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5月11日至1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山西考察，期間來到云岡石窟。他指出，這是人類文明的瑰寶，要堅持保護第一，在保護的基礎上研究利用好。高度重視與珍愛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好利用好歷史文化遺產，讓中華文明同世界各國人民創造的豐富多彩的文明一道，為人類提供正確的精神引領和強大的精神動力，增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習近平總書記一貫的重要思想。文學創作如何用好歷史文化資源，講好精彩中國故事，是一個十分重要且十分迫切的課題。

確立正確的歷史觀

如果并不嚴謹地劃分，我們大致可以把文學作品視為歷史題材、現實題材，以及關于未來的幻想題材幾個類型。不論這些作品描寫的是什么，都有一個問題需要解決好，這就是如何看待評價我們的歷史。盡管歷史是人類生活的“過去式”，但它總是或隱或顯地影響著現實中的人，并對人們如何認識自己，如何選擇未來產生重要作用。對歷史的研究了解可能會解決“我從哪里來”的問題，但也將幫助人們解決“我是誰、我往哪里去”的問題。不論是現實中的人，還是未來的人，無不打上歷史的烙印。這種烙印一方面來自于客觀的生活方式、風俗倫理等外在于個體的社會存在，并不自覺地滲入人們的血液之中，演化為潛意識表現；另一方面來自于個體對歷史文化內在的主觀自覺的接受，并形成個體認知，轉化為觀念性價值取舍。無論如何，作家應對歷史有科學的正確的認知。或者也可以說，要確立正確的歷史觀。

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人類不斷認識自身，認識自然，克服了一個又一個困難，走到了今天。毫無疑問，人類取得了偉大成就，如人口快速增長，財富不斷擴張，生活日見便捷，自由度與主體性不斷放大等等。但人類面臨的現實問題是什么？人類走向未來的可能性是什么？這些課題并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人類仍然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就中國而言，也同樣存在著能否科學地、正確地認識自己歷史的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個問題表現得更為迫切。中華民族是一個什么樣的民族？她對人類文明做出過什么貢獻？其思維方式、價值體系的意義在哪里？她頑強的生命力、巨大的創造力從何而來？相應地，她是不是能夠擁有美好的未來？這些問題解決不好的話，我們的現實與未來就是非常迷茫的，我們的文學也難以找到適應時代要求的現實出路。相應地，文學的表達就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作家所描寫的人是什么樣的人？是具有優秀的品格、奇絕的想象力、戰勝困難不斷使自己成長完善的人，還是相反？我們的生活是不是具備了在不斷努力中走向更好的未來的可能性？作家應該發現、感受某種相異性并用自己的作品來激勵人們消除這種相異性，還是使這種相異性逐漸演變為一種固化的存在？這些都是需要我們通過對歷史的認知來解決的。

歷史文化資源有多樣的存在形態，比如被人們用文字記錄下來的各種典籍，以實物形態呈現的歷史原貌，口耳相傳或進入人們日常生活的某種傳說、風俗等等。無論如何，他們幫助我們重回歷史。以良渚文化遺址而言，在距今約5000年的歷史時期，我們的先人已經能夠建造大型的水利設施，修筑宏大的都市城垣，進行今天的人們不太好想象的航運與農業生產，創作精美的、充滿奇特想象力的藝術作品如各種玉器，以及在他們的時代能夠很好地運用而今天的我們卻難以解讀的文字。在那一時期，眾多的人工從哪里來？他們以怎樣的方式組織起來？他們的設計、施工、使用又體現出怎樣的科技水平、生產能力？雖然我們還不一定能夠弄清楚這些問題，但仍然可以得出明確的結論：那一時期活動在良渚一帶的人們一定有著非同一般的創造力。否則，這樣輝煌的文明是難以出現的。在云岡石窟，我們不僅看到了神態各異、精美絕倫的石雕藝術，也感受到了距今1500多年前，這個今天看來地處塞北的偏遠城市是如何匯聚了世界各地的能工巧匠、使節信徒、商旅兵士以及畫家、舞蹈家、書法家等各色人士的。這不僅是一種超絕的藝術呈現，也從一個方面展現出中華民族所具有的品格——開放、包容、自信，創造力、想象力、生命力等等。在許多典籍與文學作品中，我們可以領略歷史的風貌，獲得精神的激勵。“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這豪邁壯闊、一往無前的情懷與歷史時空相融的境界使人心生感佩。從而我們也可以感受到，為什么這個民族的文明可以綿延5000年而不斷，可以創造人類歷史上最輝煌的文化。擁有這種品格的民族，不僅將創造璀璨的歷史，也一定能夠解決現實面臨的困難，并擁有更具人的意義的，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是自然主義與人道主義辯證統一的未來。

事實上，我們需要討論的問題還很多。如某種歷史形成的自然與社會原因，特定歷史條件下勞動生產所決定的思維方式、價值體系，某種文明所具有的特點、品格與局限性，其外部影響的意義與內在的規律等等。盡管我們在這里不可能進行詳細的討論，但必須對歷史，特別是中國的歷史有一個基本的認知與判斷，從歷史的本質中把握歷史的方向。這種判斷如果不正確，違背了歷史的規律，創作就可能陷入源于歷史觀扭曲而形成的價值誤區。

構建具有現實意義的價值體系

一定的文明，在其形成過程中，作用于特定的自然地理環境、歷史文化因素，逐漸建立起與自身發展相伴隨的方法論與價值體系。在陶寺遺址中，我們看到了巨型觀象臺的觀測點“地中”。由自然條件決定，農業生產成為以陶寺為中心的區域最重要的生產方式。而農耕的收獲需要相應的時間與固定的空間，并受自然氣候的影響。人們為了更好地把握大自然的運行規律，仰觀天象，俯察地理，研究感受天、地、人之間的關系。尋找“地中”成為那一時期的科學命題與意義歸屬。中，是天地人的統一，是人能夠按照天之意、地之氣成人之性的基點。因此，“中”不僅僅是度量單位，而是升華為哲學概念、方法論與價值觀。它超越了實用含意而成為文化追求。由此而來，大自然并不是人類的對立面，而是人類的統一體；事物固有其穩定性與必然性，但也存在著變易性與向對立面轉化的辯證性。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具有這樣的價值觀。在另一些地區，由于大自然并沒有給他們提供良好的生存條件，人們最緊迫的問題是要征服自然。他們更強調人與自然之間的對立、對抗，而不是同一、統一。不同的自然地理條件決定了與之相適應的生產方式，而這種生產方式又決定了人的生活方式與社會形態、價值體系。盡管不同地區的人們在價值認同上存在差異，但就人類而言，仍然存在著超越其差異的共同價值，如愛、善、真等等。

但是，當一種文化處于強勢時，往往以自己為中心，以自己的價值觀取代別人的價值觀，實際上否定了不同文化形態的差別。工業革命以來，西方突飛猛進，引領世界。其文化也漸成強勢，成為衡量其他文化的“標準”。當人們說現代化的時候，實際上暗含著一種“西方化”的追求。“西方”成為一種判斷尺度。這其中既有歷史的某種必然性，也存在著歷史的無奈與悲涼。在先發國家面前，傳統社會缺乏足夠的物質抵御能力。那些被帝國瓜分的國家已經沒有了原生的獨立主權，而是成為殖民地。如果不能盡快地實現現代化，就會被“現代化”吞噬。這也是中國為什么在農耕文明的輝煌頂峰跌落的慘痛教訓。與這種歷史相伴隨，先發國家在文化形態、基本概念、歷史塑造、話語權、價值觀等隱性地帶建立了自己的秩序。世界也在不知不覺中追求、遵循這種秩序，并以此為標準改造自己。但問題的實質是，盡管我們并不能否認這種文化秩序有某種“合理性”，但文化殖民主義已經成為改造世界服從某種規則的潛在而強大的力量。對人類而言，文化的趨同將導致文化的窒息；對某一民族或國家而言，文化的消亡將導致民族的消亡以及國家地位的改變。工業化、現代化的不斷推進，既改變了歷史演進的方向，也為人類日常生活創造了新的方式。同時，也引發了諸如資源的巨大消耗，自然生態的破壞，社會以及國際秩序的不平等，軍備競賽與核武器、生物武器的發展，特別是人的主體性的弱化與異化等關乎人類未來的問題。其發展顯現出巨大的局限性，人類尋找未來的出路陷入迷茫。究其根本原因，是人類價值體系存在深刻的缺陷。許多有識之士對這種狀況進行了反思與批評。

如何重新發現并光大傳統文化中那些仍然具有現實意義與生命力的方法論形態、基本范疇、價值觀，吸納并融匯那些與我有益、能夠解決現實問題的文明成果，實現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從而構建具有民族文化傳統、適應時代要求、具有現實針對性的文化形態與價值體系，是我們不可回避的歷史使命。文學亦然。實際上，在傳統文化資源中，仍然有豐富的具有現代性意義的存在。即使是西方文化的構建也沒有割絕對東方文化，特別是中國文化的汲取。在東方農耕文明逐漸形成發展的進程中，人們不斷地感受到大自然與人類之間的密切關系，深切地認識到他們相互依賴共生共存的重要性。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人們討論問題時往往要從“道”出發。老子的《道德經》自不必說，孔子也感慨“朝聞道夕死可矣”。他們所說的“道”并不是簡單的道路、道理，更主要的是指宇宙自然運行的總規律、必然性。它強調的是天、地、人之間的和諧統一。在文學創作中，那些表現出高遠深邃意境的作品往往體現了“道”的意蘊。如王之渙《涼州詞》：“黃河遠上白云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其中有宇宙自然的形態及其規律性變動，人在其中的內心體驗與感受，以及人與自然相互作用生成的情感表達等等。這樣的作品即使歷千年之久，仍然直逼人心，熠熠生輝。這其中既包含了人的審美表達，也體現著某種價值判斷。我們仍然能夠從這樣的作品中體味到一種文化的話語魅力，仍然能從中尋找到人類解決現實問題、通達未來的價值意義。

從傳統文化資源中尋找通達未來的方向，構建具有現代意義的價值體系，最急迫的任務就是要解決現實存在的問題。傳統是“根”，現代是“流”，現實是“的”。這其中既有哲學價值層面的追尋。如道生萬物、天人合一、以人為本、節用求簡、協和萬邦、修身養性等；也有方法論的意義，如辯證統一、中庸之道、格物致知、以柔克剛等。即使在審美領域，也有很多仍然充滿生命力的價值范疇。如自然之美、意境意象、文以載道、風骨氣象、虛實共生、儉樸為美、飄逸曠達、雄渾豪放等等。如何在這些資源中尋找具有現代意義的東西，并與人類已有文化經驗與豐富實踐融合揚棄，進行具有現實意義的轉化，是文學面臨的課題。只有它們的統一共存、轉化新變，才能生成適應時代要求的、引領我們走向未來的價值體系。

講好中國故事

與人類文明的不斷進步相應，人類審美也同樣是在不斷的吸納融合中新變的。距今大約四五千年的時期，在中原的核心地區陶寺一帶，融合了來自東北部的紅山文化、西北部的鄂爾多斯文化，以及東南部的良渚文化與大汶口文化等，形成了陶寺文化——以仰韶文化廟底溝二期為代表的文化形態。在這一時期，高度抽象的花卉圖案成為這一地帶族群，也就是華夏族群的文化標識，并逐漸向周邊地帶擴展；原生于紅山文化中的“龍”也進入中原，成為華夏族群的圖騰。至少在夏商時期，中原與西域的交通已經形成了較為普遍的現象。西域的玉石進入中原，逐漸由實用器演變為頗具藝術意味的禮器，并發展出玉石所附著的文化含義。玉石之路也成為絲綢之路的前身。在魏晉南北朝時期，西域的繪畫技法傳入中原。其“暈染法”改變了中原傳統畫法中的平面表達，使人物形象的立體感顯現出來，豐富了中國傳統繪畫的表現手法。凡此種種，在不斷的交流融合中，中國的審美進一步豐富昌盛，強勁鮮活，滿足著時代演變之中人們不斷豐富起來的審美需求。

但是，我們仍然面臨著中國文學向何處去的問題。在現代化日新月異的時代，中國文學如何為我們提供精神支撐、價值引領、審美范式，創作出更多屬于這個時代的標志性高峰之作仍然需要艱苦的努力。單純從表現手法來看，中國文學已經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很大程度上在或顯或隱地追求與所謂的“世界”而實質上是歐美現代派文學的一致性。從價值表達來看，顯現出遮蔽或遺忘傳統而竭力向他者傾斜的態勢。從判斷標準來看，也表現出以他人為中心的評判傾向。這也引發了諸多方面的批評與反思。一種是創作層面。很多作家在經過了一段時間的模仿借鑒之后，又重新回歸傳統，從中尋找新的動力與資源。但這種“回歸”并不是簡單的重復，而是在積累了相應經驗之后的新探索，具有了新變的可能性。另一種是本質層面。就是要很好地解決，是要為世界提供中國的文學，還是提供由中國作家寫作的“仿外國”文學。如是前者，仍然保持了文學的獨立意義。若是后者，則消弭了中國文學的獨立價值，變為中國人看來不中國，外國人看來也不外國的狀態。這也說明中國新文學在完成了從舊向新的革命，并進行了成功的民族化、大眾化實踐之后，進一步完成其“現代”性的轉化仍然面臨許多挑戰。

似乎可以討論一些方向性的問題來提供探索的可能性。這將使中國文學蛻變為更具表現力與藝術魅力的審美形態。首先是用中國傳統文學的敘述方式彌補而不是代替現代派文學輕敘述的現象，使文學的敘述能力得以強化。其次是用中國傳統文學描寫人物的方法來強化而不是代替現代派文學重內在世界的呈現而輕外在行為的刻畫，從而改變人物性格模糊、形象概念化、標識化的問題。同時要發揮現代派文學重視人物內在世界描寫的優勢，使人物形象不僅具有外在的生動性、鮮活性，也具有內在的豐富性、復雜性。再次，用中國傳統文學以情節為中心、有明確的時空來結構作品的手法豐富而不是代替現代派文學忽視情節、模糊時空，以心理反應結構作品的跳躍性、流動性，甚至隨意性的現象，既彌補讀者把握不住人物及其存在環境的問題，又能夠使以時間為序的結構方式具有擺脫時間控制的單一性現象，使作品擁有更多樣的內在與外在表達的可能。第四，用中國傳統文學重視外在社會生活的描寫來改善現代派文學只重視個人內在精神世界的不足，使文學能夠從外在的生活與內在的生活多個層面進行表達，從而既擁有與大眾生活密切相關的人文社會關懷，又擁有個人內在世界主觀感受的豐富性，并使這二者融合同一。最后，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文學表現現實的能力。任何被讀者廣為接受的作品，特別是文學作品，都具有直面現實，對現實生活產生作用的功能。它必須關注人的現實境遇，關注人的現實處境，幫助人對現實進行思考體驗，并給予人們解決實現問題的精神力量與價值啟迪。如果文學僅僅蛻變為一種技巧，一種單純的形式，將失去讀者。其結果就正如文學疏離了讀者大眾一樣，讀者大眾也將疏離文學。由此，文學也將褪化為生活的裝飾品，而不再是人們所需要的文學。文學的這種現實功能，可能是針對局部的，或者是即時性的，但也可能是超越了國家、民族、政治與宗教的。其超越性越大，受到關注承認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越普遍。而解決人類面臨的現實問題，中國文化，特別是傳統文化中仍然有豐富的可以轉化為現實價值的資源。這些源于傳統又立足現實，具有現代意義又體現出充沛的現實精神的價值觀對當下人類的發展模式、未來走向具有重要的啟示。當中國正在發生著深刻的變革，并表現出改變世界格局與發展方式的趨勢時，中國的作家也當然能夠為這個世界的積極變化提供充滿思想深度、想象魅力與藝術活力的精彩的中國精神、中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