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布羅德與卡夫卡

一

作家與作家之間的關系，哪怕是不同時代、不同國家或民族的作家之間的關系，都常常像是心有靈犀的家人之間的關系。“卡夫卡與杜甫”這個話題，從學術史角度來看，雖然并不是由我國詩人王家新先生首次提出，但我們的回顧，仍不妨從他作為詩人/作家的一個敏銳“預感”開始。2011年4月6日的《中華讀書報》第17版《國際文化專刊·“東海西海”欄目》用整版推出了一篇對談（嘉賓：漢樂逸、王家新），正標題就是談話主角之一王家新寫于1997年的詩句：“為了杜甫你還必須是卡夫卡。”在這篇關于“中國現當代詩歌之旅”（副標題）的談話中，王家新認為，如今對我們自身“傳統”的理解，需要完成一個背景的置換——關于“在杜甫身上或許本來就包含了一個卡夫卡”的“預感”就出現在這個背景中：“我想我們只能置身于整個‘世界文學’的背景下來從事自己的寫作。我們所說的‘傳統’，已經不局限于王維和杜甫了，可能還得把我們所接受的西方的很多東西也包括進來。杜甫與卡夫卡就是不相容的嗎？我并不這樣看。多年前我曾寫過，今天我還想補充說，在杜甫身上或許本來就包含了一個卡夫卡。”

從1997年“為了杜甫你還必須是卡夫卡”的詩句，到2011年“在杜甫身上或許本來就包含了一個卡夫卡”的補充，大約可以看作一個詩人努力融通異質的文學世界進而抵達文學世界的融通境界這一文學實踐經驗的概括。多年來王家新所寫的那些關于卡夫卡與杜甫的詩句，至少已經證明，卡夫卡與杜甫確實能夠在他的詩句中“相容”與“相融”。這種相融伴隨著他成為一個著名詩人，甚至已成為新的文學傳統，比如我們已經可以猜測：在卡夫卡身上是否本來也包含了一個王家新？

二

今天筆者要進一步補充說：王家新關于“在杜甫身上或許本來就包含了一個卡夫卡”的預感或猜測，其實在更早的60多年前，就已經是一個文學史的事實了。也就是說，有證據顯示，在卡夫卡所讀到的杜甫及其詩歌中，真的包含了一個卡夫卡所發現的自己；從歷史記憶中的卡夫卡這一角度來理解卡夫卡與杜甫的關系，比王家新先生所感覺到的，即便不一定更加深刻，也將會增添一些觸摸過去事物的親近感。

讓我們從頭說起。正像如今關于卡夫卡的許多東西一樣，我們能夠知道這個關于卡夫卡與杜甫之間文學關系的事實，也要歸功于馬克斯·布羅德。那是在1959年，在編輯完卡夫卡文集、寫了《卡夫卡傳》與《卡夫卡的信仰與教導》之

后，布羅德意猶未盡，又寫了第三本關于卡夫卡的書，題名是《卡夫卡作品中的絕望與拯救》。我們今天相信，不管卡夫卡的作品里是否包含對其他人的“拯救”信息，至少對于布羅德這個卡夫卡最忠實的朋友來說，卡夫卡的作品以及關于卡夫卡的任何點滴回憶，都具有意味深長的存在論意義。我們常說，對于后世文學史和讀者來說，沒有布羅德，就沒有卡夫卡。其實反過來說，也是成立的：布羅德雖然一生寫了90多本書，但卻主要是作為卡夫卡的朋友、卡夫卡遺囑的執行者及作品的整理者和解釋者為后世廣大讀者所知的。因此此書題名中的“拯救”一詞對他而言，便帶上了某種十分緊迫的自傳性意味。

在臨近這部著作“尾聲”的部分，布羅德有些突兀地插入了一段富有感情色彩的回憶和一個關于卡夫卡的夢，回憶的內容即是他所謂卡夫卡的“‘中國’往事”（‘chine?sischen’Erinnerungen）。布羅德擁有一本中國詩歌選集的德譯本，據說是卡夫卡送給他的（“現在還保存在我的圖書室中”），這本書即漢斯·海爾曼所編譯的《中國抒情詩》。布羅德說：“卡夫卡十分喜愛這本書，時常推薦給其他人，常常充滿感情地讀給我聽。”這段回憶或許能解答卡夫卡書信中的一個小困惑：卡夫卡在1920年致閔策的信中提及這本書，“我有一次把它借給了什么人，就再也沒有收回來了”；這“借出去”的與被“送給”布羅德的，很可能是同一本。

布羅德所述卡夫卡的“中國往事”中，除卻眾所周知的內容（比如卡夫卡對袁枚《寒夜》一詩的反復引用），關于杜甫的部分最引人注目，篇幅也最大。在卡夫卡所喜歡的中國詩人中，布羅德特別強調了杜甫在卡夫卡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卡夫卡有時把杜甫看得比其他詩人都高”，其原因“很可能是杜甫對社會苦難的同情以及對戰爭的厭惡”。后世讀者當然并非主要是因為這兩點而稱贊卡夫卡，甚至卡夫卡是否“厭惡戰爭”都需要打個問號，但布羅德的強調確實把我們的視線引向了作家精神世界的深層。基于卡夫卡對杜甫評價甚高，布羅德自信可以“有把握”地認為，卡夫卡名作《一道圣旨》可以在杜甫的如下兩句詩中找到端倪——其所引的德文譯回現代漢語大體是這樣：“北方邊界的峰巒回蕩著鑼鼓聲；在西面，條條道路都擠滿了騎兵和戰車，甚至把皇帝特使的路都堵住了。”即便僅從字面上看，《一道圣旨》的德文題名Einekai?serlicheBotschaft，與杜甫詩句德譯文中的kaiserlichenEilboten（皇帝特使）之間的聯系也確實是非常明顯的。布羅德的這個發現對于卡夫卡的中國讀者應該有特別的意義：夜幕降臨之時，你在自家窗旁知道了關于卡夫卡信使的消息。不過話說回來，卡夫卡與杜甫的這一聯系，其實是建立在德譯文這個中介上的。我們中文讀者如果不去看當時卡夫卡所看到的德譯文，確實很難發現這個具體的聯系。雖然對照之后便能看出，上述德譯杜甫詩句出自《秋興八首》其四，對應的兩句原詩是：“直北關山金鼓振，征西車馬羽書馳。”同樣可以看出，原詩并沒有特別強調“信使”，倒是讓筆者聯想起《城堡》里奧爾加所講述的城堡官員乘坐的馬車，馬車飛馳，車里裝滿了需要他們用心研究的各種文件。

值得玩味的是，在講述這個“信使故事”之前，布羅德先講述了杜甫與李白的友誼，或更確切地說，是發生在他與卡夫卡之間的杜甫與李白的故事——似乎杜甫與李白之間友誼的故事是他與卡夫卡之間友誼故事的“信使”：布羅德想要以此傳達什么信息呢？布羅德強調，卡夫卡對此類由作家本人所記述的作家與作家之間友誼的故事簡直是心馳神迷。作為一個佐證，據布羅德回憶，卡夫卡背誦完杜甫致李白詩篇的故事之后，馬上就談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如何激動地回憶他與格利戈羅維奇和涅克拉索夫關于《窮人》的故事——這個故事卡夫卡曾激動地在致密倫娜的書信中復述過，布羅德現在想起來，卡夫卡也曾激動地向自己朗讀過這個故事。

我們回到布羅德對發生在他與卡夫卡之間的杜甫與李白故事的回憶。布羅德清楚記得，卡夫卡曾“以無與倫比的親昵之情，背誦了杜甫致李白的一首詩”。這首詩里面，有兩句特別讓布羅德心動，將其所引德文譯回現代漢語大體是這樣：“人們稱贊你是第一人（Ti-Sie-Jen，也可能是“謫仙人”的音譯——筆者），有揮灑不盡的才華，你堪比天人”；“當你的詩歌寫成之時，能聽到周圍不死的神靈發出低聲的贊美”。不難看出，原詩就是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韻》開頭兩韻：“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在此筆者不擬對原詩譯詩進行比較品評，只是一定要指出的是，布羅德隨后的評述才真正如神來之筆：“這些被卡夫卡背誦的詩行，如今仍縈繞在我耳邊；我還可以看到，他以低沉的聲音背誦著，緩慢地、莊嚴地、輕輕地舉起手，同時又是那么欣喜——當此之時，那些天才們就坐在詩人的周圍，贊美的目光注視著他。”在布羅德的心靈之眼中，他看到，在背誦杜甫詩篇的詩人/作家卡夫卡的身邊，有許多天才詩人的幽靈正在對卡夫卡表示贊美。在這一恍兮惚兮的出神凝視時刻，卡夫卡變成了李白，而布羅德自己則成了杜甫；以這種方式，布羅德贊美了卡夫卡，正如卡夫卡所誦讀的詩篇里，杜甫以同樣的方式贊美了李白——這一幕，簡直就是詩人召喚詩神降臨的儀式，其核心處，是被稱為“詩仙”的李白用自己的寫作實踐和不朽詩篇召喚著不死的諸神。

在結束對卡夫卡的回憶之后，布羅德似乎不愿就此告別卡夫卡，又進一步回憶了大約30年前，也就是1930年記下的關于卡夫卡的“夢記錄”；很可能，他要以這種方式為自己與卡夫卡將要延伸到未來的友誼做見證。但讓筆者感到奇怪的是，這些夢在某種意義上恰恰透露了布羅德想要理解和把握卡夫卡時所感到的“絕望”。在布羅德的夢里，卡夫卡的外形還在發展變化（他做夢時卡夫卡已經去世五年多了），雖然布羅德在記錄里十分肯定，在夢里以及從夢中醒來做記錄之時，他都覺得從開始就奠定他們友誼基礎的那種本質性的東西“并沒有發生改變”。第一個夢里的卡夫卡對他說：“一場大騙局——生活在這方面可真是做得太完美了。”這句話對布羅德的震撼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不僅在尚在夢中之時就已經驚醒好幾次以便把這句話牢牢記住，甚至還使他在完全醒過來之后幾乎喪失了對卡夫卡的信念：“半夢半醒之際他對我來說似乎還具有某種非常巨大的意義，而到了早晨醒來的時候，這種意義已經溜走了。”夢中的布羅德有些傷心地問卡夫卡：“難道我們的友誼也是一場騙局嗎？”

在另一個夢里，卡夫卡已經變得不是卡夫卡（“一張大而模糊的白臉，身穿黑衣，腿完全消失在黑暗中”），雖然夢里的布羅德知道，這個不是卡夫卡的形象與卡夫卡“在精神上有親密的聯系”，因此接下來在與這個形象的對話中，他仍把他看作卡夫卡。在這個夢中，卡夫卡“像冥府里的阿基琉斯”一樣回答布羅德的提問——在這個類比中布羅德把自己當作了《奧德賽》里的奧德修斯，盡管他實際上更像是《伊利亞特》中的阿基琉斯，后者夢見帕特羅克洛斯在冥府門口徘徊，“吩咐我一件件事情”。已經不在人世的卡夫卡在布羅德的夢里向布羅德透露了一些布羅德想要知道的“信息”（比如“那里”的生活，以及從“這里”到“那里”需要經歷的事），而夢里的布羅德對此將信將疑，因為卡夫卡向他講述另一個世界的秘密的時候，表情和手勢都像是惡作劇。盡管如此，布羅德仍從這個夢中獲得了安慰，因為他覺得：“出于教育的目的，卡夫卡喜歡讓你獨自面對危險……”

三

現在是筆者獨自面對這個話題的時候了。布羅德在寫下關于卡夫卡的夢的時候，應該沒有想到或并不知道杜甫在聽到李白被流放夜郎后，因不知李白生死而積思成夢、寫下《夢李白二首》的故事。而這個故事，考慮到卡夫卡對李白、杜甫之間友誼的關心，即便他與布羅德并不知道，也應該讓他們知道。那時，杜甫連續三夜夢到了李白，這使得杜甫產生了不祥之感：“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測。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君今在羅網，何以有羽翼？”——你該不是鬼吧？這么遠的路，不要說沒翅膀，即便有翅膀，你現在又不是自由身，怎么能飛來飛去呢？據說，這里的“魂來楓林青”，是在用典，其身后是關于屈原的潛文本：“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楚辭·招魂》）

“用典”是文學見證自身存在的重要方式——詩人請更早時期的詩人出面為自己的感靈狀態做見證，既為經典詩人招魂，也讓讀者看清自己的來路。杜甫在關于李白的夢里招來了屈原的幽靈，布羅德在關于卡夫卡的回憶中則同時招來了荷馬與杜甫的幽靈。就杜甫的夢而言，如果我們把文學史的目光再往后延伸一下的話，就會發現，在蒲松齡的幽冥之夢里，屈原與杜甫、李白還將被同時召喚來作為文學世界超現實存在性的見證——前一個在開頭，后一個在結尾：“披蘿帶荔，三閭氏感而為騷”，“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間乎？”（《聊齋志異·自志》）

而就布羅德關于卡夫卡的“中國往事”來說，如今我們知道，作為“知李白杜甫者”的卡夫卡，其實也是一個“知蒲松齡者”——卡夫卡熟悉衛禮賢編譯的《中國民間故事集》（其中15個故事出自《聊齋志異》）與馬丁·布伯的《中國鬼怪與情愛故事》（此即為《聊齋志異》德譯選本，共收16個故事）。

“君今在羅網，何以有羽翼？”杜甫在夢中曾如此問那個很像是李白的形象。“烏鴉們宣稱，僅僅一只烏鴉就可把天砸爛。這話無可置疑，但對天來說什么也證明不了，因為天恰恰意味著：烏鴉不可能存在。”卡夫卡如是說。而在蒲松齡《聊齋志異》的一個故事中，確實存在著一種能夠穿越陰陽兩界、在人鳥之間自由切換的“烏鴉”，即“吳王神鴉”（似乎那“不可能存在”的，反倒是把這兩個世界隔離開來的“天”）：一個叫“魚客”的書生，在吳王廟入夢，夢里他被吳王聘為黑衣隊隊員，有了一身黑衣，穿上后就變成了烏鴉（“既著身，化為烏，振翼而出”）；后來他在現實世界也有了一件黑衣，穿上之后可以往來于湖南與湖北（“潛出黑衣著之，兩脅生翼，翕然凌空，經兩時許，已達漢水”）。這個題名為《竹青》的故事很像是莊子《逍遙游》開篇“魚鯤變鳥鵬”故事的某種變體，作為題名的“竹青”在蒲松齡的故事中既是烏鴉（魚客做烏鴉時的配偶），也是女人與女神。值得一提的是，在馬丁·布伯的《中國鬼怪與情愛故事》中，這個故事是第六篇，篇名被譯者改為了《烏鴉》（DieKr?hen）。

眾所周知，“卡夫卡”（Kafka）這個姓氏出自捷克文Kavka，就是“烏鴉”的意思，這個意象也成為卡夫卡作品中最重要的自傳性符碼：《鄉村婚禮的籌備》中的主人公Ra?ban來自于德文“烏鴉”（Rabe），《獵人格拉胡斯》中的Gracchus是意大利語“烏鴉”……，如此著迷于烏鴉形象的卡夫卡怎會錯過這篇名為《烏鴉》的“變形記”？至少，蒲松齡的《烏鴉》在卡夫卡的《城堡》中，留下了一個清晰可見的印跡：從遠處觀看有些像“吳王廟”的城堡時，K.看見一座尖塔，“一群群烏鴉（Kr?hen）在繞著尖塔盤旋”。此種情景令人遐想：這群烏鴉是否是城堡主人西西伯爵的“黑衣隊”呢？自稱被伯爵聘用的土地測量員K.，會在某個時刻成為一名黑衣隊隊員嗎？

詩人王家新曾在“起風的日子里”想起過“杜甫身體中的那匹老馬”，也曾在《卡夫卡》一詩中追問過：“為什么你我就不能達到贊美？”或許，這些回顧與追問本身就是對文學進行贊美的方式吧。和想起過杜甫、李白的蒲松齡與卡夫卡一樣，王家新也夢到烏鴉，并在自己的詩里寫過烏鴉。在《烏鴉》一詩中，他如此寫道：“因此我要寫下這首詩/為一只烏鴉在夢中的出現”,“為夢見烏鴉的那天晚上，我所讀到的書，所寫下的/信，以及夜深人靜時才聽到的鐘擺的嘀嗒聲，/為那不便言說的恐懼”。筆者不會寫詩，勉強拼湊此文，獻給文學世界里那些美妙的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