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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話：一個作家和他的同行及其作品》 [美] 菲利普·羅斯 著

蔣道超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出版

《行話：一個作家和他的同行及其作品》近日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在書中，菲利普?羅斯采訪了全球各地的7位杰出猶太作家——普利莫?萊維、阿哈龍?阿佩爾菲爾德、伊凡?克里瑪、艾薩克?巴什維斯?辛格、米蘭?昆德拉和愛德娜?奧布萊恩。本文摘取了書中菲利普?羅斯采訪普利莫?萊維的片段。

一九八六年九月到達都靈的那個星期五，繼前一年春日午后的倫敦一面，我與普里莫·萊維再次開始對談。我請求他帶我參觀油漆廠。起初他在這里被聘為研究化學師，后來一直到退休都擔任經理。公司總共聘用了五十位員工，他們主要是在實驗室工作的化學師和在車間工作的技術工人。生產機械、成排的儲存罐、實驗樓、裝在大型集裝箱中待運出去的成品、凈化廢氣廢水的處理設備等都被放置在離都靈七英里遠的方圓四五英畝的地方。烘干樹脂的機器、攪拌清漆的機器以及抽吸污染物的機器的聲音絕沒有使人感到痛苦和惱火，堆置場里刺鼻的氣味——萊維告訴我，他退休兩年后衣服上還黏附著那種氣味——完全沒有使人感到憎惡，三十碼長的垃圾箱裝滿了防污染過程中排出的黑色泥漿質地過濾渣，這也并非特別不堪入目。這里算不上是世界上最丑陋的工業環境，卻遠離萊維自傳性敘述中那種特有的精神境界。

盡管與他的散文所表達的精神相距甚遠，工廠顯然離他的心很近。注意到噪音，惡臭，雜亂交錯的管子、大桶、箱子以及刻度盤等，我想起了《猴子的痛苦》中那個技術裝配工福索內。他對萊維說：“我不得不告訴你，在一個工地上轉悠是我喜歡的事。”萊維把福索內稱為“我的另一個自我”。

我們走過開闊的庭院來到實驗室。實驗室是他任經理時建造的簡易兩層樓房。路上他對我說：“我離開工廠已經十二年了。這對我來說將是一場歷險。”他說，他相信幾乎每一個曾經與他一起工作過的人現在不是退休了，就是去世了，而實際上，他碰到幾個仍在那兒工作的人，看他反應仿佛是撞見了鬼魂。有人從他原來的辦公室里走出來歡迎他歸來，他對我耳語道：“又一個鬼魂。”原料要在實驗室里仔細檢查后才能被移至生產部門。在去這個實驗室的路上，我問萊維是否能嗅出彌漫于走廊里的淡淡的化學氣味：我覺得聞起來像是在醫院走廊里。聽了我的問話，他只是微微地抬起頭，將鼻子對著空氣嗅了嗅，然后臉上掛著微笑對我說：“我知道并可以像狗一樣對它進行分析。”

在我看來，他內心充滿了活力，更像森林中最具詭計與智慧的那些速度極快的小動物。萊維個頭不大，身材瘦小，不擺架子，起初給人的印象是體格柔弱。從表面上看，他就如十歲時一樣靈活、敏捷。在他的身上和臉上，你會發現他十歲時那樣的臉和身體，而這在許多人身上是看不到的。他身上的那種機靈幾乎是明顯可見的，而顫動于其體內的那種敏銳就像是他的指示燈。

乍一想，這可能令人吃驚，但實際上作家就像其他人類一樣可分為兩類：那些聽你敘說的和那些不聽你敘說的。萊維傾聽別人說話；他的下巴上蓄著白色的胡須，一張臉恰似一尊模型，雖然六十七歲年紀，但看上去卻像潘神一樣年輕，像一位教授，臉上表情充滿好奇與敬意。福索內早在《猴子的痛苦》中就對萊維說過：“你這個家伙，居然使我向你講述了這些故事。除你之外，我從沒有告訴過別人。”我相信他這話。難怪人們總是把事情告訴他，每一件事在書寫出來之前都已被忠實地記載下來：他在傾聽時專心、安靜，就像金花鼠在石墻上發現了陌生的東西一樣。

萊維與妻子露西婭居住在一幢大而堅固的房子里。這幢房子建于他出生前幾年，實際上他就是在這里出生的，因為這里曾是他父母居住的地方。除了在奧斯威辛的那一年和被釋放后冒險的那幾個月之外，他一生都居住在這幢房子里。房子坐落在一條兩旁是住宅樓的寬闊大街上，它使我在這意大利北部看到了曼哈頓西區大道：川流不息的小汽車、公共汽車，在軌道上飛速駛過的電車，還有沿著大街兩邊無限伸展開去的一排排高大的栗子樹，從路口可以看到的城邊的綠色山丘。房子的穩固性已開始有點顯示出歲月的侵蝕。直接穿過萊維所稱的“迷人的都靈幾何構造”，到市商業中心著名的拱頂走廊需步行十五分鐘。

自他們夫婦在戰后相識成婚以來，萊維的母親一直就與他們居住在這幢公寓里。她已經九十一歲高齡。萊維九十五歲高齡的岳母居住在離他們不遠的地方；他隔壁住著他那個二十八歲的物理學家兒子；再往前幾個街區就是他三十八歲的植物學家女兒。在當代作家中，還沒有哪位幾十年一直自愿與自己的直系親屬、出生地、地區、祖先的世界，特別是當地的工作環境——在主要為工業區的都靈、菲亞特所在地，保持如此直接、不間斷的聯系。在二十世紀有智慧的藝術家當中——萊維的獨特之處在于他更多表現為藝術化學家，而非化學作家——他可能是對周圍生活適應得最徹底、最好的一個。也許對普里莫·萊維來說，與群體互為聯系的生活，以及他關于奧斯威辛的代表作，構成了他對那些盡一切可能割斷他每一個持久的聯系并把他和他的同類從歷史上抹去的人，所作出的深刻而激烈的反應。

在《元素周期表》中，首段用最簡潔的句子描寫了化學最令人滿意的過程之一。萊維寫道：“蒸餾很美。”接下來的內容也是蒸餾，即把我們在一個漫長的周末，多數在萊維家門廳旁邊靜謐的書房里用英語進行的活躍、廣泛的對話提煉為精華要點。他的書房很寬敞，但裝修簡樸。里面放了一張繡花的舊沙發和一把舒適的椅子；辦公桌上是一臺加罩的電腦；辦公桌后面的書架上堆放著萊維五顏六色的筆記簿；書房周圍的書架上到處都是意大利文、德文和英文的書籍。最喚起人記憶的是一個最小的物件：一幅不醒目的關于奧斯威辛集中營半被毀壞的帶刺鐵絲網的素描。掛在墻上更醒目的是萊維親自用絕緣銅線很巧妙地扭曲成各種形狀的趣味作品。那些電線上涂有一層清漆，實驗室研發這種清漆的目的就是用于絕緣。作品有一只大蝴蝶、一只貓頭鷹、一只很小的蟑螂。辦公桌后面較上方還有兩件最大的作品：一件是電線制作的獵鳥者；另一件，當我猜不出代表什么的時候萊維解釋說，那是“一個玩弄鼻子的男人”。“一個猶太人。”我建議說。“是的，是的，”他笑著說，“當然是一個猶太人。”

羅斯：在《元素周期表》中，就是那本關于你作為一個化學家“強烈而又辛辣的”經歷的書中，你談到了朱莉婭，你一九四二年在米蘭化工廠工作時那位迷人的年輕同事。朱莉婭在解釋你的“工作狂”狀態時認為，那是因為你在二十出頭時見到女人很靦腆，沒有女朋友。但我認為她的判斷是錯誤的。你工作狂的真正原因源自更深刻的因素。工作似乎是你的主題，不僅體現在《猴子的痛苦》中，而且還體現在關于你在集中營被監禁的第一部書中。

“勞動創造自由”幾個字被納粹刻在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大門上。但在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工作是對工作可怕的戲仿，毫無用處，毫無意義，只是作為一種導致痛苦死亡的懲罰。或許可以把你的整個文學創作視為致力于恢復工作的人道意義，即將奧斯威辛集中營雇主們以嘲諷挖苦的方式玷污了的工作意義恢復過來。福索內會對你說：“我所從事的每一項工作就像是初戀。”他喜歡談論他的工作就像喜歡他的工作一般。福索內通過勞動使自己成了真正的自由工人。

萊維：朱莉婭把我當時瘋狂工作歸咎于我在女孩面前靦腆是不無道理的。這種靦腆，或者抑制，是名副其實的、痛苦的、沉重的——對我來說比對工作的忠心更重要。我在《元素周期表》中描述的米蘭工廠里的工作是模仿性的，因此并非我所盼望的。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意大利休戰的災難消息已經廣為流傳。如果對此不理不睬，繼續埋首毫無意義的科學活動豈非愚蠢可笑。

我從未試圖認真分析我這種靦腆性格，但毫無疑問的是，墨索里尼的種族法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他猶太朋友成了其犧牲品，有些“雅利安”同學嘲笑我們說，我們的割禮就是閹割。我們出身在清教徒家庭，因此至少在潛意識上也傾向于相信這種說法。那時工作對于我來說是一種性的補償，而非出于真正的激情。

然而，我也充分認識到，離開集中營之后，我的工作，嚴格說是兩種工作（化學和寫作），在我生活中確實起了且仍然在起著重要的作用。我深信，正常人在生理構造上注定要從事具有目的性的活動，無所事事或者無目標的工作（如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工作）則導致痛苦和萎縮癥。以我的情形看，以及以我的另一種自我——福索內——的情形看，工作就等于“解決問題”。

我在奧斯威辛集中營常常看到一種希奇古怪的現象。“出色工作”的要求很嚴格，結果致使大家在從事缺乏獨創性的日常零星工作時也追求“出色”。那位連續六個月偷偷給我送食物、救我性命的意大利瓦匠痛恨德國人，痛恨他們的食物、他們的語言和他們的戰爭。但當他們安排他去砌墻時，他把墻砌得又直又堅固。這并非出于服從而是出于專業尊嚴。

羅斯：《奧斯威辛集中營幸存記》的最后一章是“十日傳奇”。你以日記的形式描述了如何經歷了從一九四五年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的痛苦。納粹帶著大約兩萬名“健康的”囚犯向西逃走后，集中營臨時湊合的醫院里只留下了你和少數患病或垂死之人。這里所敘述的故事我讀起來就像是魯濱遜的地獄漂流記。你，普里莫·萊維，就像魯濱遜，從殘酷邪惡的島上攫取生存之必需。這部分及整部書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顆實際、高尚的科學心靈的思考在多大程度上使你得以生存。在我看來，你的幸存并非由單一的生物力量或者難以置信的運氣所決定，而是由你的專業性格所決定：講究精確的人，追求秩序原理的實驗控制者，他所重視的一切都被顛覆。就算你是惡魔般的機器中一個編了號的部件，你也是一個總在用一顆系統化的心靈去理解的部件。在奧斯威辛集中營里，你自語道“我思考得太多”以抵制“我過于開化”。但對我而言，那位思考太多的開化人與那位幸存者是分不開的。科學家與幸存者是同一個人。

萊維：千真萬確，你說到點子上了。在那難以忘懷的十天里，我確實感到像魯濱遜，但有一點重要的不同。魯濱遜為他個人的生存而工作，而我和兩位法國同伴則有意識地、幸福樂意地為一個正義的人類目標而工作，去拯救我們患病同志的生命。

至于生存的問題，我無數次自問，許多人也問過我這個問題。我堅持認為沒有普遍的規則可言，只是進集中營時身體健康，會說德語。除此之外，唯有聽天由命。我注意到，活下來的人中有精明的人，也有愚蠢的人；有勇敢的人，也有膽怯的人；有“思想家”，也有瘋子。就我的情形而言，運氣至少兩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次是領我見那位意大利瓦匠；另一次是我唯一一次生病的時候，且病得正是時候。

雖然我同意運氣占絕對上風，但你所說的還是有道理的，即思考與觀察是生存的因素。我記得在奧斯威辛那一年的生活中，精神處于異常飽滿狀態。我不知道這是否是因為我的專業背景，或者是毋庸置疑的毅力緣故，或者完全是本能緣故。我不停地記錄著身邊的世界與人，結果他們在我腦海中的形象仍然難以置信地清晰。我強烈地希望去了解，難以抑制自己的好奇心。后來事實上有人認為這只是一種懷疑一切的心理：當一個自然主義者發現被移植到一個駭人聽聞卻是新的環境時，他所抱的好奇心。

我同意你的觀點，即我的那句話，“我思考得太多……我過于開化”，與另一種心態有所抵觸。但請準予我擁有不一致思想的權利：在集中營里，我們的心態不穩定，每時都搖擺于希望和絕望之間。我想，在我的書中可以發現的那種一致性是人造的、文飾的、事后的產物。

羅斯：《奧斯威辛集中營幸存記》起初用英語出版時的書名是《如果這是一個男人》。該書是對你意大利語書名的忠實翻譯（你的美國出版商起先應有保留那個書名的見識）。你依據確切的數據，描寫和分析了你對德國人“大規模的生物和社會實驗”的可怕記憶，展現了一個人可以像化學反應中的物質一樣，變形或分解，失去其應有的特質。《如果這是一個男人》讀起來就像是一位道德生物化學理論家的回憶錄，記載了其被強征為標本生物，去經歷最為邪惡不幸的實驗。那個被困于瘋狂的科學家實驗室中的生物自己就象征了理性的科學家。

《猴子的痛苦》一書可能最準確的名字應該是《這是一個男人》。在這本書里你告訴福索內，即你那個藍領山魯佐德，“在世人眼里是位化學家，感到……血管里流淌著作家的血液”，結果“我身體里有兩個靈魂，那對我來說太多了”。不過，我卻要說那是一個靈魂，而且是令人羨慕地寬敞、密封的。我還要說，不僅幸存者與科學家是不可分的，而且那位作家與科學家也是不可分的。

萊維：與其說這是一個問題，倒不如說這是一個診斷。我心存感謝地接受這一診斷。在集中營生活時我盡最大可能表現出理性。我撰寫《如果這是一個男人》這本書就是掙扎著去向別人和我自己解釋我所經歷的事件，但卻沒有明確的文學企圖。我的書寫模式（或者，如果你喜歡的話，我的風格）是工廠里慣常使用的那種“每周報告”的形式。它必須精確、凝練，使用的語言在工業等級體制中每一個人都能理解。當然不能使用科學術語。順便說一下，我不是一位科學家，也從來沒有是過。我確實想成為科學家，但戰爭和集中營阻礙了我夢想的實現。因此，我整個專業生涯中就只能局限于當個技術員了。

你說我只有“一個靈魂……而且是……密封的”，我再次對你表示感激。我說過“兩個靈魂……太多了”，那半是玩笑，半是暗示一些嚴肅的事情。我在工廠里干了幾乎三十年，我必須承認，當一個化學家和當一個作家并沒有什么不相容的地方——實際上，兩者還互為強化。但工廠生活，特別是工廠管理，包含許多其他事情，遠不止化學問題，如聘用和開除工人，與老板、顧客和供應商等爭吵，處理突發事件，在夜晚或者在派對上時突然有電話找你，應對官僚問題，還有許多枯燥乏味的任務要完成。這整個行業與寫作都形成了無情的不相容，因此需要相當的心靈平靜。最終當退休年齡到了，可以辭職時，我大大地松了口氣，于是放棄心靈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