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早期新詩發展史上，魯迅為胡適《嘗試集》“刪詩”與《我的失戀》引發的“撤稿事件”是兩個端點，其間的變化象征著新文化陣營走向分化，也反映了魯迅對新詩寫作倫理建構的參與。出于對新詩發展路向上的潛在危機的高度警惕，魯迅先后將舊文人積習的殘余與青年自身的頹唐狀態視為詩的“敵人”。他在《立論》中通過對“壽詩”的改寫和解構，擺脫了與舊文類的形式相似性所造成的困擾；而他對“阿呀體”的復雜態度背后，則是在新詩批評的輿論場中建構理想的寫作倫理的努力。

一、兩首“壽詩”

1919 年 12 月的《晨報》一周年紀念增刊上刊登了胡適的白話詩《周歲——祝〈晨報〉一年紀念》，這首詩在 1920 年 3 月《嘗試集》的初版和同年九月的再版本中都有收錄。胡適在再版自序中還流露出對這首詩的得意之情，他聲稱：“《威權》《樂觀》《上山》《周歲》《一顆遭劫的星》，都極自由，極自然，可算我自己的‘新詩’進化的最高一步。”［1］然而他的這幾首得意之作，在經過了1920年底的“刪詩事件”之后，唯有《周歲》一詩被剔除在外，沒再被收進之后的版本中。所謂“刪詩事件”，在胡適的《〈嘗試集〉四版自序》有詳細的描述：“刪詩的事，起于民國九年的年底。當時我自己刪了一遍，把刪剩的本子，送給任叔永、陳莎菲，請他們再刪一遍。后來又送給‘魯迅’先生刪一遍。”［2］

這個“刪詩事件”在魯迅的日記文章中從未提過。直到 2000 年北大圖書館在胡適的遺物中，發現了《嘗試集》刪改本里有魯迅在 1921 年 1 月 15日寫的親筆信，當年魯迅對《嘗試集》具體的刪改建議才得以曝光：“適之先生：今天收到你的來信。《嘗試集》也看過了。我的意見是這樣：《江上》可刪。《我的兒子》全篇可刪。《周歲》可刪；這也只是《壽詩》之類。《蔚藍的天上》可刪。《例外》可以不要。《禮！》可刪；與其存《禮！》, 不如留《失望》。我的意見就只是如此。”［3］

在胡適征詢過的幾位朋友中，只有魯迅一人提出刪除《周歲》，并且只有對于這首詩，他給出了明確的理由：“這也只是《壽詩》之類。”這首詩的技巧在《嘗試集》中并不算拙劣。在胡適“擺脫舊詞調”的努力中，這首詩已經是用流暢輕快的白話，將一個簡單的慶祝場面給勾畫出來。將說理寄寓在周歲的祝詞中，也不顯得生硬：

唱大鼓的唱大鼓，/ 變戲法的變戲法。/ 彩棚底下許多男女賓，/ 擠來擠去熱鬧煞！

主人抱出小孩子， —— / 這是他的周歲，—— / 我們大家圍攏來，/ 給他開慶祝會。

有的祝他多福，/ 有的祝他多壽。/ 我也擠上前來，/ 鄭重祝他奮斗。

“我賀你這一杯酒，/ 恭喜你奮斗了一年；/ 恭喜你戰勝了病鬼，/ 恭喜你平安健全。

“我再賀你一杯酒，/ 祝你奮斗到底：/ 你要不能戰勝病魔，/ 病魔就會戰勝了你！”［4］

1920 年出版的中國最早的兩部新詩選《新詩集》和《分類白話詩選》都收錄了這首詩，可是在之后出版的詩選中，這首詩就沒有了蹤影。如果沒有魯迅的意見，《周歲》大概不會在新詩經典化的過程中被作者主動淘汰。陳平原在周氏兄弟的刪詩信件發現之后，圍繞這個材料對“早期新詩的經典化”進行了綜合而深入的討論。他認為“魯迅顯然對剛誕生的白話詩有可能成為新的應酬工具保持高度的警惕 , 故特別點出此乃淵遠流長因而極易復辟的‘壽詩’傳統”［5］。也就是說，胡適對《周歲》在白話詩體上的形式意義十分自信，可是魯迅卻出于對白話詩用途的擔憂，建議刪去這首攜帶著傳統祝壽文化的新詩。魯迅的意思是，它實際上仍是一首舊詩。這對于一個本來就對自己身上“舊文學因子”頗為警惕的新文化運動領袖，無疑是當頭棒喝。胡適沒有任何辯解，立刻就把這首詩撤下。

在這首詩里，“病鬼”和“病魔”的含義成了理解的關鍵。這又要聯系到《晨報》的前身《晨鐘報》，它在 1917 年 9 月由于揭露段祺瑞政府向日本借款而遭到查禁，到 1918 年 12 月才改名《晨報》復刊。由此可見，胡適詩中的“恭喜你奮斗了一年；/ 恭喜你戰勝了病鬼，恭喜你平安健全”應當就是指《晨報》從查封到復刊，再到重新站穩腳跟的一周年。在這層意義上，“病鬼”和“病魔”就暗指當時北京對進步言論造成威脅的既成政治勢力。然而在更廣闊的社會語境下，《周歲》中“小孩子”與“病魔”的關系不僅在本事上對應著《晨報》與軍閥政府的關系，也可成為新文化運動時期各種新興的事業與守成勢力之關系的隱喻。

胡適在《沁園春·二十五歲生日自壽》的前言中寫道：“困作此詞，并非自壽，只可算是種自誓。”［6］同樣地，這首《周歲》與其說是“壽詩”，不如說是“誓詩”。何況《周歲》已經在精神立場上，以新生的小孩子自居，站到了阻礙其成長的種種文化勢力對面，這樣的一首詩在胡適看來已經與各種舊的文學形式劃清了界限。可是魯迅卻在這些基本的新詩特質之外，一針見血地指出他的這首詩與傳統的“壽詩”仍有著內在的形式淵源。在一片熱鬧的白話詩實驗大潮中，大部分人都在關注文字用語是否已經甩開舊詩詞的語調，而魯迅卻更專注于防御文人積習的幽靈般的追尾，這才是他真正擔憂的“病魔”。

1924 年 9 月魯迅開始寫作《野草》，這已經是在朱自清所說的“極一時之盛”［7］的白話詩創作落潮之后。半個多月后魯迅就因為“撤稿事件”（《我的失戀》被《晨報》主編撤稿、孫伏園從《晨報》離職）終止了和《晨報》長達五年半的合作。但是，魯迅與《晨報》的關系并沒有就此兩斷。1925 年他寫的《野草之十七·立論》，其實就與《晨報》的糾葛、新詩的前身與現狀，甚至與胡適都有著潛在的關系。這首《立論》所描寫的，恰恰就是與《周歲》如出一轍的祝壽場景。

“一家人家生了一個男孩，合家高興透頂了。滿月的時候，抱出來給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點好兆頭。

“一個說：‘這孩子將來要發財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謝。“一個說：這孩子將來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回幾句恭維。

“一個說：‘這孩子將來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頓大家合力的痛打。

“說要死的必然，說富貴的許謊。但說謊的得好報，說必然的遭打。你……”

“我愿意既不說謊，也不遭打。那么，老 師，我得怎么說呢？”

“那么，你得說：‘啊呀！這孩子呵！您瞧！多么 ……。阿唷！哈哈！Hehe！He，hehehehe！’”［8］

這首詩對“哈哈論”的諷刺延續了魯迅一貫的國民性批判思維，不僅有多篇雜文相佐證，甚至有具體的人事相對應［9］，這個解讀也就成了標準答案。近年來有多位學者從新的角度解讀《立論》，在這首詩明顯的批判指向之外，賦予了《立論》在魯迅精神本體意義上的內涵。張潔宇就將《立論》視為中期魯迅對于如何言說和如何寫作的自我辯難，指出《立論》是“事關‘詩與真’的重大藝術問題”［10］；朱崇科則是從個體與世界的關系出發，認為《立論》展現的是兩種言說秩序的失衡，即約定俗成的“載道”式言論對個人“言志”的壓迫［11］。這些解讀將《立論》安置到魯迅精神結構中的核心問題中去，深化了魯迅對于言說方式的思考脈絡。然而這首詩幾乎不依賴任何詩意的意象語言，也有明確的議論觀點，它的“詩”的身份從何而來？如果稍作剖析，會發現《立論》在“夢”和“對話”的雙重結構里，正包含了一首“壽詩”的雛形。從魯迅判定胡適的《周歲》是“壽詩”并建議將其刪去，到魯迅《立論》對“壽詩”的改寫和解構，包含著他對新詩的態度意味深長的轉變。而這兩首并不合格的“壽詩”，也恰好代表了胡適與魯迅這兩個最為重要的新文化人基本的人生態度和寫作觀。

二、“阿呀體”與“哈哈論”

《立論》寫作的時間距離“刪詩事件”已經過去了三年，如果說魯迅一直記得胡適的《周歲》，并且有意在《立論》中呼應這首已經被刪的“壽詩”，或許有些牽強。不過魯迅在二十年代中期就經常回顧早年的文本，這幾乎成了研究中期魯迅不能忽視的寫作現象。《野草》中寫于 1925 年的《死火》和《風箏》就脫胎于他 1919 年寫的《自言自語》系列短文；這一年汪靜之去拜訪魯迅的時候，還因為魯迅清楚記得《蕙的風》中的一首詩而倍感吃驚［12］。如此說來，胡適的《周歲——祝〈晨報〉一年紀念》對于魯迅來說印象應當更為深刻。這首詩和魯迅的《一件小事》一同刊登在《晨報》的一周年紀念增刊上，那是魯迅在《晨報》發表的第一篇小說［13］，可謂是魯迅與《晨報》關系的開始。他對于同期發表的《周歲》，印象應當比他建議刪除的其他詩作要深得多，因為這首詩不僅喚起他對“祝壽”這一“國粹”的警惕，也連帶著他對《晨報》的記憶。

1924 年年底，魯迅與孫伏園一同脫離《晨報》之后，魯迅與《晨報》的關系并沒有真正結束。他時不時仍在孫伏園新辦的《京報副刊》上給《晨報副刊》一些諷刺與打擊，1925 年 5 月的《來信》中轉述了向培良信中對《晨報》報導失實的批評后，又拿“撤稿事件”來打趣：“想不至于像我去年那篇打油詩《我的失戀》一般，恭逢總主筆先生白眼，賜以驅除，而且至于打破你的飯碗的罷。”［14］

如果將兩個月后魯迅《立論》中的“滿月的孩子”與胡適在《周歲》中“滿歲的孩子”都與《晨報》勾連起來，那這首詩在本事的層面上，“遭打”的感受或許就與被劉勉己、陳西瀅等人擠出《晨報》的事件不無關系。而魯迅“遭打”所說的實話，自然就是《我的失戀》中對于“阿呀體”的失戀詩的諷刺。這些解讀并非有意坐實《立論》中的細節，而是為了解釋上文提出的疑問：魯迅為何要將《立論》寫成散文詩？經過這一番追溯，或許有了這樣一個理由：魯迅的《立論》不僅在結構上呼應了另外一首詩，而且在本事上也與幾個與“詩”相關的事件相聯系。因此，它具備了雜文實現不了的意涵，用現在的話說，《立論》和《我的失戀》都屬于“元詩”，即“關于詩的詩”。

《我的失戀》是戲仿當時流行的失戀詩已成學界常識，對此也有魯迅親筆的追認：“當時‘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類的失戀詩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罷’收場的東西，開開玩笑的。”［15］歷來對《我的失戀》的分析，一是籠統指出這是對“阿呀體”的諷刺，二是直接點明這是對徐志摩的失戀詩的戲仿。孫席珍認為詩中的“貓頭鷹”是對應徐志摩的《濟慈的〈夜鶯歌〉》，“冰糖葫蘆”“發汗藥”也都各有所指［16］。但徐志摩的《濟慈的〈夜鶯歌〉》發表時間明明晚于《我的失戀》。魯迅自己也從未說過徐志摩的詩是“阿呀體”，他直接點明是“阿呀體”的，是另一位青年詩人“琴心”（即歐陽蘭）。歐陽蘭是當時北大的學生，1924 年5 月出版了詩集《夜鶯》，如果說魯迅詩中的“貓頭鷹”真有所指，那么歐陽蘭的“夜鶯”也比徐志摩的“夜鶯”在時間線上更為符合。1925 年 1 月歐陽蘭的劇作和詩作被指抄襲后，他又借用其在女師大的女友的名字“琴心”“雪紋”為自己寫文章辯護［17］。孫伏園在 1925 年主持《京報副刊》之后，不到三個月就刊登了“琴心”的 7 首詩作。魯迅在得知“琴心”其實就是歐陽蘭時，還在《來信》中“嘲弄”了孫伏園一下：“但占去了你所賞識的琴心女士的‘啊呀體’詩文的紙面，卻實不勝抱歉之至，尚祈恕之。”魯迅這句話，倒給了我們一個探究他所說的“啊呀體”詩文的啟示。翻看琴心在《京報副刊》上發表的詩，會發現實際上并沒有什么“阿呀阿唷，我要死了”的句子，但很明顯的是充滿了消沉哀怨的情緒，如“我四望均覺渺茫，/ 你潺潺的泉水呀，何故悲傷？”［18］“我俯視這消盡繁華的舊都，/ 我感到已成荒冢里的囚徒！/已過的年華不堪回首，/ 陽春非不老，幸福更何求？”［19］“黃昏里送來了一陣歌聲，/ 低迷凄婉似在吊唁，我已死的春心，/ 我默默地跪在墓邊，/ 我無言地憂郁嗚咽！”［20］這些詩句讓人想起魯迅在《小說二集導言》中對 1924 年之后文學青年創作的論斷：“玄發朱顏，卻唱著飽經憂患不欲明言的斷腸之曲。”［21］這些“斷腸之曲”在成為流行的腔調之后，不僅不具備深摯的情感，還變成了忸怩作態的撒嬌和表演。因此，魯迅口中的“阿呀阿唷，我要死了”和“哈哈哈，今天天氣”都是漫畫式的勾畫。“阿呀體”諷刺的是歐陽蘭這一類投機取巧、故作憂郁的青年人，“哈哈論”嘲笑的是中庸巧滑的老師一輩（其實也包含了魯迅的自嘲），一句“阿呀”和“哈哈”，就高度概括了二十年代中期北京文壇學界兩個代際的不同面貌。如此看來，魯迅這兩首詩無論在表現手法和現實指向上都十分切近。《立論》既代表了魯迅對“夫子”一輩的態度，也立足于魯迅在 1925 年這個特殊時刻的憂慮：

我近年也頗覺“心上有杞天之慮”，怕中國更要復古了。瓜皮帽，長衫，雙梁鞋，打拱作揖，大紅名片，水煙筒，或者都要成為愛國的標征，因為這些都可以不費力氣而拿出來，和天靈蓋不相上下的。［22］

這是魯迅在“五卅”事件發生之后對國人的言論表現作出的反應，他擔心應激性的“反帝”和民族主義的抬頭，會讓他警惕多年的種種“國粹”卷土重來。他在二十年代中期試圖“再造思想革命”的主張直接來自這些“更要復古”的現象的刺激。此時他寫出《立論》，即使并非有意“舊詩重題”，也是因為現狀的某種倒退不斷把他的思緒帶回“五四”甚至更早的時期。

三、白話詩的“奮斗”與“中衰”

回到胡適的《周歲》，這首詩寫于 1919 年末白話文運動由主張開始產生實績的時候，胡適試圖通過自己的創作，號召新文化同人“請他們大家都來嘗試嘗試”［23］。魯迅后來頗為謙遜地說：“只因為那時詩壇寂寞，所以打打邊鼓，湊些熱鬧。”［24］胡適不僅在白話詩的嘗試期就對新文學的未來充滿建設的信心，在 1922 年《嘗試集》四版的時候，則認為新詩已經站穩了腳跟：“現在新詩的討論時期，漸漸的過去了。”［25］他在《周歲》中“祝你奮斗”的助威，既來自于他本人“主張樂觀，主張進取”［26］的性格，也來自五四新詩青春昂揚、謀求進步的整體文化氛圍。

盡管胡適的新詩主張更多地把重點放在新詩語言的變革上，但他用自己的寫作，給新詩定下了一個健康勵志的基調。由此，“真率”“自由”“奮進”的五四新人格也內化為早期白話詩最為重要評判標準，遠遠超出做詩的技巧。《分類白話詩選》在 1920 年收集早期新詩時，編者許德鄰認為白話詩的原則是“純潔”“真實”和“自然”［27］。鄭振鐸在文學研究會同人合出的詩集《雪朝》前言中說：“我們要求‘真率’，有什么話便說什么話，不隱匿，也不虛冒。我們要求‘質樸’，只是要把我們心里所感到的坦白無飾地表現出來。”［28］早期新詩由于承擔著開風氣之先的文化責任，不免“帶著勸善的意味”［29］。魯迅在 1919 年同樣分享了這一新詩倫理，他在《隨感錄》中有這么一句常被引用的論斷：“詩的好歹，意思的深淺，姑且勿論；但我說，這是血的蒸汽，醒過來的人的真聲音。”［30］有意思的是，這句話所在的原文已有《立論》的影子。魯迅在原文的第一段中描述了自己當天收到的信和接待的客人，應付了一番客套話后，收到了一個青年一首叫《愛情》的小詩，立刻有了別開生面的感受：

有幾個客，說道，“今天天氣很好”；都是祖傳老店的文字語言。寫的說的，既然有口無心，看的聽的，也便毫無所感了。

有一首詩，從一位不相識的少年寄來，卻對于我有意義。［31］

從五四時期開始，詩的語言對于魯迅的“意義”就是和“今天天氣哈哈哈”這類無關痛癢的語言相對立的。到二十年代中期，新詩的語言已經比胡適之輩的白話又要圓熟不少，可是魯迅對新詩的狀況反而比五四時期更加不滿。正是因為白話詩從生澀而真摯的表達，逐漸形成有套路可循的造作的抒情姿態，“覺醒”的語言里幾年之間也累積出了不少“今天天氣很好”這類無關痛癢的表達，他所鄙夷的“阿呀體”即是此類。對此朱自清在 1926年也有類似的批評：“詠男女自然和舊詩不同，可是大家都泛泛著筆，也就成了套子。”［32］

胡適在 1922 年 3 月的《〈嘗試集〉四版序》中認為白話詩的“反對派已經破產”［33］，而事實上就在他寫下這句話的兩個月前，《學衡》雜志才在南京創刊并開始了新一輪對白話詩的批評；而在1921 年 6 月，周作人才在《新詩》一文中發出嘆息：“現在的新詩壇，真可以說消沉極了。”［34］如此看來，胡適這幾句斷言仍有幾分是論爭的意氣。雖然 20 年代之后復古派對白話詩的批評已經不構成根本威脅，但隨著新文化陣營的分化，新詩受到的批評反而更多地來自新文學的內部。論爭的方式也逐漸擺脫了“新與舊”的對抗性話語，而把討論的焦點放在新詩自身發展的方向上。1923 年的《詩學半月刊》已經在《發刊詞》中聲明“我等不拘名稱上所謂‘新’和‘舊’”［35］，而就在這一年，由成仿吾的《詩之防御戰》開始發難，出現了對20年代早期出版的重要詩集清算式的批評，張友鸞的《新詩壇上的一顆炸彈》、周靈均的《刪詩》和張耀翔的《新詩人之情緒》均是此類。與激烈的批評相伴隨的是早期新詩人普遍的喑啞，朱自清將這段時間定為新詩的“中衰”［36］，草川未雨也認為“到十三年十四年的時候，不但出版的詩集少了，就是報章雜志上的詩篇也不如以前風行了，這個時期是最寂寞的時期了”［37］。

這其中魯迅的態度最值得玩味，他不僅在“詩歌已經奄奄一息”［38］的時候集中進行散文詩創作，又對文壇上針對新詩的各種批評進行反駁；對于年輕詩人，他既有鼓勵，也有諷刺。魯迅之前頗為看好的年輕詩人，這時卻都因為文壇上的各種批評而憚于動筆了。魯迅問過“詩孩”孫席珍和汪靜之怎么不寫詩了，兩人都提到是“怕人指摘”［39］。為此，魯迅曾寫過多篇文章維護這些“脆弱”的年輕抒情詩人［40］。《我的失戀》中辛辣的諷刺，并不能代表魯迅對于此時新詩的基本態度，也不能簡單解釋為魯迅對“戀愛詩”與“失戀詩”的區分對待。應該看到，魯迅在寫這首詩諷刺“阿呀體”的同時，又不滿當時北大心理學教授張耀翔在《新詩人之情緒》中對“阿呀體”的批評。這其中的矛盾之處，恰恰體現出新詩寫作倫理在 20 年代中期所展現的復雜圖景。

張耀翔在《新詩人之情緒》中對《嘗試集》《草兒》《女神》等九部詩集進行了感嘆詞與感嘆號的統計，結果顯示“了”“啊”“呀”是中國新詩人使用頻度最多的語氣詞，這些語氣詞往往也都是與感嘆號連用。張耀翔認為這種流布甚廣的一嗟三嘆的表達方式，正是“亡國之音”［41］的表現。為 此， 魯迅數日之內寫了《又是“古已有之”》《文學救國法》和“一首擬古的新打油詩”予以回應。他后來慣用的“阿呀體”的說法，應該也是從張耀翔這篇文章中對“啊呀”的統計中得來的。他認為將中國的國運歸咎于新詩人的“感嘆”的說法，無異于回到了宋朝的“禁詩”，相當于給本已畏縮的青年詩人再下一道箝口令。他自是不認同張耀翔的說法，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對于新詩人“嘆息”成風的現象沒有意見。可是對這些青年要如何鼓勵、如何批評，用胡適的“祝你奮斗”已經不足以作為新詩批評的倫理準則。此時，在自稱“詩人”的青年一輩與升為老師的新文化人之間，不僅僅是學生與“導師”的關系，還共同構筑了新詩創作與新詩批評的輿論場，青年人的“阿呀”與批評者的“哈哈”都無法給新文學的發展帶來任何新的血氣與活力。魯迅的處理方式可謂用心良苦，他在 1924 年啟動了《野草》的寫作，開始翻譯他認為的最好的抒情詩人裴多斐的作品，寫文章維護已經“噤聲”的青年詩人，但也諷刺在報章上大行其道的“阿呀體”。

1925 年“ 五卅 ” 事件發生后， 新詩的寫作風氣又一次大變，蔣光慈自俄國回來出版了詩集《新夢》，開始了新詩中革命的吶喊；聞一多也從美國回來，與新月派同人開始了白話詩新一輪的形式實驗。而魯迅還在為“阿呀體”頭疼時，報章上的新詩卻又換了一種風貌：“先前是虛偽的‘花呀’‘愛呀’的詩，現在是虛偽的‘死呀’‘血呀’的詩。”［42］在這之后，為早期純真的戀愛詩做辯護已經沒有了必要，魯迅很快意識到：“現在不是寫戀愛詩的時候了。”［43］

四、結語：從“刪詩”到“撤稿”

如此看來，中國社會留給新詩人的抒情蜜月期其實非常短暫，僅僅在 1922 年前的“求真”的嘗試期，青年詩人對新道德、新社會和新時代的訴求如一股混雜的真氣注入了早期寫作中，促成了白話詩迅速的詩體大解放。然而這股混雜的真氣在逐漸精細的社會文化分工中得到分散之后，“打邊鼓”的新文化人也都分頭耕作各自的園地，人們便漸漸把批評的焦點落回詩的本體上，對它的技巧和形式有了層出不窮的要求。在 1923 年到 1924 年間，新詩評論確實要比創作本身熱鬧得多。到 1925 年五卅事件爆發后，中國新詩人又立刻面臨戀愛詩已經過時的處境，時代對詩人的抒情人格有了翻天覆地的新要求。

在新詩寫作倫理迅速更迭的這數年間，魯迅雖然從未以“詩人”自稱，卻一直高度警惕新詩發展的路向和潛在危機。以“刪詩”事件到“撤稿”事件為兩個端點，可以看出魯迅對于“詩的敵人”的不同認識，同時也象征了新文化陣營從集體創作式的刪詩，到 20 年代中期對報章話語權的爭奪和分化。魯迅的“刪詩”意見可以看出他最在意的是新詩在顯露的白話之下是否仍有舊文化藏污納垢的縫隙，他對于“國粹”的潔癖可能比胡適還要嚴重一些，可是兩人在新詩精神的基本構想上，并不存在根本的分歧。到 20 年代中期，魯迅看到新詩中曾經讓他振奮的“覺醒”的聲音，很快就疲弱下來，這時新詩的“敵人”不僅是那個不可見的頑固的傳統文化，還是報章上批評家們白紙黑字的指摘和冷笑，還有青年們自身頹喪的狀態。此時他的意見和諷刺，也必然會成為在報章形成的文化空間內一次話語權的角力，《我的失戀》的“撤稿”則是“角力”過程中一次重要的挫折。

從《周歲》到《立論》這兩個文本的變化，又可看出以“祝壽”為代表的國粹文化在不同的時期怎樣撥動了胡適和魯迅敏感的神經。主人抱出滿月的嬰兒，客人們紛紛獻出吉祥的祝福。相同的情境在胡適的《周歲》里，他祝愿這個孩子要“奮斗”；在魯迅的《立論》里，他卻安排了驚天駭俗的一句：“這孩子將來是要死的。”如果說胡適“奮斗”的人生觀是新青年的精神圭臬，那么魯迅的“實話”已經超出了新舊文化對壘的格局。這種近乎詛咒的偏激的實話，一方面來自魯迅當時對于種種卷土重來的“國粹”現象高度的不滿；另一方面，也是對于如何預言和引導青年的未來感到苦痛，于是干脆亮出了人生灰色的底牌。更重要的是，“將來是要死的”這一對人的終極性命運的體認，與魯迅在《野草》的其它篇章中對于“墳”與“路”的哲學性思索有著內在統一性。這一點構成了胡適的“壽詩”與魯迅的“壽詩”最為深刻的差異，如果說前者是以勸導者的立場對新文化運動的生力軍作出表揚和鼓勵，那么魯迅已經將“祝壽”的場景轉化為一種現代式的內心辯駁，并以此真正擺脫了與舊文類的形式相似性所造成的困擾。

總的來說，中國早期新詩的寫作倫理從“求真”“覺醒”“勸善”等等與新文化運動互相依附的精神內容，到“五四”落潮之后，不僅“白話”這一語言的先鋒性隨之失效，“白話詩”的發展也生出了更多對于“詩”自身的要求。然而魯迅對新詩的設想，始終是將青年人的精神狀態置于詩的技巧之上，他并不將 20 年代中期套路化的戀愛抒情體視為新詩的進步和成熟。于是，在眾多批評家攻擊早期白話詩技巧的幼稚時，他往往站出來為詩人辯護。可是從結果來看，魯迅作出的種種努力，并沒有真正扭轉新詩發展的運勢，他因為《我的失戀》一詩被“擠出”晨報之后，他的好友孫伏園在新辟的陣地《京報副刊》上仍然繼續刊登看不到希望的“阿呀體”詩歌；正當他苦惱如何對青年說話時，“五卅”爆發，新詩如何抒情又落入了前路未卜的境地，而他個人又很快遭到了青年們的背叛……即便如此，早期新詩的發展仍然不能忽視魯迅這個孤獨而頑強的身影，他說 20 年代中期的抒情詩人“如冬花在嚴風中纏斗”［44］，正是這“纏斗”本身構成了這段時間新詩發展交錯曲折的路徑。

注釋

［1］［25］［32］陳紹偉：《中國新詩集序跋選》，第 35 頁，第 33 頁，第 33 頁，湖南文藝出版社 1986 年版。

［2］［6］胡適：《嘗試集》，第 4 頁，第 16 頁，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0 年版。

［3］周楠本：《魯迅文學書簡》，第 4 頁，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

［4］［27］許德鄰編：《分類白話詩選》，第 142 — 143 頁，第 3 頁，上海崇文書局 1920 年版。

［5］陳平原：《魯迅為胡適刪詩信件的發現》，《魯迅研究月刊》2000 年第 10 期。

［7］［35］朱自清：《〈冬夜〉序》，俞平伯：《冬夜》，第 1頁，亞東圖書館 1927 年版。

［8］魯迅：《立論——野草之十七》，《語絲》第 35 期，1925年 7 月 13 日。

［9］據荊有麟回憶，魯迅在 1924 年遇到的這個“以哈哈論過生活的人”是《京報》代表王小隱。見荊有麟：《魯迅回憶》，第 102 頁，上海雜志公司 1947 年版。

［10］張潔宇：《獨醒者與他的燈——魯迅〈野草〉細讀與研究》，第 249 頁，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3 年版。

［11］朱崇科：《“言志”的吊詭：重讀〈立論〉》，《臨沂大學學報》2015 第 6 期。

［12］汪靜之 1925 年 8 月去拜訪魯迅，魯迅提起《蕙的風》里有一首詩是寫紹興的。汪靜之說：“我當時很驚奇，幾年前寄給他看過的原稿，怎么還記得呢？”見汪靜之：《魯迅——蒔花的園丁》，《魯迅回憶錄上冊》，第 376 頁，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

［13］在此之前《晨報》轉載過魯迅的《狂人日記》，但魯迅專門給《晨報》寫稿，還要從《一件小事》算起。

［14］魯迅：《來信》，《京報副刊》1925 年第 138 期。

［15］魯迅：《我和〈語絲〉的始終》，《萌芽月刊》1930 年第 1 卷第 2 期。

［16］孫席珍：《魯迅詩歌雜談》，《文史哲》1978 年第 2 期。

［17］房向東：《魯迅和他的論敵》，第 543 頁，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7 年版。

［18］琴心：《我四望均覺渺茫》，《京報副刊》1925 年第 93 期。

［19］琴心：《陽春非不老》，《京報副刊》1925 年第 26 期。

［20］琴心：《上帝望著我微微地笑》，《京報副刊》1925 年第 108 期。

［21］劉云峰編：《1927 — 1927 中國新文學大系導言集》，第 83 頁，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22］魯迅：《補白（一）》，《莽原》1925 年第 10 期。

［23］［26］胡適：《胡適文存第一集》，第 204 頁，第 193頁，遠東圖書公司 1968 年版。

［24］魯迅：《〈集外集〉序言》，王世家、止庵編：《魯迅著譯編年全集·十七》，第 264 頁，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28］鄭振鐸：《〈雪朝〉短序》，《雪朝》，第 1 頁，北京商務印書館 1922 年版。

［29］［37］草川未雨：《中國新詩壇的昨日今日和明日》，第 9 頁，第 115 頁，上海書店 1929 年版。

［30］［31］魯迅：《隨感錄 四十》，《新青年》1919 年第 6 卷第 1 號。

［32］朱自清：《新詩雜話》，第 8 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84 年版。

［34］子嚴（周作人）：《新詩》，《晨報》1921 年 6 月 9 日第7 版。

［35］黃紹谷：《發刊詞》，《詩學半月刊》1923 年第 1 期。

［38］［44］魯迅：《詩歌之敵》，《京報·文學周刊》1925 年第 5 期。

［39］孫席珍：《魯迅先生怎樣教導我們》，《魯迅回憶錄上冊》，第 367 頁，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

［40］《反對“含淚”的批評家》（1922）是反對胡夢華對《蕙的風》的批評；《“說不出”》（1924）是回應周靈均對早期白話新詩集的批評；《又是“古已有之”》《文學救國法》（1924）是針對張耀翔對新詩人的“感嘆”的批評。

［41］張耀翔：《新詩人之情緒》，《心理》1924 年第 3 卷第 2期。

［42］王世家、止庵編：《魯迅著譯編年全集·六》，第 289頁，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43］汪靜之：《魯迅——蒔花的園丁》，《魯迅回憶錄》上冊，第 381 頁，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