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摘要：在中國古代，女性閱讀小說是不被認可的行為，這在官方法令、社會輿論、家規(guī)家訓中均有體現(xiàn)。自晚清小說界革命起，小說地位由文學邊緣移向中心，在知識分子、教育體制、民間輿論、社會風尚乃至官方意志的共同努力之下，中國古代“女性”與“小說”相對絕緣的狀態(tài)被打破，女性取得了閱讀小說的“合法權”，完成近代中國“女性”與“小說”關系新陳代謝的關鍵一步。從清末民初和“新文學”第一代女作家的創(chuàng)作實踐來看，她們都經歷了一條閱讀、摹仿、創(chuàng)作的漸進路線。

關鍵詞：近代；女性；小說；新陳代謝；閱讀史

中國小說傳統(tǒng)源遠流長，存在數(shù)量相當龐大的讀者群體。在小說繁榮的明清兩代，更是如此。然而在主流話語體系中，“小說”始終是不同于“大道”的瑣碎事件，不僅與經國救世、普道濟民毫無關系，而且還被視為“君子弗為”的“小道”。對于女性而言，這種禁忌無疑顯得更加嚴厲和深遠。清人汪堃在評點《紅樓夢》時曾說：“至婦女中，因此喪行墮節(jié)者，亦復不少。”[1]余治也認為“收藏小說”是一種“敗閨門”的行為：“凡好藏淫書、好唱彈詞諸家婦女，率多丑聲。”[2]眾所周知，閱讀小說是進行創(chuàng)作的基礎，因此，目前幾乎沒有古代女性寫作的小說作品留存下來，[3]也不難理解。

然而到了晚清，當梁啟超登高一呼提出“小說界革命”、大力推揚小說各種神奇的社會功用之時，小說文運已發(fā)生了悄然改變——由“文學”結構的邊緣向中心移動。有關這方面的討論已經不少，但是在蓬勃的研究中，近代小說閱讀卻是較少受到關注的話題。對于小說作者，相對比較容易掌握其生活時代、家庭出身、寫作目的等，其作品亦可作初步的描摹分析。然而讀者群體則是一個相對模糊的范疇，他們的構成如何？在性別、年齡、教育程度、階級等方面，較之古代是否有一定變化？當晚清小說文運發(fā)生巨變之時，社會輿論對女性讀者的認知，是否也隨之發(fā)生改變？諸如此類問題，實有必要深究。

職是之故，本文從閱讀史的視域出發(fā)，在近代中國的知識話語體系中，重審“女性”與“小說”二者關系的確立。筆者希望指出的是，“女性”之所以能夠閱讀小說，本身是以一種“知識”的形態(tài)現(xiàn)身。[4]那么，此一“知識”話語形成的背后，究竟隱含著何種社會歷史——特別是“權力”的痕跡？事實上，若想回答這一追問，不僅需要辨析“女性”與“小說”的關聯(lián)如何作為一種“知識”規(guī)定性被確立，也要尋繹和凸顯此一“知識”最終可以落實、儲存和傳授的制度性保護。具體到研究方法，則需要將文本解讀、話語分析和歷史闡述有機結合。因此，本文首先追蹤中國古代的女性小說閱讀，隨后分析當小說文運上升、成為教育與啟蒙的利器之后，知識分子、教育體制、民間輿論、社會風尚乃至官方意志如何合力，促成近代中國“女性”與“小說”關系的新陳代謝。

一、中國古代女性的小說閱讀[5]

從閱讀史視域出發(fā)考察中國古代的女性小說閱讀，大概需從通俗小說欣欣向榮的明清兩代講起。這是因為，自秦代開禁書之例始，盡管小說為士林君子所不屑，但直至宋元，小說尚未成為官方查禁之對象。有史可查的官方禁毀小說資料始于元代，但不多見；有明一代在文化藝術方面的意識形態(tài)控制亦較為寬松，查禁小說僅有兩次，且大抵針對特定的小說類型——如《剪燈新話》和《水滸傳》。[6]可是，自清朝定鼎以后，查禁小說的次數(shù)陡然增多。根據(jù)王利器輯錄的《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可以統(tǒng)計出從清代康熙至同治年間，中央與地方發(fā)布的小說禁令多達20條以上。其中，有不少文字提到小說之于女性讀者的危害，如道光十四年（1835）二月，上諭內閣曰:

近來傳奇演義等書，踵事翻新，詞多俚鄙，其始不過市井之徒，樂于觀覽，甚至兒童婦女，莫不飫聞而習見之。以蕩佚為風流，以強梁為雄杰，以佻薄為能事，以穢褻為常談。[7]

事實上，這條禁令針對的，只是作為案頭讀物的“傳奇演義”。但是，根據(jù)馬宗榮在《識字運動：民眾學校經營的理論與實際》中的記載，光緒三十四年（1908）一份籌備簡易識字學塾的官方文件，曾計劃六年以后使中國社會的識字比率達到總人口的百分之一。[8]由此，便可想見中國近代乃至古代的識字比例之低。加之女性深受“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傳統(tǒng)閨范桎梏，受教育的機會少之又少，識字比例無疑更加低下。

好在中國小說興起的途徑與西方大有不同，[9]原因在于古代小說與民間說話關系密切。女性即使不識字，也能通過聽說、看畫等方式間接閱讀和接受小說。潘建國曾將古代小說讀者分為“直接讀者”和“間接讀者”：前者需要一定的識字能力，主要由商賈、官宦和部分知識分子構成；后者則以村哥里婦、兒童婦女為主。[10]此即錢大昕所謂：“古有儒、釋、道三教，自明以來，又多一教曰小說……兒童婦女不識字者，亦皆聞而如見之,是其教較之儒、釋、道而更廣也。”[11]在清代，也出現(xiàn)一些針對“間接”讀者的中央文件與地方法令，如同治八年（1869）十一月，御史錫光奏請嚴禁五城寺院演劇招搖婦人入廟，以端風化。[12]甚至有地方官宣稱“民間演戲”乃“最足為誨淫之漸”——“青年婦女，涂脂抹粉，結伴觀場，竟置女紅于不問，而少年輕薄子，從中混雜，送目傳眉”，反復勸喻子民莫看演戲。[13]

具體到家規(guī)家訓層面，針對女性禁讀小說的資料蔚為增多。大抵因為中央文件與地方法令主要面向不識字的女子，她們只能以“間接”的方式接受小說；而家規(guī)家訓出自禮義之家，這些受過教育的識字女性，具備直接閱讀小說的能力。茲舉數(shù)例為證：

學識字，看正經書。目魚書及小說不可到眼，汝父平生最憎女人讀目魚書，犯之不孝。（胡方鳴《桷堂文鈔附信天翁家訓》）

女子通文識字，而能明大義者，固為賢德，然不可多得；其他便喜看曲本小說，挑動邪心，甚至舞文弄法，做出無恥丑事，反不如不識字、守拙安分之為愈也。（石成金《家訓鈔》）

幼女勿使僮仆抱。六歲以上，不出門庭。不許飲酒。不許覽山歌小說。勿學詩畫琴棋。常使持經念佛。教以四德三從。（周思仁《欲海回狂集》）[14]

必須承認，禁令、家訓等手段, 并未徹底阻隔古代才女對小說的閱讀熱情。早在元末，就已經出現(xiàn)相關的文獻記載。《明史·王行傳》稱:“王行，字止仲，吳縣人。幼隨父依賣藥徐翁家，徐媼好聽稗官小說，行日記數(shù)本，為媼誦之。媼喜。”[15]朱一是也說:“今之雕印，佳本如云，不勝其觀，誠為書齋添香，茶肆添閑。佳人出游，手捧繡像，于舟車中如拱璧。”[16]可見，繡像小說已經成為“佳人”愛讀之物。甚至，更有一些女性讀者在閱讀之后寫下對小說的評價與感受。《紅樓夢》的品鑒閱讀，在清代閨閣群體中尤為興盛，她們留下了大量詠嘆《紅樓夢》之作，最著名的是系于西園主人《紅樓夢本事詩》之后的王猗琴、王素琴、胡壽萱、謝桐仙、莫惟賢、姜云裳等多篇詩作。[17]更有閨秀不滿世人對小說的鄙薄態(tài)度，針對禁止女性閱讀小說的現(xiàn)狀發(fā)出不平之鳴。清代周綺《題〈紅樓夢〉十首》之詩前小序云：

稿甫脫，不覺神思困倦。正假寐間，忽見一古衣冠者揖余而言曰：“子一閨秀也。弄月吟風，已乖母教，乃作《紅樓夢》詩乎？”余一時難與辯論，遂謂之曰：“君之言誠是。然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詩之本教也。夫子刪詩，國風為始，豈有為瓜李之嫌耶？恐言之彬彬，行仍昧昧，不能自反，引入迷津，遂放浪而無涯涘矣。”言未竟，輾然而醒，但聞桂香入幕，梧葉搖風，樓頭澹月微云，撩人眉黛而已。[18]

原來，周綺病中翻閱《紅樓夢》，作詩十首之后神思困倦，竟與他人在夢中就閨閣女子是否應該閱讀《紅樓夢》展開辯駁。其中，“言之彬彬, 行仍昧昧”二句切中要旨，但結尾“言未竟”“輾然”“但聞”等語，仍然流露出無力扭轉現(xiàn)實的無奈。

可見，明清才女雖然得以在一定程度上跨越限制，對小說的參與程度不斷加深，但這些活動幾乎還處于一種“地下”狀態(tài)。“女性”與“小說”的連結仍然禁錮在官方律例及鄉(xiāng)規(guī)家訓等社會、家庭輿論中，無法“浮出歷史地表”。直至19世紀末期，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話語表述未有根本改變。到了晚清，“救亡圖存”成為歷史契機，促進小說在文學版圖的地位上升與性質變革，“小說場域”的性別秩序開始發(fā)生松動，開始了“女性”與“小說”關系的新陳代謝。

二、小說文運與女子啟蒙

1897年，嚴復、夏曾佑在《國聞報》上發(fā)文探討小說的啟蒙功用：“夫說部之興，其入人之深，行世之遠，幾幾出于經史之上，而天下之人心風俗，遂不免為說部所持。”[19]同年，康有為也在《日本書目志》之“小說門”識語中指出：“正史不能入，當以小說入之；語錄不能諭，當以小說諭之；律例不能治，當以小說治之。”[20]這樣的思路隨后被梁啟超《變法通議·論幼學》《譯印政治小說序》等文章全盤繼承并大加發(fā)揮。至1902年“小說界革命”的綱領性文件《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小說”已經無所不能，欲新民、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風俗、新學藝、新人心、新人格，都要首先“新小說”。[21]

經此系列文章鼓吹，小說不僅一躍為“文學之最上乘”，而且無可置疑地成為教育民眾的絕好工具：“信矣乎！風俗之開明，誠小說為之導師！”[22]早在1898年，梁啟超就指出女性是“新小說”的重要讀者，與“兵丁”“市儈”“農氓”“工匠”“車夫馬卒”“童孺”一樣，隸屬于“下而”這個讀者階層。[23]1903年，夏曾佑更加明確指出“中國之小說”可分為兩派：“一以應學士大夫之用；一以應婦女與粗人之用”，當時西學東漸，士大夫應接不暇，“惟婦女與粗人，無書可讀”，故以小說教之。[24]1906年，《新世界小說社報》發(fā)表了《論小說之教育》一文，進一步辨析女性需要通過閱讀小說來接受新知的原因和緊迫性。文中辨明“通俗教育”與“專門教育”“普通教育”的區(qū)別，提出小說作為“通俗教育”的工具，其教育對象為“愚民”。其中，女子又占“愚民”之多數(shù)[25]。因此，時人格外注重讓女性閱讀小說——“寄語同胞中之欲改良社會之有心人，茍能于婦人之愛憎處以轉移之，其力量之大，較于每日下一明詔”，[26]“婦女一變，而全國皆變矣”。[27]

然而，當時婦女大多沒有接受教育，無法欣賞立意高遠的小說，恰如狄葆賢所言“美妙之小說，必非婦女粗人所喜讀”。[28]即使面對知識女性，小說既要傳播新知、啟蒙學問，還得合于女性心理，也讓人頗費心思，“作小說之難也，作女界小說之尤難也”。[29]對于上述問題，在當時也引發(fā)了知識界的思考，其中最系統(tǒng)的是徐念慈《余之小說觀》。他在“小說今后之改良”一節(jié)中詳述了“女子社會”小說改良的途徑和辦法：

余謂今后著作家，所當留意，專出女子觀覽之小說。其形式、體裁、文字、價值，與商人觀覽者略同，而加入彈詞一類，詩歌、燈謎、酒令、圖畫、音樂趨重于美的諸事；其旨趣，則教之以治家瑣務、處事大綱，巨如政治倫常，細至飲食服用，上而孝養(yǎng)奉親，下若義方教子，示以陳跡，動其興感。如是則流行于閫以內，香口誦吟，檀心傾倒，必有買絲羅以繡者矣。[30]

同是在這篇文章中，徐念慈已經指出“商人觀覽者”的小說特點：形式“概用薄紙，不拘石印鉛印，而以中國裝訂”，體裁“用章回”，文字“用通俗白話”，價值廉取。隨后，他指出“女子社會”可與之類似。這篇文章對女性的小說閱讀進行了系統(tǒng)而又詳實的理論探索，頗為重要。

與此同時，清末民初也有不少小說作者在構思作品時明確考慮到了女性讀者的需要，將其預設為啟蒙的對象。《閨中劍·弁言》稱“是書注意又重在開通婦人、幼童之智識”，因此側重女學、算學、胎教、衛(wèi)生之學、醫(yī)學等內容。[31]徐天嘯贊賞《茜窗淚影》在“女界道德之墮落，大有江河日下之勢”的現(xiàn)狀下，“為女界之警鐘，作道德之保障”。[32]更加難得的是，女性作者對此往往更加自覺。1904年《女獄花》出版，作者王妙如感慨“近日女界黑暗已至極點”，希望以小說為“棒喝之具”，“將革命之事，源源本本，歷道其詳”，呼喚“千百萬我妙如之現(xiàn)影”。[33]《女獄花》之于女性讀者，也確實達成了一定的啟蒙效果。葉女士曾說：“第伏讀一過，無一事不驚心怵目，無一語不可泣可歌……雖然女士逝矣，而苦心孤詣，遺此一書，亦足以開民智、醒迷信、育一國之文明。”[34]

無獨有偶，另一部晚清女作者小說《俠義佳人》同樣針對“女界同胞”而作。1909年7月12日，《申報》刊出《商務印書館新出版小說〈俠義佳人〉》廣告：“女史深憫我國女界之黑暗，亟思有以拯救之，婆心苦口，冀開通一般女子之智識。書中兼描寫舊時社會中姑虐其婦，夫虐其妻，及種種梳頭纏足之陋習。大聲疾呼，冷嘲熱罵，洵足喚醒女界同胞之昏夢。[35]”這與邵振華在《〈俠義佳人〉自序》中宣傳的創(chuàng)作意旨——“愿吾女子睹黑暗而思文明，觀強暴而思自振”[36]不謀而合。

可以說，隨著小說性質的改變和小說文運的上升，小說成為女性接受新知識的絕好工具，故而閱讀小說不再是一種禁忌，反而是可以提倡的行為。借此中介，“擬想”的女性小說讀者開始浮現(xiàn)在知識分子的言說，慢慢形成了一種“知識規(guī)定性”。但是，這種論述只是一種基于理論層面的話語構建，而且提倡者主要是民間知識群體，只能算是一種輿論上的鋪墊；與之相對，學校教育視野中的文學課堂，才是使小說教育真正落在實處的制度化保證。

三、小說教育與國文課堂

在近代中國，最早提議將小說引入學校教育的是康有為。1897年，他在《日本書目志》“教育門”中指出“啟童蒙之知識，引之以正道，俾其歡欣樂讀，莫小說若也”，故關注所謂之“幼學小說”。[37]隨后，這種觀點被梁啟超在《變法通議·論學校》中進一步闡發(fā)，“說部書”成為蒙學教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38]晚清鼓吹將小說引入學堂作為教科書最為有力者，當屬黃伯耀、黃世仲兄弟，其《學校教育當以小說為鑰智之利導》《學堂宜推廣以小說為教書》等幾篇重要文章，均申明了小說之于學堂學生的開智作用。[39]理論上說，這些文章中的“學堂學生”也應包括女學堂。此外，還有一些特定主題的小說直接點明是為女學生而作，如程宗啟在《〈天足引〉白話小說序例》中，提出應將女性纏足的痛苦編成白話小說，“將來女學堂必定越開越多，女先生把這白話，說與小女學生聽，格外容易懂些”。[40]

目前，可以發(fā)現(xiàn)一些女學校宣揚小說的資料，如《香山女學校學約》：“小說歌謠，變俗之具，若無新理，流毒非輕……愿將舊本，悉付祖龍，勿染腦筋，勿毒社會。”[41]最早將以小說作為教學材料的思想落到實處的女校，當屬江蘇同里的明華女學校。該校于1904年由金一創(chuàng)辦，是當?shù)氐谝凰訉W校。據(jù)同年2月發(fā)布的《明華女學章程》可知，該校設有“小說”課程，與國文、修身、初級歷史、初級地理、初級物理、初級算學、唱歌、體操等科目并列。[42]此外還有上海城東女學校，1911年夏，該校開設暑假補習課，每日講演《三國演義》一小時。該課一方面注重對女學生的閱讀引導，強調以“天演物競之眼光”和“生存競爭之公理”來解讀魏蜀吳之間的斗力斗智與優(yōu)勝劣汰，借小說之“俠烈忠勇、慷慨激昂”來挽救“今日人心之腐敗”；另一方面在選材上也頗為用心，“由徐庶之孝及徐母之忠、曹操之奸謀、劉備之寬厚，繼以見諸葛之用智、趙云之忠勇等處”，使學生“養(yǎng)成一種英雄想象力、處世鑒別力”。[43]

需要說明的是，盡管自晚清起，就不斷有人主張直接以小說為教科書，但真正付諸實踐的并不多。正因如此，當黎錦熙將《西游記》等傳統(tǒng)小說選為小學教科書課文時，湖南地方教育界大為驚駭。[44]“小說”大規(guī)模入選國文課本，尤其是以范文的形態(tài)出現(xiàn)在教科書中，還是在新文學運動之后。[45]在近代中國，溝通這二者的橋梁是作為“國文”之助的“小說”論述。就小說家個體而言，對此鼓吹最力者當屬林紓。林紓在與友人合作翻譯的過程中，體會到西洋小說與“古文”的相通之處，如《黑奴吁天錄》“開場、伏脈、接筍、結穴，處處均得古文家義法”，[46]《斐洲煙水愁城錄》“甚類我史遷也”，[47]《塊肉余生述》具古文家“鎖骨觀音”之奧妙。[48]事實上，林紓也確實有意識地以“古文”之法結撰“小說”。1910年《小說月報》創(chuàng)刊，刊出了整版“林紓小說”廣告，賣點之一即“蓋不徒作小說觀，直可為古文讀本也”。[49]

從小說雜志方面著眼，對此用力最多的是《小說月報》，特別是惲鐵樵主編時期。惲鐵樵認為，“小說之為物，其力量大于學校課程奚啻十倍”，[50]因此“初學借小說以通文理，則為世所公認，故小說可謂作文輔助教科書”。[51]懷著如此強烈的使命感，惲鐵樵兢兢業(yè)業(yè)地操持《小說月報》，時人甚至謂之曰“編小說過分認真，有似‘大說’”。[52]在他的努力之下，“男女學校青年”已經成為《小說月報》的三大讀者群之一[53]；亦有讀者認可該刊“編輯之認真，取材之宏富”，自愿“捐贈一份于敝處忠實學堂，欲使同人皆飽此眼福也”。[54]可見，惲鐵樵以小說為國文之助的意愿得到落實，也確有女學生在日記中寫下暑假閱讀《小說月報》的感受：“過午膳，休息一時，閱《小說月報》及《婦女雜志》，覺甚有興味。”[55]

在此種思路之下，女學生也因此獲益。1915年，吳縣正本女校校長周國真發(fā)表《女學生自修用書之研究》一文，向女學生推薦“有益于身心”的自修用書。其中，她重點推介了惲鐵樵編輯的《小說月報》和林琴南譯“各種名家小說”：

海上所出小說報，不下數(shù)十種，魚龍混雜，選擇為難，惟《小說月報》，則短篇文字，筆力雄健，余恒當作古文讀之。中學以上生徒，茍能知此意以讀小說，庶可得小說之益，而不為小說所誤矣。

各種名家小說（林琴南譯），如《孝女耐兒傳》《塊肉余生述》《不如歸》《拊掌錄》《蛇女士傳》《技擊余聞》《英孝子火山報仇錄》等，余最喜讀之。中學以上生徒，茍能常閱是等小說，則較讀《古文觀止》等書更為有益也。[56]

事實上，同樣師法“左氏之文”與“史遷之法”的古文和小說，原本就有一種潛在“血緣”關系。[57]而“雜傳體”古文更是被稱為常蘊“小說筆法”，其對真人真事的合理剪裁、想象與增飾，令人物個性鮮明，敘事波瀾起伏，情節(jié)引人入勝，韓愈、柳宗元即其中的典型代表；其《河間傳》《毛穎傳》《種樹郭橐駝傳》《圬者王承福傳》等，歷來都是討論古文與小說文體交涉問題的重要文本。[58]林紓就特別推崇韓愈和柳宗元，甚至專作《韓柳文研究法》一書，記錄多年來閱讀和研究的心得和感受。[59]另一方面，考察近代女子學校的國文教育，可以發(fā)現(xiàn)其非常重視古文寫作。以近代著名女校——直隸第一女子師范學校為例，學生的課業(yè)評點中時常出現(xiàn)“如讀柳子厚諸山水記”“豐神酷似昌黎”“剖義精審似子厚”“凝重簡括逼近柳州”等獎掖之語。[60]最有趣的是，該校女學生還留下多篇珍貴的小說作品，恰恰是以“國文”的方式來結撰小說。[61]原本，“小說”可為“國文”之助的論述，是為了讓女學生借此門徑一窺其妙，最終登堂入室，回歸古文寫作之正法；然而，卻最終促成了從“國文”到“小說”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為近代女性從“小說閱讀”到“小說寫作”搭建起了一個通透的連結。

四、官方意志與社會風尚

晚清時，女性小說閱讀尚不乏“工具性”的特征，以實現(xiàn)智識提升為目的；此時“女性”與“小說”關系重構的背后，隱含的仍是救亡圖存語境中的婦女改造，與“廢纏足”“興女學”共享同樣的政治邏輯。正如學者指出：“中國早期的女權啟蒙并不是無條件地還婦女以自由，也并沒有徹底取消傳統(tǒng)對婦女束縛的意思，而是要重新調整婦女在民族國家中的地位，在此基礎上建立一種更為完整和合理的以男性為中心的現(xiàn)代政治和文化秩序。”[62]

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提供了新的歷史契機。南京臨時政府致電各省督撫：“惟《大清會典》《大清律例》《皇朝掌故》《國朝事實》及其他有礙民國精神暨非各學校應授之科目宜一律廢止。”[63]可見，清帝退位，查禁小說所本的《大清律例》宣告失效，正如范煙橋所說：“向時小說，受種種束縛，不能自由發(fā)表其意志與言論，光復后，即無專制之桎梏，文學已任民眾盡量進展，無絲毫之干涉與壓迫。”[64]與此同時，1912年教育部專設社會教育司，分管通俗教育事務，通俗教育被民國政府正式納入官方教育體制。1915年，通俗教育研究會成立，設小說、戲曲、演講三股。作為官方意志的代表，通俗教育研究會不僅鼓勵女性閱讀小說，甚至還對優(yōu)秀的女性小說作品予以獎勵。《呈教育部請獎〈薰蕕錄〉等四種小說乙種褒狀文》指出陳翠娜的《薰蕕錄》“與獎勵章程第三條相符”[65]“可補助我國人之道德智識者”。

與之相應，民國政府明確將女性閱讀納入圖書館體制。眾所周知，我們古代藏書，無論是官藏、私藏還是公藏，均不對女性開放。這種情況到了晚清已有改變。1906 年，《湖南圖書館暫定章程》提到：“凡如有女學生須閱圖書者，應由本學堂出具領證，準暫借出外。”[66]據(jù)此，女性讀者還只準借閱，且時間和次數(shù)均有限制。1915年，時人描述浙江圖書館的讀者情況：“每日來閱書者，人數(shù)寥寥，間有女子，則恒以新小說等為消遣品。”[67]此時，女性讀者似乎已經被允許在館內閱讀。1917年，民國政府頒布《京師圖書館呈請教育部鑒核暫行圖書館閱覽規(guī)則文》，其中第四條規(guī)定“婦女閱書者，至婦女閱書室閱覽”，[68]明確要求各大圖書館成立專門的女性閱覽室。隨后，浙江公立圖書館、江西省立圖書館迅速響應。[69]對于保障女性讀者在更大范圍的閱讀權利，這一舉措無疑具有標志性意義。

另一方面，隨著近代消費文化及娛樂風尚的崛起，使得作為大眾休閑讀物的小說漸漸流行起來。根據(jù)史料記載，慈禧太后就十分喜歡閱讀小說，她不僅對于《水滸傳》《西游記》《三國志》《紅樓夢》等書“時時披閱”，而且還“節(jié)取其事，編入舊劇，加以點綴，親授內監(jiān)，教之扮演”。[70]民國建立以后，小說思潮由“啟蒙”向“娛樂”轉變。盡管時人仍會強調小說的移風易俗之功效，但絕大多數(shù)小說家在面向女性讀者時，拋卻了此前高高在上的啟蒙姿態(tài)，代之以平等的“娛人”心態(tài)，如陳蝶仙所說“特以供諸女界聊博一粲”。[71]在當時，各種小說（或主要刊載小說）雜志如雨后春筍紛紛涌現(xiàn)，諸如《婦女時報》《婦女雜志》《中華婦女界》等，僅從雜志命名就可以看出是為女性讀者而辦。其余《小說月報》《小說時報》《禮拜六》《眉語》《小說畫報》等也將目光投向數(shù)量龐大的都市女性群體。例如，《小說月報》的廣告稱其內容選編“足以解頤家庭新智尤切日用為居家者必讀”，[72]強調為“居家者”——主婦提供關于日常生活有實用價值的知識。又如《眉語》廣告這樣說道：“《眉語》小說雜志是女界有名的人著的，里邊的筆墨又有趣、又高雅……況且這《眉語》都是女界的人看得多。凡是首飾店、綢緞店、香粉店、藥房、書坊、眼鏡公司、衣莊，女人用物件多的店家，在我們眉語雜志上登了告白，生意包他發(fā)達。”[73]這里則著眼于為女性提供“有趣”“高雅”的小說，并且以此作為對“女人用物件多的店家”來“招商引資”的重要籌碼。

大量證據(jù)表明，在民國初年，小說因其娛樂性和趣味性，已然成為女性休閑的絕好讀物。李定夷的妻子張詠述曾說“我愛讀小說，我尤愛讀哀情小說”，最愛《霣玉怨》“哀而寓艷，艷而能雅”和《鴛湖潮》的“文奇事奇”。[74]李蕙珠談道：“余好讀小說，尤好聽人說小說。花前月下，茶余食后，每有所聞，輒筆之于冊。日積月累，遂成巨帙，亦悶來消遣之一法也。”[75]與此同時，小說雜志和小說家也受到女性讀者的熱情追捧。著名的消閑雜志《禮拜六》上刊載了不少女性的詩詞品題，如“絳珠女史”“蕊仙女史”等，后者題詞甚至說：“虞初小說休輕視，世界文明信可期。一紙風行三萬里，南陽置驛鄭當時。”雪平女士也曾仿照“同文本繪圖《聊齋》，每圖各系一詩”的體例，為“《婦女界》所載短篇小說，各題七絕一首”。[76]陳蝶仙主持的《女子世界》受到女界的熱烈歡迎：“出版后聲華籍甚，閨閣貽書稱女弟子者數(shù)百人。”[77]甚至有一位月友女士喜歡周瘦鵑編輯的刊物到了癡迷的程度，她曾說：

《紫蘭花片》，裝訂玲瓏，印刷精良，叫人見了，愛不釋手。內中的文字，也深合我們心理。所以一等出版，便急急的趕著去買一本，從頭至尾，看個仔細。等到看完了，使用著上好的香水，灑幾點在書中又取一支牙刷，蘸些胭脂汁，灑在紙上，更使這本書有香有色。有些同學暗地里都笑我是個癡子。咳，其實我那里是個癡子，也無非表示我一些審美的觀念罷了。[78]

這些印刷精良、匠心獨運的小說雜志不僅充分展現(xiàn)了小說家的文心詩性，而且還能切中女性讀者的精神需要與閱讀期待，滿足她們的審美趣味和對美好生活的愿景，特別是雜志上大量出現(xiàn)的女性群像，更蘊含著一種男女平權的社會觀念。無怪乎在當時，周瘦鵑“少年男女幾奉之為愛神，女學生懷中尤多君之小影”，[79]可見其明星效應。

更有趣的是，我們可以在不少小說雜志的封面上都發(fā)現(xiàn)女性的閱讀身影，試看以下六幅封面圖：

可以看到，從1914年至1915年，在《小說新報》《中華小說界》《禮拜六》《香艷雜志》《娛閑錄》《繁華雜志》等小說雜志（或主要刊登小說作品）的封面上，都出現(xiàn)了一個性別化了的小說讀者，為我們連綴出了一幅民國初年女性小說閱讀網絡、接受網絡和傳播網絡的全景圖畫。在前四幅封面上，閱讀的女性獨自出現(xiàn)在窗下、桌前、床邊等私人領域，“她們”眼簾朝下，嘴角微微上揚，手中捧著正在津津有味閱讀的，正是該雜志本身。在后兩幅圖畫中，女性成群出現(xiàn)在林蔭與戶外等公共領域：《娛閑錄》上的三位女性年齡各異，正聚集在一處討論著什么；而《繁華雜志》上這位手捧雜志的女子，正在將該刊遞向他人。圖片上隱去的這位“對面人”，是她的愛人、閨友還是其他什么人呢？這為讀者留下了豐富的想象空間。雜志的封面常常被看作是一個刊物的形象代言人，“女性讀者”的出現(xiàn)，構成了“女性”與“小說”關系的兩種隱喻：一方面，這些讀書女性的倩影被繪制成封面圖畫，通過購買和閱讀，走向一個更加廣闊的公共空間；另一方面，它也將隱含在閱讀空間中的女性讀者物品化、風景化、公共化，進而與雜志的商品屬性實現(xiàn)某種“同構”。從這樣一個角度來講，“女性”與“小說”堪稱一而二、二而一，共同打造了一個都市商品文學的風景線。

五、結語：從閱讀到寫作

“新陳代謝”本義是指生物體能不斷與外界進行物質和能量的交換，在體內進行物質和能量的轉變，其本質就是生物體能不斷地自我更新。著名史學家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一書指出，“和古代那種靜態(tài)的、有很大凝固性的社會不同，中國近代是一個動態(tài)的、新陳代謝迅速的社會”，但“新陳代謝”決不是簡單的否定和取代的公式，而是一個揚棄和汲取的復雜過程，其重要的表現(xiàn)就是“迂回曲折地推陳出新”。[80]“女性”與“小說”結緣的過程也同樣如此，在獲得小說閱讀的“合法權”之后，女性又逐漸由閱讀走向寫作。眾所周知，閱讀是寫作的基礎，不少近代女性小說著譯者，早年都是小說愛好者，陳鴻璧就曾說道：“余喜閱西國報章雜志，及小說家言，又喜甄錄，是以片紙零墨，印雪簃中，滿吾簏者，以十數(shù)焉。”[81]

更值得注意的是，新文學第一代女作家也大多在少年時代癡迷小說。冰心曾回憶她在童年時，為父親船友們講述《三國》的報酬便是小說，其中，“所得的大半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林譯說部，如《孝女耐兒傳》《滑稽外史》《塊肉余生述》之類”；在她十一歲時，就已經看完了全部的《說部叢書》。[82]陳衡哲在赴美留學之前，也與普通女校學生一樣嗜讀“林譯小說”，或為寫不幸夫妻的《不如歸》流淚，或在客棧中讀《茶花女》而自得其樂。[83]蘇雪林也提到，她在十歲左右認得千余字后，便開始讀小說；等她看完六、七部風行一時的“林譯小說”之后，“小小心靈，陶醉于那哀感頑艷的文藝趣味里”，連日記也開始摹仿“林琴南的調調兒”，且“頗能逼肖”。在十七歲那年，蘇雪林創(chuàng)作了第一篇小說，使用的即是林譯文體，[84]她甚至感激地將林紓稱為“私淑國文教師”，因為“自我能讀書以來，我就整個沉浸于他譯著里”。[85]

馬丁·里昂（Martyn Lyons）曾指出，閱讀史也是一部性別史。隨著女性讀者隊伍的變化，女性作為讀者的反應必須加以區(qū)分研究。[86]然而，閱讀史不僅僅是一部性別史，它同時也是一部思想史和文明史。閱讀活動與社會、歷史、文化場域中的諸多因素相互交織、彼此影響，因此必須將女性閱讀史研究置于一個更為廣闊歷史空間進行考察。可以看到，隨著晚清小說的地位由文學的邊緣移向中心，在知識分子、教育體制、民間輿論、社會風尚乃至官方意志的共同努力之下，中國古代“女性”與“小說”相對絕緣的狀態(tài)被打破，女性首先得到了閱讀小說的“合法權”。一旦得到“賦權”，即使女性閱讀小說的出發(fā)點已經與原初目的有所齟齬，但這種“合法性”仍會沿著一種慣性繼續(xù)向前運行。正是在這樣一個寬松的社會氛圍里，女性讀者才可以毫無顧慮地從小說中汲取營養(yǎng)，從而對感興趣的作品進行摹仿和學習，最后投身于小說創(chuàng)作活動。事實上，不僅清末民初的小說女作者們經歷了一條閱讀、摹仿、創(chuàng)作的漸進路線，“新文學”第一代的幾位女作家亦是如此。

注釋：

[1] 汪堃：《寄蝸殘贅》卷九“紅樓夢為讖緯書”，朱一玄編：《明清小說資料選編（下冊）》，南開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600頁。

[2] 余治：《得一錄·收毀淫書局章程》，周良編：《蘇州評彈舊聞鈔》，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8頁。

[3] 目前已知的中國古代女性寫作的小說僅有三部：汪端《元明逸史》、陳義臣《謫仙樓》、顧太清《紅樓夢影》，其中留存下來的只有《紅樓夢影》。

[4] 此處所謂之“知識”，采取知識社會學最通常的解釋，尤其強調從理論知識擴展到日常知識這一建構主義的知識社會學取向，即“知識構成了人們據(jù)以進行理解和對待他人的典型化圖式”。參見劉文旋：《知識的社會性:知識社會學概要》，《哲學動態(tài)》2002年第1期。

[5] 為全面還原中國古代“女性”與“小說”的關系圖景，本小節(jié)借鑒高彥頤在《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中，根據(jù)“社會性別”所提煉出的三個維度——理想化理念（儒家經典和規(guī)訓）、生活實踐（親屬制度和教育）、女性視角（女性自身主體認同）。參見高彥頤：《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李志生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頁。

[6] 其一，明英宗正統(tǒng)七年焚《剪燈新話》等小說；其二，崇禎十五年禁《水滸傳》。參見王利器輯錄：《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增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5—18頁；又見歐陽健：《古代小說禁書漫話》，遼寧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34頁。

[7] 《大清宣宗成皇帝實錄》卷二百四十九，《清實錄》第36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763頁。

[8] 馬宗榮：《識字運動：民眾學校經營的理論與實際》，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第27頁。

[9] 伊恩?P?瓦特曾在《小說的興起》中指出，西方小說之所以在十八世紀興起，最主要的原因即讀者大眾的日益增多。同時，在諸多衡量讀者大眾構成的要素當中，教育的普及程度與大眾的識字水平占據(jù)了首要位置。參見伊恩?P?瓦特：《小說的興起》，高原、董紅鈞譯，三聯(lián)書店2003年版，第35頁。

[10] 潘建國：《明清時期通俗小說的讀者與傳播方式》，《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1期。

[11] 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十七“正俗”，《嘉定錢大昕全集（第九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72頁。

[12] 引自《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增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82頁。

[13] 引自《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增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26頁。

[14] 引自《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增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74頁、第174—175頁、第175頁、第176—177頁。

[15] 張廷玉等撰：《明史》卷二八五《文苑傳·王行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7329—7330頁。

[16] 朱一是：《〈蔬果爭奇〉跋》，崇禎十五年清白堂刊《蔬果爭奇》卷首。

[17] 一粟編：《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匯編·紅樓夢卷》，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522—524頁。

[18] 一粟編：《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匯編·紅樓夢卷》，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494頁。

[19] 幾道、別士：《本館附印說部緣起》，《國聞報》第47號，1897-12-11。

[20] 康有為：《日本書目志》卷十四，蔣貴麟主編：《康南海先生遺著匯刊（十一）》，宏業(yè)書局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734—735頁。

[21] 梁啟超（原文未署名）：《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新小說》第1號，1902年11月。

[22] 耀公：《小說與風俗之關系》，《中外小說林》第2年第5期，1908年3月。

[23] 任公：《譯印政治小說序》，《清議報》第1冊，1898-12-23。

[24] 別士：《小說原理》，《繡像小說》第3期，1903年6月。

[25] 《論小說之教育》，原載《新世界小說社報》1906年第1期，引自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04—206頁。

[26] 《小說叢話》，《新小說》第13號，1905年2月。

[27] 臥虎浪士：《〈女媧石〉敘》，原載1904年東亞編輯局版《女媧石》，引自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47頁。

[28] 《小說叢話》，《新小說》第7號，1903年9月。

[29] 錢塘俞佩蘭：《俞女士序》，《中國近代小說大系（64）》，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705頁。

[30] 覺我：《余之小說觀》，《小說林》第10期，1908年4月。

[31] 亞東破佛：《〈閨中劍〉弁言》，原載1906年小說林社版《閨中劍》，引自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17頁。

[32] 徐天嘯：《〈茜窗淚影〉序》，原載1914年上海國華書局版《茜窗淚影》，引自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493頁。

[33] 泉塘羅景仁：《跋》，《中國近代小說大系（64）》，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760頁。

[34] 滄桑寄客：《女獄花·葉女士序》，見《中國近代小說大系（64）》，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703頁。

[35] 《商務印書館新出版小說〈俠義佳人〉》，《申報》，1909年7月12日—21日之間。

[36] 績溪問漁女史：《〈俠義佳人〉自序》，《中國近代小說大系（64）》，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85頁。

[37] 康有為：《日本書目志》卷十，蔣貴麟主編：《康南海先生遺著匯刊（十一）》，宏業(yè)書局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415頁。

[38] 梁啟超：《論學校五·變法通議·三之五幼學（續(xù)第十七冊）》，《時務報》第18冊，1897年2月。

[39] 分載《中外小說林》第8期，1907年8月；《中外小說林》第18期，1908年1月。

[40] 程宗啟：《〈天足引〉白話小說序例》，原載1906年上海鴻文書局版《天足引》，引自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15頁。

[41] 《香山女學校學約》，《女子世界》第7期，1904年7月。

[42] 《明華女學章程》，《女子世界》第2期，1904年2月。

[43] 《納涼閑話》，《女學生》第36期，1911年8月。

[44] 黎澤渝編：《黎錦熙紀事詩存》，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2頁。

[45] 徐雁平：《胡適與整理國故考論——以中國文學史研究為中心》，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34—256頁。

[46] 林紓：《〈黑奴吁天錄〉例言》，引自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43頁。

[47] 林紓：《〈斐洲煙水愁城錄〉序》，引自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58頁。

[48] 林紓：《〈塊肉余生述〉前編序》，引自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348頁。

[49] 《（商務印書館出版圖書）林紓小說》，《小說月報》第1卷第1號，1910年8月。

[50] 樹玨：《復陳光輝君函》，《小說月報》第7卷第1號，1916年1月。

[51] 鐵樵：《論言情小說撰不如譯》，《小說月報》第6卷第7號，1915年7月。

[52] 鐵樵：《編輯余談》，《小說月報》第5卷第1號，1914年4月。

[53] 《答某君書》，《小說月報》第7卷第2號，1916年2月。

[54] 《翰甫君致本社記者書》，《小說月報》第6卷第5號，1915年5月。

[55] 吳江愛德女校甲種師范講習科生邵激芬：《模范日記·自述夏季之家庭》，《婦女雜志》第3卷第2期，1917年2月。

[56] 朱周國真：《女學生自修用書之研究》，《婦女雜志》第1卷第5號，1915年5月。

[57] 陳平原：《中國散文小說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頁。

[58] 康韻梅：《唐代古文與小說的交涉：以韓愈、柳宗元的作品為考察中心》，《臺大文史哲學報》第68期，2008年5月。

[59] 陳慧：《以韓抗俗:“五四”前后林紓的韓愈批評及其問題指向》，《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0期。

[60] 其中，前兩句分別見于《會報》第1期白眉初對鄭壽祿《恥不若人說》以及張皞如對趙存仁《試各述寒假內行樂之狀況》的點評；后兩句見于《會報》第3期白眉初對余淑祖《孔門文學為四科之一論》和劉鍾慧《論自殺之罪惡》的點評。

[61] 馬勤勤：《“浮出歷史地表”之前的女學生小說——以〈直隸第一女子師范學校校友會會報〉(1916—1918)為中心》，《文學評論》2014年第6期。

[62] 劉慧英：《女權、啟蒙與民族國家話語》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3年版，第54頁。

[63] 《教育部禁用前清各書通告各省電文》，《臨時政府公報》1912年第32號。

[64] 范煙橋：《中國小說史》，秋葉社1927年版，第267頁。

[65] 《文牘二》，《通俗教育研究會第三次報告書》（首都圖書館地方文獻藏，未標出版信息，當為1918年），第15頁。

[66] 李希泌、張椒華：《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156頁。

[67] 張芳蕓：《發(fā)刊辭三》，《婦女雜志》第1卷第1期，1915年1月。

[68] 《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221頁。

[69] 《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321、333頁。

[70] 徐坷：《孝欽后嗜小說》，《清稗類鈔》，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394頁。

[71] 太常仙蝶：《（滑稽小說）魔毯》，《女子世界》第2期，1915年1月。

[72] 《東方雜志》第8卷第1期，1911年3月。

[73] 《快到〈眉語〉上來登告白，包你生意要更加發(fā)達了》，《眉語》第1—4期，1914年11月—1915年4月。

[74] 《鬘紅女史評語》，毘陵李定夷：《霣玉怨》，國華書局1914年版。

[75] 李蕙珠：《倚蓉室野乘》，《眉語》第1卷第1期，1914年11月。

[76] 雪平女士：《小說題詞十首》，《中華婦女界》第1卷第8期，1915年8月。

[77] 鈍根：《本旬刊作者諸大名家小史》，《社會之花》第1卷第1期，1924年1月。

[78] 月友女士：《小說小說》，《申報·自由談·小說特刊》，1923-08-26。

[79] 鈍根：《本旬刊作者諸大名家小史》，《社會之花》第1卷第1期，1924年1月。

[80] 馮契：《序》，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三聯(lián)書店2018年版，第3頁。

[81] 陳鴻璧：《印雪移簏屑》，《小說林》第2期，1907年3月。

[82] 《冰心全集自序》，徐沉泗、葉忘憂編選：《現(xiàn)代創(chuàng)作文庫·冰心選集》，萬象書屋1936年版。

[83] 陳衡哲：《陳衡哲早年自傳》，馮進譯，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91-92頁。

[84] 《三十年寫作生活的回憶》，沈暉編：《蘇雪林文集（第二卷）》，安徽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114頁。

[85] 《我的學生時代》，見《蘇雪林文集》（第二卷），安徽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64頁。

[86] 王余光、許歡：《西方閱讀史研究述評與中國閱讀史研究的新進展》，《高校圖書館工作》2005 年第 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