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編者按】疫情還在世界蔓延。數億人隔離在家，盡管在狹小的空間里每日焦慮，但都期待著明天會好起來。在這些人中，作家可能天然適應這幾十天甚至數月的禁足生活，他們的日常就是把自己關在房間里寫作。在隔離時期，他們也在記錄著這段歷史，這段人類日常生活的例外日子。澎湃新聞與中信出版·大方合作，邀請世界各地的知名作家，刊發他們的“疫期筆記”，一段來自“隔離時期的作家問候”。

本期刊登的是澎湃新聞記者對莫桑比克著名作家米亞·科托的專訪，在采訪中，米亞·科托認為，我們人類理解現狀的難處很大程度上來自于人類的傲慢，這種傲慢毫無根據卻根深蒂固。

澎湃新聞：在COVID-19疫情期間，你居住的城市狀況如何？人們（尤其是和你居住在一個地方的家人和朋友）如何看待這場危機，如何看待生活上的變化？

米亞·科托：這里的首例確診發生在差不多兩個月前，如今總共有79例感染，但無一例需要住院治療，也沒有一人死亡。大多數非洲國家的發病率都像這樣，都比較低。顯然想下最終結論還太早，但看上去確定的是，非洲的傳播機制和北半球不一樣，最起碼至今為止是這樣的。我們還需要明確，此種差異的原因是什么，還有它是不是只在初期有這樣的表現。因此，莫桑比克尚未實施類似封城的旅行限制。也因為這樣，隔離在我們這里造成的社會和經濟影響雖然很嚴重，但尚未產生全面隔離會帶來的悲劇性后果。

澎湃新聞：這場全球大流行強迫人們待在家里，所以很多作家在推廣作品上困難重重，也無法與讀者面對面交流。你遇到了類似的問題嗎？疫情對你的工作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米亞·科托：如上所說，莫桑比克的限制措施不像其他國家那樣嚴厲。首先，這是因為這里的疫情尚未如其他國家嚴重。其次，也是因為我們竭盡全力，試圖避免社交隔離癱瘓非正式的經濟活動，因為它牽涉到大部分的莫桑比克人民。大約三分之二的國民依賴商品販賣為生，而這種交易大多發生在街頭，發生在人行道和廣場上。

對藝術家和作家來說，當前的形式十分嚴峻。演出暫停了，文化活動都停止了。新書發布會或者文學辯論都無法舉辦。網絡是唯一的宣傳活動媒介。但是，將文化活動放在網上舉行是一個新嘗試，同時覆蓋面也只能包括城市中的精英階層。

《耶穌撒冷》封面

澎湃新聞：你和在外的家人朋友保持著聯系嗎？你最近的社交生活如何進行？

米亞·科托：只要遵照佩戴口罩和社交隔離的指導意見，家人之間還是可以見面的。我們家在星期日還是會聚在一起。不過最近聚會已經少多了，我們也準備好繼續減少見面的頻率，不管是和家人還是朋友。

澎湃新聞：這場危機首先在中國暴發，并且一步步擴散到全世界。在這一過程中，你對它的看法有怎樣的改變？

米亞·科托：我相信，之前沒有人能預想到這次疫情能席卷全球。沒有人能真正想象到這一點，就連世界衛生組織也沒有。事實上，全世界也找不出有誰可以說自己是新病毒方面的專家。哪怕到了現在，我們每個人對它的看法也大多屬于猜測，并且時刻都需要更正。我們處于未知的領域，這很糟糕，因為我們付出了許多生命的代價，也因為它引發了恐慌。好處則是，它給我們上了一堂關于保持謙卑的課。我們每個人都要承認，面對這樣一個處在不可目見維度的生物，我們作為集體是多么無知，又是多么無能為力。

澎湃新聞：在COVID-19疫情期間，哪個事件最讓你震驚？你能分享一些絕望或希望時刻嗎？

米亞·科托：我在意大利的朋友們向我講述了一些充滿戲劇性的事例，有些人在住院期間處在完全孤獨的狀態，哪怕到了臨終都是如此。其中很多是老人，他們經歷了緩慢的窒息，那是無法超越的痛苦。他們仿佛在空氣中淹沒，并且沒有所愛之人在旁撫慰陪伴。

這種從人到患者的非人化過程是一種可怖的情感負重。我的那些朋友后來才知道，他們的親人已經去世，并且下葬時只有兩名親戚在場。我會想起這些老人遭受的痛苦，想起他們如何被剝奪了與人共享臨終時刻的機會。

這里我需要離題一下。曾有人提出穿山甲可能是這次疫情的中間宿主，我當時就想到了動物的非法貿易問題，這也是將莫桑比克與中國及其他亞洲國家聯系起來的一條紐帶。到了給這種邪惡貿易畫上句號的時候了。非法動物貿易讓人蒙羞，而受其影響的國家現在應當共同行動起來，確實且快速地解決這一問題。

現在來講一件振奮人心的事情吧。我是為莫桑比克政府提供咨詢建議的科技委員會成員。有一天，一群江湖醫生來敲我們的門。他們稱自己為“傳統醫生”，想和我們談談。他們是這么說的：“我們對這種病一無所知，我們的祖先（他們是我們的神）不曾了解這種生物。請你們告訴我們，我們應該怎么做。”他們的發言充滿謙卑，并且愿意遵循另一種邏輯行事，這讓我十分感動。

澎湃新聞：以一位作家的眼光觀察這場全球危機，你有何發現?這場危機有沒有賦予你寫作上的靈感？

米亞·科托：作為作家和世界公民，我一直關心著有關恐懼的主題。即便是在這場疫情發生以前，編織恐懼就已經是一場全球大行動，它“邀請”我們服從，“邀請”我們放棄成為公民。只不過，在疫情發生的這段日子里，恐懼以一種罕見的方式表現出來：我們都對同樣的事情感到恐懼。有一個共同的敵人，它威脅著整個人類。這種共同的條件有其積極的一面：我們不分國界，而是一家人，都在為了同一個目的而奮斗。但是，還有一面是可以被野心家利用的：他們要找的是一個罪魁禍首，一個替罪羊，而這個對象永遠是他者。這種試圖發明敵人的行為會讓我心憂。重大的社會危機往往會引發軍事沖突。不幸的是，有些人會把戰爭看成是解決如此大規模社會危機的辦法。

換句話說，恐懼已經達到了成為全球悲劇的層面。這主要是因為這部劇的劇本不是我們寫的，我們不是導演也不是編劇。我們不知道是誰在攻擊我們，侵略者不說我們的語言，不聽我們的命令。古老的傲慢讓我們以為自己是生命進程的主人和統帥，而這次的病毒讓我們的確信破滅。我們迷茫了，不得不承認，我們不知道如何理解，更不知道如何預測。在所謂的宇宙中心體內發現了一種物種，它們集體發現了我們的脆弱。我們面臨的恐懼不僅僅來源于一種病毒，而是幾個世紀以來，人類為自己塑造了幾乎與神媲美的全能形象，而現在我們害怕地發現，自己與這種形象并不相符。

澎湃新聞：在COVID-19疫情期間，大多數人傾向于從西方獲取信息。你能不能分享一些來自非洲的聲音？鑒于非洲之前經歷了埃博拉帶來的危機，在應對COVID-19方面，非洲人民是否會更加冷靜，是否會擁有更多的經驗？在面對這兩場疫情時，你有沒有覺得非洲人民的應對或看法有什么變化？

米亞·科托：有一封聯名信在社交網絡上流傳，簽名者包括100位非洲作家和知識分子，如索因卡等。這封信強調，需要為這場危機找到全面的解答，答案不僅限于醫學問題，也不會局限于重復第一世界國家找到的對策。這個世界應當迫使我們反思當今統治體系的不可靠，反思對財富的生產和分配。“贈送”給我們的“援助”計劃其實強加了許多政治條件，比如讓國家瘦身和減少國有成分。如今我們應當重新反思這一切。當年反抗殖民主義之時，我們的口號是“獨立或死亡，我們必勝”。但我們其實只完成了計劃的一半。我們仍然沒有實現經濟獨立。我們需要相信非洲大陸內部合作的價值。

關于莫桑比克，我們十分幸運的一點是疫情發生的比較晚，一個多月前才有第一例確診。因此，我們有條件從別人的教訓中吸取經驗，不管它們來自歐洲、亞洲還是非洲。從很早的時候我們就不想照搬別國的對策。我們明白，封城會帶來嚴重至極的社會和經濟后果。我們也明白，在這方面，沒有哪里的經驗可以借鑒。哪怕在非洲國家內部，同樣存在著巨大的社會、文化和發展程度差異。比方說，埃博拉從未傳到過莫桑比克，但我們遭受過瘧疾和艾滋病的折磨。對我們有利的一點是，我們的絕大多數人口都注射過結核疫苗。同時，在施行社會主義期間，我們還擁有初步的經驗，建立了國家衛生體系，并且當時的構想就是為了能為最貧窮的人群服務。

澎湃新聞：很多人說，隔離讓他們投入更多時間在閱讀上，你有類似的感受嗎？能否分享一本你最近讀的書？

米亞·科托：我們需要明白，隔離有很多種。對于絕大多數莫桑比克人來說，隔離都是一段痛苦的時刻，因為非正式經濟是他們賴以生存的方式，而這需要每日的人群流動加以實現。我屬于所謂的精英階層，我的隔離是相對的，是豪華的。我可以每天讀書寫作。我重讀了加繆的杰作《鼠疫》。但我閱讀最多的方向是關于病毒生物學和蝙蝠。我是生物學家，我認為我們必須深切反思全球范圍內科研的優先級。我們人類不處在頂端，也不位于中心。在整個星球的生命進程中，病毒和細菌比我們人類更重要，我們其實完全可以被取代。我們知道，將來一定會發生其他種類的新冠病毒疫情。我們也知道，對于那些疾病的大流行，像蝙蝠這樣的物種會是十分適合的存儲器。然而，哪怕蝙蝠在種類上是哺乳動物的三分之一，在數量上是四分之一，但是如今究竟有多少針對蝙蝠的研究呢？直到最近，我們才了解到蝙蝠發展出了特殊的免疫機制，讓它們免于患病，保護它們不受讓人類致死的鏈式反應影響。我們需要更多地研究蝙蝠和病毒。但我們最需要的是把人類從中心剝離。世界并不圍繞我們轉動。

理解現狀的難處很大程度上來自于人類的傲慢，這種傲慢毫無根據卻根深蒂固。不久之前，我們還以為病毒只不過是些附屬物，是些贅生物。然而，病毒和細菌才是生命的偉大指揮，它們才是生物進化的首席裁縫。

【簡介】米亞·科托（Mia Couto）,莫桑比克詩人、小說家，當今非洲葡萄牙語文學的中堅力量。十四歲開始在報刊發表詩歌，已出版作品三十多部，譯成二十三種語言，長篇小說處女作《夢游之地》入選“20世紀最偉大的12部非洲小說”，2013年獲葡語文學最高獎項卡蒙斯文學獎，與薩拉馬戈同等殊榮。2015年憑《耶穌撒冷》入圍布克國際文學獎，2017年，最新作品《母獅的懺悔》入選都柏林文學獎短名單，被認為是近年來諾貝爾獎最有力競爭者之一。他開創性地將葡萄牙語與莫桑比克民族性相融合，使非洲文學煥發出前所未有的新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