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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是2019年各行各業的關鍵詞。2019年傳記文學研究領域一個突出特色是回顧、梳理、總結70年來傳記文學創作概況和研究發展歷史脈絡，總結經驗，反思不足，提出問題，展望未來；與此同時，研究界深耕細作傳統傳記研究話題，開拓挖掘新的研究領域，呈現值得肯定的發展態勢?！拔淖內竞跏狼椋d廢系乎時序。”新時代，與時代精神、時代之中人的故事緊密相連的傳記文學創作呈現一派生機盎然、繁榮景象，與之相比，傳記文學研究和批評則處于明顯滯后狀態，無法為傳記創作予以符合其自身特色和發展的全面而有效的理論指導和支撐。這是傳記文學研究領域陳年舊疾。2019年的成績雖可圈可點，但研究明顯滯后現狀仍未得到有效改善。中國傳記文學迄今已有2000多年的悠久歷史，曾經創造過《史記》這樣輝煌燦爛的高峰。如今，在全面發展繁榮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三大體系”的時代背景下，推動和加強傳記文學研究，努力構建中國特色傳記文學理論體系顯得愈發重要。

關鍵詞：2019年；傳記文學；研究；作家傳記；傳記批評；傳記文學理論體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是2019年各行各業的關鍵詞。2019年傳記文學研究領域一個突出特色是回顧、梳理、總結70年來傳記文學創作概況和研究發展歷史脈絡，總結經驗，反思不足，提出問題，展望未來；與此同時，研究界深耕細作傳統傳記研究話題，開拓挖掘新的研究領域，呈現值得肯定的發展態勢。2019年全年發表論文與2018年基本持平，亦在400篇以上，專著出版至少有四部[1]。整體上看，雖有些成績，但依然掩蓋不住傳記研究領域所存在的眾多問題，擇其要者簡列如下：中國現代傳記文學研究收獲最豐，出現了一些高質量學術論文，其中作家傳記研究、傳記史料整理與研究尤為突出，但廣度和深度需要進一步拓寬；傳記理論研究出現幾篇一新耳目的好文，但整體基礎依然薄弱，無法有效有力支撐快速多元發展的傳記創作；古代傳記研究成績平平，選題偏窄，論題偏小，數量偏少，人才后繼乏人，需要加強和拓展；外國傳記研究質量相對可觀，選題有突破，學術性強，但所涉及領域依然較為狹窄，多集中在作家傳記研究方面；傳記電影研究數量和質量能保持一個正常水準，但突破不大、高質量論文難覓，缺乏理論高度上的分析和把握；傳記批評最為薄弱，以此為志業的批評家寥若晨星，作品質量亟待加強，人才隊伍亟需培養?！拔淖內竞跏狼?，興廢系乎時序?！毙聲r代，與時代精神、時代之中人的故事緊密相連的傳記文學創作呈現一派生機盎然、繁榮景象，與之相比，傳記文學研究和批評則處于明顯滯后狀態，主要問題有：學科歸類不明確，研究團隊后繼乏人，學術成果分散不成規模，不能為傳記創作給予更加全面而有效的支撐和指導，這是中國傳記文學研究領域陳年舊疾。2019年所呈現出來的各類問題，并不全是新近產生的，大多則是多年累積老問題之具體化、個案化。

從學科內部劃分來看，傳記文學研究應至少包含傳記文學理論研究、中國古代傳記文學研究、中國現當代傳記文學研究、外國傳記文學研究、傳記電影研究五部分。本報告主體部分將按此學科分支逐一考察。同時，鑒于“傳記批評”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本報告特將之單列出來，與“會議活動”合并為一節予以述評。

傳記文學理論研究：一樹春風千萬枝

傳記作為一種文體，中國古來有之。早在先秦時期，《詩經》中就已出現傳記文學萌芽，《離騷》以及諸子散文中已涌現傳記文學因素，《左傳》《國語》《戰國策》《晏子春秋》等史傳著作初步孕育傳記文學雛形[2]；漢代開始，史傳文學走向成熟，而《史記》的出現，則標志著我國傳記文學高峰時代的到來。此后一直到20世紀30年代，漫長的2000多年歷史時期內，傳記的發展及其成就雖不及漢代，不過也產生了大量傳記作品。這些傳記文體多樣，名目繁多，影響深遠，極大豐富了中國古代文學發展史，但是“傳記文學”這個概念的出現則是在20世紀初，這時期開始傳記文學才真正脫離史學而歸屬于文學范疇?！皞饔浳膶W”這一概念最早由胡適從西方引進并大力提倡[3]。雖后來也有“傳敘文學”（朱東潤提出）、“新傳記”（孫毓棠提出）等命名，但“傳記文學”作為區別于古代傳記的一種新概念并由此而自立為一統發展至今，學界依然喜歡沿用“傳記文學”這一統稱。

現代意義上的“傳記文學”創作形成了一個極具中國特色的實踐之路：先拿來，后建設；先實驗，后糾偏。幾乎與傳記文學創作同步，傳記學也隨即興起，真正意義上的傳記文學理論探討有效展開并取得一些成果也發生于20世紀前40年間[4]。這也是一個“西學東漸”并與中國現代語境發生內在關聯的必然結果：經由梁啟超、胡適、朱東潤、孫毓棠等學者引進或理論闡釋，并經林語堂、沈從文、魯迅、郁達夫、郭沫若、謝冰瑩等一大批新文學作家的實踐，中國現代傳記理論由此創生并自立為一科而發展至今。不過，其中一個現象很耐人尋味，即從理論角度探討“傳記”或“傳記文學”的概念內涵或本體意義，只是在涉及到學科歸屬或具體文體實踐時被納入預定議題；相關研究并非從虛到虛，而是從實到虛，而且只在實踐中遇阻或遭困時才被予以展開。這種一邊摸索一邊總結的理論革新之路既有其優點，也有其弊端。優點是不設定條條框框，研究人員發揮空間大；弊端是缺乏成熟而穩定的傳統，文體特質、學科歸屬、核心理念等與傳記文學體系息息相關的基本要素一直模棱兩可。這不僅致使理論探討嚴重滯后于創作實際，而且發展至今成了大而無當、一鍋煮式的巨型文類，乃至讓后來者無所適從。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傳記文學理論（含批評）研究是相當重要而且迫切需要有所突破的重大課題。

我國傳記文學理論研究向來薄弱，本年度亦然。相比較而言，帶有一定理論探索趨向并給人印象深刻的主要是文體或方法論上的探討。代表作有孟暉的《“傳記式批評”研究——以中國近現代作家傳記文本為主要考察對象》、李賀的《“先賢傳記”與方志的關系探究——兼論方志的學科歸屬》[5]、趙炳祥的《將生命還給社會：傳記法作為一種總體敘事方式》[6]、謝尚發的《這是文學年譜還是作家傳記》[7]、張立群和趙碩合寫的《現當代作家傳記書寫的 “地域性”問題初探 》[8]、斯日的《“凡事經自己之口說出來永遠都是詩” ——文學作品對傳主生平建構的可能性及其局限性》[9]、侯雨佳的《科學社會學研究中的集體傳記方法》[10]、田可文的《音樂家“生命史”的歷史表述》[11]、王芳的《傳記視域中的“分階段寫作”與毛澤東思想的整體性研究》[12]、廖一的《口述傳記的恢弘樂章——滿族口語說部的口述傳記文學特點初探》[13]、金宏宇的《中國現代“雜文學”的在場與缺席》[14]等。孟暉的《“傳記式批評”研究》以大量現代傳記作家文本為例，對“傳記式批評”的內涵、外延以及諸多有關問題進行界定、分析，是一部專注于理論闡釋和文本細讀的學術專著。張立群和趙碩合寫的《現當代作家傳記書寫的 “地域性”問題初探》提出了一個很具理論性的傳記學問題，即如何看待中國現當代傳記中的“地域性”內涵或意義的生成與呈現問題。由于傳記書寫主客觀因素、傳記作者身份、傳記數量、作家文學史地位、具體出版等眾多外因和內因的制約，中國現當代傳記有關“地域性”的表達必然有其復雜性和因之而形成的在修辭向度與風格上的多元性。這些問題尤需理清，其意義不可漠視，即如作者所言“現當代作家傳記‘地域性’”問題的提出,有助于現當代作家傳記的閱讀、研究和應用，并以此可以簇新現代傳記理論的生長點”。斯日的《“凡事經自己之口說出來永遠都是詩” ——文學作品對傳主生平建構的可能性及其局限性》從對“文類屬性困境是傳記研究的根本命題”的認定出發，以魯迅自傳性敘述散文《朝花夕拾》為例，結合中外傳記文學理論，深入探討文學與傳記之間的關系，側重討論傳主已有文學文本對傳記寫作的潛在影響以及由此而生成的復雜形態。斯文不僅涉及傳記寫作中的真實性、虛構性、傳記作家與前文本之間的“間性關系”等看似常見實則懸而未決的理論問題，也提出了諸如“文類屬性困境”、“前文學文本可否作為傳記寫作的材料”等亟待廓清但又不宜一刀切的實踐問題。這些問題都值得再次討論和論析。謝尚發的《這是文學年譜還是作家傳記》本來是一篇書評，闡述《張煒研究資料長編》的編纂思想和敘述風格，但提出了一個很具理論性和實踐性的議題，即在當代文學研究亦發生“史料轉向”這一大背景下，對所謂文獻資料、文學年譜，作家傳記有必要作理論上的界定或區分嗎？很顯然，伴隨作家傳記、史料整理、文獻歸集的大規模展開，所謂“作家傳記”該是一個怎樣的文體形態和學科歸屬？謝文提出的這一議題，不僅是一個實操性的實踐問題，也是一個前沿性理論問題。廖一的《口述傳記的恢弘樂章——滿族口語說部的口述傳記文學特點初探》以“滿族口語說部”為研究對象，主要研究其生成、流傳、本體特點（形式口述性、傳承單一性、功能教化性）、審美風格（悲涼、崇高）、語言風格（清新自然、瑰麗神奇），并對“口述傳記文學”這種文類作了理論上的闡釋。金宏宇的《中國現代“雜文學”的在場與缺席》在談及“雜文體”時對傳、傳記、自傳、報告文學的文體歸屬及藝術特質有獨到闡釋，他將發生于現代文學三十年間有代表性的傳記作品悉數列舉并予以學理化解讀，實乃本年度現代傳記文學研究領域內一篇理論性極強的論文。另外，馬洛丹的《作家傳記的理論之花——評〈作為一種體裁的作家傳記〉》[15]是一篇書評，圍繞“作家傳記”這一文體“評”中有述，述中有論，亦給人以不少啟迪。張蘊艷的《精神史脈絡中狄爾泰對李長之傳記批評之影響》[16]雖是對李長之傳記批評影響的研究，但該文所提出的“傳記批評”是一種重要的文類，有關“傳記批評”的文類特征、學科職責、發展史、批評方法，等等，都理應得到充分研究，但學界對這一領域的研究也相當孱弱。張文著力點雖不在文體或本體闡釋，但作為本年度少數幾篇提及“傳記批評”并有所闡釋的文章，其填補空白的意義當不可漠視。李德輝的《論行記的內涵、范疇、體系、職能》[17]專論“行記”這類帶有突出傳記學特征的古代文類，也頗值得關注。

“傳記文學”的跨學科屬性已是定論，雖類似“傳敘文學是文學，然而同時也是史，這是史和文學中間的產物”[18]這種認知或界定已成常識，但在其具體實踐層面上遠非文、史之論所能一勞永逸地予以框定。尤其隨著現代心理學、人類學、社會學、民俗學等人文領域內部分支學科的大發展，其在理論或方法論上的互鑒互通也就勢在必行。一方面，縱向上的繼承與創新不可或缺，即要面向中國古代傳記理論與創作吸取經驗：“現代傳記文學是在繼承和發揚古代傳記文學，尤其是《史記》描寫人物的經驗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所以對《史記》等史傳文學名著的創作經驗進行研究總結，是建立現代傳記文學理論體系之需要，更是現代傳記文學創作實踐之需要。”[19]另一方面，橫向上對西方現代傳記理論與創作經驗以及在此影響下所發展起來的現代學科中有益成果的借鑒，也都不可或缺。因此，在本年度，除上述側重傳記文體理論的研究外，其他人文學科中以傳記方法論為研究對象的成果也有紹介的必要。王芳的《傳記視域中的“分階段寫作”與毛澤東思想的整體性研究》討論如何解決毛澤東傳記寫作中的“分階段寫作”所帶來的弊端問題，是以“方法論”為研究對象的代表作。趙炳祥的《將生命還給社會：傳記法作為一種總體敘事方式》主要是從分析林耀華的一篇文章入手，并以此為例深入探討傳記法在歷史和社會研究中的應用潛力和可能性。更重要的是，該文還提出了“傳記法三角”（譜系法、個人生命史、社會生命論的合稱）這一新概念。趙文本是一篇社會學和人類學領域的學術論文，但其借鑒傳記學方法以助力本課題研究的做法給人以深刻啟迪——既然同為人文學科分支，傳記文學理論研究或方法論更新為何不大膽借鑒來自鄰近學科的理論成果或方法呢？其他如侯雨佳的《科學社會學研究中的集體傳記方法》主要闡述“集體傳記方法”的發展過程、應用情況、困難與局限，田可文的《音樂家“生命史”的歷史表述》主要探討“生命史”理論和方法運用于音樂史（含人物傳記）寫作中的可能性[20]，馬皚和宋業臻的《心理傳記學的研究方法思考》[21]主要研究心理傳記學的研究方法，等等，其成果都可“拿來”并為“我”所參考或借用。列舉并紹介上述幾篇論文，只是想明示一個樸實的道理，即任何學科若要發展，都不能故步自封，縱向或橫向上的“拿來”與創新都是有必要的。

中國現當代傳記文學研究：今年花勝去年紅

現當代傳記文學研究是傳記研究學術大家庭中最枝繁葉茂的一枝，其中針對作家傳記的研究獨領風騷，不僅其學者隊伍最為龐大，研究成果亦最為可觀。這種現象的生成，主要原因有三個方面：一是傳記文學歸屬于文學，知人論世，知人論文，作為作家生平史料的傳記作品自然備受關注；二是相比其他類型傳記，作家傳記尤其是現代作家傳記的創作最為繁榮，這與大多數傳記家的人文學科學者身份分不開；三是近年來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范式趨向“史料轉向”的一個必然結果。從現代作家傳記寫作實況來看，無論以“魯郭茅巴老曹”為代表的現代文學大家，還是以張愛玲、蕭紅、趙樹理、丁玲為代表的現代文學名家，其傳記數量都已相當可觀。其中有些經典作家的傳記已不是幾部，而是動輒數十部，甚至上百部。根據統計，截止2019年，國內外魯迅傳記已達百部以上[22]，郁達夫傳記已有九十多部[23]。在整個學科體系中，作品研究是基礎，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類。傳記文學研究亦然。2019年傳記文學研究依然承續往年學術熱點，以現代作家傳記為研究對象，其成果也呈現橙黃橘綠的繁榮景象。

一、版本或文本演變史及其相關話題研究。著名作家大都有多部傳記，而由于這些傳記在思想傾向、修辭向度、文體風格等方面存在重大差異，因此針對其文本演變史或敘事方式、策略的研究，成為傳記文學史研究中一個最為常見的向度。本年度，魯迅、沈從文、丁玲、張愛玲、蕭紅、郁達夫、趙樹理、路遙等經典作家的傳記（包括自傳）頗受學者們關注，相關研究論文質量亦高，也代表了本年度此類研究的學術高度。張立群的《“郁達夫傳”的歷史與現實——兼及現代作家傳記的形態演變》[24]、張元珂的《作為“中間物”的魯迅傳記寫作》[25]、孫萍萍的《還原平凡世界里真實的路遙——三本路遙傳記的比較閱讀》[26]、樊芳芳的《趙樹理傳記比較研究》[27]可為代表。張立群的《“郁達夫傳”的歷史與現實》從對基本的史料整理做起，既有對獨立個案文本或版本的細致研究，也有對版本演變史的綜合考察，并從正反兩方面總結寫作經驗，從而將關于“郁達夫傳記”的研究推向學理化高度。張元珂的《作為“中間物”的魯迅傳記寫作》全文長達兩萬字，不僅從版本學角度系統梳理、考察魯迅傳記自20世紀三四十年代以來的演變史——側重對各個時期、不同地區（大陸、港澳臺、海外）有代表性的版本予以考證或研究，而且從文本角度細致考察其異文演變史及其文學史意義，并由此而上升到對魯迅寫作經驗的總結層面。每個時期的魯迅傳寫作都各有特點。張文以對魯迅傳創作史的梳理為線索，以對歷史脈絡、作家構成、典型文本的解讀為重心，全面總結魯迅傳創作中的經驗得失，并旁及考察內含于其中的文人精神變遷史，也從現代傳記學理論與實踐角度出發，深入研究各時期魯迅傳作者在文體上的實踐狀況，以為當代魯迅傳創作提供有益的啟示。這兩篇論文集傳記文獻整理與學術研究于一體，都先從外部研究開始，即普遍致力于梳理和考察傳記版本形態和版本譜系，繼而轉入文本研究，從而不僅從不同角度解讀作者和文本、文本和文本、文本和時代的或隱或現的內在關系，也試圖從“傳記寫作”本身出發深入探討“作家傳記”的文體形態、寫作經驗等深層命題，其理論與方法也對推進同類研究提供了嶄新經驗。此外，孫萍萍的論文通過對厚夫版、張艷茜版、航宇版路遙傳記各自特色的闡釋，繼而分析這些傳記對路遙研究的貢獻。樊芳芳的論文以戴光中版和楊占平版趙樹理傳記為研究對象，分析其各自在傳主形象塑造、作品闡釋和對傳主認識上的差異，從而為推動趙樹理研究提供有益經驗。這兩篇論文也各有特色，遺憾之處在于相關內容都未充分展開。在碩士、博士論文中，姜詠微的《丁玲傳記敘事研究》、張麗的《蕭紅傳記研究》、劉芳枝的《丁玲傳記寫作研究》三篇論文[28]都注重梳理傳記寫作史，并將之置于具體語境中詳細考察傳主在不同文本中的形象。三位作者都側重語言學意義上的文本解讀，通過不同傳記文本的異文梳理，既而從差異中考察傳主形象變遷，研究不同文本的藝術特質以及不足之處。

二、以傳記學方法研究現代作家或作品。簡單來說，傳記學方法即從對作家傳記材料的細致梳理和充分了解出發來研究作家、作品的方法。傳記學方法作為文學研究方法之一種，很早就在中外文學研究中被予以實踐并取得了卓越成果。無論中國古代的“知人論世”、“以意逆志”，還是現代的以“作者”為中心的批評范式、文學的外部研究法，無論法國批評家圣佩韋的認識：“從作家的個人條件去解釋作品，把作品看作是作家的生活經歷、性格、氣質、心理因素的投影”[29]，還是今人的理解：“傳記研究法主要是將作品結合作者的人生歷程來實踐的一種比照式的研究，通過考證作家的傳記材料與時代背景之后，根據作家的親身經歷、人格風范去推斷作品所呈現出來的思想內涵與精神軌跡”[30]，都無不表明以傳記研究法展開對作家或作品的研究，都是一個重要的實踐向度。在現代文學研究領域，隨著文獻史料整理與研究的全方位展開，作為文學研究之一種的“傳記學方法”也必然會大有用武之地。本年度代表作主要有：江濤的《“行走”與“邊地”書寫中的精神旅程——傳記研究法視域下的張承志論》、丁文的《周作人的“百草園”敘述：地點傳記學的可能性》、張一帆的《作為“傳記文學”的〈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后〉》、丁茜菡的《濟渡自身意愿下的自我建構——〈從文自傳〉之書寫選擇》[31]。其中，江濤以傳記研究方法研究張承志的經歷、精神、思想和其文本（作品）之間的共生關系，自是給人以良多啟發。丁文則提出“地點傳記學”概念，并以此考察周作人“百草園”敘述的特質。張一帆另辟蹊徑，對廢名的《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后》作出新闡釋，認為“作為新文學的文體家,廢名在《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后》一書中有意實踐了新文學歷程中前所未見的、被其稱為‘傳記文學’的特定文體”。張文的分析和結論具有重要意義，即它對我們再次認知發展期內“傳記文學”內涵與形態的復雜與多元又一次提供了典型例證。在碩士論文中，無論劉晴宇從“心理傳記學”角度對張愛玲某些帶有突出個性特征行為的考察（《張愛玲親密關系的心理傳記學研究》）[32]，向吉發帶有突出傳記學特色的有關沈從文“鄉下人”身份建構的專門研究（《論沈從文的“鄉下人”身份建構》）[33]，還是王詩琪專門對《從文自傳》中的“沈從文”形象及其互文關系的細致解讀（《〈從文自傳〉中的自我書寫研究》）[34]，都堪稱別開生面，給人以良多啟迪。

三、對現當代傳記中魯迅和三毛作家形象的考察也是一大亮點。豐杰的《論21世紀傳記文學中魯迅形象的多維建構》和《1978年以來文學史與傳記對魯迅形象的重構》[35]細致梳理魯迅傳記中的“魯迅形象”變遷：前文從“主體性與人物形象的可塑性”、“女性視角”、“魯迅與同時期社會各界名人之間的交游”三個維度介入，綜論魯迅傳記中“魯迅”的建構過程及形象特征；后文側重研究1978年后魯迅形象的三個變化[36]，從而勾勒出四十年間魯迅傳記寫作觀念的變遷及傳記中“魯迅”形象的變化。張潔茹的《三毛傳記現象研究》[37]以對三毛傳記的梳理為主線，不僅闡釋三毛傳記現象的內涵及表現，分析三毛傳記現象的成因，還反思和總結三毛傳記現象所折射出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三毛因其非同尋常的文學才華、旅行生涯和愛情經歷而一直備受讀者喜愛，其傳記自然也因之而“水漲船高”，但傳記中的“三毛”和真實的三毛有何區別，讀者、出版社如何影響了“三毛傳記”的寫作與傳播，三毛傳記中存在的問題是如何產生的，造成什么后果，等等，如何從學理上對這些問題予以分析、研判，則是一個相當嚴肅的學術問題。從這個意義來說，張文還涉及如何處理傳記真實和傳記虛構的問題，如何在傳記寫作與讀者接受之間構建新型讀寫關系問題，似正是對上述問題所做出的有針對性的回答。作為一篇碩士論文，從選題、構思到成文都能做到內部與外部研究相結合，并能從中推導出讓人頓覺新穎、深刻的觀點，可以說在三毛研究領域有重要開拓價值。

四、現代傳記文學史研究方面亦有重要收獲。張立群的《現當代詩人傳記的“當代化”邏輯及其歷史呈現》[38]以內在于“現當代詩人傳記”寫作中的“當代化”邏輯為論題，從詩人傳記寫作的背景（歷史的“制約”、寫作的“滯后”）、特殊境況（“求全”意識、“晚近”趨勢與經典化）、基本走向、整體評估等幾方面對之詳加研析，既有“史”的勾勒， 又有“個案”的闡釋，既不乏史識，又落實于實踐，充分顯示了作者認知、把握當代詩人傳記發展史時敏銳的史學意識。陳含英、俞樟華的《現代傳記文學的基本成就概論》從“傳記形式多樣化”、“傳主選擇廣泛化”、“自傳創作普遍化”、“傳記思想個性化”、“傳記語言通俗化”、“傳記譯介全面化”、“傳記理論系統化”共七部分對現代傳記文學的整體創作成就作了系統梳理。這篇文章就是一篇微縮版的現代傳記史。許菁頻的《“五四”新文化運動與中國現代傳記文學》探討“五四”新文化運動與中國現代傳記的發展之間的內在關聯，側重從主題、內容到形式方面考察前者對后者的影響，認為“中國現代傳記的問世，促進了文學革命的全方位展開；現代傳記為精英人物立傳,促進了自上而下的文化啟蒙；現代傳記以人物傳記的形式記載歷史,促進了后人對新文化運動的了解。因此,現代傳記文學的發展是對新文化運動的一種呼應與致敬”。[39]作為一種現代文體的“傳記文學”，與作為重大歷史文化事件的“新文化運動”，彼此間互證的“間性關系”，不僅將有助于重新打開歷史之門，也為現代傳記文學研究提供新可能。王彥霞的《1990年以來中國作家自傳文學創作研究》[40]和郭久麟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自傳文學概觀》[41]都以“作家自傳”為研究對象：王文共五章，分別從“發生語境”、“精神特質”、“文本表征”、“藝術追求”、“創作反思”五部分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作家自傳”作出系統梳理、考察、闡釋。這篇論文以史代論，既有對傳記史的梳理與論析，又有對個案文本的細致解讀，既有對創作得失的總結，又有對“作家自傳”未來發展可能的探尋；郭文以改革開放四十年為時間軸，以對代表政治家、作家學人、影視明星、企業家、普通百姓中的九部優秀自傳的細致解讀為重點，以此呈現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傳記文學創作所取得的成就。

五、史料整理與研究成果卓著。任何時候，文獻史料整理與研究都是學科建設的基礎工程?；蛘哒f，史料整理與研究是否系統、完善，是標志一個學科是否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本年度，包括日記、書信、期刊、版本在內的傳記文學史料的整理與研究，其成果尤其喜人。俞樟華等編撰的《中國現代傳記文學編年史》（上、下）是一部集文獻性、工具性和學術性于一體的編年體現代傳記史料合集。該著以“年”為單位將包括傳記評論、單篇傳記、傳記著作、卒于本年的傳記作家在內的資料分別進行編目、歸集，并在每一板塊中不時輔以“按語”，以對相關條目予以說明或闡釋，從而對1911—1949年間中國傳記發展歷史和成就作了全面、系統的記載。作為目前國內首部編年體資料匯編類大型工具書，其對推動中國現代傳記文學史研究方面的價值和意義自不待言。張立群的《東北現代作家傳記的史料問題研究》也是一部具有開拓意義的專著。該著不僅對蕭紅、蕭軍、端木蕻良等現代東北作家傳記寫作中的史料運用情況作了系統考察，還從“史料學”角度對現代作家傳記研究中的相關問題予以深入探討，其價值和意義當不可低估。陳含英、俞揚、俞樟華合寫的《論民國期刊對現代傳記文學的貢獻》[42]在史料搜集和考證上下了一番功夫，既而從史料和史料建構的歷史語境出發，歸納和總結民國時期重要期刊對現代傳記文學所作出的重要貢獻——創新傳記發表形式，策劃傳記選題并主動出擊約稿，大力發表“小人物”的傳記作品，以及及時發表傳記理論文章。這篇文章的重要性不在觀點如何，而在史料整理方面所作出的成績。梁慶標的《“有情”之畫筆——試論沈從文后期書信》[43]梳理并研究沈從文的后期書信，從中闡釋出新意，即作者所言：“書信也是沈從文文學人生之‘美學與哲學’的重要體現，概而言之便是：以從容與靜觀的姿態，刻繪出一幅幅‘有情’‘有藝’之畫，處處散發出‘柔和’的心性之美?！?949年后，沈從文轉入服飾研究領域外，還移情于書信中，借以逃避政治紛爭。梁文以其后期書信為研究對象，自是抓住了后期沈從文研究的又一切入點。張立群的《“蕭紅傳”的文獻史料問題論析——以類型化和歷史化為線索》[44]把“蕭紅傳”寫作中的“史料問題”作為一個獨立的課題提出來予以探究，無論從寫法上還是從立論上，都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已出版的“蕭紅傳”在史料上各有何優點和缺陷？如何看待和利用作為史料來源的“蕭紅傳”？如何發掘和利用尚未被納入“蕭紅傳”寫作視野的史料？在史料運用方面，貫穿“蕭紅傳”寫作始終的核心理念是什么？這些問題都是亟待弄清且具有現實指導意義的。陳思的《〈名人傳記〉對傳記文學空間的探索》所論話題有三：如何策劃選題，如何拓展“名人”范圍，如何設置欄目。關于《名人傳記》雜志的欄目策劃、傳播效力、作者結構、讀者構成，以及對當代傳記文學發展所作出的貢獻等方面，這篇論文具有填補空白的作用。不過，陳思的這篇文章論析僅限于綜述層面，其深層問題有待展開。從整體上來看，關于人物期刊與傳記文學互動關系的研究相對薄弱，學界對其重要性和必要性應予足夠重視[45]。

中國古代傳記文學研究：此景雖平淡，人間何處尋

自現代意義上的“傳記文學”誕生以來，學界也一直嘗試重建中國傳記文學研究體系，并在兩個方面取得了共識：一、明確“傳記文學”作為一個獨立學科的基本屬性，即將之從史學分支脫離而歸入文學研究范疇[46]，并以此理念嘗試對古代各類諸多形式的傳記文本重新進行研判、歸類和闡釋；二、按照“傳記文學”這個概念的出現時間，即以五四運動為分界，將之前的稱為古代傳記文學，之后的稱為現當代傳記文學。從這個意義上說，古代傳記文學這個提法是學者們依據現代傳記理念及其文類歸屬而施予的一種命名。在傳記文學研究領域，除“中國現代傳記文學”、“中國現代傳記文學史”、“中國現代傳記文學編年史”、“中國現代傳記文學史論”等常見命名外，“中國傳記文學”、“中國傳記理論”、“中國傳記文學發展史”等打通古代與現代學科壁壘的學科命名由此而陸續生成。中國古代傳記文學研究取得突破性進展發生于20世紀80年代，即在韓兆琦、陳蘭村、李祥年、俞樟華、張新科等學者開創性實踐下迎來歷史性的發展機遇。其標志就是，不僅出現多篇重量級論文，還出版了具有奠基性意義的專著[47]，傳記文學尤其是古代傳記文學研究良好局面也就此開始。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中國古代傳記研究進入比較穩定的發展期。不過進入21世紀后，發展不均衡現象較為突出，所謂“小年”與“大年”經常交替出現，而且“小年”出現頻率遠多于“大年”。2019年古代傳記研究應屬于“小年”：論文數量不多，選題偏窄，論題偏小，理論較弱。本年度，總結起來值得關注的有四點：

一、出現一部專著，即邱江寧、唐云芝合著的《元代中期館閣文人傳記研究》。該著是對王暉、虞集、歐陽玄、黃溍四位元代作家傳記所作的個案研究，同時也對元代中期館閣文人傳記創作的整體特征和貢獻作了系統考察。

二、有關古代傳記文體的探討。古代傳記或古代傳記文學這個提法缺乏嚴謹的理論依據，古文在文體上因“雜”而有多重學科歸屬。這為后人從事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諸多新可能。李賀的《“先賢傳記”與方志的關系探究——兼論方志的學科歸屬》[48]闡釋“先賢傳記”與方志彼此在內容、體例以及認知觀念上的同與不同，從而得出結論：“基于‘先賢傳記’的成書年代和方志的發展演變，不能籠統地將二者等量齊觀。參考不同發展階段的方志與‘先賢傳記’的異同，把‘先賢傳記’當作方志中人物志或者說人物志中‘先賢’一門的發端之一尚可接受，但不能在‘先賢傳記’與方志之間簡單地畫上等號?！泵榈摹读觥⒗砟钆c文體：余靖〈志〉〈碑〉〈傳〉研究——兼論歐陽修神道碑銘的寫作特征》[49]側重研究三則志、碑、傳中的北宋名臣余靖形象，并對這三種傳記的文體特質予以闡釋。毛文既研究歷史人物，又關注文體，其實踐給人以重要啟迪，即在中國古代包括志、碑、傳、銘在內的眾多帶有傳記學特征的文獻，其價值和意義都有待學界予以再做開掘或闡釋。

三、針對古代經典傳記作品或某部典籍中傳記文的研究，不僅在已通過答辯的碩士、博士論文中佳作頻傳，而且在國內重要期刊論文中也有不俗體現。代表作有史佳欣的《〈史記〉的傳記文學成就研究》、徐開光的《宋元時期呂夷簡的傳記譜系與形象變遷》、姜可塑的《〈明史〉醫者傳記文本研究》、張正博的《蔣士銓〈忠雅堂文集〉傳記文研究》[50]。史文研究議題有四個，即《史記》作為傳記文學的創作成就、理論貢獻、經典形成原因、對后世創作的影響。本年度以《史記》為選題或與之相關聯的論文有60多篇，但史文的關鍵詞為“傳記文學”，并在此維度上展開論析，當是其引人矚目之處，其余論文大部分屬于史學范疇。徐文先從12種歷史文獻整理、考證與闡釋做起，既而研究呂夷簡在傳記中的形象變遷：“懷忠”形象→進一步修正后的“懷忠”形象→“懷忠”與奸邪并存的兩種形象→官修國史與南宋理學化兩種呂夷簡形象的疊影,最后得出結論：“呂夷簡傳記演變譜系及其呈現的形象變遷,不但反映宋元時期傳記書寫背后政治文化的曲折變化,而且為理解宋代本朝史還原出更加貼切的歷史情境?！毙煳脑谑穼W與文學之間，探究傳記中呂夷簡形象的文學內涵和歷史意義，對于揭示傳記書寫與政治文化之間的內在關系，呈現那個時代的歷史語境和文化風貌，都提供了一個典型樣本。至于其他兩篇：姜文研究《明史》中的醫者形象、張文研究《忠雅堂文集》中的傳記文也都各有側重，可圈可點。另外，夏德靠的《從“帝王傳記”到“帝王大事記”——〈史記〉〈漢書〉“本紀”敘事異同簡論》[51]、陳悅和孫雪霞的《試析〈史記〉人物傳記的敘事藝術——以〈廉頗藺相如列傳〉為例》[52]、趙程的《試析先秦兩漢史傳文學作品的文本肌理結構》[53]、馮雅茹的《論唐傳奇對史傳文學的接受》[54]、孔云云的《刺客形象在史傳文學中的塑造》[55]、謝志勇和付桂花的《末世回響：晚唐傳記文學創作述論》[56]、段巧玲的《小議〈晏子春秋〉的著作性質》[57]、高飛燕和曹辛華的《論南社諸子傳記散文的特點和意義》[58]等論文亦多有亮點。夏文、趙文、段文、高文側重文體藝術，馮文聚焦閱讀與傳播效果，孔文論析“刺客形象”，謝文總結一個時段的創作，都從不同角度觸及古代傳記研究的常見議題。

四、在史料整理與研究方面，鄂舒昕的《四庫館臣傳記資料的整理與研究——以〈三十三種清代人物傳記資料匯編〉為范圍》[59]很有價值。“四庫館”、“四庫館臣”、“四庫全書”都是響當當的名稱。鄂文以對《三十三種清代人物傳記資料匯編》所收一百六十人的傳記資料的整理（考據）與精研做起，并從中研究其與《四庫全書》編纂過程的關聯，分析它們在《四庫全書》成書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相比于本領域內的其他論文，鄂文帶有文獻學考據性性質，有史有料，論有所據，是一篇很有史料價值的碩士論文。龐國雄的《關于〈閩川名士錄〉洪邁跋文的幾個問題》[60]主要研究《閩川名士錄》[61]的成書時間以及書目、體例、內容等版本形態，也是一篇偏于史料考證與評析的文章。

外國傳記文學研究：一枝紅杏出墻來

對中國現代傳記文學來說，20世紀前40年和后20年是兩個重要的發展時期?？v觀這兩個時期的發展動因，兩者有一個共性，即均不同程度受到西方思想文化潮流影響。隨著“西學東漸”而輸入的啟蒙思想影響的擴大，對西方傳記文學的譯介與研究也被提上重要日程。這也是棄舊就新、“拿來”并為我“所用”策略的必然結果。如此以來，20世紀前40年中，在西方啟蒙思想和新傳記熱影響下，作為現代意義上的“傳記文學”開始在中國出現并得到初步發展。20世紀80年代，在改革開放、思想解放大背景下，傳記文學迎來歷史發展機遇：內部受益于反思、回顧、總結歷史潮流，外部得益于當時西方各種文藝思想的集中涌入。90年代初期，針對外國傳記文學理論和作品的研究也就逐漸進入預“熱”階段。而到了90年代中后期，傳記文學受西方文藝思潮影響的特征愈加鮮明，其一個表征是傳記研究領域涌現出一批具有良好外語知識背景的學者。他們從西方現代傳記學和比較文學角度研究傳記文學，從而給傳記文學研究帶來新面貌。北京大學世界傳記中心和中外傳記文學研究會的成立是其標志性事件。這給中國傳記文學研究帶來兩個顯赫變化：西方現代傳記文學研究隊伍逐漸壯大；西式研究方法以及由此而生成的帶有突出西方理論印記的學術成果大有“一統江山”之勢。這種現象到了21世紀初更是成為傳記文學研究領域的主要特征，并西方傳記文學研究一時成為顯學，一個最直觀的明證即是，21世紀前近20年傳記研究論文和著作大多都圍繞西方傳記文學研究而展開。此外，歐美之外的其他地域如亞洲、澳洲、非洲的傳記文學研究也逐漸呈現良好的發展態勢。

2019年，外國傳記文學研究依然取得了比較理想的成果。中外傳記翻譯理論與實踐的研究成為一大熱門。高校向來是傳記理論和傳記史研究的重鎮。高校研究生作為新生力量，其論文選題及成果發表情況則在事實上不僅已成為表征當下傳記理論或傳記史研究的風向標，也顯示了該研究話題所呈現的新狀況和所能達及的新高度。有關中外名著互譯，特別是外國傳記名作翻譯理論、方法與實踐的研究成為一大熱點。其中既有從語境理論、敘事學、接受理論出發，針對傳記文學轉譯理論或實踐的研究，比如：劉欣瑤的《語境理論視角下的傳記翻譯——以〈瑪麗·羅蘭森被俘與被釋的敘事〉為例》、閆蓋的《敘事學視角下的傳記文學翻譯——以〈才智過人〉為例》、李冰巖的《傳記類文本翻譯實踐報告——以〈女王的母親〉（節選）為例》、郭洋陽的《期待規范指導下傳記文學的漢譯研究——以〈教育改變人生〉為例》[62]，也有從目的論、翻譯行為理論等具體角度出發，對某一部傳記文學作品中譯理論或實踐的研究，比如，宋宋的《目的論指導下〈喬治·盧卡斯：人生〉翻譯實踐報告》、孫小荔的《翻譯行為理論指導下〈盧卡斯傳〉（節選）漢譯實踐報告》[63]，而針對某部作品具體翻譯過程和經驗的總結則是最為常見的實踐形態，比如張力文的 《〈真實的瑪麗·托德·林肯〉（節選）翻譯實踐報告》、李莉云的《〈伊麗莎白王太后〉（第二十一章）漢譯實踐報告》和田亞娜的《人物自傳〈我的外交筆記〉翻譯實踐報告》[64]。不僅如此，還有針對同一部作品中不同章節翻譯理論與實踐的研究，比如付皓媛的《傳記小說〈行李箱里的日記〉（節選）漢譯實踐報告》和魏婉瑩的《傳記體小說〈行李箱里的日記〉第十九章節選翻譯報告》[65]。此外，徐蕊的《歷史傳記類文本英譯中真實性和文學性的再現——〈美國土著居民的歷史〉的翻譯實踐報告》[66]具體研究歷史傳記在英譯中如何保持“真實性”和“文學性”問題，王杰的《傳記類文本中文學性在翻譯中的再現——〈翻滾之旅〉（第一至五章）的翻譯實踐報告》[67]聚焦翻譯行為與原文本文學性的互依互生問題，邢英鑫的《交際翻譯在傳記文學翻譯中的應用——以〈丘吉爾傳〉為例》[68]專門研究作為翻譯策略的“交際翻譯”如何應用的問題，也都是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并旨在解決具體應用問題的學術論文。上述論文作者大都為專攻外語專業的研究生，其研究對于推進中外傳記名著的語際互譯與交流都是大有裨益的。

除外國傳記翻譯理論與實踐研究成為最大熱門之外，本年度針對外國傳記研究的聚焦點還有以下幾方面：

首先，對“洛奇傳記小說”的研究成為亮點。蔡志全的《英美傳記小說的文類困境與突圍——以戴維·洛奇傳記小說為例》也側重討論文體歸屬問題?！皞饔浶≌f”是“傳記”與“小說”雜糅而成的產物嗎？它在文體上集小說、詩歌、散文、文學評論于一體，那么，紀實與虛構之間的界限何在？作為“生命書寫”的新文體，其生命力在哪？傳記學要素如何體現，或者說，作為參與敘事的基本要素，其在小說中有何“能動性”？蔡文探討戴維·洛奇傳記小說的文體特征，實際上也是一個可以引發深層討論的理論命題。此外，蔡志全的另兩篇論文《論戴維·洛奇傳記小說的自反性》[69]和《戴維·洛奇傳記小說中的“作者的回歸”》也同樣值得關注[70]：前者談洛奇傳記小說的“自反性”，后者談小說中的“作者要素”，實際上也對我國傳記寫作（特別是傳記領域內的“先鋒派”寫作）給予理論與實踐上的啟發。除了蔡志全上述三篇論文外，本年度還有兩位學者撰文探討洛奇傳記小說的藝術特質。陳文玉的《熱內特副文本理論視角下的戴維·洛奇〈作者，作者〉與〈風流才子〉中的內文本（英文）》以副文本理論研究戴維·洛奇兩部傳記體小說的形式意義，側重分析內文本的特殊功能和雜糅敘事的風格；花月梅的《是小說還是傳記？——戴維·洛奇〈作者，作者〉》[71]直接辨析《作者，作者》的文體歸屬。這五篇學術論文對我們認識當代西方傳記體小說的文體形態，反觀我國當前此類小說創作，提供了一次中西比對、藝術互鑒、平等交流的機遇。

其次，在選題上有所突破。鄭春光的《“必需的文學”——論非裔奴隸自傳敘事的功用》[72]研究非裔奴隸自傳的創作意圖、功用效果，涉及種族、人權、政治、非裔離散文學等宏大話題，是一篇重要論文。徐曉宇的《致命的42歲——探究果戈理之謎的新線索》重在探究“果戈理之謎”：“果戈理死于42歲,這一年齡在《施蓬卡》《狂人日記》及《鼻子》三部小說中反復出現,都與主角的婚戀相關。而婚戀要素在作家的創作中具有一貫而獨特的模式,即愛情、婚姻等于毀滅,男主角陷入其中非死即瘋,必須及時逃離。與創作相對,作家終身未婚,愛情對其來說是毀滅的力量。因而42歲、愛情婚姻、毀滅死亡三要素或許在作家心里形成關聯,影響了作家一生?！盵73]按此理路及結論，無論是否合乎實際，其帶有心理傳記學理路的考據或推斷倒頗值得細讀。同理，張文茹與崔亞霄的《以傳記游——以莫理循旅華游記〈一個澳大利亞人在中國〉為例》所研究的莫理循及其《一個澳大利亞人在中國》也都頗有趣味。童嶺的《天可汗的光與影——費子智、谷川道雄撰唐太宗傳記兩種之研究》對兩種創作于20世紀30年代、60年代的唐太宗傳記作對比研究，即“通過分析他們的傳記描寫結構、手法，特別是選取具體事件的敘述方式，來探求歐美及日本對于唐帝國鼎盛期的締造者——‘天可汗’唐太宗的描寫、構造、想象的異同之處，以及他們寫作思想之時代烙印、學術背景及相關深層次理路”[74]。童文的價值主要有兩點：因為這兩個版本都尚未被譯介過，故具有史料價值；因這兩本傳記的作者分別為英國人、日本人，故對其傳記的紹介與研究，自有其重要意義。

此外，馬娜的《人物傳記的敘事策略——評戴爾·卡耐基著〈林肯傳〉》[75]從敘事策略角度闡釋《林肯傳》，亦多有看點。

最后，關于“作家傳記”文體特質的研究亦有收獲。賈瑩的《納博科夫的傳記實驗——“作家傳記”的詩性歷史與藝術真實》所論話題看似老生常談（比如藝術真實、虛構），但關鍵是作者在這篇文章中重提納博科夫及其“傳記實驗”的意義，特別是分析其一反常態對“作家傳記”這一文類所作出的從形式到內容上的大膽探索與實踐，這對學界再次認知或討論一些懸而未決的傳記學命題，比如，可否以及如何利用作家作品作為傳記素材，詩歌、小說、文學評傳等文體形式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被引入傳記文體實踐中方能有效，以“以詩性的方式再現作家個人史”有何限度或規約，等等，都是大有裨益的。

傳記電影研究：無心插柳柳成蔭

傳記人物、傳記事實可以借助電影藝術得以表現。這種藝術門類之間的互通性，使得彼此在理論和方法上的互鑒成為可能。所以，有關“傳記電影”的研究成果與方法亦有必要納入考察視野。本年度以“傳記電影”為研究對象或間接涉及這一話題的文章總量有三十多篇。其中絕大部分為針對中外單部電影作品的闡釋類文章?！遏斞浮贰妒捈t》《黃金時代》《漢娜·阿倫特》《鋼琴家》《當幸福來敲門》等中外傳記電影成為熱門選題；蕭紅、主旋律、人物電影、現實題材、真實性，成為本年度傳記電影研究的幾個常見關鍵詞。

值得關注的有以下幾點：

一、“蕭紅”是本年度傳記電影研究的第一關鍵詞[76]。蕭紅以及傳記電影《黃金時代》成為學界研究的熱門選題，單從“傳記電影”角度展開論析的文章就有：韓彬的《論〈黃金時代〉的影像化傳記敘事策略》、常昕的《電影〈黃金時代〉的“間離化”表現手法解讀》、豆耀君的《論傳記電影〈黃金時代〉對蕭紅形象的新塑造》、楊石華的《女性主義電影中女性知識分子的媒介書寫——基于〈漢娜·阿倫特〉和〈黃金時代〉的比較》、閆泓琪的《“因為我是一個女人”——評析傳記電影〈蕭紅〉與〈黃金時代〉》[77]。這五篇論文分別從敘事策略、表現手法、形象塑造、媒介書寫、主題表達方面對《黃金時代》展開多角度研究，涉及電影藝術的方方面面。盧楨的《傳記電影與文學空間的再造》雖不直接以《黃金時代》為直接論題，但針對《黃》所作出的論析——分析了《黃》的實驗特征（“間離”效果、碎片化敘述空間、大量引入文學原文）、消費陷阱[78]，并從當前傳記電影普遍轉向（“電影心靈化”）的背景出發，不僅批評其堆砌原始素材的做法，還以此為例為當代“傳記電影”發展把脈——卻也顯示出了其不凡識見。

二、有關“人物電影”話題?，F實題材、平民英雄、人物真實性等等成為本年度熱議的話題。比如，寧敬武的《紅白黃：人物傳記電影創作的三度探索》和饒曙光、李敬澤、寧敬武的《為好人故事探尋新的生長點——由電影〈黃玫瑰〉談人物傳記電影的類型探索》[79]是創作談：前者是作者拍片或寫劇經驗的創作談，中心議題是談論如何創作或執導“平民英雄”題材電影以及如何尋求主旋律電影創作突破問題；后者是導演、學者、評論家圍繞同一部或同一類型電影所展開的對話，涉及主旋律電影、電影人物塑造等話題。袁孝民的《試論現實主義題材中英模人物的塑造——電影〈我是醫生〉創作談》[80]以“如何塑造英模人物”為中心話題，所談也都是一些實際問題。嚴紅蘭和熊麗的《國產英模傳記電影的突破之作——評江西名人傳記電影〈信仰者〉》[81]談《信仰者》如何在人物塑造、主題表達、敘事模式、視聽語言等方面取得的突破。嚴珊珊的《“一帶一路”電影拓荒 看冼星海在阿拉木圖》[82]從“合拍片”角度談《音樂家》在我國人物傳記電影史上的意義。

三、圍繞“傳記電影”諸命題所展開的常規研究主要有盧楨的《傳記電影與文學空間的再造》、張曉嫣的《國產傳記電影的回溯性敘事透察》、周倩雯的《表演框架視域下的傳記電影研究》、盧婕的《傳記電影與經典化建構——以狄金森傳記電影〈寧靜的熱情〉為例》、嚴紅蘭的《中美傳記電影異同探析——以電影〈八大山人〉與〈渴望生活(梵高傳)〉》為例》、樊露露的《“史傳傳統”與中國傳記電影的民族文化特性》、李佩的《〈火箭人〉與傳記類歌舞電影的人物表達方法》[83]。這七篇論文分別從文類互文、回溯性敘事、“表演框架”理論、電影經典化、國別語境、傳統淵源、人物塑造等方面深入研究“傳記電影”的藝術特質，有一定的理論深度，尤其盧文和周文打破學科壁壘，將文學和電影學理論融為一體，一個提出“文學空間”再造問題，一個論析如何實現傳記電影由“文本性”轉向“表演性”的理論問題，其所思所論很具建設性。

四、針對中外傳記電影名作的研究以及對最新傳記電影作品的跟蹤評論占了相當大的分量。這些文章多見于《現代傳記研究》《傳記文學》《電影文學》《電影評介》等期刊。其中，《傳記文學》的“傳記課堂”欄目刊發的文章因多以對最新上映的傳記電影的及時跟蹤與闡釋而引人關注[84]。

傳記批評與會議活動：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

傳記批評的關注對象主要是最新作品、創作現象。其中，對當前作品予以跟蹤并及時闡釋、推介，當是首要職能。在傳記創作方面，包括今年在內，我國傳記創作無論數量還是質量都有了一個較大發展，出現了一些新趨向：不僅為尚健在的各行業英模甚至普通人立傳，為各個時期的作家立傳且數量驚人，還為某個村莊、工廠或城市立傳[85]；不僅傳記叢書出版成為熱點，而且屢屢出現動輒十幾部甚至上百部的傳記寫作工程[86]；不僅出現了新史料派寫作、非虛構寫作、心理傳記寫作、“地點傳記學”等新樣式，還有第二人稱講述、“隱惡”與“虛美”的失衡問題、當代詩人傳記寫作的“當代邏輯”問題[87]、傳記寫作的“中國化”問題等最新藝術問題……這一系列“新變”都有待批評家予以及時闡釋。然而，由于傳記批評家的失位或介入力孱弱，上述問題都沒有得到有效解決。傳記批評家在場的重要性，就是在這個檔口得以凸顯。實際上，傳記批評一直最為薄弱。更多時候，所謂評論多為偶爾一試的兼職行為。在此背景下，傳記批評顯得相當尷尬，成就也就無從談起。從業者少，人才隊伍建設嚴重滯后；文章數量少，而且多為紹介性的“說明文”——這種情況在本年度并未改觀多少。在當前，加強批評隊伍建設顯得尤其重要且迫在眉睫。

本年度有三種評論風格或樣式的文章倒頗值一說：

一、學院派的學理化論析風格。這類批評文章的作者多為高校教師或碩士、博士研究生，他們精于文本細讀，善于理論闡釋，對一部傳記的解讀與評介也易于在知識傳播層面上被讀者所接受。代表論文有王布新的《空間詩學視角下的生命敘事——論房偉的〈王小波傳〉》、鄒建軍的《傳記的文學性、學術性與可能性——讀〈面向世界的對話者——樂黛云傳〉》、《融真實性、典型性、可讀性于一體——以〈中國出版家·章錫琛〉一書為例》、趙煥婷的《文學作品與傳主命運——評黃昌勇〈王實味傳〉》、全展的《〈當代吉林傳記文學研究〉的立體美》、劉力源的《朱東潤：為中國文學打開一條出路》[88]等。這類文章針對最新出版的傳記作品進行評論，融傳記批評與學理闡釋于一體，是推進優秀傳記作品邁入經典化通道的重要推手。房偉的《王小波傳》、黃昌勇的《王實味傳》、季進和曾攀的《樂黛云傳》、章雪峰的《中國出版家·章錫琛》都是近年來出現的優秀傳記，從評論家的選題和闡釋力度來看，這些文章都是及時而有針對性的。其中如趙煥亭這類其本人就是以傳記研究為志業的學者或評論家，在從事高校教學和科研之余，以其學識所展開的對于最新傳記作品的闡釋與推介，就比一般泛泛而談者多了一些實際的傳播效力。而如全展這類學者從專業角度評介《當代吉林傳記文學研究》，劉力源評論朱東潤及其傳記學貢獻，自是對學術共同體內部同行著作的及時呼應或對學科奠基者、建設者們的再評價，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意義，同時也是傳記批評所要擔負的一個重要職責。

二、相對自由而輕松的報章體。這類文章多出自媒體從業者或同行作家之手，不拘一格，風格多樣，重感性體悟，輕知識總結。文章多見于《文藝報》《文匯報》《中國藝術報》等行業報刊上。學報或專業學術期刊有著嚴格的審稿流程和規范要求，故發表周期很慢，而這類報紙對論文的要求相對寬松，故所刊文章風格就更為多樣，當然質量也參差不齊。不過，有個性、有才識的評論家反而更容易借助此類平臺脫穎而出。無論像王充閭的《小說式的真實傳記——讀〈烽火少年行·林聲傳〉》、雷雨的《別致詩意的城市傳記》、張陵的《當代中國傳記文學的厚重之作——讀吳因易長篇傳記文學〈唐之詩祖——陳子昂傳〉》這類讀札式和推介型的文章，還是像劉江濱的《作者愛上了傳主》、全展《〈自傳與寫作〉是抄襲剽竊之作》[89]這類帶有極強個性風格或論辯性的文章，在本年度傳記文學批評領域內都有著較好的標識度。而在《傳記文學》“中國思想肖像”和“專題”欄目中，有些評論文章如邱華棟的《阿來的虛構與非虛構》（2019年第1期）、斯日的《時間的厚度以及傳記的魅力》（2019年第10期）、楊正潤的《主體意識的復蘇與當代傳記的繁榮》（2019年第10期）等都各有特色，字里行間帶有情感，可讀性也強。

三、以集體名義組織的對話體或專業研究者撰寫的綜述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是2019年各行各業的關鍵詞。為配合國慶70周年這一大事，傳記文學界也開展了一系列活動。這些活動主要有：1.以會談方式組織各方專家回顧70年創作和研究成就。比如《傳記文學》推出《傳記文學七十年十人談》專題，桑逢康、陳蘭村、陳漱渝、楊正潤、韓石山、忽培元、何建明、王麗、全展、梁慶標共十位傳記文學界作家和學者參與討論。談話方式自由輕松，不設角度和范疇，結合各自創作、研究和對70年傳記文學發展史的認識，盡可就其成就與不足暢所欲言。這類談話更多具有紀念意義，是對一個學科或創作領域的階段性回望與總結。2.行業內的專業研究者撰寫綜述類文章。比如，李炳銀撰寫《新中國70年報告文學創作：中國文學新隆起的山巒》[90]、全展撰寫《新中國70年傳記文學創作：立天地之心 傳民族之魂》[91]、王成軍推出《七十年中國傳記文學研究名家名作點評》[92]。這類文章多以對傳記史的梳理和成就總結而凸顯其特殊意義。

除上述三類外，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本年度期刊媒體自身在傳記批評方面有所貢獻。其中頗值得稱贊并予以推廣的是《傳記文學》開設“傳記書坊”欄目一事。這是目前國內首家設置專欄并由專人負責篩選和推介最新傳記著作的期刊。每期推出三部最新出版的傳記，每本書都有推介文字。這個欄目有兩個突出特點：一、所選傳記著作大都是當年出版的新著。比如:阿來的《攀登者》、約瑟夫·弗蘭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與他的時代》、岡崎雄兒的《不愿做奴隸的人：聶耳傳》、華牧的《創華為：任正非傳》；二、這些文字并非全是圖書簡介，既有內容概述，也有簡評，實乃微縮型的評論短文。關注出版界的前沿信息，及時跟蹤、篩選優秀傳記著作，既作必要的紹介或闡釋，又在傳記讀者與傳記批評之間嫁接溝通的橋梁，其欄目設置以及主持人黎金飛的整理工作都是功德無量的。雖然《全國新書目》[93]、中國人物傳記網、網易云讀書、中國圖書出版數據庫、中國傳記文學學會官網、中國傳記網排行榜（京東主辦）等各大媒體也陸續推介國內外的傳記作品，但都沒有《傳記文學》做得專業而有品位。與之相比，要么僅僅只是羅列書目，要么是純粹的商業廣告之促銷行為，其專業建設與評論引導的作用都不如《傳記文學》有效。從這個角度看，類似“傳記書坊”這樣的欄目作為成功經驗，值得其他期刊平臺借鑒或推廣。

圍繞“傳記文學”所召開的學術會議或各類文學活動（出版、閱讀、傳播、評獎等等），作為傳記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亦應是傳記批評所關注的對象。本年度共有兩場影響較大的傳記學術會議舉辦：一場是10月25日至27日在上海交通大學召開的國際傳記協會亞太分會2019年年會：“亞太文化與傳記”國際學術研討會。來自北京大學、南京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中國藝術研究院、夏威夷大學等國內外50多所知名高校以及多雜志社、出版社的100余位專家學者參會。此次會議由上海交通大學傳記研究中心主辦，會議主題是“亞太文化與傳記”，共舉辦8場主旨演講、1場圓桌論壇和17場次的分組討論。另一場是11月14日至16日，由中外傳記文學研究會、中山大學外國語學院、北京大學世界傳記研究中心聯合舉辦的第二十六屆中外傳記文學研討會。來自北京大學、格拉斯哥大學、香港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等40余所高校及科研機構的50多名代表出席了會議。本次會議的主題為“政治家傳研究及其他”，共包括4場主旨發言、8場專題發言和1場作家論壇。這兩次會議規格比較高，參會人員也多，涉及話題也豐富，不足之處就是，無論會議組織還是會議議題，都缺乏真正的“中國元素”。除這兩次會議外，還有三次活動也是一大看點：一是由上海交通大學傳記中心、中國藝術研究院傳記文學雜志社、南京財經大學外國語學院聯合舉辦的“文學傳記寫作工作坊”11月29日在上海交通大學開班。在為期3天的活動中，學員們圍繞“文學傳記寫作”這一主題發言并就相關論題展開討論。這種集學術研討、經驗交流與人才培養于一體的新型活動模式備受業界矚目；二是為配合70周年國慶，中國傳記文學學會舉辦《微微動人——我和祖國話情長》微傳記征文活動，共收稿1000篇，從中評出了90篇予以表彰；三是網易云讀書特設“人物傳記”閱讀排行榜，柳潤墨的《喬布斯傳》、垂青的《穿過漫長的愛情旅程：蕭紅傳》、張麗的《曾國藩傳》、岳南的《南渡北歸》、白妍的《李嘉誠傳》、趙家三郎的《唯心有物：王陽明正傳》、任中原的《杜月笙全傳》等近幾年的暢銷書位居前列。征文活動和排行榜活動可充分表明，我國傳記從創作到閱讀也都是相當活躍，缺陷就是傳記批評嚴重拖后腿。其實，相比于其他文類，傳記最易于滿足不同人群閱讀或消費需求，其在當代文學發展中的地位將會越來越重要。

結語：路漫漫其修遠兮

縱觀2019年度中國傳記文學研究發展情況，現代傳記文學研究收獲最豐，出現了不少高質量論文。其中，以版本考據、文本演變史、傳記中作家形象為核心議題的作家傳記研究，以及以傳記史料整理與研究為主題的論文尤其多而且質量高。中國現代傳記研究成就不凡，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因：這是近年來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范式趨向“史料轉向”的一個必然結果。強調文學史料的基礎地位，促進現代文學學科發展，勢必將現代傳記文學研究推到學術前沿陣地。古代傳記研究囿于史料難覓而進展緩慢，現代傳記則不然，其文獻資料可挖掘空間依然很大。

傳記文學理論和方法論研究相對薄弱，古代傳記文學研究不溫不火，雖然相關學者后繼乏人是一個客觀原因，但從另一個角度說，理論體系建設以及古代文化研究相對緩慢是學界常態，因為本來對這些領域的研究都已趨向問題化（學術化）、史料化方向發展，年年高產反而有些不合常規。不過，在如今全面復興傳統文化的大背景下，包括古代傳記理論與傳記文學在內的傳統文化研究顯得愈發重要。這對于廣大學者們而言，確實任重而道遠。

外國傳記文學研究質量相對可觀，但關注面較窄，更是缺乏對具有當下性和世界性問題的敏銳捕捉和研討。

傳記電影研究數量和質量都能保持一個正常水準，但突破不大且高質量論文難覓。此種境況對于以研究電影為志業的學者們提出了新挑戰。

傳記批評最為薄弱，無論批評家數量還是作品質量，都尚徘徊于中低水平。作為跟蹤并及時闡釋當下創作情況的傳記批評又非常重要，若缺位或力量達不到，其對傳記文學創作和研究無法產生指導、研判、互促、補充、推動作用。近年來，與之密切關聯的期刊平臺、研究中心、會議組織等事項建設雖也有起色，但與鄰近學科相比其差距依然很大，批評與創作嚴重不匹配的現象依然是傳記研究中突出問題。如果說在文學諸門類中，以小說、詩歌為志業的批評家最多，成果最顯赫，那么以散文為志業的批評家則就少之又少，而以傳記為志業的評論家，其稀有程度只可能用鳳毛麟角來形容了。

人物傳記寫作是人類精神文明傳承的重要方式，也是一種特殊的史料，在大歷史之外提供了更鮮活的個人化的歷史細節，是對大歷史的有力補充和豐富。20世紀以來，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傳記寫作發展迅猛，誕生了諸多名篇佳作，傳記已成為一種不可忽視的重要文類[94]。英國著名傳記作家、倫敦大學教授奈杰爾·漢密爾頓長期從事傳記寫作與研究，他在近著《傳記簡史》中述及傳記的現狀與發展趨向，用“傳記的成熟”作為書中一章的標題，認為“傳記終于迎來了它的時代”，“在20世紀末，傳記走向了西方文化的前沿”，他甚至將這種現象稱之為“社會科學領域的傳記‘轉向’”。由此，漢密爾頓表達了一個基本判斷：傳記已無可爭辯地成為當代文化與學術研究的重心與熱點之一。與傳記寫作的繁榮成正比，西方的傳記研究也進入成熟期。1976年是傳記研究專業化、制度化的一個轉折點。美國著名傳記作家、理論家、《亨利·詹姆斯傳》的作者利昂·艾德爾1976年在夏威夷大學馬諾亞分校建立了傳記研究中心，1977年創辦了世界上第一本傳記研究刊物《傳記：跨學科季刊》。艾德爾開創了嚴格意義上的傳記學術研究，使傳記研究進入了大學校園和學術殿堂。1985年，在詹姆斯·奧爾尼的支持和幫助下，北美另一個傳記研究專業雜志《傳記研究》也得以創立，由北卡羅萊納大學出版社出版，并延續至今。1980年代，傳記進入北美最大的學術團體“現代語言學會”（MLA）的議題之中。在此后的30多年中，一批傳記學者承襲了20世紀初期由伍爾夫、斯特拉奇、莫洛亞等人開啟的“新傳記”傳統，清理了從約翰生乃至普魯塔克發端的傳記理念；另一方面，又從20世紀西方文學、歷史學、心理學、哲學和文化批評中廣泛吸取養分，對傳記理論加以發展，傳記研究形成了自己的話語體系。在西方，傳記理論研究日益興盛，自成一體，與虛構文學批評鼎力相持[95]。

與之相比，我國作為曾經誕生過《史記》這樣經典傳記著作的傳記古國，并且至今依然創作繁榮的傳記大國，一直以來就存在這樣一個習焉不察的現象：傳記研究嚴重滯后，沒能形成與傳記寫作相匹配的規模和成績；理論建設不成體系，對傳記寫作的支撐極其有限。兩相對比，國內外的差距是顯而易見的。直到1992年，韓兆琦主編《中國傳記文學史》的出版才填補了我國“還沒有一部傳記文學史”的空白。雖然之后相繼有楊正潤著《傳記文學史綱》(1994)、李祥年著《漢魏六朝傳記文學史稿》(1995)、陳蘭村主編《中國傳記文學發展史》(1999)、張新科著《唐前史傳文學研究》(2000)、趙白生著《傳記文學理論》（2003）、楊正潤著《現代傳記學》（2009）等彰顯中國傳記研究實績的著作出版，但仍然不能解決一系列歷史遺留問題。目前國內相關研究整體上仍比較薄弱，并存在明顯的問題，主要有：一是基本史料整理薄弱，工具書編纂進度滯后；二是理論探索不足，沒有成熟的理論體系，無法對中國傳記文學創作予以符合其自身特色和發展的理論指導和支撐；三是學科歸屬不清晰，研究隊伍不成規模，相關研究者基本處于單打獨斗狀態，研究成果也無法產生影響。

習近平總書記2016年5月17日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強調“三大體系”建設問題——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建設。在全面發展繁榮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三大體系”的時代背景下，推動和加強傳記文學研究，努力構建中國特色傳記文學理論體系顯得愈發重要。如何推進中國傳記“三大體系”建設，我們覺得尤需做到：面向三個維度，即中西、古今、當下；做到三個“務要”，即在中西維度上，務要秉承“拿來主義”；在古今維度上，務要向傳統尋根；在當下維度上，務要融合創新；堅持“一個中心”不動搖，即以“當下”為中心，積極推動中國傳記研究范式由“西方化”向“中國化”轉型。從目前實踐情況來看，古今維度上的開拓與建設嚴重滯后，這對“一個中心”的堅持與推進顯然是非常不利的。

注釋：

[1]截止2020年2月17日，在中國知網上若以“傳記”為主題搜索，2019年有466篇，2018年為444篇。故保守估計，全年發文應在400篇以上。其中，高校碩博生至少有59篇以傳記為研究對象的論文通過答辯，相比于2018年的四十多篇，本年度增量明顯，質量較高；《現代傳記研究》（第一輯）發表19篇學術論文，《傳記文學》在其“傳記課堂”欄目發表15篇理論或評論文章，兩家期刊作為行業標桿所聯袂推出的這34篇文章質量較高，為傳記文學理論與批評事業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另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山東社會科學》《中山大學學報》等CSSCI期刊亦刊發十多篇高質量學術論文。2019年出版學術專著至少4部：俞樟華等編撰的《中國現代傳記文學編年史》（分上、下兩卷，浙江大學出版社2019年12月版）、張立群的《東北現代作家傳記的史料問題研究》（萬卷出版公司，2019年12月版）、孟暉的《“傳記式批評”研究——以中國近現代作家傳記文本為主要考察對象》（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9年10月版）、邱江寧和唐云芝的《元代中期館閣文人傳記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8月版）。

[2]參見陳蘭村：《中國傳記文學發展史》，語文出版社1999年版。

[3]1914年9月23日，在美國留學的胡適寫了一篇題目為《傳記文學》的日記，這是中國關于“傳記文學”這個概念的第一次出現。

[4]單篇代表作有郁達夫的《傳記文學》和《什么是傳記文學》、朱東潤的《中國傳記文學之進展》和《傳敘文學與人格》、孫毓棠的《論新傳記》和《傳記的真實性和方法》、許壽裳的《談傳記文學》、楊振聲的《傳記文學的歧途》，等等。作為理論專著，業界公認的代表作有王元的《傳記學》、沈嵩華的《傳記學概論》、朱東潤的《八代傳敘文學述論》、李景星的《四史評議》。在當代，理論、史論專著代表作有陳蘭村、張新科的《中國古典傳記論稿》，韓兆琦的《中國傳記文學史》，李祥年的《傳記文學概論》，楊正潤的《傳記文學史綱》《現代傳記學》，趙白生的《傳記文學理論》，陳蘭村的《中國傳記文學發展史》，王成軍的《傳記詩學》，辜也平的《中國現代傳記文學史論》等。

[5]《現代傳記研究》2019年第一輯。

[6]《社會》2019年第1期。

[7]《博覽群書》2019年第3期。

[8]《傳記文學》2019年第8期。

[9]《百家評論》2019年第3期。

[10]《中國社會科學報》2019年5月28日。

[11][20]《音樂文化研究》2019年第3期。

[12]《毛澤東思想研究》2019年第3期。

[13]《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9年第2期。

[14]《文藝研究》2019年第4期。

[15]《學術研究》2019年第4期。

[16]《學習與探索》2019年第4期。

[17]《綿陽師范學院學報》2019年第4期。

[18]朱東潤：《八代傳敘文學述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頁。

[19]陳含英、俞樟華：《現代傳記文學的基本成就概論》，《浙江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

[21]《心理科學》2019年第2期

[22]參見張元珂：《作為“中間物”的魯迅傳記寫作》，《傳記文學》2019年第5、6期。

[23]“近九十年間誕生的由他者所著（含“編著”）的格式“郁達夫傳”共計九十種；以郁達夫生前所寫自傳為基礎，后人編輯、整理的“郁達夫自傳”約有近十種（不含“日記”和“游記”）。”參見張立群：《“郁達夫傳”的歷史與現實》，《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年第2期。

[24]《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年第2期。

[25]《傳記文學》2019年第5、6期。

[26]《漢語言文學研究》2019年第3期。

[27]《今傳媒》2019年第10期。

[28]分別為揚州大學、阜陽師范學院、湖南師范大學2019年碩士論文。

[29][30]轉引自江濤：《“行走”與“邊地”書寫中的精神旅程——傳記研究法視域下的張承志論》，《石家莊學院學報》2019年第9期。

[31]分別發表于《石家莊學院學報》2019年第9期、《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報》2019年第2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年第1期、《現代傳記研究》2019年第一輯。

[32]湖南師范大學2019年碩士論文。

[33]浙江大學2019年碩士論文。

[34]廣州大學2019年碩士論文。

[35]分別發表于《山東社會科學》2019年第7期、《江西社會科學》2019年第9期。后一篇與秦磊毅合寫。這兩篇文章和本年度張元珂的《作為“中間物”的魯迅傳記寫作》形成呼應，彼此間在理論思維和觀點方面有一定重合處，但后者在史料整理與研究、在以史代論和版本考據方面都為前者所不能及。所以，若將這三篇論文作為一個整體來閱讀或考量，相關問題認知與探討將會更深入、更系統，啟迪也更大。

[36]即作者所言：“政治魯迅”逐漸向“凡人魯迅”轉化；現代文學史中敘述魯迅的部分與魯迅傳兩者的關系得到解綁；魯迅與其他名家的“合傳”。

[37]喀什大學2019年碩士論文。

[38]《南開詩學》2019年第二輯。

[39]許菁頻：《“五四”新文化運動與中國現代傳記文學》，《現代傳記研究》2019年第一輯。

[40]遼寧大學文學院2019年碩士論文。

[41]《民辦高等教育》2019年第3期。

[42][43]《現代傳記研究》2019年第一輯。

[44]《南都學壇》，2019年第6期。

[45]比如：《傳記文學》對推進中國當代傳記文學發展所作的貢獻，就頗值得予以系統研究。單就2019年而言，該雜志所刊發史料類文章頗為豐富，無論內容還是風格都自成一體：一、通過“封面人物”專題，刊發具有時代性、思想性、代表性人物專題文章，內容涉及人物生平、事跡（作品或學術）成就的敘述，敘中帶評，呈現敘事與評論相結合的特色，尤其是采用多方面、多角度敘事策略，呈現豐富的史料文獻價值；二，通過開設名人書簡解讀欄目，如茅盾書簡解讀、佚簡里的文學史等欄目，深度挖掘書簡背后時代與人物、事件的多重關系，為傳記研究提供珍貴的第一手文獻。人物期刊文章在傳記史料方面的價值、意義，是傳記研究一個有待開拓和加強的方向。

[46]早期先行者為“傳記文學”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比如：梁啟超不但將“在現代歐美史學界，歷史與傳記分科”這一說法引入國內，還開始對“傳記”進行“新的學術審視”，提出“以人為主”的傳記理念；胡適提出“傳記的文學”這一概念，并指出其功能：“給史家做材料，為文學開生路”；朱東潤最先把傳記文學從史學范疇脫離出來，提出其文學和歷史之間獨立的學科特質，對傳記文學理論建設作出重要的貢獻。

[47]如陳蘭村、張新科的《中國古典傳記論稿》、韓兆琦的《中國傳記文學史》、李祥年的《傳記文學概論》、陳蘭村的《中國傳記文學發展史》等等。

[48]《現代傳記研究》2019年第一輯。

[49]《寧波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9年第4期。

[50]分別為長春理工大學、浙江大學、華中師范大學、陜西理工大學2019年碩士論文。

[51]《四川師范大學學報》2019年第6期。

[52]《文化學刊》2019年第12期。

[53]《現代交際》2019年第10期。

[54]《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19年第8期。

[55]為陜西理工大學2019年碩士論文。

[56]《宜春學院學報》2019年第5期。

[57]《文學教育》（下）2019年第5期。

[58]《中華文化論壇》2019年第2期。

[59]為天津師范大學2019年碩士論文。

[60]《福建師大福清分校學報》2019年第4期。

[61]該著作者為黃璞，是專門記錄唐代閩地名士之書。有學者認為這是福建第一部人物志。

[62]前兩篇為蘭州大學2019年碩士論文，后兩篇分別為上海師范大學2019年碩士論文、北京交通大學2019年碩士論文。

[63]分別為遼寧大學2019年碩士論文、北京外國語大學2019年碩士論文。

[64]分別為沈陽師范大學2019年碩士論文、廣西師范大學2019年碩士論文、大連外國語大學2019年碩士論文。

[65]兩篇都為黑龍江大學2019年碩士論文。

[66][67]大連外國語大學2019年碩士論文。

[68]北京外國語大學2019年碩士論文。

[69]《五邑大學學報》2019年第2期。

[70]《外國語文研究》2019年第6期。

[71]《青年文學家》2019年第29期。

[72]《現代傳記研究》2019年第一輯。

[73]徐曉宇：《致命的42歲——探究果戈理之謎的新線索》，《現代傳記研究》2019年第一輯。

[74]童嶺：《天可汗的光與影——費子智、谷川道雄撰唐太宗傳記兩種之研究》，《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5期。

[75]《江西社會科學》2019年第12期

[76]中國知網上共有30篇以傳記電影為研究對象的論文，其中有7篇關鍵詞為“蕭紅”。

[77]分別發表于《電影文學》2019年第12期、《新聞研究導刊》2019年第9期、《齊魯師范學院學報》2019年第2期、《現代傳記研究》2019年第一輯、《傳記文學》2019年第2期、《電影文學》2019年第20期。

[78]“所謂‘現代文學的黃金時代’，很可能是一種基于當下消費語境的文化想象，它的歷史根基和美學實際，本身還需要更為嚴謹地調查和考量。如果動輒加以‘黃金’名號，恐怕還潛隱著劇本作者對當下受眾‘民國風’想象或是‘民國情懷’的主動投合。”盧楨：《傳記電影與文學空間的再造》，《文學自由談》2019年第6期。

[79]分別發表于《新世紀劇壇》2019年第4期、《藝術廣角》2019年第4期。

[80]《電影新作》2019年第5期。

[81]《老區建設》2019年第16期。

[82]《小康》2019年第36期。

[83]分別發表于《文學自由談》2019年第6期、《電影文學》2019年第22期、《現代傳記研究》2019年第一輯、《荊楚理工學院學報》2019年第4期、《南昌師范學院學報》2019年第4期、《電影文學》2019年第20期、《電影文學》2019年第23期。

[84]這些文章有：季華越的《成為你生來就要成為的人——評傳記電影〈波西米亞狂想曲〉》、冀心蕾的《痛苦如此持久，快樂如此短暫——評傳記電影〈女狙擊手〉》、閆泓琪的《謝利博士的身份認同與建構——評傳記電影〈綠皮書〉》、史力竹的《民族精神歌中來——評傳記電影〈音樂家〉》和《回首來時路——評傳記電影〈周恩來回延安〉》、王雪樺的《她從海上歸來——評傳記電影〈上海的女兒〉》、張志敏的《堅持是成功華章最美的注腳——評傳記電影〈李宗偉：敗者為王〉》。

[85]有學者將之稱為“泛傳記”寫作，參見李朝全：《2019年報告文學：聚焦力新時代 萃取淬煉新人物》，《文藝報》2020年2月17日。

[86]比如何建明主編的“中國百位文化名人傳記”叢書、浙江省社會科學院主編的“浙江文化名人傳記”叢書、貴州省科學技術協會資助的“貴州科學家傳記”叢書。這些叢書動輒幾十卷甚至上百卷的規模，都是大工程，其文化意義自不待言。

[87]參見張立群：《現當代詩人傳記的“當代化”邏輯及其歷史呈現》，《南開詩學》2019年第2輯。

[88]分別發表于《現代傳記研究》2019年第一輯、《學術評論》第5期、《普洱學院學報》2019年第4期、《平頂山學院學報》2019年第4期、《博覽群書》2019年第9期、《文匯報》2019年12月31日。

[89]分別發表于《文藝報》2019年8月6日、《文匯報》2019年7月8日、《文藝報》2019年10月9日、《文學自由談》2019年第4期、《博覽群書》2019年第1期。

[90]《文藝報》2019年8月14日。

[91]《文藝報》2019年11月18日。

[92]《傳記文學》2019年第11期。

[93]該刊由新聞出版總署信息中心主辦。2019年第5期有“人物傳記”書目匯編，基本是1月——4月間出版的傳記著作。但這個書目匯編得比較亂：也有2018年出版的，而且修訂本、再版本、叢書本混雜一起，因此若要篩選本年度新作，需要下一番功夫仔細甄別。

[94]到21世紀，這個趨勢更是不可阻擋，2018年美國非虛構類圖書銷售首次超過虛構類圖書，其中特朗普等政治人物傳記銷售遙遙領先，穩居排行榜之首；北京開卷圖書公司對國內2015年以來的傳記類圖書暢銷現象所做的分析報告也證明，傳記已成為圖書市場非常重要的種類，屢屢成為“爆款”類讀物。

[95]參見梁慶標：《傳記時代的來臨及其當代啟示》，《傳記文學》201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