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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不只有酋長、殖民史和曼德拉。《非洲文學與批評史稿》由兩位非裔學者編纂而成，囊括了非洲文學批評與理論的最關鍵文本，是非洲文學研究歷年成果的第一次遴選和集結。其中有非洲本土知識分子為民族獨立運動所激發的深入思考——何為非洲文學？非洲文學的“非洲性”在哪里？非洲學者的批評功能為何受到挑戰？“非洲作家”應該具有怎樣的身份意識與責任感？反獨裁小說與社會現實主義小說產生了怎樣的批判效果？本文節選自《非洲文學與批評史稿》（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年）第五十七篇，有刪節，標題有改動。

《非洲文學與批評史稿》，[尼日利亞]泰居莫拉·奧拉尼央 、[加納]阿托·奎森編，姚峰、孫曉萌、汪琳等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年1月出版

各國紛紛獨立后，我們看到非洲大陸各處，大學機構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各國都宣稱想盡快建設自己的行政隊伍。非洲文學批評正是在上述機構中，發出了自己的聲音，描繪出自己的道路。從雅溫得大學（University of Yaoundé）的所在地納戈埃克（Ngoa-Ekele）高地，托馬斯·麥隆（Thomas Melone）檢視了全世界的學者，發起了眾多研究項目。他發表了《蒙戈·貝蒂，人類與命運》（Mongo Beti，l’homme et le destin，1972）、《欽努阿·阿契貝與歷史悲劇》（Chinua Achebe et la tragédie de l’histoire，1973）等著作。上述兩部作品引發了對以上兩位作家的批評熱潮。穆罕默德·凱恩有許多文章發表于《非洲存在》等雜志，此外，他還作為比拉格·迪奧普無可爭議的詮釋者，在達喀爾大學的文學系站穩了腳跟。后來，他給我們帶來了巨著《非洲小說與傳統》（Roman africain et traditions，1982）。

伊巴丹的阿比奧拉·艾瑞爾作了大量研究，豐富了非洲文學研究的成就。后來，他將這些研究成果匯集于《文學與意識形態中的非洲經驗》（The African Experience in Literature and Ideology，1981）。肯尼亞的恩古吉·瓦·提昂戈原是教師和文學批評家，后來成了小說家，他為語言問題提供了頗為有益的視角（Decolonising the Mind：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African Literature，1986）。伯納德·福隆被譽為喀麥隆的蘇格拉底，他通過自己創辦的評論刊物《阿比亞》（Abbia），復興了本國的文學和文化生活。但我們怎能忘記，皮烏斯·恩甘杜（Pius Ngandu）、喬治·恩加（Georges Ngal）、巴特萊米·科奇（Barthélemy Kotchy）、阿德里安·胡阿（Adrien Huannou）等人都為書寫非洲文學批評的前幾頁作出了貢獻？

然而，有一點始終不變，比較突出。留在非洲大陸的第一代非洲批評家，大多離開了我們。他們在自己那個時代創造的體系，或存在于他們那個時代的體系，很少能留存下來。伯納德·福隆的《阿比亞》或托馬斯·麥隆的“非洲比較文學研究小組”（Equipe de Recherche en Littérature Africaine Comprée）就屬于這種情況。普及文學的所有其他途徑均已不見蹤影。《變遷》誕生于坎帕拉，后來隨沃萊·索因卡遷至阿克拉，最后又選擇落戶美國。《非洲和比較文學雜志》（The Journal of African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誕生于伊巴丹，只出版了一期。《號角》（The Horn）的壽命要長些，但也已停刊。《今日非洲文學》（African Literature Today）——原本是塞拉利昂福拉灣的評論期刊——之所以能生存下來，是因為這家刊物設在了倫敦。

1960至1970年間，非洲大陸的法語大學定期出版年鑒。佳迪瑪·恩祖吉（Kadima Nzuji）說，連達喀爾文學系的年鑒都由法國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如今，沒有一家法語大學定期出版刊物。毫不夸張地說，獨立評論刊物都是不定期發行的。《埃塞俄比亞詩集》（Ethiopiques）也不例外，幾年毫無動靜之后，出了第59期（1997年的第二季刊），慶賀桑戈爾的90歲壽辰。

非洲大陸的其他辦刊活動均效仿《非洲存在》，它們在法國看到了希望，但未能長期抵擋那些令非洲癱瘓的離心力。《南方小說》（Nouvelles du Sud）是一份文學和文化評論刊物，出版幾期之后就停刊了，將刊名給了取代賽力克斯（Silex）的新出版社。《黑人非洲人》（Peuples Noirs-Peules Africains）堅持了10年左右，但出版商似乎確定不再出版與此相關的著作。

即便在學術會議層面，顯然自1973年在雅溫德召開“非洲作家及其作為文明創造者的人民”（L’écrivain africain et son peuple comme producteur de civilisation）會議之后，非洲大陸似乎沒有召開過重要的研討會。實際上，非洲文學協會召開了兩次學術研討會，一次于1989年在達喀爾召開，另一次1992年在加納召開。但這些都是非洲主動為之嗎？我們有理由懷疑，有些人會認為非洲文學協會（ALA）尋求的是填補空白。有人可能還會提到1984年在布拉柴維爾（Brazzaville）召開的弗朗茲·法農學術研討會；提到1987年在拉各斯召開的學術研討會，慶祝1986年的諾貝爾獎頒給了沃來·索因卡；或者，還有一些規模較小的會議，如1985年在雅溫德召開的口頭文學會議、1991年在阿比讓（Abidjan）召開的神話會議，甚至是1996年在布拉柴維爾召開的索尼·拉布·譚斯專題會議。但這里，我們說的是周期性事件，未被寫入制度體系中，如非洲文學研究協會（APELA）、非洲文學協會（ALA）或加勒比文學和非洲法語文學研究協會（ASCALF）的年度學術研討會。

在缺乏專業途徑和機構的情況下，非洲批評本可以通過地方媒體獲得表達渠道：全國性報紙和雜志、廣播、電視等。但我們怎能忘記，在非洲惟一能確定長久存在的媒體，是由國家——一定程度上由教會——控制的？我們清楚《剛果/扎伊爾/非洲》（Congo/Zair/Afrique）和布拉柴維爾的《非洲周》（Semaine Africaine）的情況，雖然也出版文學和文化編年史，但這些編年史承擔的特殊使命完全不同：宣傳自己的宗教。

至于公共服務媒體，它們主要是當權者的仆人，公共服務觀念在我們大多數國家還被認為是個神話。國家新聞工作者扮演著專家的角色，他們通曉一切問題，毫不猶豫地探討文學，就像他們毫不猶豫地探討其他社會或新聞事件一樣。重要的是，他們所服務的政權可以從他們那里得到些什么。因此，只有君主的文書，必要時還有政府認為沒有冒犯言辭的文本，才是值得通過廣播、電視或政府報紙的專欄傳播的聲音。簡言之，在獨立后的非洲，學者的批評功能從根本上受到了挑戰。

正由于上述原因，審查和壓制那些爭議性很小的作家與許多非洲批評家，成了正當的做法。恩古吉與肯尼亞政權產生了沖突，被迫離開，現居美國。蒙戈·貝蒂被流放了13年，1991年回國后，幾乎一直受到各種騷擾。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沃萊·索因卡是個逃亡者。伯納德·楠格（Bernard Nanga）丟了性命，很可能是因為寫了《蝙蝠》（LesChauves-souris，1981)。甚至索尼·拉布·譚斯都未能躲避騷擾。威廉斯·薩辛（Williams Sassine）的祖國幾內亞給他帶來了重重危險，他因此被害。關于他，我們能說些什么呢？蓋伊·奧西托·米迪歐胡安（Guy Ossito Midiouhouan）因為寄給《黑人非洲人》一篇文章發表，險些在邦戈的監獄中消失（參見PNPA20［Apr.-May1981］）。

這些事，說起來叫人傷心；但我們認識到，文學批評只有在當下后殖民時代，只有在殖民政權建立的大學胚胎框架中，才能體會到自己的榮耀時刻。這里發生的一切，仿佛殖民者已計劃好，要模仿宗主國的模式在非洲創立這些機構，還有一切附屬機構：受資助的研究中心、出版和發行體系、研究團隊、卓越之追求。矛盾的是，后殖民政權的政治規劃與下列幾點背道而馳：發展批評功能；建立大學這一創新之地；出現有自由思想的智性力量。

［……］

學者逐漸被招攬，被引誘，變成有機知識分子，以使獨裁統治合法化。這些學者破壞了尚在萌芽階段的殖民型大學最初的目標或固有的本質——為此，很少有第二代、第三代學者得益于地方機構的支持。有些刊物受非洲之外的力量控制，如《法語存在》（Présence Francophone）、《面包車》（Matatu）、《法語區研究》（Etudes Francophones）、《非洲文學研究》（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非洲文學》（L’Afrique Littéraire）《我們的圖書館》（Notre Libraire）、《非洲研究雜志》（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等。在這些刊物的欄目中，非洲文學批評得到了發展。非洲民眾收入不高，無法購買或訂閱其他地方出版的期刊雜志，因此看不到這些批評。最重要的是，我們不要忘記：一種新的歷史阻礙危及我們的視野。甚至，我們喪失了自己的主動性，這些主動性被他者恢復或挪用了。

因此，非洲文學已被本土內生的批評所拋棄，成了孤兒。而且，非洲文學只在塞納河或泰晤士河兩岸出版，這種現象越來越明顯。現今，越來越多的非洲文學作品甚至是在那里寫出來的。非洲大陸的出版商了解植物生長節律，與年輕流散作家的作品相比，出自內陸的作品寥寥可數，但流散作家的本土經驗如此有限，有時令我們感到遺憾。

這完全可以理解。非洲大陸上的國家無法容許自己這樣做，即無限期地放棄真正爭取自由的斗爭，放棄實施一種文化挪用策略。因為，如愛德華·薩義德準確指出的：“解殖運動開始廢除傳統的帝國時，帝國主義并未結束，并未突然成為‘過去’。”多數情況下，獨立只是陷阱，這并非總是因為昔日的殖民者，有時甚至由于昔日的被殖民者。薩義德借用普洛斯彼羅（Prospero）與凱列班這一辯證邏輯，如此解釋道：

基本的討論形式可以立即轉化為一系列選擇，這是我們由愛麗兒凱列班（Ariel-Calíban）選擇那里推究而來的……一個選擇是像愛麗兒那樣去做，也就是像普洛斯彼羅心甘情愿的仆人那樣；愛麗兒熱情地照吩咐行事，獲得自由時，恢復了自己與生俱來的本質，有點像因循守舊的當地人，與普洛斯彼羅勾結不會讓他感到憂慮。第二個選擇是像凱列班那樣，他清楚并接受自己混雜的過去，卻失去了未來發展的能力。第三個選擇是成為一個不同的凱列班，在發現本質自我、前殖民自我的過程中，擺脫目前的奴隸身份和身體缺陷。（257—258）

風險似乎顯而易見。大部分非洲領導人沿著愛麗兒的道路，致力于獨立后的發展。他們樂于成為得意的貴族，毫不猶豫地四處散播知識分子的痛苦。一群喀麥隆學者寫道，知識分子

引起同情，因為其使命違反了某個社會的規范，而對該社會而言，高深的學問不過是一塊墊腳石，可以讓他們獲得官僚權力和經濟權力。人們認為，跳出這一規范注定要失敗。為豐富知識而努力，這足以引起社會的同情。在社會看來，知識活動是制度上的權宜之計，而那些為此努力的人應該得到的，若不是蔑視，就是一絲同情。（Forum des Universitaires Chrétiens 15）

非洲英語國家同樣糟糕。我們可以在一份近期出自肯尼亞的報告中讀到下面的文字，與喀麥隆人的分析略有相似之處：

有些人在知識分子中看到的信仰危機，與許多國家令人遺憾的高等教育狀況緊密相關。在非洲全境，許多公立大學紛紛瓦解，這反映了難以言喻的知識問題。無情的財政危機——因為政府貧窮，無法或不愿支持高等教育——導致研究基金、教學設備減少，最后還有學術資源的減少。

根據三位非洲學者的說法，艱苦歲月里，最大的受害者就是職員的士氣。許多非洲學者接觸不到書籍、專業期刊或電子網絡，無法參加會議，無法休假，甚至找不到粉筆在黑板上寫字，因此喪失了職業自尊。最后，他們在憤世嫉俗……玩忽職守……和機會主義中尋得安慰。（UseemA47—48）

事實上，既然很難將非洲文學批評與危及我們國家的所有不幸分開，那我們必須開始努力了。至于沃萊·索因卡，他回憶道，我們無法否認“非洲大陸在這些問題中的責任……在我們的圖書館中，隨處可見我們的作家和知識分子進行的無盡譴責，尤其是針對統治階級的譴責”。（Sarageldin et al.241）

我們意識到，這一話題產生了很多深遠的影響，我們在這里必須樂于指明幾條道路。非洲民族主義文學批評——它們寫于世界各地——并非這里的問題，我們也很難指責文學批評學者未能盡到責任！非洲民族主義文學研究的確一片繁榮。但在20世紀60到70年代，麥隆們、凱恩們、索因卡們、恩古吉們和其他的阿比奧拉們任教于大學，樹立榜樣。自那時以來，非洲和非洲民族主義文學批評基本在非洲大陸之外的機構進行，這顯而易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