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第一周 第一天

倫敦 弗吉尼亞·伍爾夫 《達洛維夫人》

弗吉尼亞·伍爾夫

在改良俱樂部和友人就進行環球旅行打賭之后，斐利亞·福克大步走回他幾條街外、位于薩維爾街7號的家，取些衣服，也捎上他剛雇的侍從路路通。半道上，他穿過半個世紀后克拉麗莎·達洛維將要走過的路線（要是她，抑或他，真的存在），那天早上，她去附近的邦德街為傍晚的聚會買花。伍爾夫的小說開始于克拉麗莎的散步，她邊走邊想，這散步成了某種贊歌，致意倫敦的種種愉悅：

我們多傻呀，她尋思著，穿過了維多利亞大街。只有天知道，為什么人們如此熱愛生活，如此看待她，甚至要虛構她，不懈地美化她，然后又粉碎她，從而創造出每時每刻的新鮮感來。即使是邋遢透頂的女人，坐在門前臺階上那些最悲傷絕望的人們（酗酒使他們窮困潦倒）也一樣。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就連議會制定的清規戒律也奈何不得他們：人們都熱愛生活。對此，她深信不疑。在人們的眼中，在人們或輕盈或沉重或艱難的步伐中，在咆哮與喧囂中，在馬車、汽車、大巴、貨車和身前背后掛著廣告牌搖搖晃晃蹣跚而行的人中，在銅管樂隊中，在管風琴中，在歡慶聲中，在叮當聲中，在頭頂上一架飛機發出的奇特而尖利的呼嘯聲中，有著她熱愛的一切：生活、倫敦，還有六月的這一刻。（譯者按：姜向明譯文，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本文《達洛維夫人》引文均引自此譯本）

《達洛維夫人》初版本

《達洛維夫人》（1925）是最為局部化的作品之一，無論在時間還是空間上，故事發生在1923年6月的一天里，位于倫敦中心幾個時尚街區的范圍內。我們的旅行也許應該從伍爾夫離奇的流浪漢小說《奧蘭多》開始，看起來，這更有道理，那本書的男主角先是和一位俄國公主有段瓜葛，而后在君士坦丁堡變性成為書中的女主角。或者，我們也可以從橫跨全球的約瑟夫·康拉德開始，他的小說把故事設置在馬來西亞和拉丁美洲，《黑暗的心》則帶我們來回于倫敦和比屬剛果之間。但是，從一部故事踏踏實發生在倫敦的小說開始，是有意義的，這不僅是我們的出發點，而且《達洛維夫人》已經顯示倫敦成為一個和它今天一樣的世界城市。克拉麗莎過去的追求者彼得·沃爾什為了離婚的事情從印度回來；她女兒的家庭教師、還可能是戀人，基爾曼小姐，在英格蘭覺得渾身不對勁，英格蘭剛和她的祖國德國扯在一場生死對決中；還有那個來自意大利的戰爭新娘蕾西婭，掙扎著適應倫敦的生活，要把她被嚇懵了的丈夫塞普提默斯·史密斯從自殺邊緣挽救回來。

世界的確回到了倫敦的家中，卻帶著第一次世界大戰不祥的外表。戰爭的余波回蕩在整個城市，也貫穿小說終始。即使如克拉麗莎陶醉于“生活、倫敦，還有六月的這一刻”，她也聽到了“在頭頂上一架飛機發出的奇特而尖利的呼嘯聲”。這其實是一架雙翼飛機在空中寫字，地上的人試圖搞明白這是在做什么產品廣告（太妃糖？葛蘭素制藥？）。然而，飛機逼近，效果詭異，如同取人性命的空襲：

寇茨太太突然抬頭仰望天空。飛機的轟鳴聲不祥地鉆入人們的耳蝸。一架飛機正飛在樹林的上空，尾巴后面吐出一條白煙，它旋轉翻騰……飛機猛然俯沖，隨即又直上云霄，接著是翻筋斗斜飛，速度超快，忽而下降，忽而上升……又在另一片干凈的天空里，寫出了一個K，一個E，還有一個也許是Y吧。

“Glaxo（葛蘭素），”寇茨太太凝望天空，以一種緊張、敬畏的語氣說道，而她那個雪白粉嫩的小寶寶，乖乖地躺在她的懷里，也在仰頭望天。

在空中寫字，剛在這一年由杰克·薩維齊少校發明，薩維齊少校人如其名（savage，意為“野人”），最近剛從皇家空軍退伍，他使用戰后從皇家空軍退役的飛機在空中筆劃他的廣告。克拉麗莎的上流社會景況宜人，其界限之外的混亂卻籠罩著《達洛維夫人》。什么事情都可以震動戰后世界仍然脆弱的基礎。當雙翼飛機飛過頭頂的時候，一輛拉上窗簾的豪華轎車也沿著邦德街穿梭而過，引起一陣興奮，盡管沒人看清這輛開往白金漢宮的車里坐的是誰。這種含著克制的光鮮亮麗，在有錢的紳士、沒錢的賣花人身上，都激起了愛國之情，但激起的還有失落感，甚至也近乎制造了一場騷亂：

在每一家帽店里，在每一家成衣店里，彼此陌生的人們互相瞅瞅，想到了死去的人，想到了旗幟，想到了大英帝國。在一條小巷里的酒吧間，一個來自殖民地的人侮辱了溫莎王室，導致了爭論，打破了啤酒瓶，大鬧了一場，吵鬧聲異樣地回響在街對面的姑娘們的耳朵里，她們在那里購買婚禮用的飾有純白蕾絲的白內衣。因為那輛遠去的轎車造成的表面上的激動漸漸消逝了，但某種更深層次的東西卻又被攪動了起來。

幾條街外的攝政公園，蕾西婭對她丈夫的怪異行為擔心得要命，她感到英格蘭整個文明在滴滴流失，留下她在一個原始的荒原上：

“你們該去看看米蘭的花園，”她大聲說。可是對誰說呢？

一個人也沒有。她的話語消逝了，如火箭升空而去。它的火花，沖入了夜空，被夜色掩埋。夜幕降臨，籠罩住房屋和高塔的輪廓。蒼茫的山坡漸趨朦朧，最后沉入了黑暗……這也許就像是午夜時分，當一切的分界線全都消失不見，這個國家倒退回遠古時的形象，仿佛羅馬人登陸時看見的景象，天地一片混沌，山岳沒有名字，河流蜿蜒著不知流向何方——她心中的黑暗就是這個模樣。

《黑暗的心》里，康拉德受盡磨難的主人公馬洛，已經把歐洲對非洲的爭搶，相提并論于羅馬對一個黑暗、原始的英格蘭的征服：“沼澤，森林，野人，難得有適合文明人的食物，喝的也只有泰晤士河水。”這個比較，伍爾夫直接帶進了家門口。圍繞著克拉麗莎所處上流社會的種種愜意——鳶尾花和飛燕草，鴿子灰的手套，晚會上大駕光臨的首相，她的倫敦卻有著和康拉德的黑暗之心相比，不能忽略的類似之處。甚或庫爾茲先生著名的臨終之言“恐怖！恐怖！”，也在小說開篇徐徐升起的新月獲得回響。起初是克拉麗莎想起那個“恐怖的時刻”，她那時聽說彼得·沃爾什要結婚了；而后，被嚇懵的塞普提默斯感到“好像某種恐怖馬上就要浮出水面，即將爆炸，即將燃燒”；最后，十九歲的梅齊·約翰遜，剛從蘇格蘭來找工作，被塞普提默斯的行為驚到了，希望自己從來就沒來城里：“恐怖！恐怖！她想要大喊大叫（她離開了自己的家人，他們警告過她會發生些什么的）。為什么她不留在家鄉呢？她擰著鐵欄桿上的圓把手，喊道。”

弗吉尼亞·伍爾夫一輩子都是倫敦人，但她也是一個更廣闊的文學世界的公民。在開始寫這本小說時，她正在學俄語，完成之時，則有索福克勒斯和歐里庇得斯，她讀的是希臘文。她還對那些出生在國外而活躍于英國文壇的作家們興趣濃厚、充滿好奇，包括康拉德、亨利·詹姆斯和她的朋友T. S. 艾略特。在散文集《普通讀者》（出版于《達洛維夫人》同一年）中她寫道：“有很多的例子，幾乎每個美國作家，尤其是那些寫作時對我們文學和我們本身都帶著偏見的；還有一生都生活在我們中間的，最后又通過合法的步驟成為喬治國王的臣民。如此種種，他們是否就理解了我們，他們難道不是終其一生仍然是外國人嗎？”

作為女性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和平主義者，卻生活在一個父權主義、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英格蘭，伍爾夫本人常常覺得她是一個家里的外國人。她對反帝國主義和平運動的盡心投入里，快閃過一場刻意搗亂的惡作劇。1910年，她喬裝打扮，和她弟弟阿德里昂，還有幾個朋友，對停錨于普利茅斯的無畏號戰列艦進行了一次“國事訪問”。這些訪問者受到儀仗隊的歡迎，參觀了戰艦。其間他們呼喊“倍兒佳，倍兒佳”（bunga, bunga）以示崇敬，操一口用拉丁文和希臘文編排的鳥語，向毫無察覺的軍官們授莫須有勛，而后神鬼不知回到倫敦。當這群朋友在《倫敦每日鏡報》上講述這場鬧劇，皇家海軍深為尷尬。報道里還附有一張代表團的正式照片（伍爾夫是左手那位大胡子的紳士）。

陌生之事與熟悉之物，在伍爾夫的作品中參差交織。《普通讀者》描述契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讓人摸不著北的異質，然而她也從他們的作品中尋找無法在維多利亞時代小說中尋得的資源。她關于契訶夫小說的描述，可以是對《達洛維夫人》的自述：“一旦眼睛習慣了陰影，關于小說的‘結論’，一半都消失不見了，它們就像在背光照耀下的幻燈片，俗艷，刺眼，淺薄……繼而，當我們讀這些細瑣的故事，故事空若無物，我們的視野卻擴大了；靈魂在驚顫中獲得自由的感受。”《達洛維夫人》也滲透了伍爾夫對普魯斯特的崇拜（“我的大冒險就真是普魯斯特。是啊——那之后還有什么能寫的？”），還有對喬伊斯《尤利西斯》的曖昧反應，她在發表的文字里說這是“值得銘記的一個災難”，私下表示這作品是“本科生擠痘痘”。喬伊斯的意識流技巧，伍爾夫致力做出自己的版本，也像他一樣，為自己的小說改編古希臘的時空組合，這個過程里，她滋滋求取于索福克勒斯和歐里庇得斯，以及契訶夫、康拉德、艾略特、喬伊斯和普魯斯特。

但她的倫敦不是艾略特《荒原》里“不真實的城市”，而是一個強烈的在場的世界。伍爾夫變幻不定、輕盈浮動的句子，強調幽微精細之別，強調面對經驗的開放，而不是她男性對手強調的收束。如她在偉大的散文《一間自己的屋子》里所寫，字母“I”（即“我”）的陰影，太過經常落于紙上。當克拉麗莎走在邦德街上去買花，她想“她唯一的天賦，僅憑直覺就幾乎能看透一個人”。她愛倫敦的“一大幫子人，徹夜歡舞。運貨馬車緩緩地朝著市場方向馳去……她喜愛的是在她眼前的此時此刻，此情此景，比如出租車里的那位胖女士”。而同時，伍爾夫讓我們看到，此時此地，是生死之間，她幾乎以考古學家的眼睛看著她的倫敦。當窗簾垂下的豪華轎車穿馳在邦德街：

坐在車上的是個偉人這一點是不容置疑的……這個國家的不朽象征。這個人物只有在好奇的考古學家對歲月的廢墟進行一一篩選之后才會浮出水面，而到那時倫敦也會變成一條芳草萋萋的道路。在這個星期三的早晨，匆匆走在這條人行道上的所有人都會變作一堆白骨，在尸骨的塵土中間或許會摻雜著幾枚婚戒，在難以計數的爛牙里摻雜著幾粒金牙。轎車里的那張臉只有等到那個時候才會水落石出。

伍爾夫把局部化的景象架構于全景之下，為這本書在世界的流通提供了動力，讓全球讀者都心愛不已，就算他們也許不可能在地圖上認出龐德街，甚至倫敦。 1998年，邁克爾·坎寧安根據這部小說寫成的暢銷書《時時刻刻》——這是伍爾夫原本的標題——把故事設置在了洛杉磯和紐約的格林尼治村。在另一塊大陸，面對新一代的讀者，坎寧安擴展了有關同性間欲望的主題，而伍爾夫原本對此僅僅點到為止，比如吉爾曼小姐的形象，以及克拉麗莎早年對隨性自由的薩利·西頓的心動，她炙熱的吻幾十年后在她記憶里仍鮮明如昔。而回到當時，伍爾夫顛覆性的作品從未囿于其時其地。《達洛維夫人》作為最局部化的小說，也是至今為止為最世界性的作品，人生中漫長一日的旅歷，倫敦，6月的這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