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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澳大利亞文學批評史》，彭青龍等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3月出版，定價108.00元

上海交通大學彭青龍教授的《百年澳大利亞文學批評史》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結項“優秀”成果。這部跨學科研究學術專著，通過對1901年至今澳大利亞文學批評的析縷分條，科學合理地把澳大利文學批評史分為四個階段，即起步階段(1901年-20世紀40年代)、專業化階段(20世紀50-60年代)、國際化階段(20世紀70-80年代)和多元化階段(20世紀90年代至今)，并“采用宏觀論述社會文化語境、中觀辨析文學紀事、微觀解讀批評家思想的研究方法，全面論述了澳大利亞文學理論批評和實用批評所蘊含的社會意識、思想觀點和審美標準,探究出了澳大利亞民族化、國際化和多元化文學批評演變軌跡形成的動因”，為讀者呈現出了一幅澳大利亞文學批評和澳大利亞文學之間相輔相成的發展畫卷。書中首次提出的“非此非彼、非原創性雜交”的文學批評本質，既體現于從澳大利亞性到多元性的國家認同演變過程，也與文學史的發展一脈相承。

自從18世紀末第一個英國殖民區在澳大利亞建立，直到1901年獨立建國，澳大利亞一百多年來深深地依附于英國文化。澳大利亞文學奉行的是英國文學標準，本土作家渴望得到英帝國文壇的認可，但對本土文學缺乏信心。建國之后，隨著國家身份的構建和民族自尊心的高漲，澳大利亞作家獨立意識增強，開始轉向本土主義，本能地與母國文學和文化拉開距離，文學作品也相應地表現出強烈的民族主義特征。專門的澳大利亞文學批評也隨著新的文學趨勢應時而生，并在對本土文學的批評和反思中迅速成長，最終成為引領和促進澳大利亞文學發展的積極力量。

從建國前英國的澳大利亞文學到當今開放多元化的澳大利亞文學，文學批評在澳大利亞文學的轉變進程中功不可沒。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澳大利亞社會經濟發展很快，迅速融入世界潮流，澳大利亞文學和文學批評也呈開放包容之勢，從現實主義走向現代主義和多元化。彭青龍教授在《百年澳大利亞文學批評史》中指出，20世紀前半葉，澳大利亞經歷了民族主義運動、獨立建國和兩次世界大戰等重大歷史事件，對文學創作產生了重要影響，此時期的澳大利亞文學的顯著特點之一是以“澳大利亞化”為主要表現內容的現實主義作品占據主導地位，崇尚“伙伴情誼”的叢林漢所具有的互助互愛的樸素情感成為文學創作的審美標準。針對于此時期的澳大利亞文學批評，彭青龍教授強調，“如同文學創作體現時代風貌和審美志趣一樣,澳大利亞文學批評不可避免地受到母國英國文化和國內社會文化語境的影響,并打上深深的時代烙印”，并表現出兩種趨向，一種是對民族主義文學的鼓勵，還有一種則轉向了英國古典主義，這源于當時澳大利亞文學標準的不確定性。澳大利亞文學雖然體現出民族性，但卻帶有狹隘的地方主義。同時，英國現代主義對傳統文學的顛覆也讓保守派難以接受。澳大利亞的部分批評者因此表現出對英國文學經典的眷戀和對古典主義標準和規則的追求。在英國古典文學的標準之下，注重社會功效的澳大利亞初期文學往往偏離了文學審美，這也是為何直到20世紀中期，澳大利亞文學才被納入大學課程體系。但值得一提的是，盡管“金迪沃羅巴克”詩歌運動和“憤怒的企鵝”運動先后“失敗”，但彭青龍教授在《百年澳大利亞文學批評史》中敏銳地指出“澳大利亞年輕作家和批評家所展現的先驗意識和革新精神是值得稱頌的。也正是這種意識和精神進一步推動了澳大利亞現代主義文學藝術的發展和多元文化的繁榮”。由此為契機，澳大利亞文學批評的主體、載體和批評方法轉向更專業化，形成了影響至今的澳大利亞文學批評模式。

澳大利亞文學與文學批評從“澳大利亞性”到“多元性”的發展過程，其實是澳大利亞本土文學與來自母國的英國文學之間的博弈過程，在建國的前半個世紀，澳大利亞文學一直在盡力擺脫英國文學的影響，努力完成本土文學的構建。但有時矯枉過正，在排斥英國現代主義文學的同時，過于強調保守的地方文學，使澳大利亞文學一度滯留在現實主義的書寫中。正如《百年澳大利亞文學批評史》所述，“這種從‘英國的澳大利亞’到‘澳大利亞的澳大利亞’再到‘澳大利亞的英國’展現了澳大利亞歷史上民族心理和文化身份建構過程中的矛盾與焦慮”，而引導澳大利亞文學走出束縛，以寬容開放的心態學習外國文學，尤其是英國文學的多樣性，正是澳大利亞文學批評家的貢獻。他們不僅拓寬了澳大利亞本土作家的眼界，而且用專業的批評范式促進了澳大利亞文學由單一的澳大利亞叢林文學走向開放。在兼收并蓄的基礎上，澳大利亞文學批評于20世紀七八十年代迅速與世界文學與國際文學批評界接軌，融入90年代之后的理論熱和跨學科研究當中，推動了當今澳大利亞文學和文學批評的多元化進程。

《百年澳大利亞文學批評史》全面論述了澳大利亞各個歷史時期文學與文學批評相互印證、共生共長的關系，揭示了其文學批評發生、發展和演變的規律和特質。盡管《百年澳大利亞文學批評史》是國別文學批評的個案研究成果，但從世界文學批評史和后殖民文學批評的角度，它又具有普遍性的借鑒意義，因為它是世界文學發生、發展的活化石，是后殖民文學的典型案例之一，因此，兼具廣度和深度、本土性和國際性、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的《百年澳大利亞文學批評史》既是澳大利亞文學批評研究的重要著作，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世界文學，尤其是后殖民文學發展的演變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