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摘要】作為中國小說批評的重要方式之一，晚清理論類“小說話”的品評重點逐漸轉移到對文本內容、人物塑造、審美趣味、社會功用等小說本身要素的探討。而且在突出“直覺體悟”的同時，已嘗試對小說批評進行理論思索與體系建構；尤其是，基于近代時勢背景，對小說創作及批評與人學的關系、小說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對人之價值的展現以及從科學精神與民主思想進行小說內涵規范等的探索，使得晚清理論類“小說話”呈現出強烈的介入特征、批判色彩及意圖鮮明的目的性，對中國小說批評向現代轉型作了諸多有益探索。

【關鍵詞】“小說話”；晚清時期；中國小說批評；現代轉型

【節選】

晚清理論類“小說話”的學理化傾向與中國小說批評的現代轉型

由于晚清理論類“小說話”學理化品評趨向越發明顯，它們對小說批評的話語模式、批評體系、批評方法，均已有所涉獵。此舉為中國小說批評的現代轉型，提供了契機與先導。這里所謂“轉型”，主要是指采用一種全新的研究視角或觀念思想來重新建構研究對象的品評機制，并以此作為相關學術品評的基點與歸宿；它不僅是對特定時代思想的呼應，同時以價值預設的方式對特定的學術品評機制進行呼應，從而采用一種全新的話語體系與價值標準來展開學術批評。因此，此處探討晚清理論類“小說話”在中國小說批評現代轉型過程中的意義，主要從晚清理論類“小說話”如何回應彼時時勢所需而確立具有現代意義的評價標準、如何形成具有現代意義的話語機制兩方面，意即從價值思想與方法視角兩方面展開探討，而非面面俱到。

(一)從突顯書寫人生到因批評主體精神的張揚而強調對近代文化精神的適應與介入

就中國文學的現代化進程而言，所謂現代轉型就是在近代文化啟蒙需求與“新民”的背景下，重點關注彼時政治、文化及經濟對文學創作與批評的影響，從而突顯作為個體的“人”的主體意識覺醒，以及在個人主體能動性的刺激下突顯國家改革的需求與民族自強的呼吁，從而促使文學創作與批評基于特定時代語境而對文學的社會功能、主題內涵進行轉型探索。誠如王鐵仙所言：“人學思想與文學觀念有極為密切的關系，現代人學思想是現代文學觀念的核心，現代人學思想決定了具體的文學觀念和實際創作，甚至會直接決定文學創作的面貌。而在中國傳統的古代文學觀念背后，尤其是在宋明理學興盛以后居于主流地位的文學觀念背后，是與政治上的封建專制主義相聯系的封建群體主義倫理觀念為重要內容的人學思想，它像歐洲中世紀的宗教神學所起的作用一樣，否定人的自然屬性和世俗生活的意義，禁錮、束縛人的個性的自由和發展，實際上否定了人的尊嚴和價值。”(王鐵仙 166)據此而言，對人學的思考與書寫，就成為中國文學現代轉型的重要體現。相應的是，中國小說批評的現代轉型就是基于小說創作及批評與人學的關系、小說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對人之價值的展現以及從科學精神與民主思想進行小說內涵規范等方面加以展開的，從而在批評過程中呈現出強烈的介入特征、批判色彩及意圖鮮明的目的性(譚桂林 179)。

晚清理論類“小說話”在重視小說審美趣味的同時，開始著重關注小說對于人心、人性及生命意義的挖掘；甚至，已注意尋求小說批評挖掘“人學”的本質緣由。學界一般以為，“以‘五四’為起點的現代性文學的巨大意義，首先在于它顯示出中國文學從整體上成為了‘人的文學’，成為了現代意義上的‘人學’，體現出了文學所應當有的人道主義的本質；而由于成為了現代‘人學’，也使它在整體上比古代傳統文學更充分地實現了文學的審美本質”(王鐵仙 173)。而作為“五四”思想源頭的晚清時期，對生命、人性的探索也是很深刻、廣泛的。可以說，晚清理論類“小說話”突顯小說“有味”的審美趣味性，強調小說對近代文化精神的適應，已開啟了“五四”運動有關“文學是人學”等思索的先河。在晚清，時人在突出小說審美趣味的同時，有關小說題材類型雖有諸多分類與歸納，但往往強調小說書寫社會的與言情的重要性，甚至以言情小說首列于各種小說類型之上。如中國老少年《〈中國偵探案〉弁言》就說：“小說之種類，曰：寫情也，科學也，冒險也，游記也。”(陳平原 夏曉紅編 213)這種思想就是對小說書寫人生意義的肯定與突出。以至于小說與人生的關系，成為晚清理論類“小說話”批評關注的重中之重。

典型之例，即是連載于《教育世界》第七十六至七十八號、八十至八十一號的王國維《〈紅樓夢〉評論》(1904年)。王國維借用了叔本華的哲學與美學等理論體系與話語表達，分“第一章，人生及美術之概觀”“第二章，《紅樓夢》之精神”“第三章，《紅樓夢》之美學上之價值”“第四章，《紅樓夢》之倫理學上之價值”“第五章，余論”等多個層次，系統地研究《紅樓夢》書寫人生與真理的精神，認為《紅樓夢》的目的“在描寫人生故”(王國維 4)。王國維進一步指出以“詩歌、戲曲、小說為其頂點”的“美術”之“務”，在于“描寫人生之苦痛與其解脫之道，而使吾儕馮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離此生活之欲之爭斗，而得其暫時之平和，此一切美術之目的也”(8)。這就促使王國維將《紅樓夢》的終極價值，歸結為書寫人的“生活之欲”及其所導致的“苦痛”與“解脫”之道。由此得出如下結論：“美術之所寫者，非個人之性質，而人類全體之性質也。”“善于觀物者，能就個人之事實，而發見人類全體之性質；今對人類之全體，而必規范焉求個人以實之，人之知力相越，豈不遠哉！故《紅樓夢》之主人公，謂之賈寶玉可，謂之‘子虛’‘烏有’先生可，即謂之納蘭容若可，謂之曹雪芹，亦無不可也。”(19)從《〈紅樓夢〉評論》廣泛使用的“吾人生活之性質”“純粹之知識”“解脫之道”“徹頭徹尾之悲劇”“美學上之價值”“解脫之理想”等術語看，可知王國維采用“動吾人之感情”等“品悟”方式的同時，已從理論層次、全方位、體統探討了文學作品對于人的“生活之欲”的世俗化描寫，以全面分析書寫人生對于文學作品展現“美學上之價值”與“倫理學上之價值”的重要意義。也就是說，《〈紅樓夢〉評論》在西方學術批評理論的參照下，以生活之欲—苦痛—解脫—人生意義作為論述的邏輯層次，詳細分析了文學作品應該如何書寫人生的種種乃至適應人性解放等時代精神的需求及其意義。王國維曾指出“吾人之祖先對此宇宙之大著述如何冷淡遇之”的原因，在于“此書(即《紅樓夢》)之精神大背于吾國人之性質，及吾人之沉溺于生活之欲而乏美術之知識”(9)。這就是從近代時勢發展的精神需求批判古人、時人注重“生活之欲”而乏精神的“精進”追求。據此而言，王國維評判的切入點，已開始將小說審美趣味的形成緣由及其影響，放置于近代的時代背景與時人追求自由解放之精神下加以考量，試圖建構兼具“抒情的文學”與“敘事的文學”的文學類型(張冠夫 101—107)。也就是說，王國維對《紅樓夢》書寫人生意義的強調，試圖突破傳統小說評點所擅長的道德教化先行的思路，而是從“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形而上角度分析《紅樓夢》所寫深具人道主義的本質內涵。這就是從作為自然的“人”與社會的“人”兩方面，全面分析“人”的存在、發展與社會的關系。此類評判的原則在于，強調文學作品描述具有完全自由、獨立的“人格”的時代進步意義。需要指出的是，王國維對《紅樓夢》悲劇美學的分析，往往融入了王國維自身對生活、情感的體認經驗。王國維認為“《紅樓夢》中所有種種之人物，種種之境遇，必本于作者之經驗”(22)，那么，其認為《紅樓夢》足以“動吾人之感情”，何嘗不包含王國維自身呢！這是一種以“作者權威的確立”(陳志華 62—68)來展現批評者心聲的獨特敘述方式。據此，王國維在品評《紅樓夢》時，自身的主體精神亦已得到極大張揚。

又如，覺我《余之小說觀》亦專門論述了“小說與人生”的關系，指出：“小說者，文學中之以娛樂的，促社會之發展，深性情之刺戟者也。昔冬烘頭腦，恒以鴆毒霉菌視小說，而不許讀書子弟，一嘗其鼎，是不免失之過嚴；近今譯籍稗販，所謂風俗改良，國民進化，咸惟小說是賴，又不免譽之失當。余為平心論之，則小說固不足生社會，而惟有社會始成小說者也。社會之前途無他，一為勢力之發展，一為欲望之膨脹。小說者，適用此二者之目的，以人生之起居動作，離合悲觀，鋪張其形式，而其精神湛結處，決不能越乎此二者之范。故謂小說與人生，不能溝而分之，即謂小說與人生，不能闕其偏端，以致僅有事跡。而失其記載，為人類之大缺憾，亦無不可。”(陳平原 夏曉紅編 332—33)也就是說，覺我將小說的書寫范圍與意義指向歸結為“社會”與“(人的)欲望”兩方面，并指出小說的具體寫作應該是對“人生之起居動作，離合悲觀”的描寫，以揭示人之“精神”為歸結處。這就是關注小說對人生及人性的世俗化描寫的典型。再如，上引伯耀所謂“作者之心，與讀者之心，已默而化之矣”(244)，亦是強調小說理論批評者作為作品“讀者”之一員，應該從“情趣”等角度深切體認“作者之心”，以此在理論批評中將“讀者之心”的需求投射于“作者之心”中，從而在張揚“讀者之心”的同時書寫“作者之心”的需求。這種批評主體精神張揚的特征，正是中國小說批評現代轉型的一大特點。魯迅就曾說過：“文藝是純然的生命的表現，是能夠全然離了外界的壓抑和強制，站在絕對自由的心境上，表現出個性來的唯一的世界。忘卻名利，除去奴隸根性，從一切羈絆束縛解放下來，這才能成文藝上的創作。”(魯迅 16)此即強調個性張揚與追求自由心境對文藝創作與批評的重要性。

當然，中國文學的現代化進程是一種復雜的雙向互動過程，其最終意圖是建立一種新的知識體系，與時人有關知識與社會關系的全新“認識裝置”。因此，此類進程不但有政治、文化及經濟的影響，還包括建立在外部刺激基礎之上的更為深刻、長遠的自洽、自適的調控行為。而王國維所謂“發見人類全體之性質”、覺我所謂“精神”書寫，此類思想就是對近代社會有關“人性解放”“人之欲望”的呼應，也是批評主體精神張揚的典型反應；同時，亦是對小說在人的社會生活與精神活動中的調節機制，作了認知視角的思索與本質表達，以至于一定程度上促使時人開始借用小說這種載體而基于人性、人生的角度思索人的存在意義。這與后來以“一種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最主要的是使自己有人的資格，占得人的位置”為“人道主義”內核的周作人，所言“用人道主義為本，對于人生諸問題，加以記錄研究的文字，便謂之人的文學”等觀點(周作人 104)，頗有異曲同工之妙。

甚至，連載于《中外小說林》(1908年)的老伯《曲本小說與白話小說之宜于普通社會》一文，指出“小說之有取于曲本與白話者，抑亦開發社會之普通鑰匙矣。究其所以然，則小說者其主動者也，而聽小說、讀小說者，則又感情于主動而無形被動者也。準此，作者竭主動之精神，以增長被動者之腦力，鼓吹文明，陶淑蠻野，舍曲本小說、白話小說，其又何從哉？”(陳平原 夏曉紅編 331)所謂“鼓吹文明，陶淑蠻野”，就是強調對近代文明及其精神的適應應該成為小說書寫與表達的重點。這種重視小說書寫人生與現實的批評思想，使得晚清理論類“小說話”進行學術批評時的意圖十分明顯、介入特征突出。從這個角度講，晚清理論類“小說話”有關小說書寫人生意義的探索，其實是從彼時文化精神的需要加以展開的。這最終促使它們開始對小說的創作價值與存在意義進行關照視角的轉變。在這種認識過程中，對小說與人生之間關系的重新定位，就成為晚清理論類“小說話”展開小說批評的新的“認識裝置”。它多為民國以降的理論類“小說話”所承繼。如刊于1920年6月24日《申報·自由談》的忍杰《小說漫談》一文，就指出“小說的最要目的，[……]乃是由我觀察宇宙萬象的結果，用我正確的學識眼光，去描寫社會上一切現象和人生的意義”(忍杰 3)等等。

(二)從描述社會風尚到突顯社會擔當之品評取向的轉變

在晚清理論類“小說話”寫作者看來，小說之所以能夠盛行、并發揮改良社會與啟迪民智的作用，是因為小說所寫貼合時人“習氣”與彼時風俗，從而具有較強的藝術感染力。蛻庵曾說：“小說之妙，在取尋常社會上習聞習見、人人能解之事理，淋漓摹寫之，而挑逗默化之，故必讀者入其境界愈深，然后其受感刺也愈劇。”(陳平原、夏曉紅編 83)就指出小說寫作題材、寫作趣味貼近普通大眾對于小說傳播的重要意義。故而，《新小說》(第一號)指出“小說之作，以感人為主”(57)。“耀公”《小說與風俗之關系》一文，亦指出小說創作的最高境界在于：“以達其情，婉言之以暢其趣，激昂而頓挫言之，以順其氣，伸其機，有不自禁其悲歡離合之設身處地者。”(325)正是因為小說具有較強的“文學趣味”，能夠激發讀者張揚個性與自由的訴求，使得小說不論是以長篇還是短篇進行創作，皆能夠也應該起著引領時代風俗的作用，從而具備“改良社會之風氣”的能力。故而，耀公認為晚清的小說創作：“或章回，或短篇，或箴政治之得失，或言教育之文野，或振民族之精神，或寫人情之觀感”(26)，以此突出并肯定晚清小說在社會風尚之外，對于政治、教育、民族乃至人生書寫增加的進步意義。而正是由于人生書寫的增強，使得小說能夠滿足作為世俗之人的普通讀者的閱讀興趣與心理期待。也就是說，描寫人的世俗生活中所特有的“文學趣味”，對于展現小說的進步意義，至關重要。這種引導正是基于小說“感情上有特別之引導者也”的內驅力，以至于能促使“風俗之轉變”。又如，蘇曼殊指出：“欲覘一國之風俗，及國民之程度，與夫社會風潮之所趨，莫確于小說。蓋小說者，乃民族最精確、最公平之調查錄也。”(96)強調突出“社會風潮”應該成為小說書寫的主要內容。所謂“調查錄”云云，就是進一步肯定小說創作應如實描述國家、民族衍變過程中所存在的諸多世俗生活內容及其價值意義。從這個角度講，晚清理論類“小說話”已開始強調小說創作對于日常生活與個體價值的書寫及其意義。

尤其是，黃人《小說小話》試圖從古代小說進行時風書寫的傳統及其與小說內容的關系，展開深層次的梳理。黃人認為明代小說就已開始進行時風書寫，此類做法源遠流長。云：“明人小說，以序述武宗荒晏、宸濠舉兵及江浙倭亂、嚴氏奸惡者為最伙，然多無甚價值”，但此類書寫往往是“別有不滿意于當時社會者在焉”，以至于“每痛毀之”(《黃人集》 314)。而后中國小說的發展，往往存在依時人“積習”而作、甚至附和時人“結習”的情形。從這個角度講，黃人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等歷史演義小說的興盛，主要是“吾國崇拜英雄宗教之積習”的典型反應。然而，黃人又指出“文人學士，雖心知其故，而亦徇世俗之曲說，不敢稍加辨正”(《黃人集》 319)，以至于批評古代小說進行時風書寫時，無法承擔起相應的社會教化職責。甚至，黃人從社會文化、地理差異等角度，辨正分析了小說與社會風尚之間的交織情形，云：“小說之影響于社會固矣，而社會風尚實先有構成小說性質之力，二者蓋互為因果也。吾國南北兩部，風氣犁然而異。北方各行省，地斥鹵而民強悍；南人生長膏沃，體質荏弱，而習為淫靡，故南北文學亦因之而分，而小說尤顯著。北人小說，動言俠義；而出于南人者，則才子佳人之幽期密約。千篇一律，兒女英雄，各據其所融冶于社會者為影本。原其宗旨，未始非厭數千年專制政體之束縛，而欲一寫其理想之自由，而思力不充，更多顧忌瞻徇，其目的仍在封拜、誥贈，一若不得君主父母之許可，終不得為正當者。則又第二層之普通結習，潛驅陰率之，而不復能顧其矛盾也。而閱小說者，但喜其情節之離奇，敘述之雋妙，不知就自由之一點引申而整理之，故其效果，屬其北者徒誨盜，屬于南者唯誨淫。”(《黃人集》 319—20)據此而言，黃人已注意從南北地域及其文化差異，來分析南北小說的風格差異、內容區別及其影響。所謂“各據其所融冶于社會者為影本”云云，深刻道出“社會嗜好”的轉變對于小說創作的影響。故而，黃人認為“南人本好言情小說，前十年間，忽自北省傳入《三俠五義》一書，社會嗜好為之一變”，進一步指出小說的流行也會帶動社會風氣的轉變。而這種轉變在于“閱小說者，但喜其情節之離奇，敘述之雋妙”等“期待視域”的有效推動。梁啟超甚至將此類“期待視域”歸為人的“心理學自然之作用，非人力之所得而易也”(陳平原 夏曉紅編 52)，以至被時人稱之為“性使然矣”(58)，從而使得讀者可以“不費心思”(74)地從中獲得一種娛樂需求。

不過，晚清理論類“小說話”雖然注意探討社會習氣對小說創作、傳播的影響，但未能提出如何依據社會風氣規范小說創作的具體措施。故而，此類分析仍舊停留在一種理論思考的階段，而未能付諸實踐。當然，這種分析方法與視角的提出，畢竟從理論的角度加以探索，將小說的審美、趣味及社會功用有機結合起來，不僅改變了晚清理論類“小說話”批評的重點，同時關注小說創作的實際接受效果，以強化理論批評與現實社會之間的關聯度。而且，從“社會嗜好”等角度拓展了小說批評的展開視角，從而對基于社會文治背景探討中國小說批評的現代轉型及其話語表達，作了觀念先導與有效實踐。

而上述所引晚清理論類“小說話”強調進行社會風尚的內容書寫，主要基于對“人”的世俗生活與精神啟迪的關照而言，從而促使此類強調最終導向突出小說的社會職責之一面。因此，伴隨關注“社會風氣”的是，晚清理論類“小說話”開始以科學、民主、自由等“外來”思想對傳統文化進行批判，引入一種“他者”的關照視角；尤其是，重點突出小說創作與批評的社會職責與擔當。正如耀公所言晚清小說的創作“或言教育之文野，或振民族之精神，或寫人情之觀感”，此類關注重點就是從國家、民族及人性的宏觀層面，俯瞰晚清小說創作的特殊現象及其時代意義。也就是說，晚清理論類“小說話”寫作者強調小說創作與理論建構，皆應承擔起書寫現實、反映時勢的職責擔當，從而突出、強化小說創作介入社會與小說批評引領時勢的意圖。這種思想即是晚清“小說界革命”提出社會變革與政治圖強意圖的典型反應。

甚至，踐行此類思想的方式，逐漸具有民主思想與科學精神，從而初具現代性意味。《〈新世界小說社報〉發刊辭》曾指出：“夫為中國數千年之惡俗，而又最牢不可破者，則為鬼神。而鬼神之中，則又有神仙、鬼狐、道佛、妖魅之分。小說家于此，描寫鬼神之情狀，不啻描寫吾民心理之情狀。說者謂其惑根之不可拔，幾乎源于胎教。”(陳平原 夏曉紅編 202—203)由此可見，批評家們認為小說應該對普通百姓的鬼神迷信風氣負主要責任。在這種情況下，晚清理論類“小說話”對此予以深刻批評。如棠《中國小說家向多托言鬼神最阻人群慧力之進步》一文，指出古人“日沈晦于迷信鬼神中”而“小說家又借鬼神以揚厲之”，從而“為人群智慧之阻力”，因此，應該對“小說之內容”進行時代需要的革新，以科學為主導而摒棄鬼神方面的書寫(234—35)。又如，黃人《小說小話》云：“《水滸》一書，純是社會主義。其推重一百八人，可謂至矣。自有歷史以來，未有以百余人組織政府，人人皆有平等之資格而不失其秩序，人人皆有獨立之才干而不枉其委用者也。山泊一局，幾于烏托邦矣。”(《黃人集》 303)黃人又說《三國志通俗演義》“有通俗倫理學、實驗戰術學之價值”(318)。此類表達的思路即是以民主、平等思想等“外來”文明的角度為參照，去挖掘古代小說作品中所存在的相關現象，以充分評價古代小說之于彼時社會的合理存在之一面。這與彼時“今人每每稱其(《水滸傳》)提倡平等主義”(278)、認為施耐庵具有“民權之思想”與“女權之思想”(303—304)等普遍做法，具有相通的價值取向。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這種言說思路并非全方位深入改造古代小說的思想與知識，而是部分涉及；甚至，它的最終歸宿仍著眼于分析小說之所以風行于社會的緣由。連載于《月月小說》第11號(1907年)的天僇生《中國歷史小說史論》，就指出“古先哲人之所以作小說”的緣由包含“憤政治之壓制”與“哀婚姻之不自由”(287)。此即借用民主、自由之精神而反思古代小說。不過，這種思路已開始從彼時“中西交通”的特定背景中，看到古代小說的創作與描寫具有合乎“西學”知識的某些成分與特征，從而以比較的思路來開展古代小說的批評方式，亦有其進步的一面。由此看來，晚清理論類“小說話”往往基于近代時勢所需而主動借用“西學”思想及其學術批評話語體系，通過對歷代小說作品的重新詮解之舉，以小說與人生書寫、社會變革之關系為言說重點，試圖實現對彼時時勢需求的呼應、進而希冀能夠以此類方式承擔起在彼時社會變革與歷史演進過程中的積極作用，從而對中國小說批評的現代轉型作了品評機制與視角的有益探索。可以說，晚清理論類“小說話”慣用的中西比較、古今匯通、新舊融合等比較思路，正是后來中國現代小說批評家們所慣用與擅長者。它使“五四”時期的學者看到了以“科學”與“民主”作為文學批評主導性思想的操作空間與實踐效果，從而具有開風氣之先的積極意義。

要言之，晚清理論類“小說話”嘗試以“西學”知識來探討古代小說的相關問題，甚至進行了中西小說批評理論的比較分析。在探討的內容上，注意與彼時“中西交通”及相關時勢相聯系，從而注意尋求小說的社會功用與文學審美之間的平衡性；在探討的方式上，已經脫離了此前“小說話”一味感性“品評”的方式，而是采用近代學術特有的章節體結構，予以長篇理性探討與系統勾勒；在批評話語的使用上，大量使用西方的學術批評話語，從而逐漸減少傳統小說評點過程中的感性、覺悟之類話語的使用；在批評的理論指導上，注意吸納諸如“習氣”“視域”“悲劇”“美學”等西方學術理論思想加以展開；在批評的終極訴求上，因批評主體精神的張揚而基于近代社會思想文化的發展需求，強調小說書寫人生的意義乃至適應近代文化精神的重要性。也就是說，從學術批評的方法方式、話語選擇、理論指導與意義導向等諸多方面看，晚清理論類“小說話”正嘗試突破此前“小說話”批評的諸多局限，與近代時勢背景保持緊密聯系，從而對傳統的小說批評向現代批評過渡作了諸多有益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