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20年伊始，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病毒，文學界迅速行動起來。中國作協組織作家援馳武漢跟蹤報道，重點作品扶持也增設了“抗擊疫情”主題專項，各類文學期刊、線上平臺更是推出了各種抗擊疫情的征文征稿、寫作大賽活動。像《中國作家》《收獲》《上海文學》《四川文學》《粵海風》《延河》《南方日報》《讀者》等的疫情專稿或征稿，人民網、中華詩歌網、愛奇藝、起點中文網等網站的抗疫書寫大賽等，《文藝報》《文學報》等也推出了專欄專版。全民抗疫正在轉化為全民寫作的熱情，一股強勁的疫情書寫熱潮在中國大地上如火如荼地展開。這是社會突發事件中公眾樸素的愛國心與文藝才華相結合的體現，也是新時代文藝觀在中國大地上落地生根的鮮明彰顯。

新時代文藝觀是十九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系列文藝政策的反映，歷時性上是對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的新發展，共時性上是對中國美學精神與時俱進的新發現，實踐性上是對文藝現象的新總結與文藝工作的新指導。新時代文藝觀的引領作用在當下疫情書寫的繁榮中發揮得淋漓盡致，而對其理論精髓的細致剖析，則是讀懂疫情期間這股中國文藝創作新風貌的關鍵。

新時代文藝觀首先是對個人情懷融入家國意識的強調。“小我”與“大我”的關系是共和國文藝史上一個核心命題，將個人與民族國家相割裂、認為“小我”融入“大我”是一種意識形態宰制的觀點，至今仍有一定市場，這是與某些人根深蒂固的二元對立思維分不開的，也不排除歷史上中國文學苦澀記憶的負面影響。新時代文藝觀切實尊重大時代中的個人選擇，“中國夢是國家的、民族的，也是每一個中國人的”，“人民不是抽象的符號，而是一個一個具體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愛恨，有夢想，也有內心的沖突和掙扎”，習近平總書記對具體個人的尊重是空前的，不規避個人價值與個人幸福，不空談凌空蹈虛的政治話語，不割裂“小我”與“大我”關系或讓后者遮蔽前者的存在，把“人民”當做文藝的主體與主導，根本上否定了那些將民族國家當成個人對立面的想當然言說。正在進行的這股疫情書寫浪潮，可謂這種文藝觀的鮮明體現。像居住在距華南海鮮市場不到5分鐘車程的普玄，以“這座城市病了，我們都是這個城市的孩子，我們怎么辦”起筆，對自己與身邊人的疫情經歷進行口述實錄般感同身受地書寫。被稱為“方艙醫院‘女詩人’”的援鄂護士長黃華英以個人感受給兒子寫的詩，“親愛的兒子/當你一遍遍地呼喊著/好想看到真正的媽媽時/一個個與你年齡相仿的影子/被放進媽媽的心尖里”。這些書寫并沒有口號化的空洞吶喊，而是走進一個個有血有肉的個體心靈中去，讓自我在場，將社會災難面前普通人的恐慌、焦慮，與危機中迸發的堅強、韌性、英勇如實體現了出來。眾志成城的抗疫風景與“我手寫我心”的個人抒懷相結合，讓人感受至深。

其次，在文藝的角色定位上新時代文藝觀提出了共同體訴求的史詩論斷。“內含著共同體訴求的史詩成為中國現代文學超越西方文學，并以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屹立于世的重要途徑”。“共同體”訴求在新時代文藝思想中的提出是創造性的，作為有機馬克思主義的綠色思潮觀念，它是對極端個人主義的批判，不但強調史詩的族群性質，還有著人類性關懷的闊大胸襟。盧卡奇在《小說理論》中認為史詩是前現代的產物，因為只有彼時遺留下來的言語才符合那種“美就是可見意義”的“總體性”需求，他是在現代小說起源的意義上談論史詩的，帶有某種懷舊烏托邦情懷，并隱含了個人與共同體的二元思維。共同體訴求的文藝倡導則超越了盧卡奇這種是古非今言說，強烈的人民性在場使其不但能夠觀照到普通中國人的個體命運，還能以人類情懷表達心懷天下的氣度。此次新冠疫情中，中國在自身抗疫取得階段性勝利后對世界多國進行了人道主義援助，疫情書寫也沒有僅拘泥于武漢等中國疫區，對在中國的外國人以及世界疫情也進行了觀照。像何建明的《“戰爭”風云》書寫上海浦東機場的海關防控，“這哪是機場，簡直就是‘120’救護現場”。隨著境外輸入風險的增高，機場防控成了目前我國疫情主戰場，而哪里有疫情，哪里就有疫情書寫。像對國外人民抗疫感人瞬間的把握，無論是美國自制口罩、送給鄰居的縫紉工，還是歐洲向無家可歸的人贈送食品的志愿者，中國作家都向他們投去了深情的矚目，鮮活詮釋了共同體訴求的文藝理念。

第三，價值關懷上對新時代文藝觀注重現實主義崇高美學與英雄精神的倡導。現實主義與人民倫理之間有某種天然聯系：一、只有建立在總體性思維基礎上的現實主義才能將孤立個體的塑造發展到人民的高度；二、只有透過生活現象把握其本來面貌（本質真實觀）的現實主義才能正確認識“人在歷史中發展”的動力與方向感，破解孤立個體的疲憊、虛弱、破碎狀態；三、只有秉承著惟妙惟肖再現社會實在這一美學原則才能深入到普通群眾中產生真正人民性的作品。與現實主義相聯系的是崇高美學、英雄品格的再發現。“祖國是人民最堅實的依靠，英雄是民族最閃亮的坐標”。崇高美學是一種莊嚴、雄渾之美，體現了人的主體力量與客體在對立沖突中的統一，是一種社會倫理學上積極向上，凈化人的心靈、激發進取力量的情感。一段時期以來，“告別革命”“躲避崇高”的說法甚囂塵上，視英雄為“高大全”、崇高為“假大空”、理想為“瞞和騙”，使文壇“小”字當頭。所幸的是，“彰顯信仰之美，崇高之美”的文藝精神在當下的疫情書寫中大放異彩，致敬英雄、贊美白衣天使是疫情詩文的主調，像王蒙《2020的春天》以“大疫情大部署”、“人民戰爭是我們的看家本領”“以百姓之心為心”對全民抗疫的傾情歌頌，曾散《從汶川到武漢》《甘心》《迎風吐蕊，朵朵花開》等系列文章對抗疫英雄感人瞬間的捕捉，都讓我們看到了文學久違的崇高傲然之光。

第四，藝術形態上新時代文藝觀以獨特的中華美學為核心，呼吁文藝創作打上鮮明的中國印記。習近平總書記說，“中華美學講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講求言簡意賅、凝練節制，講求形神兼備、意境深遠，強調知、情、意、行相統一”，這種概括精辟深刻。中國古代文化中某些感性而思辨、玄妙而理趣的言說，不但比西方文論在時間上產生得要早，意涵上也別有機趣。如“草蛇灰線法”“橫云斷山法”指涉的伏筆、照應、綴段、突轉等技巧修辭，“風云見龍騰，波濤顯魚躍”中意境意象的含而不露、綿里藏針，“影燈漏月”“背面敷粉”中的結構技巧，都是中華美學的有意味表達。傳統修辭的比興、雙關、借代、擬人、擬物、諷誕、諧趣等，更是為文學的詩性化表述插上了騰飛的翅膀。這些在疫情書寫中都有充分的體現，像“昔我往矣，雨雪霏霏/今我歸兮，風雨和煦”“昔我往矣，風雨凄凄/今我歸兮，春滿大地”，有效化用了《詩經》的名句，將遠馳武漢的悲壯與戰勝疫情返程的歡欣，表現得優雅而酣暢淋漓，有效傳達了中華美學的風韻。“這個冬天不冷，陽光與心情一起發酵”，“此時此刻我怔怔地凝望著窗外的樹，怔怔地望著怔怔如寒風中的人們，像樹一樣堅毅”，則將中國抗疫的時代行動，以洗練、微妙、敏銳的自我抒懷來表達，并融合進情景交融、物我合一的詩性修辭中，給人耳目一新之感。疫情書寫并非簡單直白的抗疫宣傳，而是將時代心聲藝術化、中國化、個人化的產物。

當然，疫情書寫中也有少量不甚和諧的異質雜音。像“感謝你，病毒君”之類刻意逐新求怪之作，以“湖北佬”“九頭鳥”入詩流露出的地域歧視，或故意放大疫情的慘烈迎合某些人的陰暗心理等。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各種褊狹、投機性書寫總會被明智的人們所丟棄，而樸實、凝重、剛健、熱烈的主流疫情書寫正贏得越來越多人的喜愛，成為新年伊始一道靚麗的文學風景線，其所踐行的新時代文藝觀也表現出了勃勃生機。或者說，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新時代文藝觀正在當下疫情寫作熱潮中強勁盛開、絢爛綻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