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能否追上孩子的奔跑,一起用文字捕捉美善之光? 兒童文學作家、評論家談創作實踐與思考
每一代人的童年都印刻著時代氣息,有時候我們會聽到小讀者反映某些書讓自己有共鳴,某些則覺隔膜,我們該如何理解和把握他們正在經歷的現實?當下的童書寫作應當如何切近少年兒童的現實生活?
李東華:說到隔膜,我想是因為每個時代的孩子都有每個時代孩子的精神底色。我小的時候,特別喜愛的一本書是葉永烈先生的科幻作品《小靈通漫游未來》,可是此刻就是當時的未來,很多當時幻想中的高科技已經變成了現實。所以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寫作者要能精準地觸摸今天孩子的內心,那一定要和孩子們一起成長。
我們的老去,和新一代有了代溝,一定不是因為年齡,而是精神停止了生長。魯迅先生永遠不會老。除了要熟悉他們的生活外,從創作本身來講,兒童文學尤其是少年文學,還應該有更加開放的創作理念。我感覺成人世界不太能接受孩子的成長中豐富多元的一面,我們想象的孩子和現實中的孩子,還有著某種錯位和簡化。
薛濤:讀者和作者之間產生了隔膜,問題不在“生活”。“生活”是無罪的,問題出在心靈的打開方式。需要我們貼近的不是生活,一個作家也無法真正“貼近”另外一個人的生活。我們的財富恰恰是我們擁有的與眾不同的生活,與眾不同的“生活”因為陌生而新鮮,因為新鮮而產生了格外的魅力。我常常勸慰自己,不管創作遇見多么大的困難,也不要懷疑自己的生活資源,更不能放棄這些寶貴的財富。
我出生在遼北平原上的一個小屯子,從小到大,我們在那一帶搬來搬去,太陽、月亮、日月、五星、五棵樹、先鋒、綠化……這些名字常常讓我熱淚盈眶。兩個月前,我騎行在安徒生的故鄉奧登賽。有一個夜晚,我卻夢見了自己的故鄉,我的一位小學老師再一次出現夢境中。回到國內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故鄉,看老師。王老師已經八十多歲,我們拉著手一句話都說不出來,眼淚咕嘟咕嘟往外冒,根本控制不住。小時候的伙伴帶著我慢慢在小屯子里走。我們走過當年經常跳草垛的地方,草垛不見了,草垛下面的田埂還在。我們走過當年打杏的地方,杏樹也不在了,杏樹扎根的坡地還在。高鐵經過屯子中間,恰好從我家屋頂飛過,也把完整的屯子一分為二。舊房子早就不在了,高鐵的路基牢固地坐落在那里。一列銀白的列車飛馳而過,把我的童年時光帶走了。時光有情,把記憶完整地留下了。離開故鄉時,我帶上王老師和童年的伙伴送我的兩箱雞蛋。我的腳步沉甸甸的,走起路來,像一個富翁。
我慶幸自己選擇了“作家”這個職業,因為我有一個豐盈的故鄉,這里的財富取之不盡,足夠我寫出一百部作品。我偶爾會送自己的作品給來訪的朋友們,朋友們會客氣地說謝謝。我總要補上一句:“別客氣,這是家鄉的土特產。”是的,我的書跟家鄉的雞蛋一樣,跟家鄉的玉米高粱一樣,都產自那塊土地。這些書有的很薄有的很厚,像一套東北日常生活的小百科全書。東北的自然和風物在字里行間,性情與習俗也貫穿全篇,那些行走在東北林區和平原的護林員、電影放映員是故事的主角,鐵匠、木匠、唱薩滿神歌的老人也是故事的主角。在我的新書《砂粒與星塵》中,又填進了孤獨的馴鷹人和風一樣的觀星少年。這些主角,有的是我的姥爺,有的是我的父親,有的是鄰居的奶奶,有的是童年伙伴,有的是我行走路上的過客,有的干脆就是我自己。這些風土人情和人物都與我的生命歷程緊密相連。我寫這些故事時,并不是一個人在木屋中獨唱,我能聽見來自故鄉原野的一聲聲合唱。當作品完成,作品里的故事和情感與讀者共鳴時,寫作這件事終于演變成為一場盛大的合唱。這是一個作者最幸福的時刻。
現在回到最初的話題,作家,請你自信、大膽的寫自己的生活,讓你與讀者隔膜的不是你的生活。之所以產生隔膜,是因為你發出的光芒沒有投射到對方的心靈軌道,導致彼此的心靈不能輝映。那么,請你調整打開方式,設法找到對方的心靈密碼。這當然需要才華和稟賦,需要勇氣和耐心,當然還要有運氣。所以,與其在選材上煞費苦心,搖擺不定,莫不如把功夫用在恰當的地方——直面自己的生活,讓它經過深刻的生命洗禮。當你開始述說,就要掏心掏肺。
李學斌:在我看來,童年從來就不是單向的生命存在,而是多空間、多維度的文化和社會現象。它以鮮活、豐沛的生命圖景為軸心,既銜接著意涵豐富的童年記憶,又延展為豐潤、前瞻的生命愿景。而在這三個時間維度當中,又交錯著“鄉村”“城市”“邊際”三個空間維度。既如此,又怎么可能僅以簡單的“現實童年”來涵容立體、豐富的童年生命書寫呢?別的不說,單以“童年記憶”而論,作為生命的原初經驗,就深含著生命自然、率性、細膩、靈動的豐富體味,其生長性、純粹性已然昭示其具有跨越時空的穿透感和凝聚力。在這一點上,林格倫和凱斯特納都為我們都提供了經典范例。
比如,在被問及“寫作時是否在自己孩子或身邊的孩子身上汲取靈感”時,林格倫這樣回答:“……世界上,只有一個孩子能給我以靈感,那便是童年時代的我自己。……為了寫好給孩子讀的作品,必須得回想你的童年時代是怎么樣子的。”無獨有偶,凱斯特納也認為,“一個人是否能成為優秀的兒童讀物作家,不是因為他了解現實的兒童,而是他了解自己的童年。他的成就取決于他的記憶而非觀察。”
因此,我覺得,一個人的童年記憶就是其取之不盡的童年書寫資源。只要深入理解并把握童年的本質,進而如林格倫、凱斯特納一樣,寫出“心靈中的孩子”“愿望里的孩子”,作品又何“隔”之有?相信對那些透析童年真相、揭示童年密碼的作品,哪怕寫的是“陳年舊事”,慧眼識珠、心明眼亮的小讀者也能心領神會、欣然接受。
韓青辰:我始終覺得要讓筆頭觸及現實,最好先讓我的腳步踏進去。
去年暑假我在江南一個空村采訪留守兒童。一排排上鎖的新樓寂寞無主,沒有人群,沒有聲音,陽光下藤蔓與紅花熱烈榮枯,無人問津。小女孩的媽媽生下她后就跑了,爸爸再婚在外打工多年不回。她跟著爺爺,爺爺嗜賭,她長期一個人在家看門。直到她被另外一個孤獨無聊的老人性侵。她成為受害人,她荒蕪的一直被棄的童年才結束。很多的溫暖走進她的生命。她不知道媽媽是什么、朋友是什么,她沒有過小伙伴,大家都進城了。長到十歲她見過爸爸兩次,上回爸爸給她買的粉紅涼鞋,緊緊地勒在她長大了的腳上。
我記得她屋子里濃烈的豬圈氣味和嗡嗡叫的蒼蠅,她吃飯和寫作業的小桌子是犯罪現場。我不知道怎么幫助她,就像一灘無法收拾的漫開來的水,她打濕了我,直到今天甚至永遠的以后,她都是刺進我生命的一個痛。采訪歸來我沉甸甸地倒在賓館的床上,渾身說不出的痛,我悲哀、無力到了極點,很久很久都爬不起來。現實的重創直接打倒了我。我不知道我有沒有能力寫出這樣一個小女孩,這樣的現實我能扛起多少,但她的存在讓我對此類題材的寫作有了一個堅實可倚的底,甚至“她”剛剛幫我完成了每個字都在疼的中篇小說《池邊的鵝》。
時代呼喚有使命感的作家,生活的痛點恰恰需要文學的療愈、安慰。一切的藝術創造都是為了更真實、美好的生活,藝術家首先都是為人道主義與完美生活揭竿而起的英雄。
趙霞:兒童文學作為一個文類的特殊性之一,在于它的寫作者大多是成人,讀者則往往是兒童。長久以來,伴隨著兒童文學藝術批評的一個基本話題,就是成人寫作者應該如何走進他(她)現在并不身處其中的童年生活經驗和狀態。一般說來,有兩個基本的渠道。一是借助成人作者本人的童年記憶和經驗,二是借助對當下兒童現實生活的觀察。前者是向內寫,后者是向外寫,兩者有共通處,也有分野。前者不妨在書齋里完成,后者則必須走到兒童身邊去。當然,很多作家身邊就有孩子,也有許多優秀的兒童文學作品是從作家與這一個(或幾個)孩子的生活交往里碰撞而出的。我們可以看到,由于作家對這些身邊的童年往往了解得透,浸入得深,所以提起筆來,童年的樣態栩栩如生。今天,一些懷著良好的寫作初衷創作出的反映特定童年生活現狀的兒童文學作品,往往就少了這樣的“深”和“透”。但如果僅僅局限于作家身邊的兒童生活,當代童年的豐富現實又不能得到充分的關注、表現。
那么,面對當代社會展開著的日益豐富多元的童年生活現實,兒童文學該如何尋求實現這樣的“深”和“透”呢?我曾經提出,是否有可能為兒童文學作家創設能夠近距離觀察、接觸兒童,與他們共處的機制平臺。我想,許多作家或許也都有這樣的愿望。走進當下少年兒童的現實生活,這是書寫當代童年的第一步,也是必要的一步。當然,在熟悉當代兒童生活的同時,作家本人的兒童觀、生活觀、文學觀等也起著重要的支撐作用,后者將決定兒童文學寫作能否走出一般性的兒童生活摩寫,走向更深入的童年理解和更深刻的童年精神。
成人文學被期待塑造出被文學史記住的經典人物形象,兒童文學也是如此,在你的觀察里這些年有哪些作品塑造的孩子形象是印象深刻的,或者說塑造新時代的孩子形象需要哪些創作上的要求和準備?
李東華:兒童文學中的人物,比起成人文學,總是會更突出他向光生長的一面,我覺得真善美不能是作為預設的立場,然后去虛構一個故事一個人物來承載它。我自己最近的寫作,雖然是小說,但更注重它的非虛構的一面,那就是里面的人物向善向美的個性,在現實生活中都曾真實地存在過,那些扎根于現實土壤的人,那些被日常生活磨礪過的美好,我想也許更有張力、更具可信度和真實感,也能攜帶更多的時代信息。
翌平:鮮活的人物形象是文學作品的靈魂。無論是成人文學,還是兒童文學或者青少年文學都是這樣。
實際上,這涉及到寫作的核心問題:寫作是為了表達某種理念,還是關注生命和人以及人的存在狀態?不同的目的性決定作品的不同走向。兒童文學涉及這個問題比較復雜,現在廣義的兒童文學實際上包含:幼兒文學、兒童文學、少年文學三個部分。每個年齡段的文學人物的特征是不一樣的,作品表現這些人物的方式也不盡相同。具體到文本里,人物一定是孩子化的,不僅形象是,思維、行為的邏輯也是,還有他們與世界互動的方式,不同年齡段的文學作品要契合同齡孩子的身心特點。
有一本很有趣的匈牙利童書作家的作品,叫做《假如我是一個大人》,書里的主人公小男孩非常希望自己變成一個大人,因為他對大人的很多做法感到困惑和不理解,他把自己想象成大人,用孩子的心態來替換大人們口中“不合理”的行為。俄羅斯的兒童小說《無名制琴師的小提琴》中的主人公小克什卡,出于對同學真心的保護,聯合其他同學向校長投訴并轟走了簡單粗暴的天才數學老師。還有美國的一本少年小說《托德日記》,講述了一個被學校認為不可救藥的孩子——托德的內心世界,這個外表玩世不恭、憤世嫉俗的孩子內心并非很壞,他青春期的獨立思考,對制度中不合理表達的少年式反叛,與世俗有些格格不入。他的救火行為為家庭贏得了榮譽和公眾的尊重與信任。
這三本不同的書是寫給三個不同年齡段的孩子看的。他們的心理、思維、認知方式和人格特征都不一樣。所以說在文學作品中,不同年齡的兒童形象是不一樣的,那種將低幼兒童的文學要求當成標準,運用于整個未成年人群體顯然是不適合的。
在廣義的兒童文學中,少年小說里的孩子形象更為豐富,這與少年進入青春期的心理與生理特點有關。少年的叛逆性、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英雄情結的自我投射、兩性意識等,都決定它們同幼兒文學與兒童文學有所不同。要想塑造好現在的孩子,一定要了解他們的生活,從他們的角度去展現他們的人生,而不是讓他們充當表達作者文學主張的角色。
李學斌:就我個人有限的閱讀而言,新時期以來的兒童文學人物畫廊里,印象深刻的童年形象還是有一些的:賈里、賈梅、桑桑、杜小康、莫跑跑、戴小喬、陳土、阿蓮……等等。
新時代的童年既有超越時間、空間的普遍性,也有新的社會歷史條件所賦予的特殊性。據此,我認為要塑造好新時代的童年形象至少需要做好以下三方面的準備:其一,包括童年觀和教育價值觀在內的童年文化準備。這是塑造好新時代童年形象的觀念基礎;其二,由童年記憶、現實洞察、未來趨向構成的三位一體的童年生活準備。這是塑造好新時代童年形象的素材源泉;其三,由文藝欣賞、經典閱讀、寫作思考構成的童年書寫準備。這是塑造好新時代童年形象的審美通道。在我看來,這三者彼此融合,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韓青辰:要塑造新時代的少年兒童形象,首先要盡可能多地走進生活去認識他們。我寫過的“小證人”、“小英雄”、“小偵探”、“小茉莉”、“小乞丐”、“小流浪”、“小垃圾”……幾乎每個孩子都有生活原型,他們都是我在采訪或者現實生活中邂逅的朋友。
如果只靠讀書和想象,沒有走進他們的家,聞過他們身上的氣味,聽過他們的哭泣,我絕對寫不出他們活生生的樣子,至少我寫的時候不會那么動情動心、有把握。
生活永遠比我們的想象精彩。他們首先塑造了我,他們的是非善惡遠遠超出了我的想象,我們原是多么狹小與有限啊,而生活的汪洋一次次拓展我們的邊界,我們被生活重塑,曾經一個一個采訪的人,成為生命中的一份惦念或者疼痛,慢慢地,“他們”從我筆下走出來。
其次要盡可能多的閱讀經典。生活是寫作的父親,讀書是寫作的母親。很多時候,我們激情澎湃渴望創作只是因為讀到了偉大的作品。偉大的作家忠誠無私、孜孜不倦地做了最好的榜樣,并且提醒我們下一站該往哪里去。無論是缺乏生活,還是缺乏表現生活的能力,都會束縛我們筆下人物的生命力。
趙霞: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童年,這些童年之間既有永恒的聯結,也烙有不同時代的鮮明印跡。
在與一些孩子的交往中,我能深切地感到,今天的兒童,他們的語言表達、思想判斷,甚至情緒感受等,已經發生了某些顯在的變化。這個變化里有不少積極的因素。比如,與過去相比,今天的孩子見多識廣,更善于表達自我,也更愿望主動申訴自己的愿望,聲張自己的權利,等等。這對兒童文學的形象塑造來說,本身就意味著巨大的書寫空間。以底層兒童形象為例。我們過去熟悉的底層兒童形象,大多是沉默地承受著來自生活的各種重負。如果這種沉默的基本姿態和方式發生了變化,那么底層兒童面對自己的生活、命運,是不是會做出不一樣的回應?他們的身上,會不會因此呈現出不一樣的身體和精神的風貌?我們看向這個兒童群體的目光里,以及他們投到自己身上的視線里,是不是也會有些不一樣的內涵?
兒童文學應該充分看到新時代兒童身上這些富于文化潛力的特質,看到他們與其身處環境之間的相互融會、彼此形塑,從中塑造具有時代特點、充滿文學魅力、令人過目難忘的當代兒童形象。
兒童文學對塑造一代讀者的人格起到很大作用,現在的兒童文學創作繁榮也存在良莠不齊,站在高一些的文學立意角度看,我們的寫作怎樣倡導或追慕高遠的少年人格?
李東華:《周易》說“蒙以養正”,這兩天我看到任正非先生在采訪中說,一個國家的強大是在小學教師的講臺上完成的。無論是古人還是今人,那些最為智慧的大腦都看到了教育要從小抓起、“果行育德”的重要性。我在小說《焰火》中寫了一個叫哈娜的女孩子,她身上的美與善我寫得很篤定,毫不懷疑,是因為這樣的一個女孩在我生命里真實地存在過,我以后還會繼續寫到類似的人物,他們的共同點就是幾乎都是非虛構,之所以要這樣,是想讓讀者們相信,美善之光一直在我們的生命里真實地閃耀。光雖然稍縱即逝,但它能夠傳遞,我們用文字捕捉住它,是為了去照亮更多的人,照亮更多的成長。
翌平:其實,從兒童文學的發展歷史來看,一直存在著“兒童性”與“文學性”的討論,它們確實推動了兒童文學的創新。
但是,“兒童性”與“文學性”不是二元對立的。對它們的爭論源于時代,“兒童性”對“文學性”的優勝,使得不少頗具文學特點的兒童文學作品被視為不正統,遺憾地被忽略掉。
改革開放后,簡單化與理想化的兒童性定義與定義的漸進式建構,對創作的影響是強大的。“兒童性”“文學性”“審美性”“藝術性”等多種因素的“細熬慢燉”才是優秀兒童文學作品秘制的良方。失去“文學性”與“兒童性”的相互制衡,就會導致對某種“兒童立場”“替兒童講話”的倡導之后,必然涌現出海量良莠不齊的熱鬧或努力去熱鬧的作品。讓人不得不重新反思“文學性”在兒童文學中的價值。在某個時期,“文學性”被謹慎地類同于“成人化”,這種觀點迫使少年文學等同于低齡兒童的文學,作品中的主人公變成不可以長大、永恒的小孩,這種隔離現實的理想化虛構會導致主觀式的“兒童文學”模式化寫作。
從世界的未成年群體的文學來看,“兒童性”與“文學性”應該是相輔相成的,它們彼此的制衡與相互激發,促進廣義兒童文學的發展。孩子的人格成形是在青少年時期完成的,它離不開父母、學校和社會的影響,特別是進入青春期后,人格的養成具有明顯的社會性,三觀的自我塑造,身心的自我完善,是這個時期少年的特點,文學性成為他們從作品中渴望獲得的內容。“拒絕長大”在少年的文學作品中會變成“改變不完美的世界”,以少年的文學方式創作的作品,有利于幫助少年形成健全完善的人格。總的來說,對兒童文學三個不同階段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
李學斌:實際上,新世紀以來,原創兒童文學漸呈多元化發展態勢。這其中,新世紀之初,以“淘氣包”“俏丫頭”“非常小子”“炫女生”等為標簽的“熱鬧派”城市童年寫作曾盛極一時,但這種情況在近幾年已大為改觀。邊際童年、留守孩子、戰爭少年、殘障兒童、童年記憶、地域傳說、歷史傳奇……雜色紛呈,爭奇斗艷,構成了當下原創兒童文學“春潮滾滾”的動態格局。老作家寶刀不老,新作頻出;中生代銳意進取,自我超越;新生代異軍突起,出手不凡。
就創作隊伍而言,當下的原創兒童文學梯隊合理,結構井然,已呈良性發展。而從創作層面看,個人覺得,當下的原創兒童文學整體上不缺題材廣度、立意高度,缺的是形象深度、審美精讀和語言純度。就筆者近年有限的閱讀視野而論,諸如《童眸》《尋找魚王》《少年的榮耀》《有鴿子的夏天》《阿蓮》《將軍胡同》《水妖咔咔莎》《一千朵跳躍的花蕾》《大熊的女兒》等作品無論題材選擇,還是形象塑造,藝術表達,已然達到了比較高的藝術境界,堪稱新世紀兒童文學的重要收獲。但整體來看,當下原創兒童文學依然“一馬平川”,缺少“峰巒疊嶂”的高原景觀。
韓青辰:好的文學復明我們靈性的眼睛,否則我們有眼未必看得清,有耳未必聽得明。我們長大,一步步朝前走,幾乎都因著靈性里美好光芒之吸引。詩人惠特曼說:“有一個孩子,每天向前走去,他最初看到的東西,他就成為那東西的,那東西也成為他的一部分……”兒童文學有如此重要的使命擔當,那么追慕高遠的少年人格應該成為創作最基本的一種自覺。
我一直有一種閱讀貧兒與創作低能兒的恐慌和焦慮。我們究竟能給孩子們提供多少與蓬勃的現實、浩蕩的歷史等量齊觀的“豐富的生活”,而非僅僅一個故事,或者故事梗概?
一切文學藝術經典早就告訴我們什么是最好的:我們在經典中就像魚兒游于大海而非杯水。我們走進的不是書而是真實的世界。我們能在字里行間真切地發現自己、熱情與自己相擁。照鏡子一樣看見各種時代各種人,看見人性的高大與卑微、命運的光明與晦暗,進而修繕、提升自我,努力抵達一個愈加完美的世界。這是最理想的閱讀體驗。
今天的兒童文學作家也許首先需要創造汪洋大海的勇氣,把孩子們帶進自由、廣闊、比真實還真實的世界,耳濡目染時代之光、命運之力、成長之美。顯然,我們提供的世界越遼闊,孩子們越能站得高看得遠,完成對自身、他人及世界的瞭望。
趙霞:在我看來,“高遠”一詞所指,首先不是對童年的某種道德期望,而毋寧說是對其生命狀態的一種愿景。就此而言,值得兒童文學追慕的少年人格,首先是一種健康的少年人格。這里的“健康”一詞,其實可以包含我們對于童年時代人格養成的最理想的期望:一個孩子,既是天真和單純的,又是富于直覺力和洞察力的,既對生活充滿積極的樂觀,又對萬物懷有充分的敏感,既有思考判斷的理性,又有采取行動的勇氣。不論在日常生活還是文學表現的世界里,這樣健康的人格,本身就有它高遠的魅力,就是引人傾慕的。
兒童文學應當致力于思考、表現、塑造這樣的少年人格。而這種思考、表現和塑造的層級,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作家對這一人格的認識。比如,今天我們如何理解童年時代特有的單純性情?它顯然不應是簡單的幼稚,更不是傻乎乎和任人擺布。如何表現兒童在對社會生活及其復雜現實的不斷認識和體驗中,既學著克服孩提的幼稚以應對現實的挑戰,又堅持其本性的單純以抵抗現實的同化?換句話說,如何使這種單純進一步上升為一種健康、高遠、具有強大生長力的少年人格?這是當代兒童文學寫作中的一大課題。
還有一點。對于一種健康、高遠的少年人格的文學想象,絕不是要用人格的模子來框范少年兒童。落實到每一個體身上,它千變萬化,豐富無窮。我想,對于這樣的變化性和豐富性的包容、鼓勵,也應在“健康”和“高遠”的本義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