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李堯，1946年生于內蒙古卓資縣。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資深翻譯家，澳大利亞悉尼大學榮譽文學博士，西悉尼大學榮譽文學博士，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客座教授。1968年起從事新聞、文學創作和編輯工作。1978年起從事文學翻譯，迄今為止出版英美、澳大利亞文學、歷史、文化譯著55部。其中譯作長篇小說《浪子》《卡彭塔里亞灣》《紅線》獲澳大利亞澳中理事會翻譯獎。2008年因其在中澳文化交流特別是文學翻譯領域的成績，獲澳大利亞政府頒發的杰出貢獻獎章。2018年獲在華澳大利亞研究基金會終生成就獎。

作為一個澳大利亞文學翻譯工作者，40年來，我在翻譯介紹澳大利亞文學的同時，特別想知道，在澳大利亞人眼里，中國是個什么樣子？2019年12月，青島出版社出版了由我和幾位同仁共同主編、翻譯的六卷本“澳大利亞人眼里的中國”系列叢書第一輯。這套叢書的時間跨度從1923年到2000年，反映了不同歷史時期，澳大利亞歷史學家、外交官、學者、作家對我國重大歷史事件、風云變幻、時代足跡乃至風土人情的解讀與記錄。“叢書”出版后，在國內和澳大利亞都引起反響。我想把這件事情繼續下去，開始選編翻譯“叢書”第二輯，并且把“觸角”再往前伸，希望對歷史有新的發現和研究。

回望中澳交流史，第一個映入眼簾的自然是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1862—1920）。但是這位曾任《泰晤士報》駐華首席記者（1897—1912）、中華民國總統政治顧問（1912—1920）、與近代中國關系十分密切的澳大利亞旅行家和政治家，對中國人而言并不陌生，連舉世聞名的王府井大街，還曾以他的名字命名——1949年前，王府井大街南口路西店鋪的墻上就釘有“莫理循大街”的英文路牌。而且國內對莫理循早有研究，著述頗豐，再把著眼點放在他的身上，不可能寫出或譯出更有價值的作品。恰在這時，澳大利亞著名學者大衛·卡特（David Carter）教授對我說，有一位名叫瑪麗·岡特（Mary Gaunt, 1861—1942）的澳大利亞作家是莫理循博士的遠親，1913年1月，她在莫理循的鼓動下只身一人來到北京，和莫理循及其新婚夫人一起住了好長時間。后來遍游中國，寫了一本書《中國游記》（A Woman in China）。這本書1914年首次出版于倫敦，100多年來，再版無數，是包括澳大利亞人在內的西方人最早了解中國的“教科書”。作為“叢書”的編委之一，他認為《中國游記》應該入選。聽了他的建議，我特別興奮，又為自己的孤陋寡聞、不學無術慚愧。及至也是“叢書”編委的澳大利亞著名歷史學家大衛·沃克教授（David Walker）知道我準備翻譯《中國游記》，而我又是第一次聽說這本書的時候，幾乎“怒不可遏”。原因是，大衛·沃克教授在我倆用英文合作撰寫的《公雞書——大衛與李堯的家族歷史》（The Rooster Book）第二章初稿中，大段引用了瑪麗·岡特在《中國游記》中關于我的老家山西的風土人情、生活習慣、奇聞逸事的描述。我在看稿子的時候只是覺得“好玩兒”，完全忽略了出處。大衛是我的好朋友，直言不諱：“你真不是個好學生！”對于他的批評，我心悅誠服，也越發認識到這本書的價值，感覺到和我獨特的緣分。于是，翻譯它成了我義不容辭的責任。

早春二月，新冠病毒在神州大地肆虐之際，閉門不出的我開始翻譯。幾個月來，我一邊在電腦上敲打這本106年前出版的關于中國的書，一邊懷著緊張不安的心情一天無數次查看疫情變化的信息，個中滋味真是難以言喻。日復一日，窗外的風景隨著地球的旋轉自顧自地變化，從冰雪遮蓋的枯枝，到漸吐鵝黃的柳絲；從寒風呼嘯的嚴冬，到花滿枝頭的春天……A Woman in China蛻變為《中國游記》。在這個“蛻變”過程中，我游走于兩個世界、兩個時代。我跟著瑪麗·岡特回到100多年前被列強瓜分的舊中國，回到那個積貧積弱的舊時代，仿佛親眼目睹了飽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壓迫的中國人民的苦難。這苦難震撼了一個具有正義感的、善良的澳大利亞作家的心。面對被八國聯軍的鐵蹄踐踏過的北京城，面對國中之國的“使館區”，就連瑪麗·岡特也發出憤怒的呼喊：“英國公使館的一個角落保留著一截1900年留下的斷壁殘垣，上面用英文寫著幾個大字：‘不要忘記’。提醒人們——如果這些國家需要提醒的話——不要忘記1900年可怕的日子，不要忘記這個愛好和平的國家隨時都可能再次爆發排外的運動。”

“我本來想說，這幾乎是對中國人的侮辱。可是，現在我要說，這就是一種侮辱！事實上，這個武裝到牙齒的使館區一定是殘酷折磨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中國人的心頭之痛。他們一定渴望驅除這些來自西方的狂傲的洋人和來自東方的鄰居。在自己城市的中心被外國人轄制那是何等的恥辱！就連長城，忽必烈第一次建造、明朝征服者完成的偉大的長城，從哈德門到前門這一段也在外國人的統治之下。”

是的，那恥辱不只是100多年前中國人的心頭之痛，而且是依然深留在中華民族心底永難平復的傷痕。面對張牙舞爪的疫情，面對隔岸觀火的眼睛，這傷痕又隱隱作痛。所幸，那一頁浸透著中國人血淚的歷史已經翻過。100多年后的今天，中華民族以前所未有的偉岸，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敲打著鍵盤，看著窗外愈來愈濃的春色，我從瑪麗·岡特游歷過的黑暗的舊中國，回到今天陽光明媚的、強大的祖國。疫情防控節節勝利，讓我在痛苦中振奮。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人民在這場史無前例的艱苦斗爭中，表現出巨大的勇氣、無與倫比的凝聚力、忘我的犧牲精神，充分展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令每一個炎黃子孫驕傲自豪。在這樣的時刻，翻譯《中國游記》，重溫歷史，記住歷史，顯得尤為重要。而我們今天面對的紛繁復雜的國際形勢，更給我的工作賦予新的意義。作為未能到抗疫一線與病毒搏斗的普通文學工作者，我為自己翻譯這本記錄了舊中國苦難與恥辱的百年老書，讓今天沐浴著溫暖陽光的年輕人聽歷史的回聲，看眼前的繁榮，而感到一絲欣慰。我感到慶幸。我相信，這個世界即使惡浪滾滾，正義終將戰勝邪惡。因為連100多年前的瑪麗·岡特，作為來自西方世界的作家都能分清善惡，看清歷史車輪的軌跡，更何況今日之世界。她在《中國游記》中說：“早在我們西方人擺脫蒙昧與野蠻之前，作為一個開化的民族, 那里的人已經生活了幾千年。我駛向一個古老的國家，對于這個國家，我年輕的祖國澳大利亞有一種特別的興趣，并且將自己武裝到牙齒。為什么？因為數百萬中國人已經踏上澳洲北方的土地。澳大利亞人投票堅定支持‘白澳政策’，決心把有色人種排除在外。為什么？不是因為害怕幫助他們發展甘蔗種植園的肯納卡人，而是因為害怕那些吃苦耐勞、不知疲倦、對生活沒有奢望的黃種人。”

在澳大利亞，“白澳政策”早已經被澳大利亞人民扔進歷史的垃圾堆。多元文化正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改變著那個國家的面貌。今天，在那塊遙遠的土地，盡管風云詭異，人心向背畢竟不會倒退100年。我不是民族主義者，更不是種族主義者，但我為自己是生為黃種人的中國人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