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朱子奇同志是2008年10月11日離開這個世界的，得到這個消息時，我正在青海玉樹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那時候我只能遙望北京的方向，托遠去的白云送去我的無盡哀思。因為有一個重要的調研任務，加之隨行的人員是多個部門組成的，我也就無法抽身趕回北京，去向他做最后的告別，但為了表達我的悼念之情，只能委托中國作家協會代我敬獻了一個花圈，還在電話中叮囑他的夫人陸璀同志一定節哀，因為她也是90多歲的耄耋老人了。從電話里可以聽到她的聲音里雖有悲痛，但仍然表現出冷靜和堅定。在這一點上，他們那一代人在面對生死的時候，總能表現出一個革命者所特有的果敢和從容。

還記得2006年春天，我因組織派遣履新赴青海工作，專程去他們居所辭行，他們都非常興奮，為一個詩人能到地方黨政主干線去工作而感到高興。當然，他們同時也為我的身體是否能適應那樣一個高海拔的環境，流露出一絲小小的擔憂。作為前輩詩人朱子奇同志，反復叮囑我一定要為我們詩人爭光，并由衷地告訴我：這段經歷將是你人生的又一個轉折，一個真正的詩人應該有不同凡響的生命。他這一句話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在后來的工作和生命歲月中，證明了他的這句贈言是正確的。青海的確是我人生的一塊福地，在那里開闊了我的政治眼光，實踐眼光和文化眼光，我獲得了一個純粹的詩人不可能獲得的寶貴的行政經驗，對中國的國情和民情有了最直接的了解，特別是對中國這樣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有了更深入的體察，而這一切，都成為了我人生中最豐厚的財富。我的詩歌創作也是在那里出現了真正意義上的質的提升。今天回想起來，與朱子奇、陸璀同志辭行時的情景仿佛還歷歷在目，我一直把他的那句贈言作為我后來工作所追尋的一個目標，后來有機會我再次回到北京去看望他，他告訴我，因為我去了青海工作，他和陸璀經常從青海衛視上了解我的情況，并為我在青海開展的系列文化活動感到高興，特別是對青海湖國際詩歌節在青海的成功舉辦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他反復說，今天的中國就應該有自己的國際詩歌節，我們不能再把文化話語權拱手相讓了。每一次這樣的交流他都非常激動，經常從沙發上硬撐著站起來，兩只手不斷地揮動著。往往在這個時候，我都會再三勸他不要太激動，他詩人的天性隨時都會顯露出來，從他的身上可以看出來，一個真正的詩人只要生命尚存，哪怕已經失去了青春的活力，他也還會發出自己最后的吶喊。毫無疑問，朱子奇同志就是一位真正的詩人。

我說朱子奇同志是一位戰士，那是因為他一生都保持了戰士的品質。他告訴我，還是在延安時期，他就在毛主席和黨中央的身邊工作，還服務過我們黨五大書記之一的任弼時同志。有一次他陪同任弼時同志去向毛主席匯報工作，到了中午吃飯的時候，主席將他倆留下一塊兒用餐，除了一盤紅燒土豆之外，他們三個人的主菜就是每人一碗干辣椒，吃得津津有味。他們都是標準的湖南人，不吃辣椒就不吃飯的習慣，一直到他晚年都在堅持著。他告訴我，他曾經給主席提出想到前線去，主席告訴他，在后方工作也是一種戰斗，特別是像他這樣懂俄語的人，黨的事業還有更需要他的地方。正因為有這樣的革命戰爭和艱苦環境的考驗洗禮，朱子奇同志一直以一個永不褪色的戰士的品質要求自己。我們知道，他很長時間在從事世界保衛和平理事會的工作，在新中國遭遇帝國主義封鎖，整個國際環境處于最險惡最困難的時候，他根據組織的安排，到過許多國家開展對外交流活動，就是在最復雜的國際斗爭中，他也從未喪失過自己的原則。正因為他所保有的這樣一種戰士的品格和情懷，從而贏得了許多國家的和平人士的尊敬和喜愛。據我所知，他與捷克著名的超現實主義詩人、國際主義戰士、國際和平獎獲得者內茲瓦爾就有過比較深入的精神和情感交流，還把他的長詩《和平歌》翻譯成中文在中國出版。朱子奇同志曾長期擔任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世界和平理事會理事中國駐會書記。在繁忙的外事工作之余，他創作了《丁香花之城——布拉格組詩》《加米拉——獻給阿爾及利亞姊妹》《我的心在古巴跳動》和抒情長詩《沿著蘇伊士運河》,這些優秀的作品同樣也體現了他戰士的情懷和詩人的本色。特別是他贊頌十月革命成功40周年，毛澤東主席親赴莫斯科參加紀念活動獲得空前成功所寫的長詩《高唱共產主義勝利進行曲》，更是備受關注，被郭沫若譽為“一首寫國際大事件的好詩”。縱觀他的一生，為了追求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朱子奇同志不改初衷，以一個戰士崇高的標準要求自己，走完了追求和實現自己理想的一生。

還記得2000年春節前，我代表中國作協黨組書處去看望他和陸璀同志，他們都為我們國家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自豪，但是作為一個革命者，一生都在為自己的理想而奮斗，他同時也為當時社會存在的一些問題而憂心忡忡，倍加關切黨的事業如何更好地向前發展。最讓我感動的是他們這一代人，無論后來從事于什么工作，但他們都從未喪失過一個革命者從年輕的時候就樹立的理想，他的愛人陸璀同志是“一二?九”學生運動的領袖之一，曾被美國著名記者愛德加?斯諾稱為“中國的真德”，而朱子奇同志更是在年輕的時候就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把自己的理想融入進了中國人民追求國家獨立、民族解放和人民自由幸福的偉大事業之中。從他的革命和寫作生涯中都能看到，革命、生活和愛情從來就是統一在一起的，他的全部詩歌都是對自己所經歷過的這一切的最真實的注釋，他在延安寫下的《我歌頌偉大的七月》《延河曲》《楊家嶺出太陽》和《飛蛾撲火的故事》，真實地反映了全民族團結抗戰的精神和意志，特別是他充滿了國際主義精神的詩作《我的心飛向莫斯科》，由著名詩人蕭三同志于1942年介紹到蘇聯，經俄譯者阿龍史坦姆翻譯以后，在《莫斯科文學》上發表，極大地聲援了蘇聯紅軍反擊德國法西斯的正義斗爭。作為一個具有執著而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的革命者，他一直致力于翻譯處于世界革命中心蘇聯的優秀歌曲和歌詞，與作家周巍峙、倪煥之合作配譜，如《蘇聯國歌》《卡秋莎》《神圣戰爭》《青年近衛軍》和《斯大林格勒》等，都曾在各解放區和抗日根據地被廣泛傳唱。他還將他所熟悉的蘇聯革命詩人的作品翻譯成中文，這其中就有西蒙諾夫的《等著我，我會回來的》、蘇爾科夫的《勇士頌》、維爾什寧的《莫斯科——北京》以及別德內依的《送別》等，讓正在力求改變民族命運的中國讀者和大眾，受到了極大的激勵和鼓舞。作為一個革命者的一生，朱子奇同志為我們樹立了榜樣。20世紀風云起云涌的民族解放運動所造就的這一批革命者，他們對理想和目標的頑強追求，都是終其一生意志不渝的，對此，我在內心深處一直保持著對他們深深的敬重。

今年是朱子奇同志離開我們的第十一個年頭，明年又將是他誕辰100周年，作為他的晚輩和詩友，我寫下了這些文字，就是要表達對他的懷念。還記得2006年他出版《朱子奇詩選》囑我寫序時，我曾引用過別林斯基的一段論述，來說明朱子奇同志詩歌的價值以及這些作品與時代和人民的關系：“任何偉大詩人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的痛苦和幸福的根子深深地伸進了社會和歷史的土壤里，因為他是社會、時代、人類的器官和代表。只有渺小的詩人才會由于自己和靠描寫自己顯得幸福和不幸，但是只有他們自己才傾聽他們那小鳥似的歌唱，而社會和人類是不愿意理會這些的。”從這個意義上而言，作為詩人、戰士和革命者的朱子奇同志，他經歷和見證了一個改變了中華民族命運的時代，同樣他的詩也在那個時代發出過正義的聲音，也因此他將永遠與祖國的山河和歷史同在。他的詩歌、他的人格、他的風范和他的理想，都會長久的存活在他所追求的人類最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