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瑤族作家鐘二毛的小說集《回鄉(xiāng)之旅》由三部短篇加兩部中篇組成，短篇夠短，中篇也不是太長，敘事空間集中在鄉(xiāng)村與都市的鋒刃上。這里我之所以要用“鋒刃”二字，是因為鐘二毛筆下的鄉(xiāng)村與都市都不是一般的場景，而是這些個場景在現代化背景下表現為十分極端的那一條線，這也使得鐘二毛的作品有了令人咀嚼的魅力。

盡管同是游走在鄉(xiāng)村與都市的鋒刃上，但《回家種田》《死鬼的微笑》和《回鄉(xiāng)之旅》三部短篇的主調基本如同作品標題所示：集中在 “回鄉(xiāng)”這個詞兒。而兩部中篇的主旨則大抵定格于“立足”，鄉(xiāng)村在作品中起到的只是反襯的作用，當然這不是一般的反襯。

讀鐘二毛的這些作品，有似曾相識之感。在中國當代文學史和19世紀歐洲現實主義的寫作中，都出現過不少一面渴望著從鄉(xiāng)村走向都市，一面又懷念鄉(xiāng)村那田園牧歌式生活的作品。在當時那些個作家筆下頻繁出現這樣的主題，聯(lián)系到他們置身的特定時代是不足為奇的。但作為生于20世紀70年代后半葉出生的鐘二毛竟然依舊衷情于這樣的寫作且在“70后”一代作家中鮮明地表現出特立獨行的一面。

在鐘二毛的三部短篇小說中共同出現了一個叫“月攏沙”的地方，這個位居大瑤山下的小村莊，現如今則“只容納兩種人：老人、孩子”。于是，《回家種田》中的“我”在深圳打工，應付那些簡單機械的工作綽綽有余，生存下去總是沒有問題的。但“我”卻總有一顆莫名噪動的心，炒了工廠炒公司，跑到香港想看看新鮮卻身陷囹圄，回到深圳后又被城管呵斥為“一幫農民”。于是，“我”決心回到大瑤山、回到月攏沙。“我想告訴爺爺，告訴田野：我回來啦”，但未曾想到爺爺見到孫子回鄉(xiāng)竟大為不解。

如果說《回家種田》中的“我”回家后只是沒了活兒干，那么《死鬼的微笑》中的“男人”則干脆就是回不去了。這個在深圳從事“蜘蛛人”職業(yè)的男人在一次高空作業(yè)時獲悉兒子高考上了本科，樂極生悲，失足身亡。為男人料理后事“第一次進城”的“她”生前常聽男人講：“城里人過得好、瀟灑，出去都吃大龍蝦，住大酒店”。“她要讓男人做一天城里人”，于是“她去城里干了三件事：吃龍蝦、住酒店、找小姐”。這個以喜劇形式呈現的故事著實令人心酸，但無論如何，類似小說中的男人那樣徹底回不去了的則絕非個案。

相比于這兩個男子，《回鄉(xiāng)之旅》中的“我”無疑要幸運得多，這個在鄉(xiāng)村家境還算過得去的青年高考去了北京，大學畢業(yè)又分到深圳工作，只是因為在一次競爭上崗中受了點小挫折，于是決定利用清明假期回家看看。一路上“我”沿著自己從小學到中學的足跡優(yōu)哉游哉地往家去，這里“塵封著青春往事”。看上去，“這種感覺真好。感謝這次回鄉(xiāng)之旅”，實際上，作品中卻清晰地透出一絲淡淡的憂傷，我的“回鄉(xiāng)”不過只是在異鄉(xiāng)遭遇風浪坎坷時企望憑借懷舊得到一時精神的慰藉。“回”其實是回不去了，剩下的無非只是心靈中存留的那一點點殘片。

如果說，鐘二毛的這三部短篇都是在執(zhí)拗于“回鄉(xiāng)”，那么他的兩部中篇則是著眼于如何在都市“立”下來并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選擇取向。

《無法描述的欲望》中的主人公郭偉東，一個從小鎮(zhèn)中走出的青年，當過兵，復員后從包工頭做起，生意越做越大，為了自己的經營能夠得以持續(xù)，郭偉東不得不周旋于與自己出身差不多的各種老板之間，整日里花天酒地、男女情場。作品中的那些老板一步步走向深淵的緣由正如標題所示——無法描述的欲望。當年他們走向成功的動力或許同樣也是因為這“欲望”二字，只不過在通向成功的道路上，人們更喜歡用奮斗或理想來描述而已。

《愛，在永別之后》表現的雖然也是幾位外地小鎮(zhèn)的青年學子在北京立足的故事，但其主題則與《無法描述的欲望》截然相反，如果說后者提出的是對欲望的警示，那么前者張揚的則是絕對的純愛和絕對的勵志。新田大學畢業(yè)后在北京發(fā)奮工作而過勞猝死，為了緬懷新田，戀人青竹決定幫他完成曾經許諾的大學畢業(yè)五年內要實現的五個愿望——午夜飆一次法拉利跑車；酒吧偶遇女明星；向高中班花顯擺；化解冰凍了10年的父子關系；騎行雪山。這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五個愿望，青竹硬是憑著愛的信念創(chuàng)造了奇跡。

經過這樣一番梳理便不難看出，如今鐘二毛在鄉(xiāng)村與都市間的游走明顯不同于本文開始提到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和19世紀歐洲現實主義寫作中出現過的那種徘徊于鄉(xiāng)村與都市間的作品。這一點也不奇怪，時光畢竟流逝了一個多世紀，人也不可能重復踏進同一條河流。但鐘二毛的這些作品讓我們不能不思考的依然還是鄉(xiāng)村與都市這一對既無法割舍又對立的空間，而隱藏在這糾結背后的成因骨子里還是兩種文明的沖突，當然這種沖突必然隨著文明的進化而不斷變異。當下我們盡管在進行著新農村和城鎮(zhèn)化建設，但不同文明間縫隙的彌合顯然又不是單一的物質文明建設所能左右，心靈、精神和文化間的溝壑如何填充與打通當更為艱難。在鐘二毛筆下，無論是“回鄉(xiāng)”還是“立足”，那種撕裂背后的動力莫不來自心靈。

鐘二毛這部小說集的魅力除去精神的張力外同時還得益于他成功的敘事。三部短篇最長的不到9000字，短的則只有5000出頭，能夠在如此短的篇幅中營造出如此大的物理和精神空間，這在當下短篇小說的寫作中確不多見，作者兼容控制力與想象力的能力可見一斑。而《愛，在永別之后》的寫作也很特別，這種頗具烏托邦色彩的寫作風險其實蠻大，掌控不當便會落入造作與矯情的漩渦。而無論是節(jié)制還是放縱，其成功恐怕都得益于鐘二毛語言的控制力，從這個意義上講，小說果然就是語言的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