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1931年，陳寅恪在《國立清華大學二十周年紀念刊》上發(fā)表《吾國學術之現狀及清華之職責》一文，雖然不長內容卻極為重要。按說紀念自己任職學校成立二十周年，應該寫一點喜慶之語或給予鼓勵贊美之類，但陳寅恪卻反其道而行之，對彼時中國學術發(fā)展狀況給予“苛評”，清華大學當時在學術界顯然居于第一流，陳寅恪的否定自然包括清華在內，簡直是一點面子也不給。陳寅恪自海外歸來任教清華后其實一直相當低調，極少參與社會活動，所發(fā)表論文都是限于專業(yè)研究范圍，對于自己的學術發(fā)現，也只是說“因考其起源，并略究其流別，以求教于世之治民俗學者”（《西游記玄奘弟子故事之演變》）這樣非常謙虛的話。那么他為何在紀念清華成立二十周年這樣重要的時刻，對中國學術整體發(fā)展狀況做出嚴厲的否定性評價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還是先看陳寅恪做出了怎樣的判斷。雖然身為人文學者，但陳寅恪首先給予“苛評”的卻是自然科學：“自然科學，凡近年新發(fā)明之學理，新出版之圖籍，吾國學人能知其概要，舉其名目，已復不易。雖地質生物氣象等學，可稱尚有相當貢獻，實乃地域材料關系所使然。古人所謂‘慰情聊勝無者’，要不可遽以此而自足。”意思很明顯，中國的自然科學界充其量對彼時外界新發(fā)明新理論能夠了解一個大概，而地質、生物氣象等學科雖然稍好一點，也無非是因為所研究材料取自本國，近水樓臺先得月而已。當然，陳寅恪畢竟不是自然科學學者，沒有展開對具體學科的評價，其近乎全盤否定之觀點也未必正確。不過，人文社會科學是陳寅恪熟悉的領域，他的評價自然更加具體也更加嚴厲：“西洋文學哲學藝術歷史等，茍輸入傳達，不失其真，即為難能可貴，遑問其有所創(chuàng)獲。社會科學則本國政治社會財政經濟之情況，非乞靈于外人之所謂調查統(tǒng)計，幾無以為研求討論之資。教育學則與政治相通，子夏曰：‘仕而優(yōu)則學，學而優(yōu)則仕’，今日中國多數教育學者庶幾近之。至于本國史學文學思想藝術史等，疑若可以幾于獨立者，察其實際，亦復不然。”這里陳寅恪的評判分為幾個方面，對紹介西方文化者，他認為能夠忠實原著原作已經是“難能可貴”，“遑問其有所創(chuàng)獲”。究其原因，當與彼時中國留學生中大都學理工，而習文科者很少有關。即便這些學習文科者，所研究范圍也大都是中國文化、文學，很少真正研究西方文化與文學者。不少中國留學生的畢業(yè)論文無非是套用西方理論解釋中國文化或文學中某一問題而已，一旦論文通過就萬事大吉。對此陳寅恪在其他地方曾稱他們?yōu)椤靶屡伞保骸靶屡墒е_。新派留學生，所謂‘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者。新派書有解釋，看上去很條理，然甚危險。他們以外國的社會科學理論解釋中國的材料。此種理論不過是假設的理論。”可想而知，這些留學生回國后又會如何，胡適就是一個典型代表——他的“整理國故”固然有很多成績，但問題同樣很大。

至于社會科學，陳寅恪以為更差，如果不是國外學者提供調查統(tǒng)計資料，甚至基本的研究都無從開展。還有教育學，陳寅恪更是直接斥為“學而優(yōu)則仕”的代表，已經和學術研究南轅北轍。在對上述學術領域一一否定后，陳寅恪對自己從事的“文史哲”學科做出了這樣的評價：“疑若可以幾于獨立者，察其實際，亦復不然。”這里的關鍵詞就是“獨立”，陳寅恪顯然認為這些學科尚未能真正獨立，接下來即以史學為例具體說明：“近年中國古代及近代史料發(fā)現雖多，而具有統(tǒng)系與不涉傅會之整理，猶待今后之努力。今日全國大學未必有人焉，能授本國通史，或一代專史，而勝任愉快者。”全國大學中連有資格上史學課的人都不一定有，陳寅恪這話說的很重，顯然他對自己的專業(yè)研究領域極為不滿。——這當然包括他自己，至于同為清華“四大導師”的梁啟超、王國維，彼時已經去世，但從陳寅恪前面對王國維的評價看，堪稱“雜家”的梁啟超更不會入其法眼。

考古學又如何呢？本來陳寅恪還在海外求學之時，王國維、羅振玉等在甲骨卜辭、居延漢簡、敦煌文獻等領域取得開創(chuàng)性成果，對此王國維稱之為考古學三大發(fā)現。但陳寅恪顯然不能滿意，認為真正具有系統(tǒng)的整理尚未完成，故發(fā)現雖多但發(fā)明不夠——這里的“發(fā)現”指的是找到以前沒有的史料，而“發(fā)明”則指根據史料做出新的判斷或理論。如果結合陳寅恪在此期間對清華國學院弟子所說的“他（指王國維，引者注）的興趣經常轉換，如果不換，成就會更大”（對此可參看卞僧慧的《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中有關史料），則他對王國維、羅振玉等人的批評態(tài)度更為明顯。陳寅恪認為中國史學界乃至整個學術界都以日本為學習榜樣，是中國學人的恥辱，為此他才鼓勵學生要“讀書不肯為人忙”，最終養(yǎng)成獨立思考的習慣，這和他為王國維去世所寫紀念碑銘中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完全一致。

那么，作為“四大導師”之一且健在的趙元任的語言學科是不是會好一點，或者陳寅恪的評價會稍微寬松一下？其實不然：“今日與支那語同系諸語言，猶無精密之調查研究，故難以測定國語之地位，及辨別其源流，治國語學者又多無暇為歷史之探討及方言之調查，論其現狀，似尚注重宣傳方面。”本來趙元任作為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從1928年就開始進行大量的語言田野調查和民間音樂采風工作，為何陳寅恪卻說“似尚注重宣傳”？難道此處所言不包括趙元任，還是另有待發(fā)之復，俟考。這篇文章趙元任當會看到，至少會了解其中內容，不知他對陳寅恪這段評論有何反應？此外，陳寅恪對彼時語言研究的不滿在稍后他為清華大學入學考試出“對對子”一事遭到輿論批評時得到再次驗證，他在為自己為何出“對對子”這樣的考試形式辯護時，對當時流行以印歐語系語法體系來套漢語所形成的所謂“漢語語法體系”大為不滿，認為其代表就是馬相伯、馬建忠兄弟的《馬氏文通》，對此陳寅恪譏諷曰：“嗚呼！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

接下來，陳寅恪又對“國文”“圖書館學”和“藝術史”研究進行評價，對“國文”的不滿是可以預料的，因為他和“學衡派”基本一致，對新文化運動的廢棄文言持反對態(tài)度。此處的“勢不能不以創(chuàng)造文學為旨歸”，應該是指陳獨秀、胡適等提倡的白話文學，至于有人以為這里的“創(chuàng)造”是否特指彼時文壇上的“創(chuàng)造社”，似乎論據不足，故不論也。相比之下，陳寅恪對“圖書館學”和“藝術史”研究的評價倒是有些客氣，只是歸咎于大量研究資料的流失和保管不當：“關于本國藝術史材料，其佳者多遭毀損，或流散于東西諸國，或秘藏于權豪之家，國人聞見尚且不能，更何從得而研究？”“最后則圖書館事業(yè)，雖歷年會議，建議之案至多，而所收之書仍少，今日國中幾無論為何種專門研究，皆苦圖書館所藏之材料不足；蓋今世治學以世界為范圍，重在知彼，絕非閉戶造車之比。況中西目錄版本之學問，既不易講求，購置搜羅之經費精神復多所制限。”造成此種狀況之原因，陳寅恪很清楚主要不是這些學科研究者的責任，是社會的黑暗、統(tǒng)治者的昏庸所致。

既然彼時中國學術界狀況呈現如此令其不滿意狀況，又該如何改進？對此陳寅恪認為：“夫吾國學術之現狀如此， 全國大學皆有責焉， 而清華為全國所最屬望，以謂大可有為之大學，故其職責尤獨重。”陳寅恪在近乎全盤否定彼時中國學術研究狀況后，認為清華負有振興中國學術的重大使命，這算是此文中對清華大學僅有的鼓勵之語，也是為了說明他為何要在校慶之時說一些令人喪氣的話：“因于其二十周年紀念時，直質不諱，拈出此種公案，實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這所謂關系到中華民族精神上生死大事者，就是文章開頭提出的“吾國大學之職責，在求本國學術之獨立”。追求學術研究的獨立與思想自由，這是陳寅恪對清華大學所有師生提出的要求，也是他自己一直身體力行所堅持者。早在1929年，陳寅恪就在寫給清華己巳級史學系畢業(yè)生的贈詩中提出要謀求中國學術的獨立，原詩如下：

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

田巴魯仲兩無成，要待諸君洗斯恥。

天賦迂儒自圣狂，讀書不肯為人忙。

平生所學寧堪贈，獨此區(qū)區(qū)是秘方。

陳寅恪認為中國史學界乃至整個學術界都以日本為學習榜樣，是中國學人的恥辱，為此他才鼓勵學生要“讀書不肯為人忙”，最終養(yǎng)成獨立思考的習慣，這和他為王國維去世所寫紀念碑銘中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完全一致。

綜上可知，1931年的陳寅恪對彼時學術界狀況很是不滿，由此要問的是，第一，彼時的學術界是否確實如此不堪？第二，陳寅恪為何做如此“苛評”，因為這“苛評”也把他自己連同清華大學包括在內了。

回答上述問題之前，不妨先說一件發(fā)生于1913年對中國現代學術發(fā)展產生影響的事情，即設立學術界的最高研究機構“函夏考文苑”。此事發(fā)起人是《馬氏文通》作者馬建忠的四哥馬相伯，事實上《馬氏文通》也是他們兄弟合作的成果。馬相伯是著名教育家，不但是復旦公學（復旦大學前身）的創(chuàng)辦者，而且擔任過北大校長。他在意識到現代學術機構對學術發(fā)展之重要性后，提議仿照法國的法蘭西學院，設立中國的最高學術機構。法蘭西學院成立于1634年，一直是象征法國學術界最高榮譽也最有權威性的機構。該學院僅有院士40人，至今依然如此。最早時大部分是文學家，后來才有哲學家、史學家、經濟學家、政治家甚至軍事家入選。這些院士都是終身制，只有某位院士成員去世后，才由全體院士投票選舉新院士。如此苛刻的評選，使得那些浪得虛名者很難混入。因此被選為法蘭西院士通常意味著已可進入法國歷史，成為所謂的“不朽者”。中國學者中對此有最早記錄者當為郭嵩燾，他在其《倫敦與巴黎日記》中對法蘭西學院有這樣的簡略記載：“法國博士四十人，有窮一學者，有修國史者，名之最難得者也”。另一位著名的維新變法人士王韜則稱法蘭西學院為“法國翰林院”，稱其院士為“掌院學士”。嚴復則不但在其譯著中數次提及，而且還正確指出法蘭西學院與古希臘文化的聯(lián)系：“今泰西太學。稱亞克特美，自柏拉圖始”。

盡管郭嵩燾、嚴復等人都簡單介紹過法蘭西學院，但馬相伯是第一個提議設立函夏考文苑并具體實施者。遺憾的是，盡管馬相伯為此奔走多年，但在那個年代僅憑他和一些學術界熱心人士，顯然不可能成功。民國初年政壇風云變幻，大小軍閥和政客們熱衷于爭權奪利，又有誰會對這種純粹學術行為給予關注？其次，面對政府內部的官僚扯皮和勾心斗角，書生氣十足的馬相伯不懂得如何和官員打交道，他們自然在不斷踢皮球中耗盡馬相伯的精力，最后干脆直接拒絕。現存馬相伯有關此事的文獻有《仿設法國阿伽代米之意見》和《函夏考文苑議》，之所以命名為“函夏考文苑”，是因為“函夏”之名典出《漢書·揚雄傳》：“以函夏大漢兮”，意為大漢帝國包容諸夏，后特指中國。“考文苑”則是馬相伯對“Academe”（阿伽代米）的翻譯，“阿伽代米”本為古希臘一個園主的名字，柏拉圖曾在此地講學，后逐漸演變成國家最高學術研究機構的名稱。“考文”一詞出自《禮記·中庸》：“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強調只有貴為天子者才能考定文章典籍之名，后引申為高深學術之名。馬相伯以“考文苑”對譯“Academe”，以“函夏考文苑”作為中國最高學術研究機構的名稱，確實非常恰當。其中馬相伯所擬定的入選考文苑者，都是他心目中當時中國學術界最杰出者，共有十九人。馬相伯自己算是發(fā)起人，此外他把章太炎、嚴復和梁啟超列為發(fā)起人，這三人均為中國學術界第一流人物，入選發(fā)起人當之無愧。其他十五人也都是各個學科的佼佼者，從中可以看出在1913年那個年代，中國學術界的發(fā)展狀況，以及與世界學術界第一流人物的差距。這十五人名單如下：

沈家本（法理）

楊守敬（金石、地理）

王闿運（文辭）

黃 侃（小學、文辭）

錢 夏（小學）

劉師培（群經）

陳漢章（群經、史學）

陳慶年（禮學）

華蘅芳（算學）

屠 寄（史學）

孫毓筠（佛學）

王 露（音樂）

陳三立（文辭）

李瑞請（美術）

沈曾植（目錄）

（此十五人為初選名單）

對于這個名單，有幾點值得注意：

第一，該名單指出“說近妖妄者不列，故簡去夏穗卿、廖季平、康長素，于王壬秋也不取其經說”，晚清以來的今文經學代表人物康有為、廖季平等不僅未入選，而且被斥之為“說近妖妄”。至于當時擔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司長的夏穗卿，是替袁世凱設計祭天祭孔典禮的主要人物之一，自然也得不到馬相伯和章太炎的認可。

第二，康有為的不被列入名單，不知是否征求過弟子梁啟超的意見？如是則意味著梁啟超那時已經放棄師說，立場儼然與章太炎的古文學派一致。梁啟超當時忙于參政議政，也許忽略了老師的未被列入。不過他曾給馬相伯寫過兩封信，表達自己對設立函夏考文苑的意見，只是在這兩封信中既沒有他對初選名單的意見，也沒有對其老師康有為的評價。也許不置一詞本身，就已說明了問題？至于章太炎，即便這個名單不是他所草擬，肯定也會得到他的支持，因為他對今文學派一直持反對態(tài)度。

第三，這個名單過于注重人文社會科學，對于自然科學家關注太少，只有一位精通算學的華蘅芳，可惜他早在1902年就已去世。按照法蘭西學院的規(guī)定，入選院士的首要條件就是尚在世者，既然馬相伯主張函夏考文苑的一切均仿照法蘭西學院，則說明要么這個名單是在華蘅芳在世時草擬，則時間當大大早于1912年；要么說明此名單提出時馬相伯等人尚不知道華蘅芳去世。但后者似乎不太可能，即便當時信息不暢，也不會在其去世多年后仍不為世人所知，何況既然是列入名單，則必然要對入選者情況有一定的了解。

此外，沈家本的被列入也值得一說，因為這是名單上僅有的一位法學家。作為法學家，沈家本主持制定了《大清民律》《大清商律草案》《刑事訴訟律草案》《民事訴訟律草案》等一系列法典，并提出了一系列法律改革主張，是中國法制現代化之先驅。此外，1906年中國第一所官辦法律專門學校——京師法律學堂正式開學，沈家本為首任京師法律學堂事務大臣。他以“會通中外”為指導方針，直接聘請岡田朝太郎博士等外國法學家為學員授課，并支持岡田博士出版《法學通論講義》作為基礎教本。京師法律學堂的開辦堪稱中國法律史上的一大創(chuàng)舉，成為中國近代法學研究和教育的良好開端。綜上所述，沈家本的入選可謂實至名歸。

第四，這實際上不是全部名單，僅僅為人選的三分之一。按照馬相伯的設計，所有四十人由發(fā)起人推舉者僅僅占三分之一，其余則要由全國學術界“通信公舉”，但具體方法當時尚未設計。不過，如果說僅僅是三分之一，則他們這幾個發(fā)起人就不能入選，因為其他十五人已超過定額四十人的三分之一了。那么他們這幾個發(fā)起人是打算不列為這四十人之數，還是對能夠被公選進入其余三分之二很有把握呢？這其中章太炎入選問題不大，其國學成就早已是第一流。梁啟超可能就有些異議，他學問淵博毫無疑問，但不僅學術界公認他不專不精，他自己對此也不否認，如此是否能夠得到學術界認同？還有嚴復，其翻譯成就當屬近代以來第一，但僅靠翻譯就能夠成為院士，這在法蘭西學院可能也沒有先例。至于馬相伯自己，也許可以憑其教育家的身份獲得認可，但分量似乎稍顯輕了。其他初選者估計也會引起爭議，例如僅“章門弟子”就有黃侃和錢玄同入選，加上章太炎，其門派色彩有些過于鮮明。而有些學術大師本該入選，卻被忽視，如羅振玉、王國維等。這至少說明在馬相伯、章太炎眼里他們的資格還不夠，特別是章太炎甚至連甲骨文也不相信，又怎么會承認羅振玉、王國維的研究成果。當然他們完全可以說，這些人后面可以再由他人推選。

總之，這份最初入選“函夏考文苑”的人員名單，盡管有某些偏見，但可以說入選者大都是彼時中國學術界的代表性人物，只是他們的學術成就放在世界學術發(fā)展視野中看，顯然還無法居于世界一流水平，有些甚至只是在草創(chuàng)階段或紹介國外學說階段。也許只有純粹的“國學”研究，可以稱為真正的一流水平，但就其研究方法和思維模式看，尚未達到現代學術要求，如在學術規(guī)范方面就有很多不足。對于整個20世紀初葉中國學術發(fā)展狀況，劉夢溪曾有這樣的概括性論述：“1898年嚴復發(fā)表《論治學治事宜分二途》，1902年梁啟超發(fā)表《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和《新史學》，1904年王國維發(fā)表《紅樓夢評論》，這些論著的學術觀念發(fā)生了重大變化，或開始倡言學術獨立，強調學術本身的價值，或借鑒西方的哲學和美學觀點詮釋中國古代文學名著，傳統(tǒng)學術的范圍已經無法包容它們的治學內涵，說明中國學術的現代時期事實上開始了。……從教育制度的變革與學術的興替之關系一方面來說，科舉廢而學堂興，是學術發(fā)展的一個契機。由新式學堂而建立正式的大學，是學術發(fā)展的又一個契機。1911年，北京大學在原京師大學堂的基礎上成立，這是中國第一所具有現代意義的大學。清華學堂也建立于同一年。但北大獲得現代學府的地位，是在1916年12月蔡元培出任校長之后。清華則至1928年始成為國立清華大學。這兩所現代學術人才培訓基地都是在二十年代以后作用才更加突顯。”劉夢溪的上述論斷，應該說相當準確深刻。對此還可以看一下與陳寅恪同時代其他學者的意見。胡適在1922年8月28日的日記中寫道：“現今的中國學術界真凋敝零落極了。舊式學者只剩王國維、羅振玉、葉德輝、章炳麟四人，其次則半新半舊的過渡學者，也只有梁啟超和我們幾個人。內中章炳麟是在學術上已半僵了，羅與葉沒有條理系統(tǒng)，只有王國維最有希望。”同年朱光潛也說：“從維新后計算，我國學術界的歷史還很幼稚”，所以他提出了“改造學術界”的口號。問題是“最有希望”的王國維在陳寅恪寫作此文時已經去世，1929年梁啟超去世，而趙元任又遠赴美國，“四大導師”中只有陳寅恪一人在苦苦支撐。清華如此，其他高校如北大等也好不了多少。而放眼彼時的世界學術，卻處于繁榮發(fā)展甚至是突進階段。且不說自然科學界的愛因斯坦、波爾、弗洛伊德等大師輩出，即便在人文社會科學也是新學說層出不窮，且不說杜威、羅素等到中國講學已經讓國人意識到與世界學術的差距，僅史學研究而言既有法國年鑒學派，又有文化人類學派，還有歷史哲學學派等，即便東鄰日本的史學研究也呈蒸蒸日上之勢，如此陳寅恪對處于動蕩之中的中國學術發(fā)展特別是清華大學的學術未來抱有悲觀也就不足為奇。而陳寅恪認為最最重要者，就是中國學術的發(fā)展應盡快具有獨立性，而不是跟在外人后面亦步亦趨。所謂“愛之深故恨之切”，或者是如魯迅所說“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也就可以理解陳寅恪為何對彼時中國學術給予全盤否定之“苛評”了罷，一嘆。

還有一點需要說明的是，盡管在陳寅恪眼里，1931年的中國學術有很多不能滿意之處，但也可能是他要求太高，事實上彼時的中國學術其實還是取得很多成就，也出現一批學術大師。僅就文史哲而言，魯迅在此之前已經出版了《中國小說史略》，與王國維的《宋元戲曲考》堪稱雙壁，1932年鄭振鐸也出版了《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在彼時也是一流成果。語言研究則有趙元任，考古學有李濟，這都是陳寅恪的同事。哲學研究方面早在20年代就有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冊），然后20、30年代之交馮友蘭出版了《中國哲學史》，其上下冊均由陳寅恪寫出“審查報告”。此外不能忽略的還有熊十力的著作，1930年他的《唯識學概論》經重新修訂，易名《唯識論》出版。1932年他的《新唯識論》（文言本）館出版，標志著其哲學體系的誕生。史學則有顧頡剛的“疑古學派”，朱希祖彼時早已創(chuàng)辦北大史學系，錢穆1930年發(fā)表了《劉向歆父子年譜》，得到陳寅恪高度評價，還有英姿煥發(fā)的張蔭麟，陳寅恪對其贊不絕口，視為學術界未來的希望。宗教史研究有陳垣的“古教四考”及《元西域人華化考》等，小學方面更是有章太炎、黃侃、錢玄同、楊樹達等大家云集。甲骨文研究在羅振玉、王國維之后，更是出現了郭沫若、董作賓，“甲骨四堂”從此名聞天下。郭沫若是在1929年完成了《甲骨文字研究》，董作賓的《甲骨文斷代研究例》雖然完成于1933年，但在這之前其甲骨文研究已經得到學術界高度評價……

通過上面這些掛一漏萬的列舉，可以認為20世紀二三十年代之交的中國學術，確實呈現出一幅繁榮景象，只是這繁榮在陳寅恪眼里，還不是真正的繁榮而已。

（作者為杭州師范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