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和別的80后相比，我們真的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

吳佳燕（以下簡稱“吳”）：金蓮好！能跟你聊聊，倍感親切而輕松。我記得是2013年跟你聯系上的，一晃7年過去，我們實際上只見了兩面，卻有相知已深、一見如故之感。你在給我的第一篇小說《小渡》時就說“如果感覺稿件不行的話，請直接說，不要不好意思，我喜歡直來直去地交流”，這種“直來直去”奠定了編輯和作家之間最簡單而又理想的交往方式，感謝信任，我也很喜歡。而且我想，如果當初沒有《小渡》的退稿，可能就沒有后來你給我的那篇讓你站在聚光燈下的《1987年的漿水和酸菜》了。你還記得你發表的第一部作品么？是在什么背景下開啟了你的寫作之路？

馬金蓮（以下簡稱“馬”）：吳老師好。面對你發來的問題，心情很沉重，因為我們知道，這段時間正是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流行的時期，而你所在的武漢，正處疫情中心。千言萬語，最終只有一句話：保重。在我看來，編輯和作者，其實是一種攜手前行、互相促進的關系。回想自己從事創作這二十年的歷程和一路走來所遇到的編輯老師們，我心里滿是感激，因為成就作者和作品的，不僅僅是創作者個人，還有編輯。我很幸運，總是遇到好編輯。我所認定的這個“好”，就是負責，對作品負責，對作者負責，對文學藝術負責，同時具備一定的編輯水平和文學鑒賞能力，態度認真，甚至嚴苛。吳老師正是這樣的編輯。這些年每當遇到把作品打回來、提出修改意見、讓我精心修改的編輯，我一面“咬牙切齒”地“恨”，不情愿，想偷懶；一面又心懷感激，克服內心的惰性，一個字一個段落一個小節地往下修改。事實證明，好作品是改出來的。所以我越來越喜歡作品被打回，被提意見，被指導修改，在編輯和作者的共同參與下，最后以較好的結果發表。

我第一次發表作品，是在我們本地的市級刊物《六盤山》。當時我18歲，在當地師范學校念書，學校文學社舉辦征文活動，我投了一篇小小說，獲了一等獎。這讓我很受鼓舞。接著我用稿紙把這篇文字認真謄錄了，寄給《六盤山》，兩個月后刊登出來了，這算是正式發表。我開始大量讀書，同時堅持參加文學社的各種活動。當時文學社有好幾位愛好文學的指導老師，他們投注了大量精力引導我們創作，包括不定期舉辦改稿活動指導修改，舉辦座談會和文學講座。這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我們的成長。我那幾年不斷在校刊發表作品，同時在校外的中學生刊物發表作品，等2003年師范畢業的時候，我其實已經具備獨立創作和投稿的一些能力和經驗，這為我后面回到老家為生計四處奔波的幾年當中還能堅持文學創作打下了基礎。

吳：多謝關心。沒想到我們的對話遭逢這樣一場舉世關注的疫情，除了密切關注各自保重，似乎什么都做不了，祈禱大家早日渡過難關。談談我們的兩次見面吧。一次是2018年8月，《1987年的漿水和酸菜》獲得魯獎，寧夏作協給你開慶祝座談會，我和何子英主編應邀前往，感覺你特別樸實、謙遜、勤奮和熱情。另外，寧夏的牛羊肉很吃好，沒有膻味，八寶茶香甜可口，沁人心脾。我覺得回族文化中潔凈的觀念真是深入人心，無論是飲食，還是風俗禮儀，這當然從你的小說中也可見一斑。一次是2019年6月，我們雜志社邀請你參加《長江文藝》70周年刊慶會，你的中篇小說《低處的父親》也獲得雙年獎。這應該是你第一次到武漢吧？我特別內疚的是沒有解決好你的吃飯問題，而你早已帶著干糧做好了應對準備。那么在這一來一往中，你有什么比較深刻或有趣的印象？作為最年輕的魯獎獲得者，你覺得獲獎這件事對你最大的影響或改變是什么？

馬：謝謝吳老師記得這樣清楚。在眾多作者當中，編輯能清楚記得和其中的一個小作者的來往經歷，委實讓我感動。去年6月份的武漢之行，有好多細節讓我難忘。那是我第一次去湖北。我先到銀川住了一晚，第二天從銀川直飛武漢，回來也是一樣的路線。但你們的熱情和周到，讓我倍感溫暖。何子英主編多次親自詢問食宿情況。尤其吳老師親自接機，全程為我操心，直到送我離開，所做的工作瑣碎細致，這是別人看不見的付出，你一直都在默默地堅持著。感覺我們之間這樣的相處，其實已經超越了編輯和作者的單純關系，有了彼此欣賞、體貼和關心，是親人之間才有的感情。獲得魯獎已經過去了兩年，所以早就是過去式了，我也早就恢復了原來的生活和寫作狀態，好像對我沒太大的影響和改變，還是堅持以平常的心態堅守著文學。

吳：我看過你不少關于個人經歷的文字，常常心有戚戚焉。我們同為80后，出生在農村，通過讀書考試跳出農門。我小時候也在家干農活，然后如饑似渴地喜歡看書，但是相比而言，我覺得你更不容易，經歷的苦難更多，這肯定與你生活的環境有關。你應該是2007年當上教師后才真正從農村勞動中解脫出來吧？回望25年的農村生活，有何特別的經歷和感受？

馬：回望走過的道路，真是百感交集，一言難盡。因為確實太不容易了。不僅是生活的艱辛，同時還要堅持自己的愛好，堅持文學創作，這就難上加難。

我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家在西海固農村，家里孩子多，土地少，總是吃得不好，尤其九十年代初家鄉連著幾年大旱，莊稼基本顆粒無收。我們姐妹都在縣城上學，家里開支很大，那段時間我們的日子過得很艱難。和別的80后相比，我們真的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我們面臨的不僅是偏僻落后的苦楚，還有苦難對生命個體的考驗和磨礪。

我上學的過程充滿了艱難。小學四年級我開始在十多里外的完小住校，條件很艱苦，沒有開水，學生灶有時開設有時關閉，那兩年我基本都是靠從家里背干糧，就著自來水吃度過的。夏天炎熱時候，干糧三天時間就開始發霉長毛，但是離家遠，我只能堅持啃長毛的干糧。初中三年我在縣城住校，離家更遠了，我基本上一學期只回去一次。那時正是身體發育的年齡，學習量大，集體灶上的洋芋菜和蒸饅頭常常滿足不了一個饑腸轆轆的胃。所以那時我最渴望的是吃一頓飽飯，有一頓好吃的。初中畢業，我聽從父親安排上了當地一家師范學校，為的是早日工作，幫家里減輕負擔。

沒想到的是，等我師范學校畢業，中專學歷國家不再分配工作，在我們當時的環境里女孩子很少有出去打工的，于是我在家待業好幾年，期間嫁到了另一個山溝里給人家做媳婦，又開始承擔更繁重的農活和經受生活深層次的考驗。

如今回想起來，那些年真的很不容易。有時真不愿回頭再去看那些充滿艱辛的日子。

吳：幸好你走過來了！你吃過的苦，正在用另外的方式回饋于你。關于文學的教育和寫作的來路問題，大致有三種：他人的影響、自我的閱讀、學校的教育。雖然你生活在比較偏僻落后的西海固地區，但幸運的是你的童年有“講故事的人”（祖母、外祖母、碎巴巴），有來自父親的文學熏陶，有一柜子的書吸引你去閱讀，那真是為你打開了另外一個世界，也為你埋下了文學的種子。尤其是你說看到的第一本文學書是張承志的《心靈史》，在別人的書里讀到自己熟悉的人事，那是一種什么樣的感覺？你會有意識地去關注和承接文學譜系上的“西海固”嗎？

馬：是的，說起來還是比較幸運的。在我成長的家庭里首先有一些文學書籍，因為我父親是一個文學愛好者，他同時在鄉文化站工作，這些條件都讓我很小就有接觸文學作品的機會，可以說從剛能夠認字，我就開始了淺顯的閱讀。而且在我成長的環境里，有祖父母、外祖母等老人陪伴，他們成為我生命記憶里講故事的人。他們目不識丁，是在生活的坎坷里熬過來的，他們用講故事的方式向后輩講述自己的生活經歷和難忘記憶，而我無意中成為那個被故事熏陶浸泡的聽眾。這些都成為我后來文學創作的豐富營養。閱讀豐富了我認識和想象世界的能力，身邊鮮活的生存故事，為我的底層寫作堅定了方向。

《心靈史》中的故事、傳奇、人物，甚至細節，我很小的時候都聽過。當第一次看到民間流傳的真實故事，變成文字并且讀起來這樣驚心動魄引人入勝，我有種如夢似幻的感覺，有種忽然看見了生活本質的驚詫。其實一直以來我們都置身這樣的環境當中，只不過我們缺乏用文字和文學講述和提煉的能力。我覺得，《心靈史》一定要懷著樸素的崇敬的心態去讀，它不僅是一本書，一部小說，它是一個群體用血和淚演繹的心靈卷冊。

可以說西海固作家基本上都在西海固文學這個譜系當中，我最初寫作那幾年就開始大量閱讀西海固前輩作家的優秀作品，像石舒清、郭文斌等人的作品我全部讀過，從中吸取了不少營養。所以說當下的西海固作家群中的我們，是踩著西海固前幾代作家的肩膀走出來的，這毫不夸張。

小人物的生活折疊起來，不就是我們時代的變遷嗎

吳：有無特別喜歡的外國文學作家作品？

馬：我讀的外國作品并不多。因為小時候接觸的作品里外國文學很少。念師范的時候，學校圖書館既小又舊，圖書少，借閱困難，所以那幾年最黃金的閱讀時段里，我接觸外國文學的機會并不多。這幾年我深刻認識到了自己閱讀方面的欠缺，所以開始有意識地彌補，大量閱讀外國名著。遺憾的是，時間有限，精力也少，工作和生活之余，實在沒有多少時間分配給閱讀和寫作。好在我能堅持，能把一些零散的時間抓住利用起來。目前我讀完了馬爾克斯的全部作品，還有門羅的大部分作品，別的作家的著作沒有系統讀，只是有什么讀什么，零零散散也算讀了不少。特別喜歡的還沒有，因為總是抱著學習的態度在看書，所以在每個作家的每部作品里，我都努力讓自己看到其中的長處，希望可以汲取其中的養分，揣摩剖析其不足和缺陷。目前留下較深印象的是《霍亂時期的愛情》《百年孤獨》《寵兒》《日瓦戈醫生》《罪與罰》等作品。哦，其中讀了很多遍的是《百年孤獨》，為了充分利用時間，我做飯的時候用聽書軟件聽《百年孤獨》，這也是一個節省時間的好辦法，一遍遍聽，《百年孤獨》那錯綜復雜的脈絡和綿密交織的細節，我正是在聽書過程中一點點明晰起來的，如今有些篇章我能背誦下來。

吳：我覺得你的寫作最大的特點就是本色寫作。這有兩個方面，一是內容上寫自己熟悉的生活，包括西海固地區過去的鄉村生活、風土人情，現在的移民搬遷、生活改變；二是敘述上用貼己的視角、質樸的語言，去呈現普通人的生活，表達樸素的生命情感。而且因為地理環境的相對落后封閉，又主要是回族人民聚居地，你的本色寫作還原了一個地區、一個民族的生活樣貌、宗教文化和風俗人情，并相對于現代生活的大環境而言有鮮明的陌生感和差異性。直到現在，我仍然固執地認為，你寫得最好的作品是那些對舊時光里的生活與情感的描摹，指認那片土地上的人們在苦難歲月里從未喪失過日子的勁頭與對生活的熱情，以及他們在浩渺的時間長河里從未放棄生命在塵埃里的閃光。你出生和成長的“扇子灣”，是你寫作的出發地也是根據地，并帶給你寫作無盡的滋養和巨大的榮光，是這樣吧？

馬：您的看法很精準。確實是這樣，寫了二十年，回頭看自己寫過的文字，我自己最滿意的，還是和鄉村生活有關的那些。可能人都會情不自禁地用詩意的心態挖掘和過濾過去的生活吧，每當我構思作品的時候，眼前總是浮現著鄉村生活里的人和事。二十多年的鄉村生活，真是帶給我的回憶很多，無數鄉親們鮮活的面容和他們的生活故事，像走馬燈一樣在眼前浮現。他們都是社會最底層的群體，他們的生活是最樸實本真的生活，他們的人生卑微，但心態里從不缺乏豁達。我在這樣的群體里長大，血管里流淌著跟他們一樣的血液，記憶里埋藏著無數過往歲月的細節，對于我來說是應該感恩的。可以說西海固的鄉村、鄉村生活，回漢雜居這樣一個民族分布情況，還有日常生活里的煙火氣息，都是成就我小說最基本的元素。我迷戀這些。具體到創作當中，我筆下總在固執地出現一個地方，扇子灣。扇子灣是我生活過的小山村，實在有太多記憶和故事需要我去挖掘和書寫。鄉親們在偏僻落后貧窮的扇子灣，像草木一樣默默地活過自己的一生，然后歸于黃土。寫他們的時候，我面上含著笑，心里流淌著疼痛，回憶著他們的音容笑貌，我會情不自禁地沉浸在他們的故事里，一點一點去寫。這樣的經歷，這樣的記憶，是那么真實，那么珍貴。可以說鄉村記憶對于我來說，扇子灣對于我來說，就是一座寶藏，一個生活的支撐點，是精神世界的一個溫暖寄居地。

吳：我發現你后來有意識地在進行自我突破和拓展，比如對西海固人群生活命運的持續關注，他們現在的生存狀態，在移民搬遷和城市化進程中內心的沖突和變化，你關注他們的種種不適、疼痛和無所依傍，自己也感到困惑，像《低處的父親》；比如對現代辦公人群和職場生活的關注，像你近年來寫的《局外》《同居》《盛開》等小說，包括給我們的這篇《通勤車》，很有現代感，我想它肯定跟你當下的生活有關。一個作家有意識地去突破自己的原有風格和接受印象，這需要勇氣也是好事，但是在新的風格還未形成之前，這樣做也是有些冒險的。對此，你是怎么想的？

馬：挺矛盾的。一方面，原來的經驗式寫作，總有素材用完的一天，而且寫多了會重復自己；另一方面，生活在變遷，我們每天都面臨著飛速發展的當下，在這個快速發展的過程中，人，人的精神，人的內心深處，有著什么樣的變遷，我有興趣去觸摸、探究、揣摩和表達，所以我開始嘗試把這些東西寫進新的作品里。去年后半年開始我其實很矛盾，總有一種進退維谷不知何去何從的彷徨，現在走出來了，因為我已經想明白了，該走的路還是要走，該有的嘗試還是要去嘗試。試著突破自己是一個寫作者應該有的勇氣。同時，隨著對生活的了解、認識和感悟，我想，以后的寫作不會狹隘地界定在鄉村這樣一個范疇，會試著去突破、融合。畢竟在當今普遍城鄉一體化的社會里，就連我們這偏僻的西海固，人們的生活也發生著很大的變化，一個作家要跟上時代的腳步，就要不斷嘗試和突破。但是，不管走得多遠，我覺得自己都不會完全脫離鄉土這樣的大范圍，只是去嘗試拓展、放大，用包容的胸懷和眼界，讓鄉土寫作在新生活面前做出該有的拓展和調整。

吳：《通勤車》寫一個坐了十年通勤車的小公務員的故事。“通勤車”這個意象很好，像是時代列車，不斷有人上上下下、來來去去，有的因為升官發財，有的因為生老病死，而那個一直坐在車上的、生活幾乎水波不興的人，其實已經被拋在了時代之外；王忘看似是一個親歷者，其實只是一個旁觀者呵，熱鬧、生死好像都是別人的，他自己連找美女搭訕和為兒子升學求人的勇氣和信心都那么微乎其微。從王忘這個人身上也傳遞出某種中年危機：疲沓，慵懶，壓力山大又無所適從。時間如水，80后這代人轉眼已經人到中年了，你也有過這樣的心境嗎？關于這篇小說還有什么要說的？

馬：《通勤車》是我進入城市，上班十個年頭的一個側影。我2010年底從鄉里搬到城里，每個工作日都要坐通勤車，來來去去，周而復始。我見證著一座小城的進步，也看得見自己額角增添的皺紋。回頭看走過的路，是一個小市民人生奮斗的十年，從租房住，到貸款買房，到如今準備換房，小人物的生活折疊起來，不就是我們時代的變遷嗎。要書寫時間變遷和韶光易逝，我找了通勤車這樣一個載體來入手。我覺得不管寫什么題材，只要抓住小說中最柔韌的部分，即人內心的那一部分，并借助外物傳達出來，小說也就可以成其為小說了。

以積極的心態反身擁抱生活，從中提煉小說需要的那一縷魂

吳：都說寫故事容易，難的是寫生活，難的是如何化簡為難，找到個人切入龐雜生活的有效路徑。無論書寫過去還是現在，你的小說都充滿了生活氣息，熱氣騰騰，家長里短，各種“時光縫隙里的碎碎念”，并且賦予日常生活一種別樣的莊嚴感。苦難也好，喧囂也罷，有的只是生活的忙碌與熱情，而少見生活帶來的撕裂與戾氣，哪怕是生死這樣的大事，都那么坦然與從容，這或許真是跟你的文化信仰有關。迄今為止我仍然覺得你寫得最好的小說是《長河》，四個故事從不同角度講述了死亡的潔凈與崇高、生命的靜謐與尊嚴，以及人性的美好與悲憫，如此平淡悠遠、深刻動人又充滿力量。與此對應的是你語言敘事上的細碎、工筆，很有點新寫實的意思，但是閱讀的時候又難免有瑣碎之感，在用心觀察生活、貼著生活寫的同時，也需要生活之上的一種跳開與審視吧？

馬：我在實際寫作中也有這種感覺，就是需要和現實生活拉開一定的距離，不管是空間上還是時間上，都需要一種疏離感，也就是你所說的距離。這樣拉開之后，反倒有一種別樣的感覺在里頭有助于構思和書寫。比如短篇小說《1987年的漿水和酸菜》，寫的時候我在魯迅文學院學習。之前我一直在西海固生活，三十多年的人生歷程中，從來沒有像那次一樣離開家鄉并在外長住四個月時間。身在繁華的京城，回頭遙望內陸腹地偏遠閉塞的西海固，回想自己經過的生活，一切恍如做夢，不由得滿腹感慨。感慨西海固人生存的艱辛，又佩服他們對生活的熱愛和執著。尤其我小時候記憶里的那些鄉村生活，很清苦貧寒，但是也有那么多難忘的地方，人和人之間，人和自然之間，人和生活之間，充滿了樸素天然的美好。那種美好，在今天回想起來真的是彌足珍貴，讓人懷念。魯院期間還我寫了另外幾個以年份命名的短篇，都寫童年生活記憶，可能正是因為遠離家鄉，有種距離感，這才讓我內心更加思念故鄉，同時也能從不同的層面去構思表達。

吳老師指出的我文本中的一些缺點我自己也很早就有所察覺，但是要做到徹底糾正，或者杜絕，都是困難的，需要漫長的時間和不停地努力。好在還有時間，我會慢慢努力，不斷地提高。另外，我習慣從日常生活里獲取素材，這也和我的生活有關系，身為女性，其實一直都處于被生活牽絆的狀態。走不出這樣的包圍，只能和生活妥協，以積極的心態反身擁抱，并努力地克服庸常和無聊，從中提煉小說需要的那一縷魂，再定格下來。

吳：你小說中寫得特別多的是女性。她們是西海固風沙中的植物、默默耕作的老牛，背負了太多傳統的重壓與桎梏，要么一生在附屬角色中勤扒苦做生兒育女，要么像娜拉一樣出走去尋求別樣的生活和自我的實現。然而無論柔順或抗爭，無論身上的舊思想或新意識，她們的命運經常殊途同歸。最叫人痛心嘆惋的，是她們那種矛盾糾結、無處安放的復雜心境與兩難困境，是在頑固的傳統存留、強大的生活慣性、無常的生命遭際面前作為女性的一種深深無力無奈感。你談到你自己就是“村里第一個沒有按常規走那條大家都走的道路的女孩”，“從此可以擺脫土地和打工，依靠自己的本事吃飯”，這真的是很勵志的事情。想問下現在你們家鄉的女性生活狀況，走出來的女孩多么？

馬：現在的女孩子，整體情況要比我那時候好，現在人們的思想認識不一樣了，再加上國家重視義務教育和女童教育，女孩的受教育是有保障的。還有人們普遍生活水平高了，鄉村學校還實行免費早餐和午餐，她們不用像我小時候一樣餓著肚子去讀書。女孩子上大學的多起來了，上大學是走出去的一條通道。還有就是出門務工，也成為人們普遍能認可的生活方式。

吳：你的小說中很少有炫技的東西，或者說這正是你與很多同齡人寫作的一大區別，同時也讓我思索：在一個科技智能的時代，為什么那些沒有多少技術含量的作品仍然可以獲得廣泛的贊譽仍具打動人心的力量？比如《追風箏的人》這樣的文學經典，《摔跤吧爸爸》這樣的印度電影。也讓我們看到了當下文學現場的“技術之惑”，即在寫作中一味地沉迷于各種現代技術的運用可能會被蒙蔽到生活生命的本色，而少用技術卻具有深厚生活能力和樸素生命經驗的寫作可能會抵達一種清明與本真。對此，你是怎么看的？在以后的寫作中你會有意識地去運用一些技術嗎？

馬：本真是最好的品質，不管什么時候，我覺得這都是我需要謹記的。其實在我們常態化的普通生活當中，就存在它獨有的溫暖和魅力，是人間煙火的魅力。我很迷戀這樣雞零狗碎的日常生活，和日常中展露出的人間美好，常常喜歡像潛水一樣潛伏在生活的表層下，感受著日常生活中人性的豐厚和復雜，然后在書寫中對人性進行挖掘和叩問。

吳：讀了2019年你發的新長篇《孤獨樹》，打動我的不是出去打工的青年男女，而是留下來的老老少少。小男孩在懸崖上栽下的一棵棵用親人命名的小樹，不止是留守兒童的孤獨與思念，還有他們成長過程中的各種缺失與創傷，以及老人們的艱難與心愿。讓我感到驚訝的是，哲布爺爺奶奶心心念念的不是放手讓兒孫們到更好的地方過更好的生活，而是如何留下來繼承祖祖輩輩在土地上求活的衣缽。這不單是留守，而是比一棵樹更為堅定的固守，這樣的情感讓人動容，也讓人思索：這些土地上的堅守者，最終該何去何從？

馬：《孤獨樹》是我好幾年持續關注留守現象然后寫出來的一個長篇，傾注了很多心血。構思環節還好，坐車、走路、吃飯和睡覺的時候，腦海里都可以構思，困難的是沒有整塊時間來寫。我是借著去年過春節的那幾天假，跑到母親家里把自己封閉起來完成初稿的。當時面對著一個筆記本電腦，一個紙質的筆記本子，幾支筆，我開始寫作，七天時間，完全是昏天黑地的狀態，把斷斷續續構思幾年的大框架一口氣落在紙上，變成作品，那時候真的感覺自己是被架在火上烤著。寫完之后好一段時間都很累，感覺把自己給榨干了。好在作品我自己是比較滿意的。它是我繼《馬蘭花開》之后所寫的分量較重的第二部長篇。寫作過程里我總是身不由己就把自己放了進去，我成了那個小小的留守兒童，面對著一個日漸變空的世界，我體驗和承載著那種深入骨髓的孤獨。那種感覺至今難忘，太深刻，太揪心了。同時，作品的大背景是當下鄉村，我發揮了自己熟悉鄉村生活的優勢，力爭給文中的一草一木都給與最深情的關照。

吳：你不僅在小說中經常運用兒童視角和關注留守兒童，也有意識地寫一些兒童文學作品，比如《小穆薩的飛翔》這部講少年成長與夢想的書。你寫的初衷是什么？以后還會繼續寫一些兒童文學嗎？

馬：北京少兒出版社做了一個“金駿馬”童書策劃，需要全國十個不同民族的作家寫屬于本民族的兒童故事，我是作為回族作家的角色參加這個寫作的。構思的時候我認真準備，打量當下的童書寫作，展現回族兒童成長故事的書幾乎很少見，而如何寫作才能把民族故事和童書的趣味性結合起來，讓孩子們喜歡看，受到美的享受和教育？在這個基礎上就有了《小穆薩的飛翔》。其實這部童書之前我還寫過另外一本童書，也是回族兒童成長題材的，叫《數星星的孩子》，可以說這兩本書是姊妹篇。

吳：今后的創作有何打算？相聚兩次，我已經深深感受到你對文學的執著和工作生活上的種種不易。衷心祝愿你在更好的環境中，更加安心地從事你所熱愛的寫作，并寫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馬：今后，還是沿著目前的路子往下寫吧，同時多讀一些好書，用閱讀和思考來提高自己。近來讀陳彥的《主角》，一句話頗為入心，說主角就是自己把自己架在火上烤的人。回想這二十年來自己在文學道路上的堅持，何嘗不是一直都在拿慢火烤著自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