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主持語

在中國新文學史上，地方性書寫不僅歷史悠久、成績顯著，而且也備受文學研究者們的贊譽——似乎一個作家越是表現了獨特的地域風情，那么他的創作也就越發地具有了文化根基。然而風潮所及必有暗流，當一些作家以文學的名義占山為王之際，卻經常會在無意間畫地為牢，陷入到了一種老調重談的創作困局。這當然是由于作家們對地方性書寫的過度迷信所致。誠如弋舟所言，當“我們將這場靈魂跋涉的起點預設成了文學全部的要義”時，也就意味著“將牢籠懶惰視為了殿堂”。那么，地方性書寫的限度究竟在哪里？而我們又該如何打破舊規、另辟新途？

弋舟的文章，關注“拘囿”與“掙脫”的問題，既點明了地方性書寫的困局，也努力嘗試著開辟新的路徑。在他看來，作家寫作中的“必須”性，導致了目前地方性書寫的套路化。而真正的寫作，其實因為“受困于自己胸中那澎湃的拘囿與掙脫之力”，所以才能煥發出“希緒弗斯般推石上山的虛妄的勇氣”。這種勇氣，終將令作家“張望到了自由”。

宋嵩的文章，從思考“小說何以分南北”開始，經過一系列的學理考辨，闡明了文學的“地域／地方性”問題如何復雜。在此基礎上，他以列斐伏爾、愛德華·索亞等西方學者的理論為據，指出小說中的“分南北”問題，其實是“文學讀者根據文學家所創造的文學地理空間，聯系自己的生活經驗與審美感受所再創造的文學審美空間”。

劉芳坤的文章，關注地域性、先鋒性與異質寫作的關系問題，指出前兩個概念其實都寄托了學界對“異質寫作”的某種價值期許，主張“建立寫作的區分度”，從“寫什么”的角度擁抱地域性，從“怎么寫”的角度擁抱先鋒。如此見解，對于那些將地方性誤以為是文學性的作家來說，顯然具有明辨是非和警醒糾偏的價值。

——葉立文

A段：

春天耕種，乏牛乏驢在鞭子驅趕下把每一個山頭山洼山脊梁兒走遍。它們身后拖著沉重的犁鏵，跟著扶犁的男人。男人后面，是衣衫襤褸的女人，女人們小心地把各色種子撒進身下的土地。她們總是趁人不備，將糧食塞進自己的大口。她們饑餓的大口，簡直要把盛糧食的木升子吞下去。大家的眼睛是貪婪的，更是饑餓的。

B段：

滿天的星星又都出來了。從很小的時候他們就聽說星星晚上出來是來喂豬的，天上有多少星星，地上就有多少豬。星星們每天按時出來喂豬，它們要是不出來，天上一片黑暗，地上豬就會挨餓，就會吱吱叫。

在創意寫作的教學中，經常會出現如上的案例與以下問題：A段和B段出自一篇小說嗎？它們是否前后相連？因為這兩段都與“饑餓”的主題相關，A段描繪了一幅動作連貫的畫面，而B段則采用擬人的修辭手法。當然問題的提出已經告知答案：A段和B段并非出自一位作者之筆。兩篇小說描繪的時代相近（約為20世紀60、70年代），原文都采用第三人稱限制視角（一位少年的回顧記憶），但是在文學批評的過程中我們往往不會按照此種思路去判斷作品，特別是在文學批評仿佛習慣于將作品視為思想產物而非語詞產物的當下。雖然按照韋勒克的說法，文學批評闡釋A優于B，文學史說明A源于B，而在實際中，文學批評與文學史卻很難做出這樣的區分。現在謎底揭曉：A段取自馬金蓮的小說《父親的雪》，原發《朔方》2019年第1期；B段取自呂新的小說《哭泣的窗戶》，原發《上海文學》1989年第1期。謎底一旦揭曉，評論家似乎會馬上找到方向，在馬金蓮的身上有著最為重要的兩個標簽：“80后”作家和回族作家；而呂新的身上也有著兩個重要標簽：先鋒作家和晉軍作家。經過如上的文學批評游戲，令我們警醒的一是：在這三十年的時間里，“文學性”評價失效了，文學史結論已經潛入到文學批評之中，地域、代際等標準在批評中成為主角。二是，呂新、馬金蓮作品的文學性評價的共同點為“地理”。地域表達（晉地/寧夏）造就異質寫作，使得他們一個成為先鋒作家的翹楚、一個是“80后”作家中的佼佼者。因此，討論那些優秀作家作品的文學性要素看來是饒有趣味的話題。地域性當然不能和文學性劃等號，那么，我們將如何擺脫文學史的魅惑直達概念的內涵呢？

第一個可以探討的問題是“先鋒”這一詞匯。“先鋒”用于描述文學本應是一個動態的詞語，然而在中國當代文學中“先鋒小說”特指20世紀80年代末出現的一批具有“形式探索”意味的作品。“形式探索”與“先鋒”一樣屬于動態概念姑且不論，公認的中國先鋒文學起源之一是1984年《西藏文學》，這一文學史方案有將邊地（內容）與探索（形式）合成為“先鋒”的意味。在新時期以來的中國當代文學中，地方性知識往往是文學“獨創性、反叛性、實驗性”的質素，而以上三個特性也恰好吻合“先鋒文學”的內涵及特征。請看當年一些經典的先鋒小說評論：“也許,馬原的方式就是他心中那個神襖的具體形象，方法崇拜和神崇拜在此是同一的。”[1]“‘南方’這個普泛的字眼，在蘇童那里有了極具個性化的呈示,構成蘇童小說中相當重要的審美判斷與價位取向，成為一種意象,一座密不透風的象征群落。”[2]“準確地說它們屬于文化觀念或生存的世界‘觀’問題。在他們的世界‘觀’視野里 ,神奇的事物混同著現實和細節自然地流露出來，信仰產生了奇跡。”[3]。之所以使用“地方性知識”是我看到這些評論的說辭，無論是馬原們的崇拜、信仰等帶有偏遠迷幻色彩的敘事，還是蘇童們的張力有度的“南方”，都只是借用了地域的外殼，而其本質則是吉爾茲所謂“人類學里，與交流、儀式、或政治符號學有聯系的又比與法律聯系得多”[4]的地方性知識。雖然呂新的相當一部分作品有關于晉北農村山區的記憶，他通過借助風物抒發情感而展現了獨特的地標意義，但是，自從1986年發表《那是個幽幽的湖》開始，其本來就是作為“讓山西吃驚”的寫作一脈而步入先鋒代表作家行列的。盡管山西本土批評家更愿意描繪出某種地方文學的譜系，呂新卻每每表示出其作品不僅是山水流脈，更多屬于歷史區異。

因此，我認為，曹乃謙、王祥夫直至劉慈欣的“地域性”更大程度上是一種“地方性知識”的成功。使用地方性知識取代地域性起碼可以從兩個層面反省文學史意識：第一是中國當代先鋒文學以形式命名的尷尬。“先鋒”作為歷史的曇花一現，并不能夠直達中國當代小說的精神質地。第二是有助于厘清地域性在當代文學中的作用和當代文學思潮的關聯，避免片面理解當代文學史。近年來，已經有不少的文學史采用大量的篇幅將新時期以來的當代文學史作了區域區隔的處理，例如新近由張炯主編的《中國現當代小說史》將用三章的篇幅解說“地域與民族風情敘事”，這種意識甚至影響到了如今的中學讀物，某些中學讀物僅僅單純從地域的角度賞析當代文學經典作品。在當代文學經典化的過程中，一旦以“地域性”來取代當代文學的整體性這是不符合當代歷史事實的，更是十分危險的。

一個有趣的假想是：我們為什么不能將“80后文學”的異數馬金蓮的小說命名為先鋒文學呢？這個假想揭開了地域性魅惑的面紗：在公認的先鋒文學斷裂、轉型的基調下，地域性概念也變得搖搖晃晃，失去命名文學史的法力。描寫山西的孫頻、東北的雙雪濤、貴州的曹永、四川的顏歌、北京的馬小淘等等“80后作家”無疑也具有“先鋒”的色彩，因為從“形式”上來說，孫頻已經從女性經驗逐漸擴展到歷史縱深的領域里，并進行了多重視角的實驗，曹永本身就堅定自己從上一輩先鋒作家余華那里萃取到了“鮮血梅花”的精華，更不必說雙雪濤、馬小淘、顏歌小說中表現出來的“說話的藝術”了。可見地域性在文學史指涉中的不穩定性，它只是作家創作的一種借力，與其讓它沉淀為文學史的結論，我倒更愿意相信先鋒永恒。因為自“80后文學”概念誕生那一刻起，其帶有的“反叛性、實驗性”即具有強大的張力，并從另一個意義上替換了“先鋒文學”的意指。

回到文學批評歷史現場和體察文學史“進化”的焦慮，無論是使用“先鋒性”或是“地域性”，其實都包含著對異質寫作的呼喚。所謂“異質性”的呼喚首要問題就是建立寫作的區分度，從而成為文壇的異數開殺新路。因此，文學發展史很可能是在異質性的呼喚下從“寫什么”的角度擁抱地域性，從“怎么寫”的角度擁抱先鋒。在我對近年小說創作的有限閱讀中，文學作品起碼從兩個方向上還在延續著如此的文學史建構“秘密”：一是方志寫作，二是方言寫作。一方面，小說之“虛”為擺脫話語束縛而重返中國復雜的革命歷史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方志”之“實”又成為本土化敘事的落腳點。像某種意義上的“中國先鋒文學之父”博爾赫斯指出的那樣：“做夢就是把所有看到的鏡頭協調起來，用它們編織一部歷史或一系列的歷史。”回想韓少功的《馬橋詞典》，再細思近來的《老生》《山本》《空山》，這樣借以“方志敘事”從而凸顯異質性的作品，仍然具有博爾赫斯般“整理歷史”的先鋒面影。

方言是地域文化的承載者。金宇澄運用上海方言寫作的《繁花》獲得巨大成功，似乎給批評界帶來了極大的動能：以方言寫作昭彰異質寫作的方向。回溯善用方言寫作的文學大家，魯迅也借助紹興方言，沈從文更是湘西的代言人，但是方言絕非“異質性”的最主要策略。在八十年代那次大潮跌宕之后，那一代作家還在持續著方言寫作，方言之于韓少功、莫言、賈平凹、閻連科等作家實際上構成一種文化基因，或者說，是他們書寫日常生活的慣性，這批“50后”作家的作品借方言中的民俗風情與歷史文化精彩地完成了本土化色彩的小說敘事。倒是跨越書卷氣濃厚的“70后”作家的標準語言寫作、曾經賣點十足的新銳作家的文藝腔寫作，如今，“80后”“90后”作家正在重啟方言寫作，但就目前來看，他們的方言寫作還未成氣候，并未形成上一代的集體風格。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學，這與他們所接受的教育背景密切相關。所以，最后我們必須強調異質寫作的關鍵還在于異質性主體的養成，而先鋒性、地域性都是披附在強大主體之上的外衣。

注釋：

[1]吳亮：《馬原的敘述圈套》, 《當代作家評論》1987年第3期。

[2]韓子勇：《蘇童：南方的植物》，《小說評論》1992年第5期。

[3]陳曉明：《空缺與重復：格非的敘事策略》，《當代作家評論》1992年第5期。

[4] [美]吉爾茲：《地方性知識：闡釋人類學論文集》，王海龍、張家暄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版，第29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