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黃聰，內蒙古阿拉善左旗人。內蒙古作家協會會員。作品散見于《草原》《朔方》《安徽文學》《駿馬》《絲綢之路》《散文選刊》《海外文摘》《鄂爾多斯文學月刊》等刊物。出版中篇小說集《茂密的扎干林》。

我站在懸崖盡頭。

山底是一條亙古的洪溝，懸崖邊緣縱橫交錯，劃出一條鋸齒線。往前推一百年，這條線并不存在，后來卻成了兩個國度的交界線。懸崖盡頭是蒙古國，抬腳前伸，我的一只腳就跨了一個國界，伸手抓一把，異域的空氣并不如這邊溫暖。百思不得其解：我身后的土地是荒涼到只剩下風沙礫石的蒼茫戈壁，甚至看到一簇低矮的灌木都那么新鮮，可對面懸崖下的洪溝里卻是郁郁蔥蔥的草原和森林，哨所的高倍望遠鏡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棵棵粗壯的胡楊和一簇簇旺盛的紅柳。那邊一片死寂，除卻頭頂盤旋的一只鷹，倏忽盤旋在南方那個名為班定陶勒蓋的紅色山頭，倏忽飛到異域天空追逐流動的云朵。我只是將一只手一只腳在異域的空間里探尋那么幾秒，鷹的翅膀毫不猶豫地攪動了北方的空氣，霎時揚起彌漫的風暴。風從對面來，仿佛一簇簇冰涼的子彈，打得身上生疼，那么我呼吸的空氣該是從那邊飄過來的，似乎并不適合我的肺，胸腔脹得發悶。小鳥雖小,玩轉的是整個天空，忽然對這句話有了更深的理解。除此之外，我再沒看到任何動物?；蛟S也有一兩個人，匍匐在對面某處同樣用望遠鏡窺視著我，我甚至想到那是一架迷彩的俄式軍用望遠鏡，也有可能，是一只狙擊步槍的瞄準鏡。

我站的地方名叫神仙山，中蒙邊境中方的一個哨所，戰士們終年與亂石沙塵為伍，咀嚼寂寞荒涼。神仙山并不是這座山的名字，因為地理環境惡劣，氣候極為干燥，鮮有人跡，人們說只有神仙才能在這里存活，所以得了這么個極富神話色彩的稱謂。陪同的地方領導說，上世紀九十年代曾經有一位將軍走上神仙山哨所，手撫哨兵們撿來的被曬出黑色和金黃釉質皮色的石頭，望著戰士們古銅的臉龐飽含深情地說了一番話，大意是這個地方條件極為艱苦，石頭都被曬化，戰士們只要在這里待夠三年，那他就是個英雄。我問哨兵這個故事的真實性，年輕人憨憨地笑了，說來過這里的大人物多了，鄧小平都曾經從這里走過呢。他說的沒錯，是鄧小平。

1926年的那個冬天，三輛滿載軍火的汽車從面前那條干涸的洪溝里晃晃悠悠地開過來。寒風呼嘯，空氣凜冽，乘車的三位年輕人和滿車彈藥一起隨車搖晃，他們的身體亦如那一顆顆彈藥，外部是冰凍堅硬的殼，內里卻蘊藏了無限的能量，只需輕輕一擊，立刻釋放出光華。于是心中的火種驅散嚴冬的寒冷，開車的蘇聯同志說，出了這條山溝就到中國。乘車的三個年輕人中就有鄧小平，鄧小平站起來朝南方瞭望，蒼茫的戈壁大漠中一座孤零零的紅色山包仿若一扇開啟的大門，山包下隱隱看到幾個蒙古包和一些土坯的房屋，那是他熟悉的鄉土建筑，那里有溫暖的土炕和清香的紅茶。漂洋過海六年整，終于踏上魂牽夢繞的祖國的土地，年輕人們激動的吶喊驚擾了盤旋的鷹，鷹便駕一朵祥云往南方報訊去了。和鄧小平一起回來的兩個年輕人名叫王崇云和朱士恒，《鄧小平自述》說其中有一位是李大釗的弟弟。據查證，李大釗并沒有親兄弟，當是表兄弟之類。遺憾的是，我未能查到他們后來的人生。

鄧小平回國事出突然，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學業尚未完成，歷史選擇他和他的同學立刻回到祖國去開辟一片新的天地。1926年5月，西北國民軍領導人馮玉祥接受李大釗、邵飄萍、宣俠父等共產黨人的建議，奉行孫中山先生的政策，請求蘇聯援助，同中國共產黨合作，走革命的三民主義道路。9月，馮玉祥五原誓師響應北伐，邀請共產黨人到他的部隊從事政治工作。在此背景下，共產國際中國支部派遣鄧小平等人前往馮玉祥部隊工作。一行二十多人從莫斯科乘坐火車到烏金斯克，然后換乘汽車到庫倫，也就是今天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在烏蘭巴托等了一個多月，乘坐蘇聯支援馮玉祥國內革命運送彈藥的汽車回到中國。

班定陶勒蓋是指中蒙邊境中方這邊戈壁上一座孑然獨立的紅色山丘，和阿拉善絕大多數地名一樣，班定陶勒蓋是蒙語：“班定”，意為喇嘛；“陶勒蓋”，本意指腦袋，這里引申為帽子，合起來就是“喇嘛帽子一樣的山”。我們繞著山包轉了兩圈，周長不過數百米，南坡有一建筑遺址，為依山而建的兩間房結構，在這里看到了紅土墻壁和完整的青磚，周邊散落一些陶、瓷生活用品殘片。沒有發現水井，因此判斷此處并非早期的驛站舊址，我們于是擴大了勘察范圍。果然，在紅山頭西北兩公里處找到了大片集中的土坯建筑遺址，還有一口水井遺跡，井圈用土坯環形鋪設，極為規整，說明當年這座小鎮頗有規模。人們對這里的建設較為重視。

1927年初，鄧小平踏進國門的第一站就在這里。那時候，這里不僅是重要的邊防哨卡，更是一個商賈云集、人來人往的邊陲小鎮，還設有一個電報站。十年后的1936年9月，《大公報》記者范長江也曾在這里住宿，尚看到有“數十家商人住此”。歷史記載有限，我們無法猜測鄧小平等人遠渡重洋六七年后再一次踏上國土的心情，但不可否認的是，這里是鄧小平歸國開始南征北戰波瀾壯闊革命一生的開始。正如孫中山先生所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還需努力，前面會遇到怎樣的艱難曲折，回想國共合作的大好形勢，血氣方剛的小平同志此時想必是心潮澎湃的吧。

阿拉善地區在中國古代有著重要的歷史地位，鄧小平回國所走過的道路其實由來已久，是絲綢之路漁網般交錯的草原路中的重要一段。早在西漢時期，張騫出使西域就曾到過這里，唐代著名的參天可汗道也從阿拉善自北向南貫穿。13世紀初期，成吉思汗統一了蒙古各部，與中原各民族在戰爭中交融，他的子孫們建立的元帝國在全國各地開發通運、設置驛站，使塞北與中原的經濟關系、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得到空前發展。著名的旅行家馬可波羅就是沿著這條古道走進東方天堂的。元朝以后，蒙古舊部退回漠北高原，但不時南下發動戰爭，明清時期，蒙古人南下的各種交往，主要在四條較為固定的路線上進行，自東往西依次為：張家口到烏蘭巴托的張庫大道，呼和浩特到外蒙古的歸蒙商道，包頭到烏蘭巴托的包庫商道和我眼前的這條西蒙駝道。“西蒙”意指河套以西的蒙古族，具體來說就是現在的阿拉善地區，所謂駝道，顧名思義，就是駱駝常年行走形成的道路。沙漠是駱駝的天堂，自古以來阿拉善地區就是馳名中外的雙峰駝之鄉，如今數量仍占全國雙峰駝一半以上，不論古代的絲綢之路也好，近代的西蒙駝道也罷，那是千千萬萬峰駱駝背負貨物年復一年一步步踩出來的。

清朝以后西蒙駝道的暢通，得益于旅蒙商的成功。康熙年間，清廷逐步放開對旅蒙商的貿易禁令，名揚天下的晉商首先看到了商機。阿拉善旗地域遼闊、民風淳樸，蒙古族人民誠實豪爽、敦厚好客，具備較好的行商條件，使他們敢于大膽放手經營，使路斷行人稀的西蒙駝道恢復了往昔的繁榮，逐漸壟斷對蒙貿易。

另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中俄天津條約》的簽訂。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沙俄占領中國黑龍江地區，逼迫清政府簽訂了這個嚴重損害中國主權的不平等條約，取得在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臺灣(臺南)、瓊州七處口岸的通商權利。同時，該條約為沙俄以勘界為名進一步割占中國領土埋下伏筆。其第十一條明確寫道：“為整理俄國與中國往來行文及京城駐居俄國人之事宜，京城、恰克圖二處遇有往來公文，均由臺站迅速行走，除途間有故不計外，以半月為限，不得遲延耽誤，信函一并附寄。再運送應用物件，每屆三個月一次，一年之間分為四次，照指明地方投遞，勿致舛錯。所有驛站費用，由俄國同中國各出一半，以免偏枯?！鼻】藞D至庫倫至定遠營的駝道因此得到沙俄及清政府的加強，沿途設驛站無數。至民國時期，由于外蒙古宣布“獨立”，額濟納旗和阿拉善旗域內的部分驛站派駐了士兵，成為邊境防卡。

西蒙駝道主要有兩條，一條稱“定庫駝道”，從庫倫經三音諾彥汗部（今蒙古南戈壁?。┥惩桨刖嘲⒗破彀喽ㄌ绽丈w再到定遠營；一條稱“達庫駝道”，從三音諾彥汗部（今南戈壁省）塔林敖包入境額濟納旗達來庫布到定遠營，主要用于外蒙古人與西蒙兩旗及甘、寧、晉、陜地區各族人民進行各種商務活動。共產國際正是利用這種商務活動將這條駝道開辟為與中國革命聯系的秘密交通線，無數革命志士以商人身份通過這條駝道來往于蘇聯、蒙古與中國，部分共產國際援助物資也是經過這條通道運抵國內的，有效支持了中國革命。

給馮玉祥部隊運送彈藥的蘇聯汽車從烏蘭巴托南下到沙廷敖包入境阿拉善旗7.5公里后到達班定陶勒蓋，休息一晚后，向東往陜壩、五原方向駛去。按照黨組織的安排，鄧小平三人目的地是西安，需經銀川與中共地下黨組織對接工作，所以，只得從班定陶勒蓋雇用駱駝向定遠營進發。這段歷史的記述較少，我們只知道鄧小平親說曾經到過定遠營，具體從哪處入境沒有記載。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對這段經歷也著墨不多：“乘駱駝，整整走了八天八夜，才算走出了這看似無邊無際的死亡之海”。基于“八天八夜”這一線索，可推斷鄧小平當年應該是從沙廷敖包入境，因為從沙廷敖包入境到班定陶勒蓋，然后啟程到達定遠營的駱駝腳程正好就是八天，若從塔林敖包入境，騎駱駝則需十五天才能到達定遠營。而且，從沙廷敖包入境還有些許便利，一路有許多自清代延續下來的驛站仍在運作。如此，鄧小平在阿拉善的行進路線就清晰起來。

他們第一天出發往南行20公里至哈布特蓋敖包，午飯后南行15公里至烏蘭剛格。蒙古國獨立后，阿拉善旗為加強邊卡防務，在這里增設了一個邊卡，主要防范被稱為“赤黨”的蘇聯共產黨、蒙古人民黨、中國共產黨人進入。1931年10月，中共西北特委成員潘恩溥、齊文魁等人回國開展革命就是在這里被卡兵發現逮捕的。所幸鄧小平此行沒有遇到什么麻煩。

鄧小平歸國途經阿拉善路線

他們第二天朝東南行32.5公里至蘇紅圖打尖，又東南行25公里至溫都爾毛道住宿。這片區域人煙稀少，是當今名冠全球的阿拉善賞石主產區，被譽為當代賞石四大名石之屬的“東坡肉石”“歲月老人”就出自這片區域，其中，“東坡肉石”還是臺北故宮鎮館三寶之一。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對阿拉善地區的瑪瑙有所提及：“瑪瑙產大食等國，色正紅無暇；西北者青黑，寧夏羌地砂跡中得者猶奇”。宋應星《天工開物》中亦有記載：“凡稱瑪瑙者，中國產地頗多，種類以十余計；得者多為簪鉤結之類，或為棋子，最大者為屏風或桌面，上品者產于寧夏外繳羌地砂跡中”。清康熙皇帝親征噶爾丹時曾在此地撿拾瑪瑙奇石，并記錄在《幾暇格物編》中：“當年瀚海沙中生瑪瑙石子，五色燦然，質清而潤，或如榴房乍裂，紅粒鮮明；或如荔殼半開，白膚精潔。如螺、如蛤、如蝶、如蟬，胎厴分顯，眉目畢舉……朕親征額魯特時，撿得數百，賦形肖像，奇奇怪怪，莫可敷陳。造化生物之巧，一至于此乎！”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前，蘇宏圖、溫都爾毛道地區瑪瑙奇石星羅棋布，車馬難行，鄧小平等人視若無睹，如今卻是人們趨之若鶩的稀世珍寶。

他們第三天東南行25公里至沙日扎廟，如今被叫做吉祥法雨寺，始建于1797年，是19世紀至20世紀初西蒙駝道重要的驛站，駐有阿拉善旗卡兵。休憩后向東南行30公里至扎干呼都格，即今天的烏力吉鎮政府駐地。自蒙古國獨立以后，烏力吉即成為內蒙古境內的邊陲重鎮，來往商賈必經嚴查，外國人和漢族人是盤查重點。很難想象，一口四川話的鄧小平是怎樣闖過層層防卡的。

他們第四天繼續向東南行30公里至阿門烏蘇；休憩后東南轉南行32.5公里至沙爾布爾德，也就是現在的巴彥諾爾公蘇木政府駐地。阿門烏蘇驛站遺址尚存，不過兩三間土屋的規模，山溝中石頭壘砌的那口水井至今仍可使用。

第五天向東南行35公里至都日勒吉；轉南行32.5公里，越巴彥烏拉山岡，抵那林蘇海圖。那林蘇海圖意指水源豐富之地，曾是原豪斯布爾都蘇木的一個嘎查，居民較多，218公路升級前是阿拉善左旗通往阿拉善右旗、額濟納旗的重要交通點。如今村落舊貌依然，卻不見人跡炊煙。

第六天朝東南行27.5公里至烏蘭呼都格；再東南行15公里至查干布魯格住宿。這里有個白塔寺，始建于1818年前后，是阿拉善北寺一世活佛羅卜藏丹比貢布和三世活佛羅卜藏都布丹金密德吉木蘇身葬之地。舊時阿拉善居民以蒙古族為主，因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在此傳教三十年，阿拉善王府攜民眾全部皈依佛教，因此這里曾是阿拉善比較熱鬧的一處驛站，周邊地區喇嘛、信徒及商賈路人常聚于此，旗府政事及各類消息多由這類驛站傳播。原寺廟早毀，如今復建，規模比當年小許多，僅一間佛殿和三四間廂房。

第七天向東南行30公里至當鋪。實為紫泥湖畔的一處商貿集散地，距離原阿拉善王府不遠，是阿拉善駝商古道上的重要驛站，來往旅客絡繹不絕。十八世紀初，山西平遙縣和甘肅民勤縣的幾個生意人合伙集資，在紫泥湖畔蓋了幾間房子，建成阿拉善地區第一家商號，取名“祥泰公”，后改名“祥泰隆”，專做蒙古地區的買賣。1821年，山西平遙旅蒙商董氏接手祥泰隆商號，一直經營到1953年公私合營，創造了蒙西商業發展的輝煌。舊時牧民皆以物易物換得生活用品，皆稱此處為“當鋪”，延續至今。驛站遺址房舍院落痕跡清晰可辨，散落大量煤炭碎屑和質地不同的瓷器、陶器殘片。

定遠營古城舊貌

第八天往東南行20公里至哈爾淖爾貢，然后向東南行22.5公里達定遠營。自烏蘭巴托出發十多天的行程，定遠營是途經最大的城鎮，建筑宏偉，居民眾多，商賈云集，旅店設施較好，鄧小平住在晉商祥泰隆總店。風塵仆仆一個多月，在這里難得洗了個澡，從而記憶尤深。

定遠營就在如今阿拉善盟府所在地巴彥浩特鎮。傳說漢代名將班超出使西域時曾在此駐扎，后被封為定遠侯，他所駐扎的營地便稱為“定遠營”。事實上這個說法并不成立，班超一生壓根兒未到過阿拉善地區，不過是今人借古人威名給家鄉歷史增添一份厚重罷了。定遠營古城的歷史也算久遠，最早可追溯到西夏，曾在此建攤糧城，為大將阿沙敢不管轄，阿沙敢不曾以賀蘭山之險和有駱駝保障后勤而譏諷成吉思汗，最終導致攤糧城被毀，西夏被蒙古人滅國。到清代康熙年間，清廷將道格欣公主下嫁阿拉善和碩特旗第二位旗王阿寶。阿寶數次奉調征討新疆、青海叛亂，因功晉爵多羅親王。雍正六年，陜甘總督岳鐘琪曾率部巡防賀蘭山，上奏朝廷在賀蘭山西麓修筑一城，取定遠安邦之意，命名“定遠營”。建城次年，雍正下旨賞賜阿寶世居。

定遠營的地理位置和軍事戰略地位，岳鐘琪在《定遠營碑文》有詳細描述：

寧夏北賀蘭山，乃朔方之保障，沙漠之咽喉。圣心軫念山后一帶，切近寧城。額魯特郡王阿寶部落于西海，鄂爾多斯七佐領于河東，險要盡歸外地，侍郎通智細行踏勘復命，會同督臣岳鐘琪詳議具奏，嗣命通智暨光祿寺卿史在甲，督理公務，修浚惠農昌潤二渠，建設新渠寶豐二縣，安插二萬余戶，耕鑿遍野。而賀蘭山后葡萄泉等處，水甘土肥，引導諸泉，亦可耕種，兼之山阻挺生松柏，灘中多產紅鹽，且形勢扼瀚海往來之捷路，控蘭塞七十二處之隘口，奉旨特設一營，名曰定遠。妥相地形高下，固山筑城，氣勢軒昂，設武弁，置屯兵。西接平羌，遙通哈密，巴里坤等處，東接威鎮，遠連三受降城，兩狼山要地。內外連絡，邊疆寧謚，良田替漠廣運，神武遠施，億萬斯年，感戴帝德之高深矣，特紀盛事而鐫之石。

雍正八年，歲在庚戍，秋八月之吉日立。

這樣的軍事重鎮，當為兵家必爭之地。鄧小平在定遠營住了三天，然后隨商旅駝隊從寧定駝道翻越賀蘭山到達銀川與地下黨組織取得聯系，輾轉到達西安。那時候的鄧小平還未投入國內革命的洪爐，未能以戰略的眼光來審視阿拉善地區的軍事價值。但是，鄧小平絕對沒有想到，十年以后自己的這段經歷會成為中國革命方向的指引；他更不會想到，那時候的定遠營對于他和中國工農紅軍會是那樣的遙不可及。

在鄧小平之后沿這條駝道而來的革命者是共產國際代表奧希洛夫。

奧希洛夫是前蘇聯布里亞特蒙古族人，曾五次來到阿拉善進行革命宣傳，灑下了革命的火種。內蒙古鄂爾多斯高原席尼喇嘛領導的“獨貴龍”運動與寧夏阿拉善旗德毅忱發動的“戊辰事變”都有他的影子。德毅忱本名德欽一心諾爾布，是阿拉善旗貴族，排行老三，人稱“小三爺”。1925年10月，在中國共產黨、共產國際、馮玉祥國民革命軍三方共同指導下，在張家口召開成立了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大會。共產國際代表奧希洛夫，中國共產黨代表王仲一、江浩，中國國民黨代表于右任、李烈鈞，馮玉祥西北軍代表張之江，以及南京、北京、歸綏的100多名進步青年學生和內蒙古大部分蒙旗代表參加會議。大會通過了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組織案，決定成立內蒙古人民革命軍，組織武裝，聯合馮玉祥打擊北洋軍閥。德毅忱代表阿拉善旗參加了此次會議，和奧希洛夫、郭道甫等內蒙古人民革命黨主要領導人建立初步聯系。此后，由于馮玉祥西北軍在南口失敗西撤，內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也隨之西撤，一度西遷至與阿拉善一山之隔的銀川。1926年底，奧希羅夫和郭道甫到阿拉善宣傳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的主張，與德毅忱交往密切，甚至一度住在德毅忱家中。德毅忱思想較為激進，不滿阿拉善親王的統治，在奧希羅夫和郭道甫引導下，暗中發展武裝力量，并前往銀川密會寧夏省主席吉鴻昌，取得支持。1927年4月4日（陰歷三月初三），德毅忱發動了推翻封建王公制度的武裝革命，推翻了阿拉善親王的統治，建立了革命政權——阿拉善政務委員會。蔣介石發動“4·12”反革命政變后，吉鴻昌調離寧夏，阿拉善政務委員會失去外援。由于缺乏群眾基礎，又無明確政治目標和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內部不團結等因素，7個月后，阿拉善政務委員會在保守勢力的聯合鎮壓下失敗，德毅忱被判無期徒刑，放逐至巴丹吉林沙漠，貧病而死。

大革命失敗以后，內蒙古、陜西、甘肅、寧夏、山西等西北地區的黨組織遭到很大破壞。為加強黨對西北地區革命的領導，中共中央決定派在蘇聯學習的王若飛、吉合、潘恩溥等人回國，建立西北地區統一的黨組織，領導革命斗爭。共產國際再次委派奧希洛夫幫助中國共產黨在西北地區開展工作。1931年7月底，王若飛三人分頭從莫斯科出發，8月初到達烏蘭巴托與奧希洛夫會合。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成立了中共西北特別委員會，王若飛任書記，吉合任軍事部長，潘恩溥、奧希洛夫任委員。他們研究了當時中國國內的政治形勢，明確了回國后的任務和工作方式。因為阿拉善旗“戊辰事件”和烏審旗“獨貴龍”運動聲勢浩大，王若飛等人決定將西北特委機關設在寧夏，以寧夏為工作中心，開展武裝斗爭，組織游擊隊，逐步建立紅軍，伺機打通西北路線。在這里需要說明的是，辛亥革命后，阿拉善旗、額濟納旗直屬北洋政府蒙藏院和中央行政院蒙藏委員會管轄，同時接受寧夏護軍使和寧夏省地域管理。1928年，寧夏建省，將阿拉善旗與額濟納旗劃入，兩旗地域面積占寧夏全省的四分之三。由此也說明，早在建黨初期，阿拉善地區的戰略地位就已經進入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視野。

準備工作就緒后，王若飛等人分東西兩路回國。王若飛、吉合、朱實夫走東路，從二連浩特入境到歸綏；奧希洛夫、潘恩溥、巴達瑪等人走西路，從定庫駝道直奔定遠營。王若飛順利到達內蒙古，在歸綏、包頭會同烏蘭夫等人開展了一個多月的工作，準備只身前往寧夏的前夜，不幸于11月21日在包頭泰安客棧被國民黨憲兵逮捕。西路這邊為避免目標過大分成兩撥出發，潘恩溥、巴德瑪、福明泰、齊文魁為一組，奧希洛夫、圖門巴依爾、額爾敦別立格和一名外籍女性為一組。潘恩溥小組入境阿拉善旗后第二天（10月31日）即被阿拉善旗烏蘭剛格邊卡發現逮捕，奧希洛夫四人入境阿拉善后即被以沙海旦增為首的部分潛逃到阿拉善旗的蒙古流亡分子發現，雙方發生槍戰，擊傷對方四人，將其擊退。外蒙古宣布獨立后，在蘇共的扶持下施行紅色革命，一些思想守舊、反動的頑固分子紛紛流亡到局勢相對平靜的阿拉善旗和額濟納旗，暗中從事反革命活動，沙海旦增就是其中之一。為了避免被阿拉善旗邊卡發現，奧希洛夫等人改變行走路線，繞道北銀根、查漢扎德蓋、圖克木、罕烏拉、吉蘭泰去定遠營，這是定庫駝道在阿拉善域內的一條支線。沙海旦增不甘心失敗，勾結阿拉善旗查漢扎德蓋邊卡總管策仁嘎卡尾隨奧希洛夫至吉蘭泰鹽湖西邊烏呼圖勒北面的小山坡上，在奧希洛夫四人休息做飯時派人上前搭訕，謊稱去定遠營送新兵要求同行。奧希洛夫等人信以為真，失去警惕，和他們熱情攀談。沙海旦增等趁其不備，一擁而上殘忍地將奧希洛夫四人殺害。

至此，中共西北特別委員會書記王若飛被捕，兩名委員潘恩溥也被捕，奧希洛夫遇害，西北特委未能真正開展工作即被完全破壞。

駝道上接著而來的是張浩。張浩本名林育英，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著名的工人運動領袖。1933年赴莫斯科，任全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和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

由于阿拉善的戰略地位，歷史上與阿拉善密切相關的戰事就有多次。漢時與匈奴的戰爭就主要爆發在阿拉善地區，驃騎將軍霍去病縱橫馳騁數千里，使匈奴漠南無王庭；隋、唐王朝于阿拉善地區與突厥、吐蕃大戰；西夏時期，阿拉善是成吉思汗與西夏王朝征戰的主戰場；明初征西將軍馮勝于阿拉善大敗元兵而致此地三百多年人蹤寂滅；清代乾隆從阿拉善調兵親征噶爾丹；民國馬鴻逵殘酷盤剝阿拉善；抗戰時期板垣征四郎企圖將阿拉善變成日本控制西北覬覦中原牽制蘇聯的據點；和平解放前期德王、李守信率部妄圖在阿拉善建立自治政府對抗即將誕生的新中國人民政府。這塊廣袤富饒的土地戰事不斷，承受了太多的負重與血腥，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毀滅與破壞。但鮮為人知的是，中國工農紅軍長征時期，中共最高領導人一次次將目光投向阿拉善，并做出一個重要決策：北渡黃河占領阿拉善，打通國際路線。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和紅軍主力被迫退出根據地，開始“長征”。由于形勢驟變，中央紅軍與共產國際失去了聯系。遵義會議后，毛澤東冷靜地分析了國內的政治形勢，提出北上建立陜甘革命根據地，進而打通國際路線，請求共產國際支援，領導和推動全國抗日運動的戰略方針。在毛兒蓋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了《中央關于會合后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明確指出：“西北各省是中國反動統治及帝國主義力量最薄弱的地區，在地理上又接近世界無產階級祖國蘇聯及蒙古人民共和國，這更造成蘇維埃與紅軍發展的有利條件?！钡?，張國燾置中共中央決議于不顧，堅持南下川康。毛澤東被迫率領中央和紅一方面軍單獨北上，不顧一切開向中蒙邊境，力圖接通蘇聯，取得援助。隨后召開的俄界會議，毛澤東再一次明確指出，經陜甘到內蒙古邊界，“地理上靠近蘇聯，政治上物質上能得到幫助，軍事上飛機大炮，對我國內戰爭有很大意義?！比绻軌蜻_到西北邊界去，背靠蘇聯創造一塊根據地，使長途跋涉的紅軍能夠生存下來，我們就能夠更大規模、更大力量地打回來。

此刻，共產國際也在關注中國革命。蘇聯國防部、蘇軍情報局和共產國際聯絡局聯合組織了一個三人組，專門研究中國紅軍未來在中國西北地區的發展計劃及其蘇聯方面的援助問題。1934年底到1935年初，蘇聯情報部門先后完成《關于中國西北邊疆情況的報告》《關于內蒙古一般情況的報告》提交共產國際，認為紅軍向陜西、甘肅方向發展具有非常遠大的前景，因為這些地方的游擊隊已經建立起一些重要的根據地，紅軍“向西北發展的道路事實上已經打通”。由而，共產國際決定對中國共產黨進行援助，并制定援助的具體方法和線路，確定援助內容。共產國際認為，從中國西北地區接通蘇聯至少有兩條道路可供選擇，一條是經新疆的哈密進入甘肅西部地區，一條是經外蒙進至定遠營，接通寧夏和山西。

1935年7月，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王明、張浩等人出席了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張浩參與起草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即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義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發表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這個宣言根據日本擴大對中國侵略的新形勢，提出應建立包括地主、資產階級和一切軍隊在內的廣泛統一戰線，組成“統一的國防政府”“統一的抗日聯軍”；呼吁各黨各派摒棄前嫌，以“兄弟鬩于墻外御其侮”的真誠覺悟，首先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去“為抗日救國的神圣事業而奮斗”。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七大報告對中共代表團的“八一宣言”予以充分肯定，指出：“我們贊同英勇的兄弟的中國共產黨這一倡議，同中國一切決心真正救國救民的有組織的力量結成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廣泛的反帝統一戰線?！惫伯a國際七大和“八一宣言”的新思想、新策略，對于國內的中共中央調整政策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為了盡快讓中共中央了解這個新精神，不等共產國際七大開完，中共代表團便決定派遣張浩疾速回國傳達。張浩出發前去會見斯大林，斯大林讓張浩轉告中共中央，他同意“主力紅軍可向西北及北方發展，并不反對靠近蘇聯”。

張浩回國走的就是當年鄧小平走過的定庫駝道，卻比鄧小平之行更為艱辛。騎駱駝入境阿拉善后，為應付盤查，他和密電員趙玉珍裝扮成走鄉串戶的貨郎，穿著光板皮襖，挑副貨筐，經定遠營到達銀川。經過三個月的艱辛長途跋涉，終于在瓦窯堡找到了同共產國際長期失去電訊聯系的中共中央。

張浩的到來是中共黨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共中央由此與共產國際恢復聯系。在瓦窯堡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張浩傳達了共產國際指示。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認為，共產國際“七大”精神和斯大林的意見至少有三層政治含義。首先，肯定了中共中央北上的決定；第二，認可中共中央“打通國際路線”的計劃；第三，有意通過中國西北邊界向中共提供直接幫助。瓦窯堡會議總結了兩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基本經驗，批評了“左”傾關門主義，解決了遵義會議沒有來得及解決的黨的政治策略問題，制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路線，有力推動了全國抗日民主運動的發展。

張浩的到來還解決了此前中共黨內和軍內嚴重的分裂問題。張浩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向已經“南下”的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張國燾致電，表示“共產國際完全同意中國黨中央的政治路線”，多次致電要求張國燾取消另立“中央”的計劃，盡快率隊北上，并希望一、四方面軍消除分歧，團結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之下。張國燾不敢背負“違背共產國際”指示的罪名，被迫宣布取消擬議中的“第二中央”。

有了共產國際的支持，中共中央制定了占領寧夏獲取蘇聯援助物資的作戰計劃。但是，紅四方面軍的掌舵人張國燾對攻占寧夏計劃持保留意見，另提出一個西進計劃，意往甘西發展。中共中央針對張國燾的西進計劃向紅四方面軍復電指示《發展重點在寧夏不在甘西》，詳細地把寧夏的情況進行了分析，再次對北進寧夏、占領定遠營、打通蘇聯通道作了解釋，說明攻打寧夏的重要意義，強調“外蒙、寧夏間是草地，有許多汽車通行路，過去即從這些道路接濟馮玉祥。鄧小平同志亦親從定遠營汽車路走過。他們從外蒙接濟，我們先占領定遠營?！?/p>

中共中央在電報中提到了鄧小平從蘇聯回國穿過沙漠到達定遠營。沒有史料證明紅軍從定遠營打通國際通道的戰略構想是鄧小平的建議。紅軍長征時期，鄧小平先后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紅一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長、紅一軍團政治部副主任等職務，與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人朝夕相處，參與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軍事決策。通過這份電報，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在制定寧夏戰役計劃時鄧小平曾講過自己的這段經歷，并引起毛澤東等人的高度重視。也是從這時候起，“定遠營”這處戰略要地一次次被中共中央領導人討論，一次次出現在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一、四方面軍來往的電報中。

1936年9月27日，共產國際來電確定從定遠營方向提供援助。10月，三大主力紅軍勝利會師，兵力集中，攻占寧夏、打通國際路線的可能性大增。中共中央及軍委向紅軍總部和三個方面軍發出《關于十月作戰綱領》，也就是寧夏戰役計劃，戰略目的是西渡黃河，搶先占領定遠營，伺機攻占寧夏省會銀川，從而建立根據地，打通國際路線，背靠蘇聯進行抗日戰爭。

然而，就在紅四方面軍第三十軍、第九軍、第五軍相繼從河抱口（今虎豹口）成功渡過黃河天險，準備穿越騰格里沙漠攻占定遠營時，河東敵情發生變化，致使后續部隊無法渡河。正在此時，中共中央意外收到共產國際關于改變援助地點的電報，說從外蒙運送物資擔心會遭到日本飛機轟炸，有引起日本與蘇聯嚴重沖突的可能，準備將物資送往哈密，讓紅軍去新疆接收。

共產國際的這一變化徹底打亂了中共中央的戰略部署，中共中央無奈地復電共產國際：從哈密輸送貨物的辦法對于主力紅軍已無用處，這個改變已經遲了。已渡河的21800名紅軍可令其向哈密方向前進，但通過五千余里路程，戰勝這一帶敵人與堡壘，需要許多時間，至少也是來年夏天的事情，并且除非你們用汽車送到安西，要紅軍到哈密去接是不可能的，因為哈密與安西之間是一千五百里無人煙的沙漠。

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被迫緊急調整戰略，放棄奪取寧夏的原計劃，命令已經渡河的部隊組成西路軍，在河西創立根據地，從新疆方向打通國際路線。西安事變爆發后，蘇聯誤判是日本人的陰謀，暫停了武器援助，將大批軍火遲滯在霍爾果斯口岸。徐向前、陳昌浩率領西路軍孤軍奮戰，在河西走廊陷入西北“四馬”重圍，在沒有救兵、沒有供給，彈盡糧絕的情況下，與十倍敵人苦戰半年，幾乎全軍覆亡，宣告了“打通國際路線”在戰略意義上的失敗。

西路軍河西走廊浴血奮戰最終失敗是中國革命歷史上極為慘痛的一頁。7000多人戰死，12000多人被俘（其中6000多人慘遭殺害），3000多人輾轉回到家鄉，4500多人被營救回到延安，1000多人流落西北各地，僅420多人到達新疆。

去年十月份，我去甘肅景泰縣及與其相鄰的阿拉善左旗溫都爾勒圖地區考查，當地至今流傳著徐向前、王樹聲、李聚奎、歐陽毅、杜義德等西路軍將領潰敗后乞討穿越騰格里沙漠到達溫都爾勒圖地區（當時叫銀盤水），在當地牧民的救助下渡過黃河前往陜北根據地的故事，甚至徐向前和西路軍將士們曾經走過的路徑和留宿過的山崖、牧羊人家都有遺跡留存。

歷史不容設想，但我還是放任了自己的思想，如果當年蘇聯不改變原定援助物資的地點，紅軍進而得到這批武器援助，那么，關于西路軍、關于中國革命的歷史又將是怎樣的走向？

研究歷史的樂趣在于能夠看到別人不曾注意到的東西?；蛟S是某種巧合，曾經到過阿拉善的三位著名的共產黨人在后來的抗日戰爭中都在同一支部隊工作，為中華民族抵御外辱、民族解放立下卓越功勛。西安事變后，經國共兩黨反復談判，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宣布紅軍主力部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并同意設立總指揮部。八路軍下轄115、120、129三個師，徐向前任129師副師長，張浩、鄧小平先后任129師政委。

這段曾經走過卻再也沒能打回去的國際通道給鄧小平的印象極為深刻。三十七年后的1964年，鄧小平到內蒙古自治區巴彥淖爾盟視察工作，彼時阿拉善旗、額濟納旗屬巴彥淖爾盟管轄，鄧小平刻意向陪同的地方領導問到了定遠營，說當年我從蘇聯回國，通過蒙古，路上騎著駱駝，真是困難。到了定遠營，就感覺到了一個好地方，在那兒我們還洗了個澡呢。

追尋著鄧小平、張浩和徐向前的腳印我來來回回走了好多趟，我在零星記載的文字里和流傳的故事里徜徉，在荒涼的大漠戈壁山崗中探尋。在歷史的天空下，時間如空中滴落的水，頃刻消融于干涸的沙漠。但是，即便是一滴水，也有它運動的軌跡，只要有捕捉它的眼神。未曾出生在革命的時代是我的不幸，波瀾壯闊的戰斗經歷是熱血男兒理想的人生。未曾出生在那個時代又是我的幸運，在先輩鮮血拼來的和平里拉長了時間的距離。不能做一個燦爛歷史的創造者，那就當一個光榮歷史的記述者吧。（文章圖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