這里大聲說電話。”我扭頭一看，竟是一位中國老男人——他坐在里側的小桌前，似乎也是一個人一杯咖啡。我吐一下舌頭，轉過身沖侍應生聳聳肩，說了一聲Sorry。

侍應生走開了。我端起咖啡杯子呷了幾口，然后想到一個情況：兩個中國人坐在俄羅斯的咖啡館里，相互不搭腔，這無論如何有點奇怪吧。正這么溜著神兒，那位中國老男人走過來坐到了我的對面。他一頭銀發，還戴著金邊眼鏡，儒雅中又有點橫勁兒，似乎是個愛教導別人的老頭兒。我趕緊說：“剛才我以為自己小著聲音的。”他盯住我說：“是來旅游的吧？”我點點頭說：“出來散個心，先玩莫斯科，今天剛到這兒。”他說：“你是……寫劇本的？”我又點點頭說：“我小著聲音還是被您聽了去……中國的耳朵在哪兒都有呀。”他說：“你，知道瓦西里嗎？”這句問話有些跳，我說：“是瓦西里大教堂的瓦西里嗎？”他說：“不是，是電影《列寧在十月》《列寧在1918》的瓦西里。”我愣了一下，說：“這個我不知道。”他說：“搞影視的不知道電影《列寧在十月》《列寧在1918》？”我說：“聽說過沒看過，這種電影又不是必須要看的。”他說：“不同意！沒看過《列寧在十月》《列寧在1918》就來圣彼得堡，你怎么讀得懂這座城市？”我心里一笑，都什么年代了，還掏出這種神邏輯。我說：“這兩部電影您看過許多遍吧？”他說：“我數字不好，忘了看過多少遍啦，但我能把臺詞背下來，尤其是瓦西里的。”我哈了一聲說：“這么說，瓦西里是電影中的牛B人物？”他沉默了一下，說：“我不想跟你談瓦西里……如果你是我的學生，我不會讓你及格畢業的！”說著他站起身，走回自己的桌子。

我有點丟興，追了他一眼。我注意到他的桌子上有幾張紙，上面擱著一支筆——我心里一動，看來這老頭兒也有在咖啡館里寫字兒的習慣。

從咖啡館回到住處，時間不算太晚。雖然有些累，我還是起了心念，從手機優酷里調出《列寧在1918》。這部電影的故事發生地是在莫斯科，那時蘇聯剛剛遷都。電影一開始，身材高大的瓦西里從莫斯科回到圣彼得堡家中，見到了妻子和搖椅里的孩子。妻子抱怨說沒有吃的：“牛奶沒有，面包也沒有，怎么辦？”瓦西里說：“不要哭，面包會有的，牛奶也會有的，一切都會有的。”這幾句話挺熟耳，算是口頭語錄了，原來出自這里。故事往下走，克里姆林宮衛隊長馬特維耶夫打入敵人內部，當聽到對方馬上刺殺列寧時，他奮勇地從樓上窗戶跳下，口中大喊一聲：“瓦西里！”守在那里的瓦西里沖過去護住中彈的馬特維耶夫，馬特維耶夫讓瓦西里趕緊去救列寧。情節到這兒有點意思了，屬于劇情敘事中的拐點。我恍惚一下，記起姜文在《陽光燦爛的日子》里玩過一個鏡頭，幾個青春少年高喊著“瓦西里”從高墻上跳下。嘿嘿，其源頭原來也在這里。

看完電影已是深夜，我還想做思考狀，腦子一暗很快睡去。第二天醒來有些遲，匆匆吃過早餐上了車，才知道是去參觀冬宮。胖男導游先提示大家今天要備足體力，因為進門前要排很長的隊，再用三四個小時走馬觀花。一位大叔說：“走馬觀花也得用三四個小時，冬宮很大嗎？”胖男導游說：“冬宮號稱世界四大博物館之一，有1050個房間。”一位大媽立即表示不服：“1050個房間算什么，冬宮房間再多，有故宮那么多嗎？”胖男導游呵呵笑了。我掏出手機塞上耳機，開始看《列寧在十月》。影片中列寧很忙碌，瓦西里也很忙碌，武裝起義的準備工作在危險中展開。片子進行到一半時，旅游車到達冬宮廣場，我們下車排隊。隊伍的長度的確可觀，估計得排上好一陣子。我拿著手機繼續看。瓦西里到工廠車間發動工人，與敵方官員周旋；列寧讓瓦西里必須睡上兩小時，瓦西里悄悄溜掉了；瓦西里在街上用高大身子擋住列寧，騙過敵方士兵的眼睛。影片的尾部形成高潮，阿芙樂爾號巡洋艦開炮了，之后起義人群潮水似的涌向冬宮，打開鐵門沖進去。臨時政府的部長們正在議事廳開會，面對一擁而入的工人與士兵，他們目瞪口呆。

電影結束得恰是時候，因為此刻排隊也接近了入口。在隨后的時間里，我一直裹在人流里往前走。這兒的藝術品確實霸氣，我看到了達芬奇《戴花的圣母》、拉斐爾《沒有胡須的神圣家族》、倫勃朗《達娜厄》，我還跟石像《伏爾泰》合了影。不過在眼睛忙碌的同時，我腦子里仍留存著影片的余味。我很想找到那個有著政權交替象征的議事廳，但冬宮真的太大了，暈頭轉向中一時不可能找到。

這天晚上，我又來到那家咖啡館。我的運氣不壞，中國老頭兒果然坐在那兒，而且是昨晚的同一張小桌。

我走過去直接坐到他的對面。他沒有驚訝，先瞧我一眼，又低頭寫完紙上的一行字，說：“什么情況？覺得這兒的咖啡不錯？”我說：“我猜您今晚還在這兒，我想跟您聊聊。”他說：“我為什么要跟你聊？”我說：“您是個怕寂寞的人，不然不會在咖啡館里寫字兒。”他說：“我怕的不是寂寞，這個理由不成立。”我說：“昨晚聽了您的話，我把《列寧在十月》和《列寧在1918》看完了。”他微微一愣，把筆撂在桌子上，說：“那你想跟我聊什么？瓦西里嗎？”我說：“我知道我沒資格談瓦西里，所以只想聽您的。”他說：“聽也是一種能力，你覺得你有嗎？”我說：“我至少有好奇……跟著旅游團挺無趣的，白天跑景點晚上睡大覺，我不想只是這樣。”他說：“這句話及格了，和旅游團混在一起是有點傻，我就樂意一個人跑來跑去。”我說：“您看上去不像是來旅游的，您像是在旅行。”他說：“旅游和旅行有什么區別？”我說：“旅游沒故事，游行有故事。”他說：“在圣彼得堡待七天了，我沒有故事只有回憶。”我說：“回憶本身就是一種故事。”他說：“畢竟是寫劇本的，想著的就是故事。”我說：“一個寫劇本的，連瓦西里都不知道，怎么能寫好劇本。”他松一松臉笑了：“嗯，這句話又及格了。”

順著氣氛，我喚來侍應生又點了兩杯咖啡和一些糕點。他說：“咱們倆這么說著話，像老熟人似的，可我還不知道你是誰。”我說：“我姓吳，你叫我小吳好了。我是南方人，現在北京漂著，是個半拉子編劇，還屬于替別人打工的階段。”他說：“好吧，你‘無’我‘有’。我姓尤，你叫我老尤好了。”我趕緊說：“我不能叫您老尤，瞧您這氣度，得叫您尤老。”他說：“這話不及格，我七十還不到，叫尤老起碼得八十以上。”我說：“我猜您是大學老師，還是一位不輕易讓學生及格的老師。”他點點頭說：“以前是大學教授，現在是退休老頭兒，一位無所事事的退休老頭兒。”

新的咖啡杯子上來了。這位自稱是退休老頭兒的前大學教授端起杯子吹一吹氣又放下來，開始了關于瓦西里的講述。

事情得從兩個月前說起。那一天，無所事事的尤教授坐在杭州家中的書房里，自己跟自己玩一個游戲。他在一張紙上寫下“一生最遺憾的事”，然后在腦子里挑挑揀揀，揀到了就記上一筆。到了這個年紀，誰的歲月中不散落著一些憾事，很快白紙上寫滿了提示詞句，有近二十條之多。他對著白紙沉默一會兒，開始做減法——想一想，劃去一條，再想一想，又劃去一條。劃到最后，剩下了兩條，一條是“王小語初戀”，另一條是“瓦西里論文”。這兩條是聯在一起的，沒法再劃了，但他又明白，若一定往“最”字上靠，還得是瓦西里論文。

許多年前，當尤教授還是縣城青年小尤時，中蘇關系早已不好。不過關系不好并不意味著馬上丟開俄語，小尤在中學時代便學過一年半俄語，而且比班上其他同學學得好。中學畢業后，他進了一家機修廠一干就是好幾年，日子過得無味不驚。好在這時他喜歡上了電影，尤其是蘇聯電影。蘇聯電影雖然講的也是中國話，卻有異國情調。當然啦，那會兒的蘇聯電影主要是指《列寧在十月》和《列寧在1918》。在相當一段時間里，小尤追著這兩部電影看，有時在電影院內，有時在城郊某個曬谷場上，有時甚至在某個山腰村子里。銀幕上有咖啡、兵艦、芭蕾舞，還有打著手勢說話好聽的列寧、勇敢又愛笑的瓦西里、老用梳子梳頭的馬特維耶夫，這一切加起來，讓一雙縣城青年的眼睛充滿了迷戀。

迷戀能讓人產生激情。有時他在車間里干活兒，腦子里會閃回電影里的一些鏡頭。這時他多么期待瓦西里突然走進車間，拍拍他的肩膀并發給一支步槍，告訴說明天就攻打冬宮。有時他跟工友們說著話兒，嘴巴里會卷著舌頭蹦出幾句亢奮的俄語。工友問你的舌頭發燒了嗎？他嘿嘿一笑，說這是瓦西里的臺詞，他翻譯回去的。

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位叫王小語的姑娘。她是繡品廠的工人，不僅長得端正，還喜歡看蘇聯小說。兩個人在工廠聯誼會上認識，搭過幾句話后，都覺得對方懂自己。每次約會時，他聊蘇聯電影《列寧在十月》《列寧在1918》，她聊蘇聯小說《在人間》《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當她說到高爾基時，他會按照電影中的樣子描述這位作家的外貌。當他講到瓦西里和妻子時，她會拐個彎兒引出保爾·柯察金與冬妮婭的愛情故事。因為他們倆的嘴巴，遙遠的蘇聯人物經常會在星月晚上拜訪這個縣城。此外，電影和小說是可以攀親的，沒有多久，她也喜歡上了這兩部蘇聯電影，他則去圖書館借蘇聯小說看。

那段時間，縣城青年小尤還生長出一個決心，就是自己也要弄一些重要的文字。之所以敢說“重要”兩字，是因為瓦西里的分量壓得住紙張——電影中列寧說話挺風趣、做事有氣勢，但他是個大人物，不容易下筆，所以小尤想寫一寫瓦西里。開始他試著以小說筆法講一講瓦西里的故事，卻怎么也抻拉不開。在撕掉好些張草稿紙后，他找到了敘事方式，就是用幾個角度前后左右地去說，像是一群人圍在一起細議一個人。一些年之后，他明白這種文字叫深度影評。但當時他并不自知，只覺著好多想法在腦子里集合，手中的筆寫得洋洋灑灑。當然了，洋洋灑灑這種成語只能暗中贈給自己，不能在小語跟前提早使用。

直到文章寫好后，小尤才用有點豪邁的口氣告訴了小語。小語問，是什么東西呀，是小說嗎？他說，不是，比小說要高級一些。小語說，比小說還高級，吹牛吧？在不少時候，有一種興奮叫淡定，可那會兒他還不懂得這一點。他自得地一笑說，我可以讓你看，但必須答應我一個條件。小語問，什么條件？他說，你看完了不能只是口頭表揚，你得幫我抄一份稿子。

這篇文章的草稿紙涂改得太丑，已經撕掉了，需要再抄一份以做備用，他想把這件累手的事兒交給小語。小語一抿嘴說，我的手是用來繡花，不是替別人抄字的，除非你寫得真的好。這句話里放著一半同意一半撒嬌的態度呢，他提一提身子，用秋高氣爽般的微笑回應了她。

第二天晚上，小尤帶著稿子騎自行車前往城西郊外，那里的大樟樹下屬于兩人經常相會的地方。正是秋日之夜晚，一路上鼻子不時能遇到花香。到達樟樹下，小語已等在那里，她的樣子比較好看。他剛說一句調皮的夸語，被她堵了回來。她說別光講好聽的，把稿紙趕緊拿出來。他嘿嘿一笑將手伸進褲兜，一摸沒摸著，轉而再往另一只褲兜，也抓了個空。他愣了一下，兩只手急切起來，在上下各只衣兜里進進出出，同時眼睛望向自行車后座、輪胎以及周圍地上。待再次抬起頭，他的臉上已有了茫然的吃驚。小語說，不見了？怎么會不見了呢？他說，是呀，怎么會不見了呢？小語說，你安靜一分鐘想想，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就讓自己腦子靜下來，回想路上的情況。想了一分鐘，又想了一分鐘，空空蕩蕩的什么也抓捕不住。小語說，要是丟路上了，得趕緊往回找。他省悟過來，馬上跳上車，帶著小語往原路騎。這一路有綠草地、石板小道、橋面和鋪磚街道，雖然夜色不淺，但白紙們躺在地上是躲不掉兩個人四只眼睛的，何況是如饑似渴的眼睛。

隨后時間里，兩個人騎著自行車在城西郊外的路道上搜尋，一遍兩遍三遍。到第四遍的時候，小語突然從后座上跳下來，站在那兒仰起頭閉上眼。小尤剎住車用腳點地，問怎么啦？小語說，我聞到了花香。他說，為什么插進來說這個？小語說，謝謝今天晚上的花香，花香讓我的腦子醒了過來。他說，小語你到底想說什么？小語說，你沒有寫文章，今天晚上也沒有丟稿紙。他說，我沒聽懂，你是說我在開一個玩笑？小語說，你不是在開一個玩笑，你是繡花似的繡了一個謊言。在那一刻，他有點蒙了。蒙了一會兒他說，我可以告訴你，我的文章題目叫《瓦西里的面包》。小語說，我也可以告訴你，面包會有的，牛奶也會有的，但不是一切都會有的。他說，你的意思是瓦西里講錯了？她說，瓦西里沒有錯，我的意思是你錯了！這么講過，她轉過身走了，消失在仍飄著花香的夜色里。

就這樣，在那個秋日晚上，縣城青年小尤不僅丟掉了稿紙，還丟掉了女友。這是一件多么不及格的事情。此刻，前大學教授老尤坐在咖啡館里，遠遠望著許多年前的自己，臉上仍滲出遺憾的神色。我從傾聽中回過神來，問：“那個晚上……你們就算掰了？”他點點頭：“是的，以后再沒有見面了。”我說：“多大的事呀，丟了東西著急一下就應該過去了。”他說：“后來我尋思過，小語讀過一些小說，心氣不低，可能早有些瞧不上我，我那會兒心里也有傲氣。一個心高一個氣傲，丟開愛情就不覺得特別可惜，因為我們還有別的向往。”我說：“那個年代，您說的向往是什么呢？”他說：“看書看電影，發現縣城之外有趣的東西。這種向往幫助了我，讓我有能力在兩年后考上大學。”我說：“您考上大學之后的事我不用多想就能猜出七八分，先當學生后做老師，寫一堆論文教一堆學生，反正跟我大學里的導師差不多。”他說：“活了這么多年，我經歷的事你哪能猜想得出。不過往大里說，人的一輩子還真是差不多。”我嘿嘿笑了。他又說：“譬如一上年紀就喜歡回憶，好像誰都一樣。”我說：“那天坐在書房里，您是回憶初戀女友多一些還是回憶瓦西里多一些？”他沉默一下說：“今晚坐在這里，我跟你講的可不僅是愛情故事。”我說：“我懂了。”他說：“正是那天坐在書房里，我心念一動，決定來圣彼得堡看一看。我以前去過不少國家，也到過莫斯科，可圣彼得堡從沒來過。”我說：“來了之后挺有感覺，就每天寫點日記什么的？”他搖搖頭說：“不是日記，我在補寫當年那篇文章。”我暗吃一驚，掃一眼桌上的稿紙，果然看到了“瓦西里的面包”幾個字。他端起咖啡杯子喝了一口，說：“當年丟了文章心勁也沒了，不肯再去重寫，時間一長，腦子里早留不住任何痕跡。奇怪的是到圣彼得堡后，頭一天夜里便做了一個夢，隨后幾日那些遙遠的文字竟從記憶角落里慢慢現身，排著隊走到我跟前。這是一種提醒，讓我在圣彼得堡做一次復習。”我說：“與這些文字重新相遇，得有一些感慨吧？”他說：“陌生又熟悉呀……陌生是因為有四十多個年頭夾在文字里，熟悉是因為瓦西里還是那個瓦西里。”我吸一吸鼻子，說：“可是四十多年過去，你真沒覺得瓦西里也已老去，早到了退休的年齡？”他沒應答，眼睛抬起來盯住我的眼睛。過了片刻，他收回目光，嘴里輕輕嘆出一口氣。

接下來是沉默時間。今天晚上，老尤已經說得夠多，似乎需要讓嘴巴休息了。但我又覺得，也許是我的話掃興了他的嘴巴。他不喜歡讓瓦西里老去。

為了去掉沉默，我拿起手機加他的微信。他同意了。一分鐘后，他的頭像出現在我的手機里，是一張大學校園的圖片。他的昵稱是“已老小尤”。

下一天上午的玩程，是坐游船體會涅瓦河。因為內容單純，出發時間后延一些，到達碼頭已是十時。上了游船，才知道與另一個旅游團組合一起，一加一之后的人數剛好占滿船艙座位。船艙里已布置成臨時娛樂廳，據說有歌舞表演以及伏特加和魚子醬，不過得稍候勿躁。

于是一大群人散到船舷邊看河水和岸景，同時不忘了擺出各種拍照姿勢。涅瓦河的好，是既開闊又能收住兩岸，一路上能望見阿芙樂爾號巡洋艦、彼得保羅要塞、冬宮、羅斯特拉燈塔柱等等。見到阿芙樂爾號巡洋艦的時候，我眼睛吃了一驚，這艘歷史戰艦沒有披著滄桑，而是漆刷一新地舶在岸邊成了游覽點，像化過妝的特型演員。也不知為啥，它光鮮體面的樣子，反而讓我覺出有些落魄。我舉起手機遠遠拍下一張。

娛樂的時間到了，男女們搶著身子進入船艙占了座位。桌子上果然擱著不少吃物，包括伏特加、魚子醬和面包。大家歡著嘴巴吃起來，同時讓眼睛瞧向艙首，那里站著幾位胖瘦不一的俄羅斯演員。

表演開始，演員們又是唱歌又是跳舞的，期間不停地拉一些中國游客臨時加入節目。一位小伙子演員唱起一首耳熟的俄羅斯情歌，邊唱邊坐到一位中國大媽旁邊，中國大媽奮勇地跟唱兩句，馬上讓歌曲走了調。一位苗條女演員邀請一位中國小伙子上去坐在一張椅子上，然后繞著椅子跳踢踏舞，弄得中國小伙子只好轉著脖子扮鬼臉。演出的間隙，另一位肥碩女演員喜歡走來走去地敬酒，一不留神就在男游客臉部送上一只鮮紅的唇印。

肥碩女演員端著杯子站到我跟前時，我及時躲開了她的紅唇襲擊。她用生硬的中國話說：“你狡猾，那你喝伏特加。”我說：“呀，你會講中國話？”她說：“一點點。”我說：“那我上去玩一個節目，你配合我。”她說：“什么叫配合？”我說：“就是一起演出。”她說：“一起演出，好的好的。”我又說：“你知道瓦西里嗎？”她說：“知道知道，瓦西里大教堂。”我說：“不是那個瓦西里，是電影中的瓦西里。”她說：“你要電影演出嗎？配合我可以。”說著她拽了我往前邊走，一下子把全場的目光招引了過來。走到那張椅子前，我做個手勢讓她坐下。她隆重地把肥胖身子擺好，抬起臉好奇又調皮地看著我。我說：“娜塔莎，我們的孩子睡著了，他瘦了。”她驚訝地說：“我叫娜塔莎？孩子我們有？”現場出現一些笑聲。我說：“不要難過，不要哭，面包會有的，牛奶也會有的，一切都會有的。”她入戲地說：“我沒有哭，我有高興。你要面包嗎？拿給你我可以。”她起身從旁邊桌子上取了一個面包，塞到我手里。我不知道怎么往下走戲，有點發愣。她將我手上的面包撕了一塊，挑逗似的塞到我嘴里，又突然探頭在我臉上印了一記紅唇。船艙里爆起一陣笑喊聲，我崩潰地捂住臉，亂著腳步逃下了場。

游船在河上走了兩個小時，回到碼頭已是午飯時間。在中餐館吃團餐時，有人提起我的演出節目，一桌人重新被引出了笑。又有人往我手機發了一段視頻，正是我兩分多鐘的表演場面。我看了一遍，也忍不住樂了。

用過午餐，旅游大巴又拉大家去參觀一個教堂。坐在車上，我念頭一跳，在手機微信里找出“已老小尤”，先將那張阿芙樂爾號巡洋艦的照片發過去。過一會兒，老尤回復：關于這條艦，現在好像添了一些說法，時間在改變歷史。我有點明白他的意思，想一想，又似乎不明白。我不樂意在此糾纏，手指一摁把那段表演視頻又送出去。沒有太久，老尤送回五個字：荒誕的加倍！我趕緊寫一句：我只想告訴您，即使在圣彼得堡，瓦西里也不存在了。老尤好像沉默了一會兒，回應道：誰說瓦西里不存在了，此刻他就在街上。我傻了一下，問：什么意思？我不懂！老尤沒有再搭理我。

下了車，參觀的是滴血大教堂。滴血兩字聽起來頗有殺氣，但那只與歷史有關。眼下的教堂外觀好看而且和氣，搭積木似的疊了一堆“洋蔥頭”，看上去像一座華麗的城堡。不過因為剛好在整修，無法進入內部，只能在外圍轉一圈。轉完了時間有些早，胖男導游看一眼手表，讓大家自由活動。有人就問，這兒有什么好玩的？胖男導游一指手說，那邊就是涅瓦大街，可以逛商場買東西。我對購物不感興趣，拜訪一下手機里的百度兄，附近有一家好玩的文學咖啡館。百度兄說，這家咖啡館是文青聚集的地方，當年普希金就是在該館子喝完最后一杯咖啡，然后出門直奔決斗地點的。

旅友里也有兩位男女文青，聽我這么一說，有興致一起去領略一下。我們沿著一條小河岸邊往前走，走了不長一段路，前方漸漸熱鬧起來，原來出現了一條步行文化街。這種文化街混雜著前衛藝術和地方風情，容易收集人氣，好像哪個旅游城市都會有一條。此刻，我們的目光劃來劃去，遇到了禮品店鋪、小書攤、現場畫像師、飲品推車等等。再往前走，是一位安靜坐著的手風琴老人、一張擺著畫兒的長形售臺。忽然，我眼睛一愣，看到了站在路旁的一位中國老頭兒——嘿嘿，一頭銀發，金邊眼鏡，那不是老尤是誰！

這會兒的老尤不是游客。他手里拿著一張雜志大小的肖像圖片，不時截住路人說點兒什么。路人看著肖像要么搖搖頭要么聳聳肩，然后轉了身子走開。我緊上幾步走過去，喚了一聲尤老。他看我一眼，說：“不是尤老是老尤。”我說：“您這是干嗎呢？”他晃一晃手中的圖片說：“陪著瓦西里在這兒玩哩。”我腦子一跳，瞧圖片上的人兒，果真是瓦西里——他臉部掛著微笑，眼眸又有點嚴肅，像是黑白銀幕上的一個定格。我扭頭問身后跟上來的兩位男女文青：“這就是瓦西里，你們知道嗎？”男文青說：“不是你提示，我們哪里知道呀。”女文青說：“這瓦西里，長得還挺帥嘛。”我想一想，對老尤說：“我明白了，您在問圣彼得堡人，他們認不認識瓦西里。”老尤點點頭說：“我這是街頭調查。”我說：“調查的結果呢？”他默了臉，似乎不想回應我，又忍不住一指旁邊抱著手風琴的老頭：“他認識。”那俄羅斯老頭一動不動，仿佛睜著眼睛睡著了。

我注意到兩位文青好奇的神情，便把老尤簡單介紹了一下。男文青沖老尤說：“老先生，您這么喜歡瓦西里，我很想知道他到底有什么能耐。”不等老尤答話，女文青說：“他拿面包牛奶哄女人，肯定是個情場高手。”男文青說：“不要這么說好嗎？我覺得這哥們兒是條漢子，已經擺脫了低級趣味。”女文青說：“情場高手怎么就低級趣味啦？普希金說，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男文青說：“哇塞，這句話是普希金說的嗎？”女文青還想接腔，我猛喝一聲：“夠了！”因為我瞧見老尤似乎要做什么動作。

老尤把圖片卷起握在手里，腳一抬踩在旁邊凳子上，又一抬站到了賣畫兒的售臺上。賣畫兒女人仰頭看一眼這位中國老頭兒，把畫兒往一旁挪了挪。老尤沉默一下，開始用俄語說話。他先說得有些生澀，漸漸順起來，一句一句地往前走。旁邊的手風琴老人似乎醒過神兒，雙臂一動將手風琴拉出了聲響。琴聲有點抒情又有點傷感，像老友幫個手似的，扶住了老尤的聲音。

男文青悄聲問：“他這算是發表演講嗎？”女文青也不解：“他演講的內容是什么？”我有把握地說：“不是演講是背臺詞，他在背電影中瓦西里的臺詞。”這時不少路人停下腳步，圍成了松懈的一圈。在文化街上，這種突然冒出來的藝術行為也許并不讓人稀奇。

老尤這時候的聲音已經比較生動，一會兒低沉，一會兒高亢，很有點進入角色的意思。即使中間有點磕絆，也能自我修補地跳將過去——背誦中的忘詞兒或破綻兒，在場的耳朵們壓根兒聽不出來。

差不多過去一刻鐘，老尤才收起嘴巴，讓自己安靜下來。作為結束情節，他用手理了理頭發，似乎要變換角色，成了衛隊長馬特維耶夫。又停頓一下，他身子一躍跳離臺子，在空中喊了一聲“瓦西里”，然后笨拙地摔到地上。我嚇了一跳撲到他跟前，兩位文青也湊了上來。還好，他似乎沒什么大礙。我們扶住他的身子。他抬起腦袋，慢慢地說：“我想讓你們知道，瓦西里是誰。”

似乎可以這樣說，在圣彼得堡與老尤的相遇，是一種沒有伏筆的緣分。我到圣彼得堡是看風景的，一不留神卻看到了風景外的劇情，這也算是不大不小的趣事。對內心有點堵的我，至少在這幾天里開心了一些。

如此一想，我覺得自己這一趟旅行挺值的。

離開圣彼得堡的前一個晚上，我收拾好行李，沒忘了給老尤發一句客套話：這次認識您很高興，明天一早我就撤了。過了大約半小時，老尤回復一句：你現在有空嗎？來一下咖啡館。我寫：呵呵，你比我還咖啡控呀。老尤答：不是喝咖啡，你陪我走走。我的手指停頓幾秒鐘，摁出OK的圖標。這時候不答應他，顯得我有些不夠意思。

我穿好衣服下樓，不一會兒就到了咖啡館。老尤沒坐店內，而是倚著一輛自行車等在門口。我走近了說：“嘿嘿，您真有能耐，還能弄到自行車。”他說：“向咖啡館老板借的，好幾天待下來跟他混熟啦。”我說：“那篇文章補寫好了嗎？”他拍拍衣兜說：“補寫好了，所以想在街上放個風。”我笑了說：“騎車拉風？”他說：“先走走吧，可以說會兒話。”

老尤推了車往前走，我伴在旁邊。夜色已濃，街上相當安靜，路燈將兩人的身影時而拉長時而縮短。老尤說：“有件事不公平，這幾天你知道了我不少，我對你知道得還不多。”我說：“我呀個人歷史淺薄，沒值得特別一說的。”他說：“不能吧？一個漂在北京的編劇，又是可以熬夜的年紀，怎么也得出手幾部電視劇。”我一時語塞，有些事老尤還真不一定能弄懂。在這個春天，我依著老大提供的分集提綱，日夜兼程地撲騰腦子，終于碼完了四十集電視劇中的四分之一劇本。按照一集一萬元的稿酬，我本該得到十萬元票子的，但老大拍拍我的肩膀，說先拿五萬吧，剩下的一半以后再給。說實在的，對此我并不沮喪，日子雖搖晃卻趴不下去。我沮喪的是老掙不到名分，雖有作品卻不能署名，不能署名就等于沒有作品。每當電視上播出一部眼熟的好劇或爛劇，我便知道自己又多了一個無法相認的私生子。

我朝空氣中呼出一口氣，說：“告訴您吧尤老，我現在還是個賣文為生的所謂槍手，熬夜熬出來的文字只是變成了小錢。”他說：“說多少次了，不是尤老是老尤。”我嘿嘿笑了一聲。他又說：“為什么不這么玩？”我說：“我們是漂著的人，漂著的人哪有資格按自己的性子玩。”他說：“那老婆孩子呢？你不會說你還沒成家吧？”我說：“還真沒成家……這可不能怪我。”他說：“不怪你怪誰？”我說：“我使勁伸手了，可夠不著愿意嫁給我的女人。”他說：“怪不得你昨天的表演很不像樣，一開口說‘娜塔莎，我們的孩子睡著了’，那口氣就不對。”我一聳肩說：“那娜塔莎太胖了，我找不到那種感覺。”他說：“要這么說，讓你找不到感覺的不是那位娜塔莎，而是那種船艙的氛圍……那種氛圍不是瓦西里出場的時候。”我說：“可您昨天不也站到臺桌上了嗎？我覺得那也不是瓦西里出場的氛圍。”他慢一慢腳步，嘆口氣說：“看來你我都一樣，想逃出眼下的日子去找些新的感覺，可這種感覺不容易讓我們找到。”我說：“呵呵，您這句話有點哲學呀。”他不吭聲了。

不知不覺兩人已到了涅瓦河邊。夜晚中的涅瓦河真是好看，兩岸的建筑物披上了金黃或冰藍的燈光，通體晶亮。河上的橋顯出了透明般的三維效果，河中的水則形成了一扇扇波光。老尤說：“就在這兒吧，咱們騎一段。”我看一眼自行車：“兩個人一起，可以嗎？”老尤說：“俄羅斯的車子結實著呢，來吧，你帶我。”我接過車把，展腿跨上了車，老尤一跳也坐上了后座。

車子沿著岸道往前騎，路上清靜無人，只有一陣陣涼風迎面吹來，讓人激靈靈的痛快。我一摁車鈴，打出一串明脆的聲響。聲響中，我能感覺到后面的老尤有話要說。果然，老尤大聲說：“小伙子，你現在有沒有想到干點兒什么呢？”我想了想說：“我要吹口哨，我好久沒吹口哨了。”我嘴唇一撮，口中飄出一條長長的哨聲，還帶點兒聲調的起伏。我有點得意，讓哨聲伴著車子跑了好一會兒。然后我說：“老先生，你現在有沒有也想到干點兒什么呢？”他說：“我早想好了。”他從衣兜里掏出那幾張補寫的稿紙，撕了一下，又撕了一下。我吃驚著，差點要剎車停下。他說：“不要停，一直往前騎。”我明白了，說：“你這樣做是亂丟東西。”他說：“我已做好了被罰款的準備。”說著他的手往上一揚，幾張紙片飄到了風里。騎出去一段，他的手又一揚，另幾張紙片到達了空中。

我踩著車子向前奔跑。此刻，我的眼睛不能后望，但我能接收到老尤既暢快又傷感的心緒。不僅如此，我還能看見那些白色紙片隨風飄在岸道上方和河面上方，久久不肯落下。

鐘求是，1964年出生，畢業于中央民族大學經濟系。在《收獲》《人民文學》《當代》《十月》等刊物發表小說多篇，作品獲《小說月報》百花獎、《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雙年獎、《中篇小說選刊》優秀中篇小說獎、《十月》文學獎、浙江省優秀文學作品獎等。出版小說集《零年代》《兩個人的電影》《謝雨的大學》《給我一個借口》《昆城記》《街上的耳朵》等。現為《江南》雜志主編，浙江省作家協會副主席，一級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