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波德萊爾說，“小說最好的部分就是作家沒有直接點破的地方。”因此，我們看BBC改編薩莉·魯尼的小說《正常人》的同名劇集會有一種欣慰，電視劇主創對小說核心的洞察保持了恰如其分的緘默。仿佛鏡頭也承認，和小說相比，它有時候沒有能力讓我們“看到”那么多。

1

開頭給關系定調的一段，下課后康奈爾開車單獨帶瑪麗安去“鬼屋”。鏡頭下的陽光熾烈到讓人心事全無，小說里的那張“床墊污跡斑斑，受了潮，看上去還沾了血”沒有了蹤跡，偶像劇般的畫面無法容下瑪麗安心里的那句“好臟啊”。那間“鬼屋”，康奈爾說，“差不多是我家面積的三倍吧”，這是他因自己的階層和家庭被迫習得的參照體系；劇本中刪掉了瑪麗安的心理活動，“她覺得自己很蠢，居然沒意識到他在想這個”。

小說轉場就是酒吧的一場鬧劇。康奈爾頂著被小群體背叛的壓力，帶著被羞辱后哭泣的瑪麗安回到自己局促的家。瑪麗安說起自己小時候被父親打過。“康奈爾沉默了幾秒，時間長得讓人難以置信。”姑且不討論，“長得令人難以置信”的幾秒鐘從寫作上是不是夸張。接下來康奈爾說他愛瑪麗安，這讓瑪麗安確信自己擁有了另一種人生：“她過去認為自己不配得到任何人的愛。但現在她擁有了新的人生，這是她的第一個瞬間，哪怕多年后她仍會覺得：“是的，我的人生，是從那一刻開始的。”但幾頁之后，我們看到康奈爾在明確反思自己說出口的那句話，是“沒過腦子”，他認真自我辯論那是不是謊言，“不管這是真是假，但這是他第一次屈服于這種沖動，說出了口”；最后，作家呈現了還有第三種可能，康奈爾其實更渴望知道別人私下里是怎樣生活的，“這樣他就能模仿他們”。

鏡頭撫平了兩種沖突的聲部，小說中所有令人暈眩的錯位在鏡頭里都變成一種危險的唯美。這種抹平在后面出現過很多次，也導致我們在過多的床戲中間逐漸陷入一種隱約的不滿，大概接近康奈爾反觀兩人關系挫敗時的茫然，也就是：“這個故事究竟少了什么，以至于無法解釋他們到底為什么這么難受呢？”

《衛報》對小說《正常人》的這段評論多少還是準確的：《正常人》和《和友人談天》擺在書架上，你（當然）會認為《正常人》才是處女作，更簡單，更像是一個開始。至少，《和友人談天》像模像樣寫了一段四角關系，菲比的形象刻畫得多么好，為現代小說貢獻了一個神采奕奕的特權階層形象；而《正常人》則是一段華爾茲，或一段探戈——聚焦于兩人身上的燈光越集中越明亮，瑪麗安和康奈爾周圍的家人、朋友、咨詢師等，就越發暗淡、模糊。

2

電視劇中，“和友人談天”的場景焊接了相當多的劇情，瑪麗安和康奈爾周圍始終簇擁著令他們恐懼和自卑的“正常人”，但這些朋友間的對話卻有一種神奇的離心力，讓人覺得那些廝混著的年輕人像應該隨時被撤走的毯子，讓劇情再次回到瑪麗安—康奈爾獨有的密閉空間——那一對只想活在自己陰影之中的年輕人。

“白評論”（The White Review)網站最近刊發了魯尼2016年的短篇《在診所》，從完稿時間上早于《正常人》，故事有點像《正常人》的雛形，我們不妨借此揣測魯尼寫作的決心種種發生了什么變化。魯尼標志性的“后現代的輕”依然延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對話、日常行為（穿衣服、洗碗、去超市、參加聚會、寫很多郵件）依然構成小說最主要的情節框架，當然這些乏味也是當代小說家必須履行的“義務”。另一方面，可能別的小說家因為害怕尷尬而不愿意實現的對話，在魯尼的小說里依然具有一種神奇的坦蕩。

《在診所》里的康奈爾和瑪麗安，除了個性和心理感覺之外，人物的其他背景故意被模糊，瑪麗安拔出智齒和之后的口腔感染似乎是情節最嚴重的事兒。《正常人》里，康奈爾“這輩子干過的最激烈的政治行為”，就是大學里的辯論社打算邀請一個新納粹主義者來開講座，康奈爾在很多呼吁撤回邀請的Facebook帖子下面點了贊。《在診所》里，瑪麗安的悖論是，康奈爾很珍貴地把她當作另一個完整獨立的人——通過性、而不是浪漫化的方式——卻不能愛上她。瑪麗安夢到和康奈爾結婚，但她和當時的男朋友丹尼爾談這些的目的，只是為了讓丹尼爾感覺糟糕而已。

《正常人》講的是說出口即變得悲傷的愛，還有破除了很多阻礙的身體，兩個人在“愛”的陰影處徘徊，為它剝開的意識和動機無限焦灼。康奈爾和瑪麗安幾乎從沒為性本身焦慮，即使瑪麗安后來大談自己和杰米施虐—受虐的關系，康奈爾的憤怒指向的也不是占有，而是性所保護的“真實”和“正常”之間的沖突，他和瑪麗安的身體始終一起抵擋羞恥和困惑的屏障，但瑪麗安無限屈服的身體似乎背叛了這層含義。在這樣的小說里，性已經是肉眼可見的去性欲化了。

3

詹姆斯·伍德《小說機樞》里說《一位女士的畫像》中草率出場的伊莎貝爾，那種向往自由又恐懼自由的形象，是很典型的美國式的空洞，但亨利·詹姆斯讓讀者有清晰的指望，我們知道小說會逐漸塑造她，伊莎貝爾的“空洞”會逐漸被“歐洲”填充。《正常人》里的瑪麗安和康奈爾，也需要讀者抱著同樣的期待去等待他們被小說塑造。瑪麗安是一路被竊竊私語烘托著出場的，關于瑪麗安，魯尼開始給出的是一幅粗率的、帶著涼意的畫像：

“她讀關于敘利亞的長文，然后搜索文章作者的意識形態背景。她讀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長文，放大圖片，讀上面字號很小的配文。然后她通常睡個回籠覺，或者去洗澡，或者躺下來自慰。”

我們在這個眾人眼中古怪的平胸高中女生身上不大能迅速建立認同。雖然瑪麗安多數時候占據故事的敘述中心，但讀者不能因此承認自己非常了解她。薩莉·魯尼幾乎是按照一種均勻的速度在進入瑪麗安、進入康奈爾，慢慢彌合他們和讀者的縫隙。在大段疏離的平淡描述后，作家會經常冷不防拋出“一個被欺凌的人是不會對自我產生什么深刻發現的；但欺凌他人會讓你領會到某種無法磨滅的東西”“這種感情部分來自他知道自己曾完完全全地支配她，至今仍然擁有這種力量，并不認為自己將來會失去它”，這樣重重敲擊鍵盤才能出來的句子，多少讓你懷疑，作者是不是總結得太多。但同時，讀者又忍不住為那些縫隙被填平感到欣喜。

4

羞愧、羞恥和愛，在最深處是不可能擺脫彼此，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觀察。《正常人》算是對這個俄羅斯公理的一種非常標致的認同。瑪麗安和康奈爾隱蔽的自我中心，他們不厭其煩掂量對彼此的控制力（盡管有所不同），以及他們都容易招致他人的羞辱，是同一回事，魯尼讓兩個主人公逐漸接受了這一點。康奈爾“始終無法接受自己控制她的能力，仿佛那是一把鑰匙，能打開一棟空宅，以備不時之需。事實上他培養了自己控制她的能力”。對應地，瑪麗安在很久以后看到，高中時男生殘忍地奚落她，罵她平胸，大學的男人們則“試圖用性愛和追捧，都是出于同一種目的，為了制服她性格中的某種力量”。她對康奈爾的一再豁免讓人迷惑，只能解釋為她和康奈爾的關系無關褫奪，不會讓她自我抽離，“仿佛這不關她的事”。但一旦康奈爾慢慢開始適應這個社會，他們因“永遠無法融入世界”的秘密同盟就會瓦解。

魯尼努力在描繪一段“準確”的關系，憑借其纖細而日漸篤定的筆觸。她像是被“羞恥”和“脆弱”這個命題牽引著，從《在診所》進入《正常人》。

比如這句，“她說，我不知道。有時候我覺得自己是個壞人，應當被人虐待。”魯尼把它原封不動地從《在診所》挪到了長篇中。2016 年的短篇中，這句話的上文是瑪麗安的母親曾有一個男朋友斯蒂芬，斯蒂芬經常晚上到瑪麗安房間來找她“說話”。康奈爾聽完一陣難受，但過了一會兒那種難受也就過去了。《正常人》里，這句話是在瑪麗安向康奈爾解釋為什么自己甘愿在和杰米的關系中做一個“服從者”，因為康奈爾看起來被瑪麗安嚇到了。作家沒有解釋為什么康奈爾會猶如溺水般感覺“與自我分離”。讀者好像也在接受小說本身的教育，康奈爾的恐懼在此刻必須是合理的。

5

《正常人》英文版里，金錢（money）出現了22次，羞恥（guilt/guilty） 13 次，敏感（sensitive） 9次。和處女作《聊天記錄》一樣，魯尼在這本小說里也依然沒有顧慮地讓人物討論金錢、地位和硬邦邦的國際政治、抗議財政緊縮抗議墮胎政策抗議加沙戰爭——想想司湯達的表態，“文學中的政治猶如音樂會上的槍聲，它庸俗而響亮，人們不得不予以關注。”關于風格的糾結，魯尼肯定不會像福樓拜那么糾結到怨天尤人，但她肯定從福樓拜的小說里學到了不感情用事的風度。

這本小說中的其他人物，比如康奈爾58歲的外婆在小說中的短暫出場（摔倒去醫院）似乎就是為了有必要點出，康奈爾的外婆和瑪麗安的母親丹妮絲同歲這個古怪的事實。丹尼絲對女兒的冷漠——“丹尼絲很久以前就認為男人可以對瑪麗安施暴，從而表達自我。”瑪麗安的哥哥艾倫身上的陰郁和暴力，似乎因為寫作中的某種緊張感處于未完成形態。比如艾倫看著妹妹要去都柏林念大學，而自己只能永遠留在家鄉，心中泛起惡意，他“用力咬住食指關節。他的手臂在顫抖……無論她去哪里，她都無法得到解放”。魯尼對這個人物的打量可能部分澄清了兄妹之間惡意的根源，但相比于對瑪麗安—康奈爾關系的反復思考，書里的這些人物都沒有得到作家足夠的耐心。

“時間是如此伸縮自如”——魯尼在小說中這么形容過瑪麗安在和康奈爾的一次性愛中的感受。整本《正常人》，時間切割和延續也可以稱得上伸縮自如，甚至有一章的標題就是“五分鐘后（2014 年7月）”。這種彈性讓小說所有的不對稱具有了一種獨特的褶皺，瑪麗安和康奈爾的脆弱和他們與此的混戰像是一種呼吸，讀者可以不停地從兩人最纏繞的關系深處，浮上水面，透口氣。

他們兩個人的高中同學羅布自殺后，康奈爾意識到自己可能也和羅布沒什么不同，“為了被社會接受，他愿意背叛任何信賴、任何善意。”瑪麗安也看到，“她的大學生活表明，要是中學時有誰愿意和她說話，她也會和其他人一樣惡劣。她根本沒什么可高人一等的。”這樣決絕的句子是小說中讓人真正如釋重負的時刻。和“正常”的角力終于可以松懈片刻，讀者目送“精神上都遭遇過難以名狀的創傷”的兩個人終于真正離開卡里克里，帶著對彼此的控制力，一步步地靠近慣例、還有“別人”。

他們終于不用在二者之間做出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