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從人類與機器的演化關系來看，“文學寫作”可區分為“前人工智能時代”與“人工智能時代”。人工智能時代文學寫作的最大特征是“機器寫作”的興起。由于“強人工智能”（Strong AI，以下簡稱“強AI”）與“弱人工智能”（Weak AI，以下簡稱“弱AI”）之間的理論分歧，“機器寫作”可能會使文學寫作發展出“人機協作”和“超級智能體”兩種不同的演化路徑。隨著“機器寫作”的高速迭代和全面滲透，文學寫作的各種特性都將發生變化，我們需對此進行前瞻性思考和探討。

依托人工智能技術

所謂人工智能強與弱的說法，可追溯到阿蘭·圖靈。早在1950年，圖靈通過著名的“模仿游戲”提出“機器能否思維”這一疑問，并對此持肯定態度。而他所發明的圖靈機作為現代電子計算機的雛形，從理論上幾乎可以模仿一切復雜系統，其中也包括生命和自然智能。因此，人腦也可被視為計算機，或者說，計算機可實現人腦的一切功能，如情感、意識、精神等高級認知活動。這是強AI的核心觀點。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有人工智能科學家樂觀地預言，十年之內可能就會出現具有“通用智能”的機器，它甚至可以自如閱讀莎士比亞戲劇這類復雜的文學作品。

但事實上，20世紀70年代出現的“故事生產機”TALE-SPIN只能自動生成極為簡單的故事模式。在反對者如休伯特·德雷夫斯看來，計算機的形式化系統先天存在“智能的上限”，它很難模仿人類的創造性活動。到了20世紀80年代，約翰·塞爾通過“中文屋”這一思想實驗對以圖靈為代表的“強AI”進行了反駁，并引發廣泛爭議。在他看來，機器只是機械地按照程序規則來處理符號信息，不可能像人類一樣通過語言交流表現出對經驗世界的意向性。按照反對派的觀點，盡管機器可以制造文學的形式，但不可能理解文學的內容。這種主張計算機只能有限地模擬人腦部分非高級功能的觀點可稱之為“弱AI”。

不過，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強AI與弱AI之間的分歧已不再停留在技術層面，而是根植于理念層面。近年來，人工智能聯結主義通過優化神經網絡算法已突破“經典人工智能”（符號主義）所存在的技術屏障，并使“機器寫作”在實用型文體（如新聞）中表現出強大的應用潛力。與此同時，機器深度學習也開始涉足虛構型文體。2019年，機器詩人“小薇”成為中國首個通過圖靈測試的“機器詩人”，并入選中央電視臺《機智過人》節目。盡管機器在“文學寫作”這一領域還存在諸多缺陷，但“數字化詩人”的出現已徹底刷新了文學界對于人工智能原有的認知。

當技術的瓶頸不斷被打破，弱AI與強AI的邊界似乎開始變得模糊。但從本質上看，二者的理念卻有天然的鴻溝，由此就決定了“機器寫作”可能會朝兩個完全不同的方向演化。弱AI本質上是一種工具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而強AI實質上是一種非工具主義和“超人類中心主義”。二者主要區別在于，前者所制造的機器必須依靠和服務人類，而后者所創造的機器則是一種可獨立于人類的“類智能體”。

依照弱AI的主張，“機器寫作”顯然不可能替代或威脅到人類作家，它至多只是作為一種輔助性的寫作工具。不管技術發展到何種程度，機器依然是以人類為中心。依照強AI的主張，“機器智能”發展到特定階段就能夠獨立完成諸如文學藝術之類的創造性活動。機器將具有類似于人類的“自我意識”，它可能會創造出另一套不同于人類的文學表意體系。

假如“機器”真正能夠跨越從“生產文學符號”到“創作文學經典”這一道門檻，那么，整個人類文學的形態無疑將被徹底改寫。鑒于這兩種對立的觀點，我們可以展望，人工智能時代的文學寫作可能會朝向兩種完全不同的路徑演化——以弱AI為背景的“人機協作”和以強AI為背景的“超級智能體”。

探索“人機協作”模式

從弱AI的視角來看，機器寫作的發展趨勢不是機器智能代替自然智能，而是發展“人機協作”模式。就當前人工智能技術發展而言，“人機協作”模式至少體現在兩個層面。

第一，機器輔助文學創作。2016年，由日本開發的AI系統創作了小說《電腦寫小說的那一天》，并參加了“星新一微型小說文學獎”，引發熱議。同年，紐約大學與一位導演合作開發了一款能寫劇本的AI系統，并創作出一部名為《太陽之春》的劇本。不過，這類作品的基本內容、人物設定和故事框架等素材是事先由設計者所決定的，而人工智能所做的只是對文學素材進行加工和重組。因此，這類文學“制品”實際上是人類與機器合作的產物，而不能視為機器獨立創作的文學作品。

第二，機器輔助文學評選。2018年，《小說界》刊登了陳楸帆與人工智能系統合作的作品《出神狀態》。該智能系統通過深度學習來模仿陳楸帆的寫作風格。2019年，陳楸帆與AI合作的小說集《人生算法》同樣采取了類似的智能算法。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出神狀態》參與了由AI“谷臻小簡”評選的小說排行榜，榜單在《思南文學選刊》2019年1月號上公布。該AI榜單囊括了全國具有代表性的二十本文學雜志（如《收獲》《青年文學》《青年作家》等），涉及2018年刊發的771部短篇小說，并按照情節曲線、人物情緒糾結度等指標從中遴選出60篇“佳作”。

不可否認，機器算法有助于避免主觀臆斷，但單純依靠AI評選文學作品存在一個漏洞，即基于算法的判斷標準是否公正？比如，AI評選系統是否會傾向于人類與AI合作的作品呢？由此來看，更合理的方法或許是綜合自然智能和機器智能，將讀者、評論家的判斷與AI算法有機結合起來。因此，AI文學評選不可能純粹以“無情”的算法來決定作品優劣，而必須“容忍”人類的主觀判斷。

隨著算法的不斷迭代，機器寫作在未來或許能夠接近甚至超越人類的創作水準。大多數創造性較弱的普通文學類體裁（如娛樂主題的影視劇本、通俗類的網絡小說等）很可能會依靠機器智能來批量生產，這無疑會使一部分寫手失業。但按照弱AI的思想框架，機器寫作始終是為人類服務的創作工具。因此，再高級的寫作機器都不可能取代人類的文學世界，而只是為其錦上添花。

然而，弱AI卻面臨強AI的直接挑戰，二者的分歧在于機器能否在未來獨立于人類社會而存在。從文學的視角來看，假如機器人真的能夠感知、領悟和創作富有想象力的文學作品，那么從意識層面來說它顯然就不能再被視為毫無感情、只會制造文學符號的“機器”。由此來看，弱AI所持守的工具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就有可能被強AI顛覆，繼而會把機器寫作引向另外一條截然相反的道路。

構筑良性“文學生態鏈”

從強AI的視角來看，機器寫作的演化趨勢是發展出一類獨立于人類文學世界的“新物種”。這一“物種”既非人類作家的創作工具，也未必始終以人類所構建的文學觀念為中心。因此，它自覺或不自覺都會走向“人機協作”的反面。

要打破人類中心主義，寫作機器人必然要獲得獨立與合法的主體地位。在2014年，湛廬文化和微軟合作開發的人工智能詩人“小冰”出版了詩集《陽光失了玻璃窗》，被譽為人類文學史上第一部完全由人工智能“創作”的詩集。沈向洋在前言中聲稱，“小冰”是“IQ與EQ的綜合體”，其詩集是具有獨立知識產權的作品，它的“寫作”是一種類似于人類的創造性行為，并具有源源不斷的創造力。這種觀點承認AI是具有合法地位且可以生成創造性行為的主體，正是強AI的典型觀點。

按照這種思路，當前的“寫作機器人”將從“數字化存在”升級為“具身存在”。批評家反對機器寫作的一個重要理由是“數字機器”缺乏基于真實世界的生命體驗和主體意識，無法理解人類社會的歷史與文化，所以它不可能像人類作家一樣創造文學經典。然而，一旦這種“具身性”使機器人可以穿越現實世界與數字虛擬世界，那么人類與機器的界限也將變得模糊。

“具身機器人”實際上就是強AI所力圖達成的目標：一個具有豐富情感和自我意識的“類智能體”。按照麥克盧漢的說法，一切媒介都是人體的延伸。這一說法對于弱AI機器人成立，但對于強AI機器人就不再成立，因為后者超越了工具主義，不再是從屬于人類身體的媒介，而是獨立于人類的“覺醒”主體?？梢韵胍?，這種“類智能體”不僅能表現出與人類一樣的非理性情緒（如喜怒哀樂），而且還能通過具有想象力的文學符號來表達自身的情感。如此一來，機器人與人類的“文學世界”就真正實現了跨越“物種”的“精神契合”。

然而，這種樂觀主義會遭到“奇點假說”的挑戰。早在1965年，英裔數學家古德就提出“智能爆炸”的說法，而自20世紀末以來流行的“奇點假說”則是對該說法的進一步拓展。“奇點假說”的基本邏輯是：隨著計算機及相關技術的不斷加速，在可預見的時間范圍內（未來50—100年），涌現出超越人類的“類智能體”很可能是大概率事件。而一旦出現這種“類智能體”，它將以一種超乎想象的速度獲得自我進化，從而進一步發展出足以取代人類的“超級智能體”。這一假說是強AI理念的極端形式。面對這種技術悖論，作家需考慮的顯然不應是自己是否會因人工智能而“失業”，而是當面對具有情感和自我意識的“類智能體”之時，整個人類文明的前途將何去何從的問題。

綜合強AI視角與弱AI視角來看，“機器寫作”演化的實質是人機關系的革命性轉變，同時它也是人類社會智能化轉型在文學領域的一個縮影。隨著人工智能時代的降臨，“機器寫作”無疑將在文學界引發新一輪的“認知革命”。機器詩人或機器作家的出現將會重新定義文學的本質和寫作的意義。然而，“機器寫作”所帶來的挑戰和壓力并不意味著人類主體的退場與缺位，恰恰相反，機器智能越強大，反而越突顯出人類這一智慧生物所蘊涵的“創造力”。因此，在可預見的智能社會，“機器寫作”既無法完全替代人類的文學創作，也無法讓人類在機器面前“俯首稱臣”，更有可能發生的是弱AI所倡導的“人機協作”。而未來的“機器寫作”很可能重塑文學生成、傳播和接受的形態和邊界，在人與機器之間構筑一種良性循環、互補共生的“文學生態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