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馬可瓦爾多》談卡爾維諾的“荒誕”與“輕盈”
今年,卡爾維諾的《馬可瓦爾多》由譯林出版社首次推出簡體中文版。“一年四季輪回,一季一個故事”,該書創作于卡爾維諾創作生涯的過渡期。從這個時期開始,卡爾維諾把早期對政治的關注轉移到了城市生活中,從而塑造了馬可瓦爾多這樣一個有著詩人氣質的小人物形象。
《馬可瓦爾多》
4月22日,小說家朱琺以及書評人黑傘做客“跳島FM”第四期,從《馬可瓦爾多》聊到城市生活的精神困境、卡爾維諾追求輕盈的美學觀以及他對中國的影響。
卡爾維諾
從“馬可瓦爾多”看城市生活中的精神困境
在《馬可瓦爾多》之前,卡爾維諾已經完成了非常有影響的《意大利童話》,整理了200篇意大利民間故事,還有很受歡迎的“我們的祖先”三部曲。在《馬可瓦爾多》之后,他又有了《看不見的城市》《寒冬夜行人》等代表作。
在朱琺看來,《馬可瓦爾多》在結構上已能隱約體現卡爾維諾的特征。書里有20篇短篇故事,但與一般短篇小說集不同的是,它不單純是短篇集合,而是呈現出“一部完整的書”的狀態。“書里寫到了馬可瓦爾多在城市中的種種奇遇。它的可讀性很強,展現出各種與現實貼近的一面,又有神奇的另一面。這就展現出卡爾維諾作為一個卓越小說家的才能。”
在故事里,馬可瓦爾多有著一雙不是很適合城市生活的眼睛:標志牌、紅綠燈、櫥窗、霓虹燈、宣傳畫,那些被設計出來就是為了吸引人注意力的東西從來留不住馬可瓦爾多的目光。然而,樹枝上一片發黃的樹葉,纏在瓦片上的一根羽毛,卻從來也逃不過他的眼睛。
“我們可以從這個故事里看到一個平民眼中的城市空間。”朱琺說,二戰之后,意大利作為一個戰敗國,經歷了種種創傷,正慢慢復蘇。此時一個偏社會底層的、缺乏資源的、勉強棲息于城市中的人,他可能原本有著田園牧歌式的生活空間,但現在只能居住在一個很狹小、逼仄的空間里,甚至生病了也沒有時間和費用去治,不得不求助于一些所謂的偏方。
“二戰之后,這種城市化的生活是大趨勢。對于城市的理解和感受,至少在20世紀的文學作品中,是一個繞不開的一個主流。誰能把人在城市生活中的這種精神狀態和生存狀態詮釋得生動了,就是一種文學上的成功。我覺得卡爾維諾詮釋得很好。”黑傘舉例故事中的一處細節:馬可瓦爾多一定要到公園的長凳上去睡覺,因為他想在睜開眼睛的時候就看到樹葉和天空,他想在自然的包圍下進入夢鄉。
“然而,一會有修路的嘈雜聲,一會有遠處的紅綠燈閃爍。他想睡也睡不著,他在聽覺、視覺等各種感受力上都受到了城市生活的包圍和困擾。這個故事恰恰是為了表達城市生活的逼仄感,我們在城市生活中無處逃脫。”
黑傘說,卡爾維諾經常會以一種例外的、荒誕的情景,去切入看似現實的小說敘事中,目的是希望揭示出現代人的精神困境。“他通過表達一種戲謔、荒誕、輕盈,把他一直追求的自由表現出來。”
從《馬可瓦爾多》看卡爾維諾追求輕盈的美學觀
朱琺認為,卡爾維諾在《馬可瓦爾多》中不是要表現現實主義的殘酷,而是把它訴諸一種更輕盈的狀態。“正如他在《未來千年文學備忘錄》里重點表述的輕盈,從現實生活中漂浮其上的,但是這種漂浮其上又不是無根的、飄渺的、含混的,或者說是篡改的。套用一個我們現在的術語來說,這是一種例外狀態。這種例外狀態是卡爾維諾這位小說家賦予它的,而不是原有的文學譜系所賦予它的。以前很少有主流文學這樣來表述。”
黑傘表示,這樣的“輕盈美學觀”其實和卡爾維諾在風格上、美學上的追求有關:“他處理城市題材不像中國作家。《馬可瓦爾多》適當地回避那些尖銳的矛盾。在非常適當的情況下,它讓自己起飛,脫離它的現實,但是最后又莫名其妙地回到現實中。”
“他作品中的荒誕感也是從這個地方來的。這種荒誕性往往是后置的,你讀完小說之后才感覺到荒誕,而不是你邊讀邊感覺到荒誕。你在讀的時候不能感覺到有一種和文本的距離感、沖突感,你在讀的時候要非常酣暢淋漓,他在寫的時候也非常酣暢淋漓。在這種酣暢淋漓中,作者和讀者相遇了,達到了某種共識。”黑傘說。
朱琺還補充道,卡爾維諾的“輕”不等于完全否定“重”。“從他的人生,包括他的創作生涯中,我們可以看得到這種軌跡。”
在他看來,《馬可瓦爾多》文本中隱約閃現的現實本身確實是很沉重的。“比如馬可瓦爾多一家人去超市,他們買不起東西,就跟著別人一起把東西放到購物車里面過把癮。你可以發現這是一種淚中帶笑的狀態,卡爾維諾沒有渲染痛苦和貧乏,而是把它訴諸于一種有更大空間的上升感。”
“因此,卡爾維諾最初吸引我的地方就是他的那種非現實性,一種輕盈的狀態。你可以發現他對現實的處理方式固然有一些現代性的因素,但是它所展現出來的奇幻感,帶來了一種例外的感受。”
卡爾維諾在中國的迷人之處
朱琺與黑傘還聊到了卡爾維諾在中國的接受史。朱琺說,早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卡爾維諾作為一個進步作家,他的書已經被翻譯進來了。“《把大炮帶回家去的兵士》是一個比較偏現實主義的、反映游擊隊生活的作品。他去世后,慢慢被中國借鑒和吸收是他的這種非現實性因素。”
在黑傘眼里,國內學習卡爾維諾學得最好的就是王小波。“我看《革命時期的愛情》就感覺特別明顯。看的時候,你不會覺得他是有意設計脫離現實的,你覺得他寫得挺現實的,但是仔細想想又不對,他好像寫得又不現實。讀者本身會產生一種矛盾感,這是很刺激的。”
朱琺認為,“因為王小波對卡爾維諾的這樣一種強調,以及后來我們陸陸續續地接觸到他的《我們的祖先》三部曲、《意大利童話》,卡爾維諾一種迷人的氣質就呈現出來了。那么在此基礎之上,我們對卡爾維諾的認知就更加符號化。按照卡爾維諾自己的說法,大部分的作家是火焰似的蓬勃的,但他是一個晶體式的冷峻的存在。這個狀況實際上恰恰是在《馬可瓦爾多》這本書于1963年出版后,1964年他和妻子結婚,兩個人住在法國,接觸到法國符號學家和結構主義者,因此后來小說的表達方式可能會產生一些變化。”
黑傘認同道:“此后卡爾維諾作品的結構感可能更強,觀念化會更明顯。把他的故事作為一個能指,把他想要表達的觀念作為一個所指。敘事是有溫度的,人在閱讀過程中會有直觀感性的認識。卡爾維諾是比較溫暖的,他有一種氣息會讓人迷戀。”
“按照我們中國人的術語來說,在卡爾維諾晚期的作品中,他有一種人書俱老的那樣一種感覺。他晚期的作品是更有骨感的,而早期的作品也許更有肉感一點。《馬可瓦爾多》在這當中,屬于骨肉勻稱的那種感覺。”朱琺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