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大衛王有一個戒指，上面刻著幾個字：‘一切都會過去。’……要是我有心給自己定做一個戒指，我就會選這樣一句話來刻在我的戒指上：‘任何事情都不會過去。’”

——契訶夫《我的一生》

我下午早些時候就離開了家，因為約定的拜訪時間是晚飯后，我先去了一家咖啡館。從咖啡館里出來，我又在城里大大小小的路上走了很久，始終沒有找到一條清靜點兒的街道。過去，沿著某條筆直的大街走到盡頭，就能走到一個安靜些的地方，房子越來越稀疏，行人也越來越少，周圍的風景會漸漸呈現出一種田園的風味：這里一片樹林，那里一塊田地，還有細小的水渠從路邊流過……

在我過去的想象中，我們是在位于縣城西面、臨近城鄉交界處的那所平房里見面的。那是她的家，一米高的矮磚墻，從墻外可以看見刷成白色的、樣式簡陋的三間平房。想象中我們見面的另一個地方是我曾經的家，那棟被稱為“縣長樓”的兩層小樓，更確切地說是在這棟樓的一樓客廳里——我們那天下午不歡而散的地方。對我來說，它一直是那天下午的樣子：空蕩蕩、冷颼颼，她穿著一條白裙子，站在光線陰暗的背景前面。這就像一張鐫刻在我腦海里的舊照片。

多年以后，還在年少時熟悉的地方再聚，這注定只會存在于想象中。這兩個地方如今都已不存在了。我想起通往她家的那條柏油路兩邊開滿紫紅色花的楝樹。過去，我和史濤經常在那條東西向的路上騎車狂奔。那時小城里有各種各樣的樹，在不同時節開著不同的花：白色的槐花、粉紫的桐花、紫紅色的楝花。人在清晨醒來時常常聞到一股花香味兒，而黃昏向黑夜過渡的那段時間是花樹的香味最濃郁的時候，一切仿佛都籠罩在帶有草藥味兒的、微微發苦的香氣中。在路的一側還有小塊的農田和郊區居民的自建房，這樣的景色也讓我覺得溫暖、清新，一切和她相關的東西對我來說仿佛都有了另一種意義。如今，這地方已經是城內的一部分，取代菜地和民房的是商鋪林立的大街和密集的商品住宅樓。至于我們家曾住的那棟米黃色的小樓，它本來就是公家的房子，大概十多年前就拆毀了。縣委已搬去城南開發區，新大院氣派得如同白宮。當然，這都和我父親無關了。他早已經退休，現在是個因糖尿病、骨質增生而受折磨的老人。走在街上，沒有人認識他，而過去認識的人也未必會理睬他。

與我想象中的情形完全不同，在重逢之前，我穿過一條兩邊掛著“七匹狼”“南極人”等花花綠綠店鋪招牌的商業街，又經過一個到處是閑逛閑坐的人、花壇里不像樣子地種著幾棵蒙著厚厚灰塵的冬青和月季的廣場，找到廣場斜對面一條被拆了半邊的巷子，巷子盡頭是她住的那棟教師家屬樓——一棟五層樓房，外面砌著一層青灰色的碎石子。這一路沒有半點我熟悉的東西，它不僅無法和我往昔的印象有絲毫的交匯、重疊，還形成一種痛苦的干擾。還有一點兒時間，我掉頭往回走，回到車流、人流混雜的大街上。

我在大街上漫無目的地走了一會兒。應該是晚飯后華燈初上的時候，過去，這是個空氣里彌漫著芳香、天空中色彩奇異、靜謐美好的時候。現在，俗艷的裝飾彩燈亮起來，照亮那些花俏而粗糙的建筑，白日的廢氣、喧囂仿佛都往下沉，空氣中的濁臭比任何時候都重。我朝這條街的盡頭望過去，猜想它過去是個什么地方。很可能街口處就是原來那片樹林，與她家的房子相隔著一片菜地。從她家門前望這片濃綠的槐樹林，感覺它總在一片水洇洇的霧里。我覺得它很美，但同時也是再普通不過的風景。有時候我們去她家，如果她不在或是不方便出門，我和史濤就騎車順著菜地中間那條土路到樹林里去。我們躺在草地上閑聊、仰望被大樹樹枝分割成小塊兒的天空，消磨著漫長的光陰。那時候我們眼前有那么多的光陰，仿佛永遠耗之不盡。透過大樹黑褐色的軀干，我可以看見那個平淡無奇的房子。對我來說，奇特的是就在這一帶荒涼的城郊，在一個土里土氣的平房里，有這么一個女孩兒生活著。

她父親是工人，母親是郊區農民，從他們身上我一點兒也看不出任何和她相似的地方。她仿佛從周圍的事物——她居住的平房、她的父母兄姊、他們家散養在院子里的幾只雞，她家門口那棵石榴樹，夏天里在平房房頂上擺成一排的、她母親曬醬豆的壇子——中全然地剝離出來。偶爾，我們被獲準進入她和姐姐兩個人住的小房間（三間平房里左邊那間）。房間的墻壁白里帶灰，如果你不小心倚靠到墻上衣服就會沾上墻灰。因此，床里側的墻壁上用圖釘釘著一塊布。布的顏色和圖案卻很別致，有點兒抽象，有點兒阿拉伯風格。她告訴我們那塊布是她姥姥手織的。布的上方，貼著一些從畫報上剪下來的明星照片，林青霞、張曼玉、王祖賢、藍潔瑛……房間里只有一把椅子，她讓我們倆坐在床上，她自己坐在椅子上。一個寒素的房間，但畢竟是女孩兒的房間，潔凈，有一股溫暖和生氣。

時間差不多了，我原路返回。我站在家屬樓外面一道刷成藍色的鐵門前，猶豫了一下，試著推大門中間的一扇小門，發現它并沒有鎖。我走進去。樓道外面是一個拱形門洞，里頭很暗，樓梯下停著三四輛自行車和電動車。我想，這就是他們倆生活的地方。

我從小就不擅于畫畫兒，知道自己完全沒有畫畫兒的天賦。但過去的某段時間，如果手頭碰巧有張空白的紙，我會在紙上反復地、幾乎是無意識地畫三個小人兒：她、史濤和我。這是我畫得最多的一幅畫兒。畫完，就把它揉成一團，撕碎，隨手拋在某個陌生地方的垃圾桶里。當然，我畫的畫兒里沒有一個人像我們本人，也許，只有她的頭發像她，只有那張嘴巴像我，至于史濤，我畫不出他的任何特點。他是個再普通不過的男孩兒。我當初和他做朋友，只是因為他在初中二年級碰巧和我同桌，而他為人老實，學習也不錯，多多少少崇拜我，羨慕我的生活。我們后來上了同一所高中，一連三年，我們都在同一個班。史濤很乖巧，他和我的家庭也走得很近，我父母都喜歡他。最可笑的是，在我不知情的情況下，他當時可能和我愛著同一個人……這故事聽上去老套、幼稚，但事實即是如此。

高中時，會有其他學校甚至社會上的人等在學校門口，為了看一所學校里美麗的女孩兒，當這些女孩兒經過的時候，他們會起哄、吹口哨，她就是這些美麗的女孩兒中的一個。但她始終不是很多人追的女孩兒，“甜蜜”“溫柔”“文靜”，這些我們中學時代用來形容可愛女孩兒的詞用在她身上都不合適。她不乏歡笑和熱情，但她的熱情也是干干爽爽的，沒有曖昧或纏綿可言。我和她高一認識不久，她就坦蕩隨便地對待我，要求我把她當成一個兄弟來對待，而不要把她當成一個女孩兒來對待，說她不需要男生讓著她、保護她。她就是這樣，有時會突然說出一些直率得驚人的話，似乎她渴望把真實的自己全然展露在你面前；有時卻又過于自持，甚至古板、固執，似乎她那顆心永遠不要別人看透。

不知道什么時候開始，有流言傳出來，說她已經和我好了，她是我們家的未來兒媳……我們倆從未提起這流言，當然，我也沒有在別人面前否認過它。它對我來說甚至有些甜蜜的意味。但結果并不怎么好，我隱隱感覺到，她開始避免和我單獨在一起，所以，史濤成了一個必要的“第三者”，避免我和她單獨相處的尷尬。可我從未把史濤當成情敵。后來，當我得知他們倆在一起，我幾乎無法相信。史濤？那個平庸、其貌不揚的男孩兒？對我來說，這像是個極大的諷刺。

好幾年里，一連串費解的問題折磨著我：為什么我會被拒絕？他們是在我們三個經常一起時就有了隱瞞著我的戀情（而那戀情成了她最后拒絕我的真正原因）還是在我們上大學以后開始交往的？……我的問題慢慢在流年中沉寂下去，但它仍是我不愿去觸碰的一件事，它是我的恥辱，是一根扎在記憶深處的刺。大學畢業后我就出國了，差不多二十年里，我再也沒有和他們聯系。這看起來也合情合理：我們不在同一個地方，我們的生活、事業沒有任何相似之處。但很多事并非如你計劃那樣，你以為可以這樣隱匿下去，可有一天，微信卻把你和她、和他們又拉到了一起。然后呢，你發現你極力避開的人其實是你多么想再見一面的人，于是，你放下多年的克制……和過去一樣，我這個驕傲的人在她面前卻沒有任何驕傲可言。

她的家在五樓，這棟家屬樓的頂層。沒有電梯，走進昏暗的樓道，我聽見從某戶人家傳來的電視機的噪聲。會是他們嗎？每天晚飯后看看電視，聊聊柴米油鹽，輔導孩子的功課，這是她現在的日常嗎？而在我眼里，她曾經是那么不同尋常。她直爽、驕傲，總是顯得比我成熟。而且，她對我從不比對別人高看一眼。史濤則不一樣，他喜歡我邀請他到我家里做客，他讓我對我母親說留他在我家過夜，我也聽到過他對人描述我家的家具擺設、各式各樣的燈，我們的愛華音響，我的吉他、隨身聽，我們吃飯時喝的易拉罐飲料，一盒盒的外國巧克力……顯然，他喜歡這一切，以和領導的兒子結交為榮。但對于史濤所艷羨的我的家庭，我住的地方，我的一切新潮東西，她卻仿佛無動于衷。她這種淡漠反倒讓我感到，在她面前去炫耀我所擁有的任何東西都只會顯得又蠢又俗。

我母親察覺到了什么。有時我邀請她和史濤到我們家玩兒，母親就盡力挽留他們在家里吃飯。而我感覺到我母親請她留下吃飯只是為了觀察她，母親斜著眼悄悄打量她的眼光讓我感到害臊。她倒像是沒有察覺，自然而然，既不羞怯，也不顯得過度熱情。連我母親也承認她是個舉止大方的姑娘，卻并不因此喜歡她。照我母親的判斷，這種家庭的女孩兒有得體的舉止叫人很難相信，說明這姑娘其實很有心機。她這個勢利的判斷讓我氣惱，我們為此吵過不止一次。“難道你還真喜歡上她了？”母親最后總會大驚小怪地問。我當然不承認，在那時候，承認自己愛誰簡直是種羞恥。

但勢利的人遠不止我母親一個，在我們那地方，勢利基本上是一種習氣。高二時，我們班主任做過一件明顯對她不公的事，那件事本身當然讓人氣憤，卻又意外地給我留下了一些難以磨滅的回憶。那年初冬，我們學校舉辦建校×周年慶典。慶典當天，我們都得穿著校服以班級為單位從大操場上列隊走過，模仿部隊的閱兵式。為此，我們開始早晚訓練，每個班里都挑出一個女生做領隊旗手，這個女生無一例外的都是班里最漂亮的女生。我們班的旗手是她。訓練了將近兩周后，某天早上，剛要開始訓練時，班主任突然把她調換下來，讓另一個女生替代。而我們都知道，這個女生的父親是某局領導。小地方人對特權的諂媚就是到了這么滑稽的程度。我記得當時她平靜地把旗子拿給那個女孩兒，然后就站在一邊，拒絕歸隊訓練。全班的人都看著這尷尬的一幕，我為她感到屈辱、痛苦。我想，如果班主任敢訓斥她、強迫她，我就立即站出來。但他大概自知理虧，漲紅著臉，低聲而急迫地勸說她。她只是冷漠而倔強地看著他。突然，她轉身走了，她邊走邊摘下她戴著的旗手袖套和白手套，把它們扔在身后。她的背影充滿了對她所遭遇的不公、對身后這個勢利之徒和一群無聊圍觀者的輕蔑。那個孤獨的身影在我心里催生出許多復雜的情緒：尊敬、欣賞、憐愛……我意識到我不應該是個旁觀者，我也離開隊伍，快步追上她。我聽見班主任在后面聲嘶力竭地喊著我們倆的名字，在同學們發出的哄鬧聲中，我們一起走出校園。

我們出了學校大門向右走，走過學校圍墻的拐角處，朝后面田野和村莊的方向走。剛開始，我們倆似乎還處于一種激動的情緒中，誰也不說話。但周圍的一切我都強烈地感受到了。那是個非常美麗的初冬早晨，空氣清冽澄澈，到處都涼絲絲的，但并不寒冷，田野上、遠處樹林的邊緣，都浮著一層奶白色的薄霧，還未完全凋謝的草葉上覆蓋著薄薄的白霜，在初升的光線里閃著晶瑩的光。

我們已經走了相當遠的一段路，學校的后圍墻漸漸顯得低矮、模糊了。

她說：“你不用跟我一起走的，你又何必因為我得罪老師呢？”

“我一點兒也不在乎得罪那個小人。”

“你當然不怕他，他敢對你怎么樣呢？他只會欺負我。”她說。

“我不會讓別人欺負你…… ”

她那雙亮眼睛這時直視著我：“謝謝你。不過，我不是和你說過，我不用你保護我。”

我沒再說什么。我想，真是個不領情的怪女孩兒。

停一會兒，她問我：“你說我是不是做得太過了？別人可能誤會，以為我想當旗手。我一點兒也不想爭那個旗手，我只是覺得他這么做太欺負人了。”

“你當然做得對。”我說。

“哦，你覺得對那就是對了。”她說著，轉過頭對我笑一下。

從她笑的樣子、她的聲音里，我感到她是喜歡我陪著她走的。

又走了一段路，她突然調皮地看著我說：“我猜等我們倆回去，那個家伙會再把旗手讓給我的。你猜呢？”

“我不知道……你覺得他會覺得自己做錯了？”

“不是不是，”她打斷我說，“因為他發覺要討好局長的女兒，卻惹了縣長的兒子，他現在肯定在做激烈的心理斗爭呢……”說完，她自己也忍不住發笑。她看起來心情好多了。而后來事實證明，她的猜測是對的。

那條窄小的柏油路中途變成了土路，分出一條向左的岔道，岔道沿著一條灌溉渠向前延伸，通到一片樹林中去，林子后面是賈魯河。晨霧還沒有散去，一縷縷的，遠遠看過去，樹林像是纏著白色的綢帶。我們拐上岔道，往河邊走去。小路很窄，我走在靠灌溉渠的一邊，渠里沒有水，堆著枯枝和落葉。就在我們斜前方，靠近樹林的邊緣，有一片不知在修建什么的小工地，工地上支著一個墨綠色的帳篷，帳篷旁邊有幾個工人大概在做早飯，一柱白色的孤煙筆直伸向空中。在白煙即將消散的地方，在高高的林梢貼著天空的邊緣處，有一輪碩大、橘紅的朝陽。這景色美得出奇，我相信她也注意到了，但我們都沒有說什么，仿佛不小心撞見這種美麗的人只應該凝神靜氣。

我們在樹林里徘徊，然后又走到水邊去。我們有時站得很近，坦然、熱烈地交談，有時她走開去了別的地方，去看一叢岸邊的水草，或是去撿一顆鵝卵石？我隔一段距離看著她。薄霧，初冬的河水，濕漉漉的褐色枝干，河流轉彎處曲折的岸……周遭這一切熟悉的事物卻仿佛構成了一個我不曾見過、不曾呼吸過的新世界。

那個早晨也許是我們倆一起度過的最美好的時光。我們之間始終流淌著一股溫暖的情誼、充滿信任的默契。不說話的時候，我也能感覺到我們的心靈朝向彼此敞開，就像那個早晨本身，充滿了光芒和新意。知道他們倆在一起之后的幾年，我試圖給自己一個解釋：畢竟，他們倆在同一個城市里讀了同一所私立學校，日久生情不可避免……但我始終覺得這并非一個合理的解釋。我覺得我們倆之間的關系一定是發生了什么我未曾察覺卻關乎結局的變化，但這究竟是什么變化，又是在什么時候發生的，從哪個點開始我和她彼此遠離了，我卻全然不知。我忽略了某些變化，使得那個冬天早晨里朝我打開的那扇門關閉了。

而所謂“結局”發生在一個我這一生都不會忘記的下午。之前，我鼓起勇氣去她家找她，請她第二天下午到我家來一趟。“史濤也去嗎？”她問我。“我沒有叫他，我有點兒事想單獨問你。”我羞臊地說。第二天下午兩點多，她來了。我父母都不在家。我們倆坐在客廳里說話，那時高考成績還沒有出來，但我們已經盲報了志愿。她報考的學校在江蘇，我報考的學校在浙江。我們談論著想象中的大學生活，說雖然去了不同的城市上學也一定要經常通信、互訪……但交談的氣氛一直有些尷尬。

坐了一會兒，她問：“你說有點兒事想單獨問我？”

我結結巴巴地說了一通諸如我的感覺之類的話，最后說我想問的問題就是她能否當我的女朋友。

她愣住了，然后低下頭。好像挺長的一段時間里，我們都沒說話。

終于，她開口說話了，說她暫時不想戀愛，根本沒有想過這件事。

“以后呢？以后會考慮和我在一起嗎？”我還想給自己一點兒可憐的希望。

“我覺得我們還是做朋友更好，我已經習慣了和你當朋友。我非常喜歡和你在一起，但我對你……不是那種喜歡。”她說。她臉上的表情說明我讓她多么為難。

“如果你這樣覺得……”我羞愧得不知道說什么好。我明白我是被拒絕了。

她說她要走了。我也覺得在這個問題之后，我們倆再坐下去是對彼此的折磨。所以，我也站起身。

就在我們一起往門口走的時候，我不知哪兒來的一股勇氣，問她：“我可以抱你一下嗎？”

“什么？”她驚駭得站住了。

“我可以抱你一下嗎？”我問，沒抱什么希望。

她竟然點點頭，然后極度僵硬地站在那兒，漲紅著臉，眼睛不看我。

我擁抱她。短暫的身體接觸，宛如電光石火。我很快松開她，由于羞愧、震驚，由于自覺觸碰了拒絕屬于我的東西……她理理頭發，似乎要抹去被我擁抱過的痕跡。我把她送到外面，她騎上自行車頭也不回地走了，我在明晃晃的陽光底下站了很久，腦子里一片空白。

假期里，我們又見了幾次面，但都是和史濤或其他朋友在一起。我們裝作什么都沒有發生。但其實生活變了那么多，至少對我來說是這樣。那個夏天之后的日子沉悶、炎熱、讓人心灰意懶。后來，他們倆都落榜了，讀了省城一所付費的私立大學。我則去了浙江。我們寫信，直到她不再給我回信……

三樓靠近樓梯口的一家人關著防盜鐵門，里面那扇門洞開，電視機的聲音就是從這里傳來的，此刻聽上去音量更是大得驚人。透過防盜門的鐵欄，我瞥見三四口人圍著一張小圓桌，一邊吃飯，一邊看電視。我看到一個穿著印花睡衣褲的女人的背影，還有一個穿白寬帶背心的男人的背影，我猜他們就是這家的主人，奇怪他們對這樣大的噪聲竟渾然不覺。無論在美國還是中國，我都不能理解邊吃飯邊看電視的一家子，深知我自己也永遠無法過這樣的家庭生活：我，還有一個女人、兩三個孩子圍坐在餐桌邊，邊吃飯邊呆滯地盯住電視屏幕，或者熱烈討論著電視節目的內容，臉上浮現出一種癡愚的興奮……

我到了五樓，很快找到那個門牌號。我在她家門外站了兩三秒鐘，沒有看到門鈴，就連敲了兩下防盜鐵門。在這里的每戶人家都裝著這樣的鐵門、這樣的鐵窗……聽到屋子里響起腳步聲，我的心狂跳起來。隨后，里面那道門開了，她站在防盜門后，隔著鐵欄。盡管我想象了各種可能，但她的變化還是讓我驚訝。她留著平直的短發，我記憶里那雙總是在我面前炯炯地發著光的大眼睛似乎也小了一些，眼角微微往下耷拉。她看見我，眼睛突然亮了一下，只是在這一瞬間，我發現那雙眼睛里射出一道和從前一樣的光。

“進來，快進來。”她熱情地說，幫我推開防盜門。

我注意到她的聲音倒沒怎么變。

我進門，和她面對面站著，但這一切對我來說仍然不像是真的。

“天哪，你是不是又長高了？你過去好像沒有這么高。”她有點兒激動地說，打量著我。的確，我覺得我顯得比她高了許多。可能她瘦了，整個人也顯得矮小了一截。

這時，我注意到一個肥胖的中年男人就在離我們很近的地方站著，頭發稀疏，稍有點兒卷曲，他仿佛有點兒矜持地笑著。

“史濤……”我說。他實在胖了太多！而他過去是個精瘦的男孩兒。

他這時才走上來，朝我手臂上打了一拳，用刻意加重的口氣說：“兄弟，你總算回來了。”

他們把我引到沙發那邊坐下，沙發前面的玻璃茶幾上擺著切好的西瓜、開心果，還有一碟糖果。她問我喝飲料還是泡茶，我說我只需要喝杯水，但她還是給我拿來一罐露露杏仁露。過一會兒，她又泡了一杯茉莉花茶放在我面前。長沙發是三人座，我和史濤坐在上面，她坐在旁邊的一張單人沙發上。

說起各自的狀況，我得知他們倆是在同一所高中教書，她教地理，他教政治。

“史濤的工作比我辛苦得多，”她說，“他是畢業班班主任。去年他的班里考走的學生最多。”

“那太不容易了！”我說。我明白她說的是怎么一回事兒。在我們這個小地方，升學指標是能壓死人的東西。

“不容易，”史濤說，“因為去年的成績不錯，今年讓我負責小班，縣里幾個領導的孩子都在小班，壓力大啊。早上五點就得爬起來到班里去。周末也沒有休息，四個星期能休息一天。”

“比我們當年還可怕，哪里是中學，簡直是監獄。”我說。

“不這樣干不能保證升學率啊，三所高中競爭很厲害。你們大學里教書的人就不用操心這些。”史濤說。

“你呢？工作辛苦嗎？”我問她。

“我教副課，比他輕松一點兒。我多做點兒家里的雜活兒，外面靠他，他現在是名師了。”她說，笑著看了一眼丈夫。他沒說話，露出一副鄭重的神情。

史濤問起我父母的情況。

“身體也還好，但人老了就會有這樣那樣的小毛病。”我說。

“避免不了的，沒大病就算健康。”他說。

過一會兒，他說：“聽說阿姨也被貸款公司騙了？前段時間貸款公司倒閉，咱縣很多人都掉進去……”

我很驚訝他知道這件事。我想，那他應該也知道那些人堵在我家門口、叫罵著讓我母親還錢的事。我母親當時不僅把她和父親的錢存進貸款公司吃高利，還熱心介紹親戚朋友把錢也放在那里。盡管她什么回扣都沒吃，而那些人也是出于自愿，出事后，他們仍然來找她要錢。

我說：“她是瞞著我把錢放了進去。人到了這樣的年紀，容易糊涂，還特別武斷。”

史濤重重地嘆口氣，說：“哎，有時候在街上看到他倆，也老了啊。我一直想去看看他們，可就是抽不出時間。”

“不用去，不用去，他們經常出門不帶手機，你去了也未必見得到他們。”我說。我想他并非真想再見到他們。

她的眼睛瞅著玻璃杯里浮起的茶葉。“你喝點兒茶吧。”她殷切地勸我說。

“孩子、老婆也都回來了？”史濤殷切地問。

“我沒有結婚。”我說。

“什么？”史濤驚駭地瞪著我。

“還沒顧上。”我開玩笑地說。

他皺起眉，把手里正要剝的開心果放回到小碟里，似乎需要一點兒時間想清楚我的話。而后，他語重心長地說：“兄弟，工作歸工作，婚還是得早點兒結，生兩個孩子，人生的任務也算圓滿完成。”

他不自覺流露的老師腔調讓我想逗逗他。我問：“人生的任務？誰給的任務？”

“兄弟……這……這不是誰給你的任務，是我們得擔負起的責任嘛。都像你這樣不結婚不生孩子，家族、國家就后繼無人啦。現在國家都在鼓勵生二孩了……”

“生或是不生，這難道不該是自己決定的事兒嗎？”

“‘自己決定的事兒’？”史濤重復著我的話，“兄弟，你還是那么理想主義。有什么事兒是自己能決定的？”

“就算在這樣的環境里，也還是有很多事兒能自己決定。但我們有時不想自己決定，因為害怕壓力，害怕周圍人把自己當異類，人其實害怕自由。”

史濤的表情出現了短暫的呆滯，然后，他從夾住他、仿佛禁錮著他龐大腹部的沙發和茶幾之間的狹隘空間里擠出來，像在講臺上那樣在茶幾和電視機之間的過道上來回地走了兩圈，唉聲嘆氣地說：“還是那樣，兄弟，你還是那樣，一點兒都沒變，愛杠，而且理論總是多得很。可是，人不能只為自己而活吧？那樣不是自私嗎？想想叔叔阿姨……”

“我們就不必爭這個問題了，誰也說服不了誰。”我笑著說。這種無謂的爭論在我和我的父母、友人之間不知發生過多少次。而對于這個再簡單不過的個人選擇，其他人卻都覺得有權猜疑、譴責你，勸說你改變。

我注意到她只是微笑著看我們爭辯。我剛進來時她有點兒激動的情緒平復了。偶爾，她睜大眼睛專注而直率地看著我，往日那種鎮定、安詳的神情像飛云的陰影般從她臉上掠過。但僅此而已。她的神情里已經沒有我過去熟悉的那股仿佛努力克制住的熱情和天真了，取代它的是一絲中年的慣常和倦怠。她坐得離我很近，在白色的燈光里，我們彼此看得更清楚。她臉色蒼白，微微發灰，眼周和唇邊散布著細紋。她像一朵完全干燥了的花，連衣服也過于中規中矩，就是一位疲于奔命的中學老師的樣子。我想，生活并沒有好好對待她。

后來，我們談起某個星期六由她策劃的一場在凌晨四點的大街上游逛的“冒險”。

“想起來了，想起來了，”史濤拍著手、笑呵呵地說，“她讓我們在她家墻外學狗叫。真會捉弄人啊。那時候咱們倆也傻，任人擺布。”

“學狗叫最保險，因為那條路上本來就有兩條流浪狗。”

“但最后你爸還是追到了大街上。把我們都‘押’回家了。”我說。

“對對對，是在西大街、靠近消防站的地方找到我們的……”史濤回憶說。

“不是，是在靠近戲院的地方追上的。我們那時候還在唱歌，唱的什么你們記得嗎？”她說，看著我。

“齊秦的歌，《巡行》。”我說，“‘我們在黑暗的街道巡行，懷抱著一種流浪的心情’……”

“你的記憶力一直都很好。”她說。

“我們還被你爸訓斥了一頓。那時候找人真容易，就東西、南北兩條大街。”史濤說，他仍然站著，又大聲嘆了口氣，“哎，二十多年如一夢，彈指一揮間，我的頭發都快掉光了。”

說完，他不知從哪里摸出一個遙控器，把電視打開了。

“聲音小一點兒吧，我們在說話。”她提醒說。

“有點兒背景音多好。”他說著，還是把音量調小了。

“他習慣開著電視，開著電視吃飯，開著電視備課……”她對我說，懷著歉意。

“不然容易睡著啊。”史濤甕聲甕氣地說。他浮腫的眼袋讓他看起來十分衰弱、疲倦。

“你爸媽還好嗎？”我問她。

“身體都還好，”她說，“我爸上班的棉毯廠早就倒閉了，他后來開了一家五金店，他和我媽輪流看店，反正顧得住他們自己……”

“不完全顧得住，我們每個月還得補貼他們一點兒的。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真不容易。”史濤在一旁說，眼睛仍然盯著屏幕，同時用力地猛甩兩只胳膊，我猜這是他的鍛煉方式。

她淡然地笑了一下，沒說什么。

“你還愛看閑書嗎？過去你的書經常被老師搜走啊。現在好了，你可以搜別人的書了。”我把話題岔開。

“你都還記得啊？”她沖著我笑了，“有幾本書還是從你那兒借的。現在哪有什么時間看閑書。工作雖然沒有主課老師忙，每天也占得滿滿的。回到家又有很多雜事兒，時間一晃就沒了。以前騰騰住在家，我晚上得輔導他。他今年剛上高中，在學校寄宿。”

“我看到騰騰的照片了，”我說，又看了一眼掛在墻上的家庭合影，“他長得像你。”

我注意到在窗戶右邊的一盆虎皮蘭旁邊放著一個吉他匣子。

“你彈吉他？”我問史濤。

“兄弟，我哪有那個閑工夫啊。”他說。

“是騰騰的吉他，”她說，“騰騰考上高中以后，假期想學個樂器，我給他在網上買了一把吉他。現在功課太忙，再也沒時間彈了。”

“學種樂器多好，一輩子能自娛自樂。高興或是心煩的時候，都有個寄托。”我邊說，邊走過去把吉他拿出來。

“你過去就彈得很好。”她說。

“說不上好，自己亂學的。”

“現在還彈嗎？”她問。

“偶爾摸摸。”我說。

我試了試吉他，音色還可以，但音不太準了，大概太久沒有調過弦。

“給我們彈首歌吧，兄弟。”史濤說。

“彈一首吧。好多年沒聽你彈過了。”她也說，起身找到遙控器，把電視關了。

“彈什么呢？”我說。但我心里已經有一段旋律，整個晚上，它幾乎一直在那兒回旋。我把兩根松了的弦上緊，稍微回想了一下開頭的譜子，彈了甲殼蟲樂隊的Yesterday：

“昨天，我所有煩惱好像已走遠，

“而今它又回到我身邊

“哦，我相信昨天；

“剎那間，我不再是從前那個人，

“當往昔陰影將我籠罩，

“昨天，它突然又來臨

“……”

我只唱了前半段。我把吉他放下來，她輕輕鼓起掌來，史濤也跟著拍手。

“太好聽了。”她說。

“好聽是好聽，就是聽不懂。不過，這歌好像在哪兒聽過。叫什么名兒？”史濤問。

“《昨天》，保羅·麥卡特尼的歌。”我說。

“不知道誰。外國歌手都不了解。但這名字好，‘昨天’，讓我想起咱們過去一塊兒玩兒的時候。”史濤說。

他擰著眉頭，好像在努力回想什么，但最后他用手掌揉揉眼睛，捂住嘴打了個哈欠。

“你以前唱過這歌吧？我肯定就是過去聽你唱過。”他篤定地說，試圖掩飾自己的疲乏。

“確定沒有，”我說，“我上大學時才學會彈這首歌。”

史濤有點兒費解地看著我。

“好多年前的老歌了。”我說，覺得自己應該告辭了。

“一定得找個時間請你吃飯。”我要走的時候，史濤說。

“好的，我們再約。”我說。

“我送你下樓。”她對我說。

“不用送。”我違心地說。

“讓她送送你吧。我還得改會兒卷子。”史濤說。他這時顯然是個大度的丈夫。

他趿拉著拖鞋把我送到門口。在那扇明晃晃的防盜門外，他緊緊握住我的手說：“兄弟，我勸你多回來看看，看看國家的發展。你看看咱縣，過去的破房子破街都發展成了高檔樓盤。現在不是有很多海歸嗎？我勸你也歸吧，以后咱們見面多方便。”

我看著發福的老朋友，說：“你說得對啊。”

但我心里感到悲哀，他似乎說得很動情，動情地說著那些套話！他還是那個平庸的人，從觀念到感覺，他都是平庸的。但是，他過去畢竟還是個單純、充滿生氣的人，一個用樹葉蓋住眼睛、仰面睡在樹下的男孩兒，一個喜歡在河邊撿石頭、打水漂、唱著歌消磨時光的男孩兒。現在，他身上沾染了一股庸俗勢利的習氣，還有那種小地方人出于無知的心滿意足，無論是他的模樣還是他的聲音，都流露出令人悲哀的衰弱和暮氣……

我們慢慢走下樓梯。我想，她就是在這里這樣生活的。二樓到一樓的階梯一片漆黑，她說這幾天樓道里的感應燈壞了。在黑暗里，我和她不知不覺走得更近。在樓梯口外面，我們停了一下，猶豫著是否該在這里告別。借著院子里的燈光，我看著站在我面前的這個女人。我想從她臉上看到什么呢？惋惜、遺憾？對她所拒絕的人的追悔？對她所選擇的生活的鄙夷？可我什么都沒看到。她看起來瘦削、疲乏，過早露出了初老的跡象，卻似乎又對一切安之若素。而我又有什么無法釋懷？她不過是個美麗和活力早已被時光消磨殆盡的普通縣城女人，我們的生活、精神再也不可能有任何交集……可這和我心里的“昨天”又有什么關系？！這頑固的昨天，它像是被完好地封存在什么地方，那么多逝去的時日、流年的變遷都沒能抹去它。在那里，我還是那個沉默地愛過她三年的人，她還是那個堅定地拒絕了我、也許從未欣賞過我的女孩兒，而和她在黑暗里走在一起的短短一瞬間，那個初冬早晨的感覺又在心里全然蘇醒過來，生動、清晰、熟悉得令人悲傷，連氣味兒都不曾改變……

她帶著我繼續往大門那兒走去。我們走得很慢，可惡的是那道門離得那么近。我們在鐵門前又站住了。

“你……過得都好吧？”我說。

“還可以。”她低下頭。

然后，她抬起頭看著我：“你呢？一個人也過得很好吧？”

“挺好。”我說。

“那就好。”她誠懇地說，“真好，你都沒怎么變。我過去就知道你會走得很遠……這樣真好。”

“你該回去了嗎？”我問。

“沒事兒，再站會兒吧，外面的空氣很舒服。”她說。

她仰頭望望天空，但天空中并沒有什么可仰望的東西，沒有星辰，沒有月亮，只有幾小片云，飄在顏色混濁的夜幕上。

我真想和她坐下來、不受任何打擾地好好聊聊。我覺得只要給她一點兒時間，她還是會像過去那樣天真地敞開自己，那么直接地說出一些仿佛沒頭沒腦卻又是最真實動人的話。而我也有那么多的話想對她說，它們在這些年里累積起來，有時成為一種壓迫。但無論在二十多年前，還是現在，我們之間的結局似乎都注定如此：尷尬、默然地相對站著，然后不得不匆忙告別。

我朝巷子的另一頭走去。巷子里很昏暗，只有兩個距離很遠的、歪斜的路燈。走出去一段距離，我回頭看，看到她仍然站在那道刷成藍色的鐵門外。我站住，朝她揮了一下手，她也朝我揮了下手。但我已經看不見她的臉，她的笑容、神情全都模糊在夜色中。之后，我再也沒有回頭看，我害怕發現她的身影很快消失不見、她站的地方空空如也……

作者簡介

張惠雯，1978年生，祖籍河南。畢業于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1995-2010年居于新加坡，現居美國休斯敦。作品發表于《人民文學》《收獲》《上海文學》《花城》等文學期刊。出版短篇小說集《兩次相遇》《一瞬的光線、色彩和陰影》。曾獲“新加坡國家金筆獎” “《人民文學》新人獎”“《上海文學》中篇小說獎”等獎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