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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2019 年的中國新詩研究中，作為方法與研究范式的“新詩史”被集中建構出來。一方面，研究者在新詩史寫作中重視“問題意識”，大多以新詩發生與發展過程中的“詩學問題”為導向，在呈現問題之復雜性的同時，也為問題的解決提供了參照。另一方面，研究者在諸種詩學問題的探究中自覺運用了“新詩史”的理論視野，具體表現在對固有新詩史敘述的反駁、詩學現象的探察，以及新詩的形式建構、新詩史講述的“片論”方式等層面。此外，本年度的新詩研究還在挖掘新詩史料的過程中，不同程度地觸碰了新詩“歷史化”研究的議題。

關鍵詞：中國新詩；新詩研究；新詩史；歷史化研究

在當前的新詩研究中，方法的多元與綜合似乎成為研究者的內在訴求，這雖然在某種程度上有助于打開研究的既定空間，但其作為方法的理論效應與可操作性則需要仔細辨認。這同時意味著，當我們將新詩研究的“方法”看作是一種“生產性”概念時，圍繞其形成的研究主體與研究對象均需進行自我的追問與審視。李怡在2015 年曾提出“作為方法的‘民國’”的研究觀念①，在他看來，該觀念既表現出與竹內好、溝口雄三等人所提出的“作為方法的亞洲”（1961 年）和“作為方法的中國”（1989 年）等理念的自覺“對話”，同時又不拘囿于后者的理論視域，因為它通過“重拾自我體驗”，能夠建構出“學術自主”的可能性。在筆者看來，此處的“方法”顯然在方法論層面確立起了研究民國時期新詩歷史的獨特優勢，具體表現在“回到民國歷史”與“尊重民國歷史現象自身的完整性、豐富性、復雜性”兩個層面。由是，“民國”作為“方法”自然具備著強烈的“生產性”。

在2019年的中國新詩研究中，作為方法與研究范式的“新詩史”被集中建構出來。這里的“新詩史”既包含著傳統意義上新詩發生與發展的時間脈絡，又包括了由文化、政治等因素構筑而成的社會空間，總體上形成一種“生產性”的時空結構體。盡管2018年的新詩研究中也關注了“新詩史”，但其重點在于著作層面的觀看，并且由于這種觀看涵括在研究者所持有的“歷史意識”之內，其作為方法的主體性尚未清晰呈現［1］。與之相比，本年度的新詩研究則建構出了作為方法與研究范式的“新詩史”，學者們不僅在新詩史的書寫中自覺運用了“問題意識”，而且還在“新詩史”的理論視野下探究了諸種詩學問題。同時，本年度的新詩研究還通過尋找被遮蔽的新詩史料，探尋著“歷史化”研究的可能性。

一、新詩史寫作中的“問題意識”

傳統的新詩史寫作中，以時間脈絡為經、以詩人或詩學現象為緯的思維方式幾乎占據了寫作的主體。此種寫作固然能夠呈現新詩發展的整體面貌，但就寫作對象而言，其面對的始終是一位“初級讀者”，而且這位“讀者”的觀念在閱讀過程中也容易固化。他們認為某些時段必然會出現某些詩人或詩學現象，而至于“為何出現”，則似乎漠不關心。此種寫作只是在完成一部介紹性質的新詩歷史，完全拋置了對作為“問題”的新詩史的思考，其史學價值自然有待商榷。倘若要培養新詩史的“高級讀者”，就需要寫作者能夠自覺地以新詩發生與發展過程中的“詩學問題”作為基本導向，在呈現自身“問題意識”的過程中，不斷喚起“讀者”的“問題”理念，從而形成雙向互動。

本年度的新詩史寫作重視“問題意識”，寫作者大多以新詩發生與發展過程中出現的“詩學問題”為導向，在揭示問題之復雜性的過程中，也為問題的解決提供了參照。盡管錢理群早在2005 年就提出文學研究方法之綜合性的基本要求——“大文學史”觀念，隨后陳超、姜濤等學者又相繼提出“歷史——修辭學的綜合批評”與“大詩學”觀等研究方法②，但李怡的《文史對話與大文學史觀》③依然顯示出其寫作的活力。他在認識到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從“文學審美”到“文史對話”之轉變的基礎上，提出了基于文史互動觀念的“大文學觀”。該觀念不僅有助于“ 在西方純文學的文體寫作之外，繼續發掘中國作家的文體追求與多樣化寫作”，而且“大文學觀”本身所包含的“中國本土內涵”則為“跨界”解釋中國文學現象提供了更多理論支持。可以說，李怡正著眼于當前文學研究（新詩研究）中所出現的方法雜亂問題，為綜合性研究方法的理論重構提出了建設性的意見。此種語境下，張潔宇的《民國時期新詩論稿》［2］則依靠著獨特的“民國”視域，進一步推進了當下的新詩史寫作。該著意識到“百年新詩史”中存在的“個人/歷史”和“寫什么/怎么寫”的疑惑，努力廓清新詩百年歷史所內蘊的“詩與真”問題。該著將新詩發展歷史上的已有問題重新“問題化”，在“當下場域”與“民國語境”的關聯空間中對問題進行適度剖析，以全新的視野凸顯了寫作的活力。比如在處理胡適這一對象時，該著將關注點放在了其詩論《談新詩——八年來一件大事》［3］之上，并將它與廢名的《談新詩》［4］聯系起來。這種做法既區別于一般研究中對胡適詩作的普泛關注與過度闡釋，又將研究本身放置在“民國”的歷史語境內，通過廢名與胡適關于“新詩史”的對話，呈現出了新詩發展過程中的觀念交鋒。

與張潔宇著作相對應，姜濤的《“新詩集”與中國新詩的發生（增訂本）》［5］也將焦點放在現代新詩的發展歷史之上，只不過其論述時段更短——集中于新詩的“發生期”。盡管嚴格上說，該著并不屬于本年度的新作（在其2005年出版的《“新詩集”與中國新詩的發生》一書基礎上修訂而成），但從其“增訂本前記”與“附錄”的四篇文章中，我們可以發見某些新的寫作質素。“增訂本前記”一方面提出了原著尚未處理及展開的某些詩學問題，另一方面則對“附錄”部分的文章做了整體概述——“希望能大致呈現早期新詩的概貌、其美學活力中的文化政治意涵，以及新詩史敘述線索的生成”。尤其在“附錄”部分的《新詩的發生及活力的展開——新詩第一個十年概貌》一文中，姜濤不僅歷時地梳理了新詩從發生起至1920 年代中期的整體發展概貌，更重要的是意識到了這種“特定展開邏輯”所包含的“封閉性”，及其帶來的對新詩歷史復雜性、多樣性的認知障礙，進而提出在探究新詩歷史時所應持有的一種“審慎而開放的文學史態度”。賴彧煌的《經驗、體式與詩的變奏——晚清至“五四”詩歌的“言說方式”》同樣把研究時段放在了新詩的“ 發生期”，其更加關注的是新詩由晚清到“五四”的轉型過程。該著探觸了新詩發生與發展過程中“言說方式”的建構問題，這里的“言說方式”建基于共時性的詩學認知與歷時性的詩歌史眼光之上，試圖抵達詩學與詩歌史的雙重目標。據此出發，該著剝離了一般性的詩歌史結論，而將“完成時”的“新詩”拉回到“未竟”的狀態，認識到新詩“與其說完成了體式與經驗互為摩擦中詩的變奏，不如說它仍在變奏之中”［6］。

本年度的新詩史著作中值得注意的還有鄭慧如的《臺灣現代詩史》［7］，該著將視域放在1920—2018年的臺灣詩歌之上，以宏闊的詩史視野與扎實的史料搜集和文本細讀能力，歷時地觀看了臺灣現代詩的發展歷程——包括“啟蒙期”（1920—1949）、“ 經典形成期”（1950—1969）、“新興詩社的世代議題”（1970—1979）、“專業化、正式學院化時期”（1980—1999）、“臺灣現代詩史的觀察期”（2000—2018）五個主要時期。該著最主要的貢獻在于以臺灣現代詩發展過程中的詩學問題為導向，對長期固化的流行觀點進行了觀念的重構，寫作出獨具個人化特征的“臺灣新詩史”。如在論述詩人洛夫時，鄭慧如以文本細讀為基礎，全面檢視了洛夫詩歌的成就，同時觀察到其詩歌的“十項特質”，呈現出特殊的詩歌史地位④ 。簡政珍將《臺灣現代詩史》看作是一部具備“生命感”的詩史，并認為它是“目前成就最高的‘臺灣現代詩史’”⑤。另外，劉奎的《詩人革命家：抗戰時期的郭沫若》［8］盡管以“郭沫若”這一詩人個體作為研究對象，但他顯然沒有局限于“詩人論”的視角，而是將“詩人論”與“文學社會學”的方法結合起來，在“主體——表達——時代”的綜合維度之上，認識到了“抗戰時期”郭沫若的各種身份與社會時代命題之間的相互糾葛，以及在這種糾葛與纏繞中彼此展開、相互作用的發展歷程，也因此實踐了吳曉東所認為的“研究主體與歷史對象的彼此敞開”［9］。

二、在“新詩史”的理論視野中

除新詩史的寫作外，本年度的新詩研究還在“新詩史”理論視野中觀看了既存的詩學問題。研究者們或以新詩史的敘述為主體，呈現其對于固有概念或理解的追問與反駁；或將“新詩史”作為基本視野，探究新詩發展歷程中的諸種詩學現象；或關注到“新詩史”影響下的形式建構，以確立新詩形式變革的主體性。當然，還有研究者試圖通過“片論”的形式完成新詩史的講述，以豐富當前的新詩研究方法。

新詩史在其漫長的發展歷程中形成了諸多本質性的敘述，由于這些敘述大多被后世研究者當作不言自明的觀念，圍繞敘述本身便形成了某種“認識裝置”。如冷霜觀察到的“中西詩藝的融合”這一敘述便被固定在某種“裝置性”的認識內，這種認識雖然符合文學“現代性”的基本訴求，但其在確立“主體性”的過程中，新詩與古典詩歌的關聯問題隨即被懸置起來，新詩自身實踐在新詩史生成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則更加模糊［10］。此種敘述框架在“較晚近”的詩學研究中才有所突破或質疑，但其中也存在著某些尚未解決的問題。通過這種觀察，冷霜注意到只有把“新詩歷史上的某些藝術探索”放回到“寫作主體所身處的歷史、社會、政治、文化、地域、人倫網絡中去認識，充分體認到它們的‘當代性’、實驗性和獨異性，對新詩與古典詩歌關系問題的研究才有可能通向有效的、有建設性的批評。”與冷霜相對應，張桃洲則以譜系學的方式，在細致梳理當代詩學觀念中的“手藝”概念的基礎上，將固有的“手藝”認知重新問題化［11］。在他看來，中國當代詩人的寫作和談論中逐步建構的“手藝”概念主要包括兩個向度——“回歸詩歌作為‘手藝’的工匠性質和其所包含的艱辛勞作”和“ 突出詩歌之‘ 技藝’的詩性‘拯救’維度”，而對“手藝”的具體認知則包含了“自然美/藝術美”“技藝/生命”“語言本體/社會功能”“寫作/現實”等諸多命題，以此可以透視出當代詩人所持有的詩歌觀念。再如郭沫若的《女神》作為新詩歷史起點的判斷雖然得到文學史的定論，但由于后世讀者所持觀念的不同，對《女神》文學史定位問題的認知亦存在差異。基于此種狀況，姜濤認為在當下語境中認識《女神》的“起點”意義，需要重構更為宏闊的視野。為此，他以“世紀”的眼光重新審視了新詩的歷史起點問題，也為理解百年新詩發展史的文化政治意涵打開了空間［12］。而敬文東則在分析西方“ 邏各斯”與中國“ 漢語”之歷史發展和主體內質（“視覺中心主義”與“味覺中心主義”）的基礎上，認識到西方“邏各斯”所帶來的“破壞的美學”對以“味”為根柢的漢語的破壞與重塑，重新處理了新詩的轉型問題［13］。他認為，“白話文運動”正可以作為轉換的中介，在促成漢語“視覺化”的同時，帶來了新詩寫作的變化。此一變化使得“視覺化”的新詩看到了古典詩詞“看不見的東西”，進而圍繞著“失味”組建起了新詩的“現代”特征，如“詞語的一次性原則”“主腦論”等。他還意識到這種“現代性”所帶來的新詩寫作弊病——“新詩對精確和冷靜的過度追求帶來的，很可能是冷血；而對詞語的一次性原則的過度強調導致的，卻更有可能是詞生詞的尷尬局面。”總體上說，敬文東該文通過對“漢語”這一主體的審視，以“史學”的維度考察了漢語詩歌寫作的轉型問題，同時注意到轉型的內在困境，為“百年新詩”的檢視提供了“歷史”參照。

以“新詩史”觀念探究新詩發展中的諸種詩學現象，體現出的是研究者對于新詩歷史語境的自覺把握，從而使其研究的“詩史”效力更加凸顯。如洪子誠運用“新詩史”視野，歷時地考察了馬雅可夫斯基在當代中國的“死亡”與“重生”問題⑥，并透視了該現象背后隱含的復雜原因［14］。在洪子誠看來，這種考察“有助于學界認識文學接受中的錯位、誤讀、改寫，與社會政治、意識形態以及文學觀念變遷之間的復雜關系”。張潔宇則在穆旦的詩學思想與魯迅的雜文精神之間建立關聯，從根本上說，這種關聯本身即建基于“新詩史”的視野之上［15］。而在具體論述中，張潔宇看到魯迅雜文精神影響下的穆旦站在1940年代的歷史語境之內，對其前二十年所提出的抒情方式進行了自我反省，由此提出“新的抒情”的詩學主張。而從新詩史的意義上來說，穆旦的此種做法可以作為一種“新詩的進步”。段從學將“路”看作是大后方文學（詩歌）的中心意象，抑或是一種“生產性的裝置”，重點分析了它所具備的聯結性功能［16］。在他看來，“路”意象一方面將“現代中國”聯結成了統一的空間整體，另一方面則通過這種“空間同一性”，打通古代和現代的時間斷裂，發明了“現代中國”自身的歷史同一性。與此同時，由于普通民眾也參與了“路”的修筑與維護活動，他們便從匿名的“農民”變成了崇高的現代“國民”，“路”也據此完成了“民眾的發現”，顯現出獨特的新詩史意義。

此外，米家路在探究李金發詩歌時，并未采取一般意義上的新詩史視角（主要關注李金發與同時代中國詩人的互動關系），而將其置放在“ 歐洲現代主義詩歌與現代性思潮的語境”之內，觀察到了李金發詩中所蘊含的“強烈的力比多能量的經濟危機”——由身體的癥候所帶來的精神世界的萎靡與頹廢——以及由此創生出的一種“黑暗、嗜睡、寒冷、潮濕與泥濘”的“反照亮/啟迪”敘述［17］。米家路還看到了這種敘述方式的特殊價值，即通過現代性的“反面美學”空間，質疑與批判了宏大啟蒙敘述與現代性進步神話。王東東則在聞一多“民主理念”的視域下，集中審視了他的文學史研究和文學批評［18］。他認為聞一多對中國文學史的研究與現代政治和文化理念之間產生了聯系——具體表現在“貴族文學/平民文學”之辨、詩的前途之“民主”要求等問題的探討中——其最終指向的是民主理念與美學表現之間的內在張力。顏煉軍以細讀張棗佚詩《橘子的氣味》為中心，指明了該詩在張棗詩歌寫作譜系中的多重價值，這種價值尤其體現在它所具備過渡性特征上——張棗詩歌從“室內”主題向社會性主題的過渡［19］。而該詩所包含的“歷史個人化”的詩學嘗試，以及對于寫作“元問題”的思考，使其既再現出1990年代詩歌的詩學特質，又對當下的詩歌寫作產生了特殊啟示，其新詩史位置也由之凸顯出來。

本年度的新詩研究還在“新詩史”的理論視野下，觀察了新詩形式的建構問題。如王澤龍看到了“五四”時期的新詩在詩歌語言變革中的形式建構，而這種語言變革包含著清末民初“科學思潮”⑦和西方現代詩歌影響下的現代白話的自覺運用［20］。就具體的建構方式來說，一方面，現代漢語語義關系改變了傳統詩歌的思維方式，使現代詩歌逐步形成“以句為核心、注重句子之間關系的整體思維特征”；另一方面，現代白話的敘事性特征、現代虛詞的大量入詩、人稱代詞與標點符號的普遍使用，重新塑造了新詩的形式與趣味。相應地，王雪松則在考察校園期刊《新潮》與《清華周刊》的過程中，認識到二者對于新詩文體建構（包括視覺形態、詩行建設、標點符號等內容）的重要作用［21］。這種研究回到了新詩發展的歷史現場，呈現出內在的詩學價值。

還需注意的是，本年度的新詩研究中出現了以“片論”的方式講述新詩史的嘗試，集中體現為了吳曉東對1940 年代中國詩論圖景的勾勒［22］。在吳曉東看來，之所以采取“片論”的方式，是由于該階段中國詩論自身的駁雜與豐富，無法經由“ 預設性”的觀念或理論進行統攝，于是便分為“民族形式與大眾化”“抒情的放逐”“詩的形象化”“鄉土抒情”“長詩與史詩”“新的綜合”“以肉體去思想”以及“詩人論”等諸種議題。此種“片論”的方式最大程度地再現了該階段中國詩論的復雜性與多元性，更加符合新詩歷史的發展實際。

三、新詩“歷史化”研究的可能性

對史料的重視在當前的新詩研究中幾乎成了“不言自明”的事實，這種重視固然能在不斷挖掘與呈現“被遮蔽”詩人或詩學現象的過程中，豐富與完善當下的新詩史寫作，但其內在的限度正來自于這種“不言自明”性，乃至產生了某些“為史料而史料”的弊病。此種現象對于新詩研究的長遠發展而言顯然是不合理的，甚至也與史料研究的初衷相悖謬。就此而言，張均提出的“以問題為本”的史料考訂［23］似乎為這一問題的解決提供了某種參照——這種研究方式能夠做到“內外互動”與“考釋并舉”，自然擴充了史料研究的內部空間。但由于他意在構筑當代文學研究的“史學化”空間，此種方式的提出更多地屬于策略性的指認，所以我們需要特別注意史料的使用限度，以及“文學（詩學）問題”與“史料”之間的關系等問題。從本質上說，與史料有關的研究指向了“歷史化”研究的可能性，而本年度的研究者在挖掘新詩史料的過程中，不同程度地觸碰了這一議題。

《新詩評論》在本年度推出的“劉榮恩研究專輯”為當前新詩的史料積累呈現貢獻了力量。該專輯包括劉榮恩發表的四篇評論文章⑧，畢基初［24］、李廣田［25］二人對劉榮恩詩歌的評論，以及吳昊編訂的《劉榮恩年譜》［26］和寫作的評介文章《憂郁的低語—— 劉榮恩生平鉤沉》［27］。尤其是在這篇評介文章中，吳昊敘述了劉榮恩不同階段的詩歌寫作與生存抉擇，不僅為讀者認識這位“新詩史上的失蹤者”提供了豐富材料，而且更重要的是進一步確立了劉榮恩詩歌的“新詩史意義”，同時也為彰顯1930年代至1940 年代詩歌的價值創造了更多可能性。《新詩評論》之外，劉福春則通過敘述自身與劉榮恩的書信往來，重點評介了劉榮恩出版的六本詩集（包括《劉榮恩詩集》《十四行八十首》《五十五首詩》《詩》《詩二集》《詩三集》）的主體內容，以及畢基初、魏彧、李廣田等人對劉榮恩詩集的評論文章［28］。可以說，當下的新詩研究基本呈現了新詩史上“被遮蔽”的劉榮恩，而對其詩學價值的挖掘與史學意義的確立仍需要更多研究者投入精力。

除劉榮恩外，易彬主要致力于穆旦“新見材料”的內容再現與價值分析，表現出對穆旦進行“歷史化”研究的可能性。如在穆旦與曾淑昭的“新見材料”中，易彬盡管看到其進一步明確了穆旦的生平事實、豐富了穆旦的寫作局勢，同時拓展了曾淑昭作為穆旦“女友”的形象這一話題，但從穆旦愛情詩的總體寫法上說，這些“新見材料”并未改變既有的路向。［29］這便表明，易彬并未著力于“新見材料”之價值的過度闡釋，而是在運用“歷史化”研究方式的過程中，審慎地思考了其詩歌史意義。又如對待坊間新見的“穆旦交待材料”時，易彬一方面評介了這些材料所包含的大體內容及其獨特價值，另一方面則特別提出要對這些材料進行“ 辨偽”工作，發現其中的“臆造性”［30］。這同時為新詩史料研究提供了“歷史化”的基本路徑，即研究需在謹嚴的態度下完成對史料的鑒別與篩選，客觀地呈現其在文學史（新詩史）上的意義，而不能被史料本身所牽制，通過觀念的“預設”來夸飾其本有的價值。

此外，王家新和方邦宇關注到了馮至的《新詩蠡測》，一方面補充了《馮至全集·第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中該文缺失的“下半篇”部分，另一方面對該文的新詩史意義做出“蠡測”：在其看來，馮至的《新詩蠡測》“在深廣的歷史和詩學背景下來審視新詩的發展，深入反思了既往新詩史的問題，進而對困擾新詩發展的自由與形式、情感與理智、個人與大眾（社會）等沖突，提出了懇切的建言”［31］。這充分肯定了《新詩蠡測》所具有的新詩史意義，認識到其“ 在新詩批評史上占有一個重要位置”。商金林則通過梳理和解讀胡適與劉半農的四封書信，談及了白話詩的“討論”風氣、劉半農的赴歐留學、“中國舊戲”和“唱雙簧”引發的分歧等問題，不僅為我們觀看《新青年》同人的面貌提供資料，也使我們能更為深入地理解劉半農編印《初期白話詩稿》的初衷［32］。

整體而言，本年度的新詩研究在處理史料問題時做出了“歷史化”的探索。但就史料自身價值的挖掘及其“歷史化”研究的成果來看，目前仍有較大的空間。這就需要研究者一方面調整“唯史料是從”的觀念，校準自身的研究坐標；另一方面則要通過“歷史意識”的自覺置入，將史料變為真正的“ 歷史對象”來進行研究，尤其注意其發生的社會歷史語境，以形成更為開放的研究空間。

綜上所述，作為方法與研究范式的“新詩史”在2019 年的新詩研究中得到呈現，研究者無論在新詩史的寫作，還是“新詩史”理論視野中的詩學問題探究，抑或在新詩研究的“歷史化”層面，均進行了有益嘗試，在建構出“新詩史”方法論的同時，也有著自覺的實踐，這對于新詩研究方法的拓展而言無疑是積極有效的。但需特別注意的是，“方法”在此作為一種裝置性的概念，其本身的“邊界”需審慎厘定。作為“方法”的“新詩史”固然有其研究的活力，但就“方法”的具體操作來說，其所包含的“封閉性”成為研究者所需特別警惕的地方。

注釋：

① 參見李怡的《作為方法的“民國”》（山東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一書中“導論”部分。

② 具體參見錢理群：《關于20 世紀40 年代大文學史研究的斷想》，《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5 年第1 期；陳超：《近年詩歌批評的處境與可能前景——以探求“歷史—修辭學的綜合批評”為中心》，《文藝研究》2012年第12期；姜濤：《“大詩學”與現代性困境中的穆旦問題——段從學〈穆旦的精神結構與現代性問題〉序》，《文藝爭鳴》2014年第10期等文章。

③ 參見李怡：《文史對話與大文學史觀》，花城出版社，2019 年版。盡管該書并非一般意義上的新詩史，但它所包含的研究觀念為新詩史的寫作提供了參照。尤其在該著“第三編”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李怡借助“大文學史觀”專門分析了新詩的誕生、大眾傳媒與新詩的生成等問題。

④ 該著中有關詩人洛夫的論述也以論文形式發表了出來，參見鄭慧如：《論洛夫詩歌的成就與特質》，《江漢學術》2019年第6期，第57-71頁。

⑤ 參見簡政珍：《詩史的生命感——評鄭慧如教授的〈臺灣現代詩史〉》，未刊稿。該文特別指明了鄭慧如《臺灣現代詩史》的獨到視野與見解：“以文本作為詩人定位最重要的依據，非散文化的詩觀，以質地稠密的長詩檢驗焦點詩人，強調詩要體現生命感，敏銳區隔文字優游自在與文字游戲的差異，對流行與風潮精辟的見解，以及對詩文本驚人的閱讀能力。”

⑥ 這里的“死亡”指的是中國詩壇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之際出現的對馬雅可夫斯基斯基評價的衰落現象，而“重生”則指向了近年來中國詩歌界和俄蘇文學研究界推動馬雅可夫斯基“復出”的重釋和重評。

⑦ 來自西方的“科學思潮”及其所帶來的新詩寫作觀念變化在本年度的新詩研究中具有代表性，如康凌在考察中國詩歌會提出的“以‘勞動’為核心、以階級為框架的詩歌節奏理論”時，特別注意到了其中包含的以“節奏”的生物學起源為標志的生命政治與生命詩學話語，并認識到這種話語的生成是“現代生命科學（尤其是胚胎學）的發展，種族主義、殖民主義的人種志研究，聲音與媒介技術，以及現代文明危機論等復雜動因相互糾纏、共同推動的結果。”這種考察為理解左翼詩歌與現代政治的關系提供新的可能（《節奏”考：生命科學、文明危機與階級政治中的詩歌與身體》，《現代中文學刊》，2019 年第3期）。與之相應，文貴良在論述郭沫若的白話詩學時，也注意到了“科學思維”起到的獨特作用，尤其當“科學思維”與“主情主義”的“詩學思維”相結合時，作為詩歌寫作主體的“我”便轉化為了一個“巨大的能量體”，從而生成出全新的、現代性的“個我”（《新名詞、科學思維與白話新詩——以〈天狗〉為中心論郭沫若的白話詩學》，《南方文壇》2019年第3期）。

⑧ 這四篇評論文章為：《談“商籟體”Sonnet》，《益世報·文學周刊》第6 期，1934 年4 月11 日；《一個牧師的好兒子》，《益世報·文學周刊》第10 期，1934 年5 月9 日；《評〈現代中國詩選〉》，《大公報·文藝》第182 期，1936 年7 月19 日；《悼郝斯曼》，《大公報·文藝》第310 期，1937 年3 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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