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中央文學研究所就是我國第一所專門以培養和扶植文學新人為己任的文學機構，它被人們稱為作家培養的“黃埔軍校”。它所開展的文學教育工作以及相關文學創作活動，已經成為了當代中國文壇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它對當代文學新人的培養作出的積極努力，對當代作家培養機制的有益探索，對促進中國當代文學的生成與建構，是一種歷史貢獻，也是一種客觀存在。我們在研究中國當代文學的生成與發展時，中央文學研究所這一特有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學教育機構是不容遺忘的。

關鍵詞：中央文學研究所 文學教育 作家培養 文學制度

1949 年以后，“新的文學”的建設主要 依靠什么來實現，是當代文學建設中的一個 難題，也是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由國 家層面來創辦一所類似于高爾基文學院的專 門機構，則在相當程度上回答了如何培養新 文學（文化）建構者的問題。中央文學研究所1就是我國第一所專門以培養和扶植文學新 人為己任的文學機構，它被人們稱為作家培 養的“黃埔軍校”。它不僅僅是一個文學教育 機構，也是當代文學創作與研究活動的中心， 為當代中國文學的生成與發展作出了不容忽 視的貢獻。中央文學研究所所開展的文學教 育工作以及相關文學創作活動，已經成為了 當代中國文壇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一、中央文學研究所成立始末

早在 1949 年 7 月第一次文代會上成立 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時，在《中華全 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章程》里面就把“積極 幫助并指導全國各地區群眾文藝活動，使新 的文學藝術在工廠、農村、部隊中更普遍更深入地開展，并培養群眾中的新的文藝力量”2作為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任務 , 并把“籌辦文學院”列入 1950 年的工作計劃。3 1949 年10 月 24 日，就由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創作部草擬了一份《關于創辦文學研究院的建議書》，呈送給文化部審批。建議書內容如下：

全國面臨著新形勢，正如毛主席所指示，文化部的文化建設任務也要增強。思想教育更有重要意義。因此我們建議 創辦文學研究院。按文學藝術各部門來說，文學是一種基礎藝術；但目前我們有戲劇、音樂、美術各學院，恰恰缺少文學院。所以有創辦文學院之必要。自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除延安魯迅藝術院文學系及聯大文學系用馬列主義觀點培養文學干部而外 (經驗證明他們是有成就的)，一般的文學工作者大都是自 己單槍匹馬，自己摸路走，這是他們不得已的事情，這是舊社會長期遺留下來的人們的學習方法。至于過去各大學的 文學系，也由于教育觀點方法的限制及 錯誤，從來很少培養出多少真正文學人 才。我們接收以后，教育觀點與方法雖 然要改，但也不一定能適合培養各種不 同條件的文學工作者，不一定適合培養 作家。所以，也有創辦文學院之必要。另外，在我黨領導下，近十幾年來，各地已經涌現出許多文學工作者，有的實際生活經驗較豐富，尚未寫出多少好作品。有的已經寫出一些作品，但思想性、藝術性還是比較低的。他們需要加強修養，需要進行政治上的、文藝上的比較有系統地學習。同時領導上可以有計劃地、有組織地領導集體寫作各種斗爭、 奮斗史。……

1949 年 10 月 24 日4

這份建議書，旗幟鮮明地指出了創辦文學院的必要性，而且目標指向也非常明確，就是要培養作家，就是要幫助兩類青年文學工作者進行提高。不僅要從政治和藝術上組織他們系統地學習，還要組織他們從事集體創作。一句話，要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有計劃地培養文學人才。至此，正式開啟了中國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國家級作家培養機構的創辦征程。

自從文化部把籌辦文學院的工作列入 1950 年工作計劃，并在報紙上公布后，立即引起了各地青年文學工作者的關注，紛紛寫信詢問，迫切要求及早創辦文學院。1950 年 3 月，經陳企霞執筆，劉白羽、周立波、雷加、艾青、曹禺、趙樹理、宋之的、陳淼、碧野、 楊朔、何其芳、何仲平等人參加討論和修改， 以全國文聯的名義呈報給文化部一份《國立魯迅文學研究院籌辦計劃草案》。這份《草案》是一份手寫稿，大約 3000 字，從機構名稱、創辦目的、學制課程、組織機構和招生計劃等方面較為全面地反映了創辦文學院的設想 和當時想要辦一所大型文學培養機構的雄心壯志。最終，因為創辦國家文學院的計劃過 于龐大，轉而只好辦成一個規模相對較小的文學機構。因此，在 1950 年 4 月 24 日正式 以公文形式上報文化部時，《草案》卻被壓 縮為一份字數不多的打印稿。不過，丁玲等籌辦者依然把名稱堅持寫成“中央文學研究院”。后來又采取折中意見，擬定名為“魯迅學園”。但是，在中國文聯收到的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辦公廳的批復文件中，卻是“仍用‘文學研究所’較妥”。其文件內容如下：

茲接文委會五月三十一日（50）文委秘字五六四號批復稱：“魯迅學園”名稱嫌含混，仍用“文學研究所”較妥。

特此轉知。

待到 6 月 26 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正式批復時，名稱就是“文學研究所”：

本部為了培養一些較有實際斗爭經 驗的青年文藝寫作者及一些從事文學理 論批評的青年，業經呈準文化教育委員 會及政務院，決定本年內籌辦文學研究 所，并聘請丁玲、張天翼、沙可夫、李 伯釗、李廣田、何其芳、黃藥眠、楊晦、 田間、康濯、蔣天佐、陳企霞等十二人 為籌備委員組織籌委會并以丁玲為主任 委員、張天翼為副主任委員，特此函達。 此致

康濯 同志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 (蓋章)

1950 年 6 月 26 日

后來，據徐剛回憶，“中央文學研究所” 這個名稱是反復討論了幾次，最終是由當時 的政務院副總理兼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郭沫 若確定的。5

7 月 6 日，中央文學研究所籌備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擬定籌備工作計劃。會上，討論通過了關于研究人員名額分配的決議和《中央文學研究所籌辦計劃草案》，并立馬 抽調有關人員成立了行政、研究人員，調集 和教學計劃大綱三個籌備工作小組，加緊進 行各項籌備工作，擬定于10 月間正式開學。7 月 18 日，文化部部長沈雁冰簽署同意《中 央文學研究所籌辦計劃草案》的批復：

一、《中央文學研究所籌辦計劃草 案》及第一次籌委會會議決議七項照準， 望即據此進行。

二、隨此附發“中央文學研究所籌備委員會”長戳一枚。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 （蓋章）

部長：沈雁冰

1950 年 7 月 18 日

9 月底，各地選調的研究員（學員）開始陸陸續續報到。10 月底，中央文學研究所 籌備會根據學員報到情況，初步擬定了一個臨時的兩個月學習計劃，并組織實施。12 月 1 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第 58 次政務會議通過了中央文學研究所的任免名單，主任、副主任各一名：“主任丁玲，文學家；現任 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副主任張天翼，文學家；現任中央文學研究所籌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6此外，田間任副秘書長，康濯任第一副秘書長，馬烽任第二副秘書長，邢野任行政處主任，石丁任教務主任。12 月 27 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簽發《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令》（<50>文秘字第 589 號）。這份命令，標志了中央 文學研究所的正式成立 , 它直屬文化部領導，中國文聯協辦。

1951 年 1 月 8 日，中央文學研究所舉行了開學典禮，郭沫若、茅盾、周揚、丁玲、 沙可夫、李伯釗、李廣田等領導出席。“典禮并沒有舉行什么特別的儀式。在文學研究所的會議室里。在一個很大的斯大林和毛主席的圓形浮雕像前面，幾十位研究員和來賓相對著坐在一起。丁玲同志將研究所創辦的經過、現在的情況以及今后研究的步驟向大 家做了介紹……郭沫若、茅盾、周揚、李伯釗等人發表了講話。”7

1953 年 8 月 4 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正式下發通知（<53>文部廳字第 597號）， “接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 1953 年7月30 日（53）文教秘字第 626 號復函，同意你所改歸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領導”。至此，中央文學研究所正式更名為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吳伯簫擔任所長。業務上劃歸中國作家協會管理，但是行政上還隸屬于文化部。由于吳伯簫還兼任教育部教育出版社社長， 實際主持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工作的是 副所長公木同志。

1957 年 11 月 14 日，在中國作家協會整風辦公室編印的《整風簡報》第 61 期上，刊發了《書記處決定停辦文學講習所》的通報，正式表明中國作協將停辦文學講習所，決定 撤銷這一文學機構。關于中央文學研究所到文學講習所的波折以及停辦的原因，邢小群的《丁玲與文學研究所的興衰》等著作已經作了較為詳細的研究分析，這里不再贅述。

1980 年 1月 8日，中共中央宣傳部批復 同意恢復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1984 年 6 月，中國作家協會根據實際需要，決定把 文學講習所改為魯迅文學院。同年9 月，中共中央宣傳部批復同意，在文學講習所的基 礎上正式組建成立魯迅文學院。至此，中央文學研究所終于完成歷史使命，退出了中國當代文學歷史舞臺。

二、中央文學研究所的作家培養實踐

中央文學研究所成立后，在招生方面與普通學校有著明顯不同，具有較強的針對性。 面對當時國家經濟基礎薄弱和人力資源不足的實際困難，文學研究所竭力精簡組織，縮減開支，控制學員名額，不搞大規模招生。初步確定第一批研究人員定額為 60名，并對招生研究人員有一定的條件要求。當時的招 生方式大致有三種：一是向各地方、部隊宣傳部門或文聯發出通知，請他們來推薦；二 是由知名專家推薦；三是自己慕名尋來，然后被錄用。學員招來后，根據學院的基本情 況，為高級班和初級班，高級班的學員稱為研究員，初級班的學員稱為研究生。其中，研究人員的基本條件是：（一）經過一定的斗爭鍛煉和思想改造，基本上已經確立了革命的人生觀，具有相當的生活經驗者；（二）具有一定的文學修養，在創作上有所表現，或者在理論批評、編輯、教育、運動組織等方面有某些成績與經驗者；（三）有優秀才 能或可能培養的工農兵出身的初學寫作者；（四）身體健康，無嚴重疾病者。比如，第一期第一班（研究員班）錄取的 52 名學員中， 就有 39 人參加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有徐光耀、陳登科等 28 人發表或出版過作品、作品集，也有工人張德裕、董遒相，農民楊潤身，童養媳吳長英等。

根據文化部《1950 年全國文化藝術工作報告與 1951 年計劃要點》提出的“文研所不 只是教學機關，同時又是藝術創作與研究活動的中心，同時也是一個培養能忠實地執行毛主席文藝方針的青年文學干部的學校”8的指示精神，中央文學研究所明確了辦學定位：不只是教學機關，同時又是藝術創作與研究 活動的中心，是一個培養能忠實地執行毛主席文藝方針的青年文學干部的學校。并提出了明確的辦學方針：調集經過一定的斗爭鍛煉、具有一定的生活經驗與文學修養，在創作上或理論批評上有某些成績的文學青年，與具有優秀才能或可能培養的工農兵出身的初學寫作者，經過兩年的專門學習研究，提高其政治與業務水平，使其能更好地掌握毛 澤東文藝方向，進行創作或理論批評工作，為人民服務。

鑒于招收的學員大多數都有一定的修養，又加上沒有專職教授與適當的教材，當時就采用了以自學為主、臨時組織專家講授與集體討論為輔的教學方針。后來，在康濯的調查研究基礎之上，綜合茅盾、周揚、葉圣陶、鄭振鐸、胡風、黃藥眠、楊晦等領導和專家，以及青年作家們的意見，丁玲最終把教學方針確定為 16 個字：自學為主，教學為輔；聯系實際，結合創作。9這就是后來人們常說的 “十六字”教學方針。中央文學研究所又根據這樣的辦學定位和辦學方針，擬定了基本 的教育原則和教學內容。“第一，強調政治學習，學習理論，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第二，強調學習歷史，學習‘五四’以來新文學的戰斗傳統，研究自己民族的藝術遺產，批判吸收其中優良的部分，發展我們的新文藝。第三，強調實踐，發揚《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來人民文藝的偉大成就， 加強思想改造，在生活實踐與創作實踐中， 進一步貫徹毛澤東文藝思想。”10

其實，從 1950 年 10 月開始，到 1951 年 1 月 8 日中央文學研究所正式開學，已經 擬定了一個臨時的兩個月學習計劃，并按此 計劃組織實施。其學習計劃的詳細內容為：“甲、政治學習：《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每日有課，臨時穿插時事學習；參考書有《新哲學大綱》《大眾哲學》等。乙、業務學習：1. 作品研究——《阿 Q 正傳》《永不掉隊》。張天翼、蕭殷分別作輔導報告。 2. 專題報告——胡風作‘關于讀文藝作品問題’的報告，丁玲作‘關于創作與生活問題’的報告，劉白羽作‘關于部隊創作問題’的報告。3. 寫作——要求學員都有寫作計劃，并組織寫作計劃的專題座談會。”11就中央文學研究所的學習內容以及學習時間的大致安排問題，第一副秘書長康濯曾向《文藝報》記者蘇平作過較為詳細的介紹，“學習的內容中，政治學習包括馬列主義的基本知識，毛澤東思想，和有關當前國家建設的各種政策，時間占總的學習時間的百分之十六。業務學習包括有新文學史、中國文學史、文藝學、蘇聯文學、名著研究、作品研究、作家研究等，時間占百分之五十三。另外寫作實踐占總時間百分之三十一”12。

這樣一來，第一期的主要課程內容就基 本上定下來了：政治、文藝理論、中國古典文學、“五四”以來新文學、中國新文學專 題報告、“文藝學”與文藝學習問題、文藝思想與文藝政策、蘇聯文學、作家談創作經 驗報告、中國革命史、近代世界史。

第二期學員趙郁秀完好保存了當年的筆記和講義。她在《我們的隊伍向太陽》這篇文章中回憶道，中國古典文學，除了鄭振鐸 講授文學史之外，這中間還穿插有：李又然講《詩經》，游國恩講《楚辭》和白居易，馮至講杜甫，阿英講《元曲》，宋之的講《西廂記》，馮雪峰主持《水滸》的學習研討總結。中國現代文學，李何林講“五四”以來新文學發展道路，艾青講“五四”以來的新詩，嚴文井講“五四”以來的散文，吳組緗講茅盾的小說，黃藥眠講郭沫若的詩歌，陳荒煤講電影創作，柯仲平講解放區文藝，康濯講丁玲和《太陽照在桑干河上》，馮雪峰講魯迅的小說，胡風講魯迅的雜文，孫伏園講魯迅生平。西方文學，楊憲益講古希臘神話、史詩、戲劇，馮至講歌德的《浮士德》，吳興華講文藝復興文學、《威尼斯商人》和《神曲》，葉君健講《堂吉訶德》，杜秉正講拜倫的詩，蔡其矯講惠特曼的詩，陳占元講巴爾扎克，高名凱講《歐也尼?葛朗臺》，趙蘿蕤講《特萊瑟》，張道真講《約翰?克利斯多夫》，孫家琇講《奧瑟羅》《李爾王》，曹禺講《羅密歐與朱麗葉》，卞之琳講《哈姆雷特》，呂熒講《仲夏夜之夢》。俄蘇文學，李何林和彭慧講蘇聯文學概況，張光年講《大雷雨》，潘之汀講契訶夫，方紀講托爾斯泰，馮雪峰、肖殷等很多名家講法捷耶夫、伊沙科夫斯基及蘇聯電影創作，等等。13

在通過課程教學提高學員文學理論水平和文學素養的同時，中央文學研究所還實行導師輔導制，給每一個學員指定專門的寫作輔導老師，幫助學員寫作水平的提高。每一位導師輔導學員人數不等，據情況而定。這種專人輔導的培養方式，針對性強，效果十分明顯。也充分體現了國家對于培養新的文學才人的高度重視。

中央文學研究所第二期作家輔導學員一覽表

此外，中央文學研究所的培養理念或者說教學傳統還有一點值得特別關注。就是學員在課堂學習之余，還開展了許多研討、社會實踐等活動。這是文學研究所的辦學特點之一。這一特點，一直延續到了現在的魯迅文學院。據《中央文學研究所第一學季學習情況與問題（1951 年 1 月到 4 月）》統計，“第一學季從1月開始，到4月為止，在政治學習方面，閱讀與討論了《實踐論》和《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程度低的讀《大眾哲學》）。組織了幾次關于《實踐論》的報告和討論……此外，這一學季還組織一些各種報刊上重要文章的學習，以及十余次電影、戲劇的鑒賞與學習，4月間，并開始進行批判電影《武訓傳》的討論。這一學季，在創作上，正式開學以前和舊歷春節的時候，組織了大部分同志，短期下去，采訪了一些材料；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也組織過一些采訪”14。

在社會實踐活動方面，除了經常組織常規性的實習活動以外，文學研究所還積極組織學員進行大規模的深入戰斗前線和廠礦企業，到實踐中學習提高。比如，1951 年8 月至12 月，全體研究員班學員就被臨時組成八個小組，分別赴朝鮮前線，東北及京津一帶工廠，河北、山西兩地的老區，并有部分同志奔赴新區參加土改。到朝鮮前線去的學員就有徐剛、徐光耀、陳孟君、蘭占奎、陳亦絮、胡昭、張德玉、高冠英、王谷林等。與此同時，中央文學研究所還響應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關于捐獻飛機大炮的號召，發起捐獻魯迅號飛機。丁玲當場捐獻稿費500萬元，周立波捐獻150萬元，康濯捐100萬元，馬烽捐100 萬元。全所與會者80 余人，當場就有37 人共捐獻人民幣1200 余萬元。15這一善舉，充分展現了中央文學研究所的社會責任和擔當精神。

三、中央文學研究所的作家培養成效

從1950 年10 月到1957 年11 月，中央文學研究所共開辦七年，先后開設四期五班，培養了286 名學員。加上1980 年文學講習所恢復后又開辦的四期，一共培養學員454 名。

如果單從新人培養的成效來看，中央文學研究所不但繼承了延安魯藝藝術人才的培養模式，而且綜合了蘇聯高爾基文學院的辦學優勢，為新中國的文壇輸送了一大批共和國作家和文藝干部。從1984 年統計的文學研究所第一期到第四期培養的學員情況看，在全國作協、文聯的干部有18 人，約占總人數的7%；任省文聯、作協主席副主席的有61 人，約占23%；任全國刊物、出版社正副主編的有19 人，約占7%；任省級刊物主編、副主編的有38 人，約占14%；專業創作人員36人，約占11%；教授研究員11 人，約占4%；其余為編輯、教授、記者、離休干部、工人、農民28 人等。16從中央文學研究所創辦的結果看，知名作家較少，文藝干部較多，其運行結果和體制的需要基本上是一致的。

雖然中央文學研究所培養出來的知名作家不多，但是這一期學員的創作實績還是有目共睹的。據統計，中央文學研究所從開學后不久到第一學季結束，“這一學季，除兩個同志外，都寫了東西，數量達一百一十七篇（共文六十六萬余字，詩八千二百多行），包括小說、散文、報告、故事、劇本、電影小說、詩、鼓詞、評論等形式，在內容方面，直接反映當時三大任務的共二十七篇，其余也大多與當前政治任務有關。這些作品，到五月底止，發表了三十四篇（文約十萬余字，詩一百八十八行）”17。此外，第一期一班學員馬烽的小說和電影劇本《結婚》、張學新等的話劇本《六號門》、徐剛反映志愿軍生活的小說《女護士陳敏》、段杏綿的兒童文學《新衣裳》、陳登科的長篇小說《淮河邊上的兒女》等作品都是在研究所學習期間寫作發表或出版的。工人出版社還于1951 年6月為這期師生編輯出版了一套“收獲文藝叢書”。第一期二班學員龍世煇（輝），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當編輯時，在成堆的來稿中發現了曲波的《林海雪原》。該書出版受到了廣大讀者的熱烈歡迎，被譽為優秀的長篇小說，后來還成為了“紅色經典”。第二期女學員劉真文學程度較低，入學后刻苦學習，虛心求教，在嚴文井老師的指導下寫出了短篇小說《春大姐》、中篇小說《我和小榮》。后來，人民文學出版社還出版了她的小說集《長長的流水》。與劉真同一期的學員董曉華寫出了電影劇本《董存瑞》，和谷巖寫出了小說《楓》，谷峪寫出了短篇小說《一件提案》等。“據不完全統計，這期學員在學習期間共發表了評論文章18 篇，小說52 篇，散文13 篇，戲劇和電影劇本16 部，共184萬字，另有詩4500 行。”19

表二 中央文學研究所（講習所）學員學習成果統計表20

從列表中的作品可以看出，大部分作品都是中國讀者所耳熟能詳的，許多還被公認為“十七年”的“紅色經典”。或許有人會認為，上面這些成就相對于四期五班286 名畢業學員而言，“成果實在是少得可憐”，22但不容否認的事實是，確有不少學員在中央文學研究所里，理論水平得到了提高，創作實踐能力得到了增強。更為重要的是在那里受到了文學的熏陶，使他們日后走上文壇成為一名真正的優秀的作家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和實踐基礎。換句話說，中央文學研究所為他們的學習和創作提供了良好的環境，使不少作家的創作從不自覺轉化為自覺行為。后來使梁斌聲名鵲起的成名作《紅旗譜》，就是在中央文學講習所這樣的學習環境下產生創作靈感并開始創作的。23

中央文學講習所第二期學員、后來成長為中國當代知名詩人和國家一級作家的苗得雨的一段深情回憶，頗能代表中央文學研究所學員的心聲：

作為一個文學創作者，文講所兩年學習，是一個重要階段，是使我的創作由不自覺到自覺的階段……在那么多專家、學者指導下，有那樣的環境與條件，讀了那么多書……明白了文藝是怎么回事，知道了中外文學史、知道了許多重要作家的情況和他們的經驗。也便自然而然地總結自己，回顧以往，知道了哪些作品好是怎么寫好的，沒寫好又是為什么沒寫好的……在文學上，經過“科班”和不經過“科班”是不一樣的。都說不上大學一樣當作家，那是因為文藝是寫生活，作者也可以自學成才，但能夠“上大學”，還是上好。我是終生得益。24

四、小結

朱靖華在接受邢小群采訪時，曾這樣說過：“我認為中央文學研究所的創辦是一個喜劇，也是悲劇。包括學員和工作人員在內，開始是個喜劇，后來就是悲劇。”25朱靖華先生作為一名中央文學研究所興衰的見證者和親歷者，他用生命體驗得出這樣一種滲透著當代文壇風云際會和個人命運跌宕起伏的“悲喜滋味”，既帶有一絲歷史悲情色彩，也讓“歷史在這里沉思”。

從1950 年10 月籌辦到1957 年11 月停辦、從1980 年1 月恢復招生到1984 年9 月更名為魯迅文學院，中央文學研究所一共走過了11 年多的辦學歷程。在這斷斷續續的11年多時間里，一共舉辦了8 期學員培訓班，26培養了學員454 名。其間，有過輝煌，也遭遇過“滑鐵盧”，27歷史功過自有評說。但不管是喜劇還是悲劇，中央文學研究所這個專門培養作家的文學教育機構都是一種客觀的歷史存在。它對當代文學新人的培養作出的積極努力，對當代作家培養機制的有益探索，對促進中國當代文學的生成與建構，都是一種歷史性的貢獻，這是不爭的事實。

換句話說，當我們在研究中國當代文學制度時，作為文學生產機制中的重要一環，文學機構對作家培養所做出的努力與探索是不能忽視的。當我們在研究中國當代文學的生成與發展時，中央文學研究所這一特有的具有中國特色文學教育機構也是不容遺忘的。

注釋：

1 1953 年，“中央文學研究所”改歸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主管，更名為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在本文中，因詳細講述了從創辦、改名、停辦的過程，為統一研究對象，采取了最初的命名——“中央文學研究所”。

2 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工作者代表大會宣傳處編《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章程（1949 年7月14 日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工作者代表大會通過）》，《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工作者代表大會紀念文集》，新華書店1950 年版，第573 頁。

3 1950 年周揚在全國文聯四屆擴大常委會議上的報告《全國文聯半年來工作概況及今年工作任務》，提到了全國文聯半年來的工作概況，以及1950 年的工作任務。其中第二項就是“籌辦文學研究所，征調一定數量的有實際工作經驗和相當寫作能力的文藝青年，加以訓練，提高其寫作水平”。參見《人民日報》1950 年2 月13 日。

4 資料來源于慶祝魯迅文學院建院五十周年展覽檔案。本章所引慶祝魯迅文學院建院五十周年展覽原始文本資料，除注明出處之外，均來自于此，不再注明。

5 邢小群：《徐剛訪談》，《丁玲與文學研究所的興衰》，河南文藝出版社2013 年版，第144 頁。

6 《政務會議通過的各項任免名單》，《人民日報》1950 年12 月11 日。

7 白原：《記中央文學研究所》，《人民日報》1951 年1 月13 日。

8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1950 年全國文化藝術工作報告與1951 年計劃要點》，《人民日報》1951 年5 月8 日。

9 16 參見邢小群《丁玲與文學研究所的興衰》，河南文藝出版社2013 年版，第48、90-91 頁。

10 11 柴章驥、蔡學昌：《中央文學研究所創辦錄》，《新文化史料》1992 年第1 期。

12 蘇平：《訪問文學研究所》，《文藝報》1950年第3 卷第4 期。

13 趙郁秀：《我們的隊伍向太陽》，《文學的日子——我與魯迅文學院》，魯迅文學院2000 年編印，第365—375 頁。

14 17 《中央文學研究所第一學季學習情況與問題（1951 年 1 月到 4 月）》，《文藝報》1951 年第4 卷第7 期。

15 《中央文學研究所發起捐獻魯迅號飛機——丁玲周立波等當場捐獻稿費》，《文學的日子——我與魯迅文學院》，魯迅文學院2000 年編印，第476 頁。

18 “收獲文藝叢書”由收獲文藝叢書編輯委員會編輯出版，出版時間為1951 年。叢書收錄了田間的《一桿紅旗》、路工（葉楓）的《煤山上》、邢也（邢野）的《不上地主當》、方立（李方立）的《步步登天》、李納的《煤》、董偉的《小秋愛勞動》、劉藝亭的《八月家書》《前程萬里》、王血波和張學新執筆的《六號門》、劉德懷的《夫妻關系》、陳淼的《工長》、葛文的《一封信》等12 部作品。其中，田間是第一期秘書長、路工是教學研究組教師、邢也（野）是副書記兼行政處主任、方立是第二班副主任，其余的全部是第一期學員。

19 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教務處編《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同學錄》（內部資料），第4 頁。

20 此表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教務處編《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同學錄》（內部資料）。數據統計截止時間為1984 年9 月。

21 《白天鵝——中國作協文學講習所第七期中篇小說選》1984 年2 月出版，收錄《鄰家嫂子》（韓志君）、《森林，人在深邃幽遠中》（袁和平）、《小家碧玉》（李寬定）、《有意無意之間》（增德厚等）和《白天鵝》（袁敏）共5 篇；《山月兒——中國作協文學講習所第七期中篇小說選（二）》1984 年8 月出版，收錄《佛手》（袁和平）、《山月兒》（李寬定）、《法音》（秦文玉）、《擺起八仙桌》（肖建國）、《哥哥在深山》（燕治國）、《同名人》（巴蘭蘭）、《雄鷹圖》（薛炎文）和《啊，藍天》（劉戰英）共8 篇。

22 張檸：《再造文學巴別塔（1949—1966）》，廣東教育出版社2009 年版，第92 頁。

23 參見毛憲文《訪梁斌在講習所》，《文學的日子——我與魯迅文學院》，魯迅文學院2000 年編印，第97—98 頁。

24 苗得雨：《文學一、二期“黃埔”——文學講習所回憶》，《名作欣賞》2010 年第25 期。

25 邢小群：《朱靖華訪談》，《丁玲與文學研究所的興衰》，河南文藝出版社2013 年版，第228 頁。

26 1980 年1 月8 日，中共中央宣傳部批復同意恢復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后，又舉辦了小說創作班、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班、編輯及評論班三期，第八期學員因為1984 年9 月文學講習所更名為魯迅文學院而自然進入魯迅文學院學習。因此，有人說中央文學研究所一共只開辦了七期半。

27 這是借用邢小群的說法。她在《丁玲與文學研究所的興衰》一書中稱“文學研究所成了丁玲的‘滑鐵盧’”。

[作者單位：銅仁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