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龍仁青，1967年生于青海湖畔。1990年開始文學創作及文學翻譯。先后在《人民文學》《中國作家》《十月》《民族文學》《芳草》《章恰爾》等漢藏文報刊發表作品。出版有原創、翻譯作品20余部。曾獲中國漢語文學“女評委”大獎，青海省《格薩爾》史詩研究成果獎，第四、六、八屆青海文學藝術獎等，并有影視、攝影、音樂作品獲獎。中國作協會員，青海省作協副主席，中國電影文學學會會員，中國音樂文學學會理事，青海省《格薩爾》工作專家委員會委員。《青海湖》文學月刊主編。

“我幾乎天然地屬于自然，屬于花草鳥禽”

記者：近日，您的自然文學隨筆集《高原上的那些鳥兒》和《高原上的那些花兒》出版發行，能不能說說您創作這兩部作品的緣起？

龍仁青：對鳥禽草木的喜歡，從我的童年就已經開始了。那時候，我是青海湖畔鐵卜加草原上的一個牧童，上學之余的所有時間都是在草原上，或放牧牛羊，或撿拾牛糞，到了春夏季節，還會去挖蕨麻、采蘑菇，而這一切，幾乎都是在花香和鳥鳴之中進行的。記得從小學四年級開始，我到家鄉的公社去上小學，成為小牧村里唯一在公社小學上學的學生，從小牧村到公社小學，有5公里的路程，我一個人走在上學或放學的路上，孤獨又害怕。如今想來，讓我克服了孤獨與害怕，堅持上完小學的，恰是一路上遇見的花兒和鳥兒。后來我參加工作到了城市，才驚異地發現，城里的朋友對花草鳥禽毫無認知，他們甚至會把所有飛過自己視線的鳥兒都叫做麻雀，對所有開在街畔路側的花兒都視而不見，但他們卻對各種車輛的品牌、型號等一清二楚，而我至今只能分出大車、小車以及它們的顏色。從這一點來說，我幾乎天然地屬于自然，屬于花草鳥禽。

恰是因為這個原因吧，當我成為一個寫作者，我的文字自然而然地就會寫到這些，寫到山川河流，寫到花草鳥禽。有評論者還專門撰文論及這些。比如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我的小說集《咖啡與酸奶》，收入我的短篇小說19篇，其中與草木花鳥有關的有14篇。《水晶晶花》《鳥瞰孤獨》《亂海子》《鳥巢》等，這些作品所講述的就是由花草鳥禽引發的故事。

真正有意識開始自然文學的寫作，是近幾年的事，這有緣于我的故鄉青海近年來全力推進的生態文明建設：青海國家公園示范省建設的序幕已經拉開，已經有三江源、祁連山兩個國家公園，青海湖、昆侖山國家公園也在規劃當中。未來青海還將陸續把一些生態價值重要、自然景觀獨特、文化遺產精華的區域納入國家公園。可以說，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文學創作機遇，與我內心中的文學夢想不期而遇，不謀而合。在《高原上的那些花兒》和《高原上的那些鳥兒》出版之前，我曾向擔任青海人民出版社總編輯的詩人馬非先生談及我對青藏高原野生花卉與野生鳥禽的傾心與關注，這次談話，也促成了這樣兩本小冊子的寫作與出版。在此之前，我閱讀了同樣是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套“自然物語叢書”，被深深吸引，便開始按圖索驥，網購了更多自然文學方面的書籍，其中，程虹女士翻譯的《美國自然文學經典譯叢》更是深深影響了我。

“自然、地域、民族共同構成了多元、立體的自然”

記者：您多次談到自然文學，您個人是怎樣理解自然文學的？您希望通過自然寫作傳達什么價值理念？自然文學、地域文學與民族文學在您看來是怎樣的一種關系？

龍仁青：從事自然文學寫作，要經受自然科學的洗禮與鍛煉，需要加強和拓寬自然、博物等方面的知識。但我個人更為看重的一點是，自然文學作家需要有一顆“自然萬物皆平等”的心靈，以奧爾多·利奧波德提出的“大地倫理”理念看待自然，親近自然，深知“個人是一個由相互依賴的部分組成的共同體的一名成員”，尊重世界上的一切生命，深知人類是“自然的一部分”。這是自然文學寫作的前提。

自然是依附于地域，并與這一地域的地理位置、山川地貌、海拔、氣候等不可分割的。因此，自然文學的寫作，自然而然地就帶著地域特色。美國自然文學作家梭羅的文字里的瓦爾登湖，約翰·巴勒斯文字里的哈德孫河，以及瓦爾登湖畔的那些野生花卉，哈德孫河上飛來的那只讓“藍天與大地”擁吻在一起的藍鴝等等，無一不帶著毛茸茸的地域色彩。我在寫作《高原上的那些花兒》和《高原上的那些鳥兒》時，內心一直有一個標桿，那就是，把更多的筆墨留給高原上的野生花卉，而不是家養的草木，更多地去寫高原上的“土著”留鳥，而不是飛來飛去的如游客的候鳥。如此，在我的文字里，我并沒有刻意去寫高原大地，但這片極地之美，就在那些野花們的色彩與芳香中，在那些鳥兒們的翅影與鳴唱中，自然而然地呈現了出來。

我國在國家公園建設中，始終把國家公園保護區域內的原住民族及他們的文化視為生態文明建設重要的組成部分。以我的故鄉青海的三江源國家公園建設來說，在保護這里的自然生態的同時，對保護自古就在這里繁衍生息的藏民族的文化生態給予了同等重要的保護措施。在任何一片土地上，自然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始終與文化共存，或者說，與文化構成了完美的自然。佛教中有個常用的詞，叫“情器”，這個詞恰好可以解釋我對自然文學的認識。在這個詞里，“器”是指這個世界的存在方式，而“情”則指世界與人類、萬物相互依存的關系。自然文學要書寫的，便是這種存在方式和依存關系。藏族常常以一只碗和碗中所盛的水來比喻“情器”，這個比喻便有了自然文學的意蘊。“情器”實際上指的便是文化與自然的關系。

因此，在我看來，自然、地域、民族是一個共同體，它們共同構成了多元、立體的自然。這也是自然文學寫作所要面對的自然。

記者：是什么機緣讓您走上文學之路？在這個過程中，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人和事？

龍仁青：每次回答這個問題，我總是會提到我在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民族師范學校上學的時候，與我有師生之誼的端智嘉先生。他的出現，確是影響我走上文學創作之路的最大緣由。那是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當時已經在藏族母語文壇聲名鵲起的端智嘉先生忽然到我校任教。當時，他并沒有給我所在的那個班授課，所以我總是逃課跑到他授課的班級去聽課。但如今想來，那是我在此生做出的一件最有益的事情，是冥冥之中的某種意志對我這個懵懂少年的一種指引。端智嘉先生是一位非常優秀的藏族作家，為藏族母語創作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有人稱其為“藏族的魯迅”。我后來翻譯出版了端智嘉先生的小說作品集，我個人也認為，這是對他的一種報答或者一個回報吧。

新近有一家報刊向我約寫一篇有關我故鄉的文字，我在文字里寫到了我的父親。我父親在當地算是一個知識分子，他非常看重閱讀，收藏了包括四大名著在內的許多書籍，還為我們訂閱了許多報刊雜志，我家是我出生長大的那個小牧村里唯一訂閱報刊雜志的一家人，記得有《中國少年報》《青年文學》《連環畫報》《遼寧青年》等，還有一份《飛碟探索》。后來我離開出生的小牧村，到當時的公社小學去上學，我父親剛好成為公社農機站的臨時聘用工人，有一間宿舍屬于他，我便住在他的宿舍里，看了他收藏的《呂梁英雄傳》《侍衛官雜記》等書。我在寫那篇有關家鄉的小文時，忽然意識到，我的父親也是影響我走上文學創作道路的關鍵人物。

“為自己的民族和母親歌唱”

記者：您出生于青海湖畔鐵卜加草原，故鄉和故鄉的文化在您的創作中扮演著什么樣的角色，又是怎樣影響著您的創作的？

龍仁青：我的故鄉叫鐵卜加，鐵卜加，是青海湖西岸一片草原的名字，有關這個地名的來源，大致有兩種說法。據藏文史書《熱貢族譜》記載，迭部（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下轄縣）地方的一名男子曾入贅到青海湖西岸的鐵卜加地方，人們便將此男子以他的故鄉“迭部”稱之，他的子女和后裔形成的家族亦被后人稱為迭部倉——意即迭部家的人。“迭部”一詞，以環青海湖安多藏語發音，音近“鐵卜”，后這一發音逐漸轉為“鐵卜加”，地名由此形成。另一種說法則在民間廣為流傳：舊時，鐵卜加一帶經常有絲綢出土，而這種絲綢上有一種圖案，就像是用人的拇指按上去的指印，“鐵卜加”則是“一百個大拇指的指印”之意。我對后一種說法深以為然，因為鐵卜加的位置，恰好是古代南絲綢之路青海道的必經之地，也屬于都蘭吐蕃古墓葬群的邊緣地帶，我國古代少數民族政權吐谷渾王朝的核心地帶也是在這里，歷史久遠。我很小的時候，就經常見到掛在芨芨草上隨風飄搖的古代絲綢，這種絲綢被當地人稱為“若辛”，意即裹尸布，不讓我們小孩動它，更不允許把它拿回家，認為會沾染上晦氣。如此，每每在放羊的路上看到在風中飄搖的“若辛”，我們就像是看見了妖冶的鬼魅正在跳著引誘人們墮入不幸的舞蹈一樣，心生恐懼，遠遠躲開。

離我出生的小牧村大概一公里左右，有一座古城遺址，是我們小時候最愛去玩兒的地方。這座古城在歷史上有明確記載，叫伏俟城，是一個叫做吐谷渾的古代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都城，同時也是一個與我國許多重大歷史事件有著交集的地方。

這個王朝真正雄起，始于吐谷渾的后裔夸呂，正是這個人修筑了我家鄉的這座城池，并給它取名伏俟城。據說，伏俟是鮮卑語“王者”的意思，伏俟城，意即“王者之城”。當地藏族牧民，至今把這座古城遺址叫“鐵卜加嘉卡爾”，鐵卜加是我家鄉那片草原的名字，而“嘉卡爾”則完全保留了鮮卑語“王者之城”的意思。

這個王朝，存在了350年，據說是我國存國時間最長的少數民族國家。

家鄉的伏俟城，還是古絲綢之路上重要的的樞紐和要沖。歷史上，沿著河西走廊延伸的絲綢之路河西道在不斷受到諸多地方割據政權的阻隔時，吐谷渾王朝卻乘勢開辟了青海道，并著力經營，使這條古道成為了當時國際貿易的中心路線。

我出生在這樣一片草原，這樣一個小牧村，我想，在我身上自然而然地沾染上了它所擁有的豐饒和厚重，抑或說，它在文化上的豐饒和厚重，啟迪了我的慧識，讓我很早就與文字發生了關系。

記者：您早期用藏文創作，后又用漢語寫作，跨語言寫作是否有障礙？您個人又是怎么突破這些障礙的？作為過來人，能否談談民族作家使用民族母語創作的前景和出路在何方？雙語作家在文學道路上相比于其他作家有哪些優勢和劣勢？

龍仁青：我是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文學創作的，起初是用藏文寫作，在當時的一些藏文報刊發表了一些小說、詩歌作品，現在回頭去看，慘不忍睹，只能算是一些練筆之作吧。好在，但凡作家，大概都經歷過這樣青澀的開始。后來我嘗試著用漢文寫東西，是因為一位親屬對我單純用藏文寫東西表達了不屑。大概一年之后，我就寫了漢文作品，并且發表了。這似乎是在學習寫作的過程中，自己的學識與思想同時得到升華的結果。從那以后，我開始用漢藏雙語寫作，也開始了漢藏互譯。創作主要以小說為主，翻譯基本則是被動選擇，大體是去完成一些翻譯任務。從那時到現在，也創作翻譯了不少東西，在《人民文學》《十月》《中國作家》《章恰爾》《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漢藏語文學報刊發表作品若干，出版的原創、翻譯作品也有近30部了。跨語言寫作的障礙，幾乎就在這樣一種嘗試和鍛煉中一點點地解決了。

母語創作，是針對民族內部的的一種文學行為。一個母語作家，就要甘于寂寞，不圖名利，為自己的民族和母親歌唱。但他自己不能囿于這一點，他的閱讀與寫作，他的見識與擔當，一定要大于母語本身，在深諳母語文化的同時，不斷吸取外來營養，學習和涉獵更多的知識，才能夠讓母語創作得到滋養，這也是母語文學的出路。

每一種語言都代表了一種文化，而不同的文化則是一個個不同的世界。掌握不同的語言，則像是掌握了一把可以在不同的世界自由穿梭，打開另一扇世界之門的鑰匙。我甚至在一次訪談中開玩笑說，由于掌握了漢藏兩種語言，也使得我擁有了一種穿墻破壁的能力，讓我在漢藏兩種不同的文化間自由行走，如入無人之境，欣賞不同的煙火和風景。我也相信，語言是可以彼此滋潤的，如果一個作家可以用兩種語言文字寫作，那么他就可以用一種文字的美好去滋潤另一種文字。這一點，不用我多言，從五四時期，許多有過留洋經歷，掌握著兩種語言文字的作家作品中便可見一斑。

雙語作家行走在兩種語言、文字之間，打開對別人來說幾乎不存在的另一扇門，在門里門外自由來去。這顯然是一種優勢。如若說雙語寫作也存在劣勢，那反而不是來自于雙語寫作本身，而是他要面對的這個世界對他的茫然無知。也就是說，當他把“門外”的鮮美帶到“門里”，“門里”的人們卻從來沒見過，不但不愿意接受，反而以不屑和蔑視粗暴地拒絕了它。

“直面和描寫我們所看到的火熱與掙扎、歡樂與痛苦”

記者：據我所知，您從事過記者、編輯、導演和制片等行業，這些工作對你的創作有什么幫助和特別意義嗎？

龍仁青：此前我一直在媒體工作。這個工作，讓我可以比較深入地去感受和體察許多事情，比之普通人，記者這樣的一個特殊身份，給我提供了走近一些人和事的更多可能性。單單從這一層面說，它對我的寫作是有幫助的。我也發現，由記者而成為偉大的作家，這樣的例子在世界文壇和我國文壇都不勝枚舉。比如《老人與海》的海明威，比如《百年孤獨》的加西亞·馬爾克斯，還有我非常喜歡的美國籍猶太人作家艾·辛格等等，我也知道，在我國，作家孫犁、郭小川、金庸、張恨水等，也都有新聞記者的工作經歷。記者工作，抑或說新聞工作，比之其它的工作，有著接觸到社會各階層各種生活的便利，所以，在獲得素材、獲得故事源這一點上，新聞工作對一個作家的成長是有著諸多的好處的。但是，媒體的工作很龐雜、瑣碎，比如影視作品的攝制，是由團隊共同完成的，獨立的一個人不可能承擔影視工作中的每一項工作，而寫作恰好是“單打獨斗”，這種完全不同的工作方式，塑造著不同的人格，也影響著一個人的視野、思想。應該說，媒體工作可能有著一種寬泛的廣度，而寫作，需要一種向下的深度。最好的狀態，可能便是這兩者之間的完美結合吧——這又要求一個人要有足夠的勤奮。

記者：近年來，民族地區發展日新月異，發展勢必會對傳統的生活方式和環境帶來改變或者沖擊，在您看來，應該以怎樣的創作態度去看待這種改變或者沖擊呢？

龍仁青：我是一個攝影愛好者，也經常到草原牧場去采風、攝影，每每面對自然山水，為了追求畫面的唯美，就會有意躲開一些東西，比如空中橫七豎八的電線、地上水泥的或者鋼鐵的電線桿、以及一些現代化的建筑等等。問題是，這些東西的存在已經是一種現實，它們之所以存在，是因為當今牧民的生活已經離不開它們了，各種家用電器已經是牧民們最日常的需要。電腦、手機、網絡等等也已經是牧民最日常的需要。因此，就草原牧場來說，它們已經與自然山水渾然一體，共同構成了現代化畜牧業的一種情狀。加上我國城鎮化建設的大踏步發展，城市與鄉村、牧場的差距正在逐漸縮小，一個具有這個時代特色的新的草原牧場已經呈現在我們面前。作為一個寫作者，就要去直面和描寫我們所看到的火熱與掙扎、歡樂與痛苦。

記者：您對當前的民族文學的發展有哪些看法和建議？

龍仁青：我國的每一個少數民族都有著各自不同、不可復制的文化。少數民族文化是中國文化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天然有著極富中國特色的色彩和特質。曾幾何時，我們作家筆下的作品，由于大量的同質化書寫，而失卻了辨識度，沒有了標簽，有識之士不得不呼吁作家們要講好“中國故事”，凸顯“中國元素”。作為少數民族作家，真誠面對自己的傳統文化，打撈和提煉其中的“中國元素” ，講好富有自己民族特色的“中國故事”，一定會寫出好的作品。

記者：近年來，以80后、90后為代表的青年作家群不斷在文壇嶄露頭角，如果他們有意從事自然文學創作，您認為他們應該怎樣做才能更好地走好自然文學道路？

龍仁青：不論有多好的寫作能力，多么淵博的自然、博物方面的知識，進入自然文學創作的前提是熱愛自然、尊重生命。這應該是自然文學寫作的準入證。

記者：能否介紹一下您的下一步創作計劃？

龍仁青：就在《高原上的那些花兒》《高原上的那些鳥兒》進入出版程序的時候，我又寫了一些有關花鳥的文字，這些文字都沒有收入這兩本小書里。在這期間，也讀了一些自然文學的作品，對自然、生命以及自然文學寫作的認識也在逐漸提高、加深，甚至有了新的認識。今后我也希望繼續自然文學寫作，記錄下那些親近自然，擁吻生命的感動與震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