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瘟疫為背景的文學作品從不同的維度寫出了瘟疫時期的真相,既是過往的沉淀,也暗喻著我們的當下 文學紀年:在瘟疫蔓延的年代
回望歷史,就會發現,人類不過是兜兜轉轉,天花、流感、瘧疾、鼠疫、麻疹、霍亂……瘟疫一直不曾遠離,不幸成為親歷者,每個人都會變成歷史的碎片,在這種特定的環境下,往往催生出許多關于人性的故事。
從某種意義上說,時間是一面鏡像,今天不過是昨日的倒影,我們與過去面臨著同樣的危機和恐慌。而過去,就在那些作家的筆下。在雖不同卻有共性的瘟疫處境下,個體的抉擇、情感的關系、集體的失控,都會被無限放大,最終能夠被記錄下來且引發長久思考的,是人性的善惡、情感的復雜以及個體命運的無常。
提到與瘟疫相關的作品,毫無疑問,大部分人首先想到的必然是法國作家加繆的小說《鼠疫》。在人類歷史上,真實的鼠疫第一次大暴發是在公元542年的君士坦丁堡,第二次就是歐洲中世紀有名的“黑死病”襲擊,第三次是在19世紀末,從中國云南始,影響全球,歷時半個世紀之久。其中,1910年哈爾濱的鼠疫事件因為作家遲子建的《白雪烏鴉》,讓我們對歷史細節有了更多的了解。
在眾多的瘟疫事件中,鼠疫因其猛烈、反復和沉重對人類進程的影響極為深遠,這一切促成了加繆的創作。《鼠疫》也確實成為瘟疫題材作品中無可替代的文學名作,它再現了面臨瘟疫時人性的種種面相,從中不難看出正在經歷疫情的我們與之何其相似。
小說的故事背景發生在20世紀40年代的一座法屬北非濱海城市阿赫蘭,那里有20萬人口,毫無臆想和色彩,平庸而麻木,人們拼命地追逐金錢,很少思考。直到春天來臨,一場不請自來的疫情,打亂了城市按部就班的節奏。
不出意外,每當疫情來襲,站在最前線的總是醫護人員,他們是最先感知瘟疫信號的人,也是平息災難的戰士。在《鼠疫》中正是由一位里厄醫生串起了整個故事,當他離開診所,在樓梯間第一次發現死老鼠時,預示著阿赫蘭這座城市即將陷入無盡的恐慌之中。
隨著疫情愈演愈烈,城市被封鎖了,人們也經歷了從不以為意到緊張不安的過程,有人死亡、有人離別、有人出逃,也有人雀躍——其實,我們都一樣,或者說,任何時代、任何地域的人在災難面前的表現都是相似的。就像加繆在書中塑造的眾多人物中,有一直堅持在第一線的里厄大夫和組建防疫志愿隊的醫生護士們,有記錄疫情并積極參與城市救治的政治家,有想要逃出城最終卻加入志愿者的外地記者,有一貧如洗卻義務承擔起防疫重要工作的小公務員,有一度宣揚鼠疫是上帝對人類懲罰的神甫,有因為失去小兒子而自愿當志愿者的法官,還有如魚得水的罪犯、發國難財的商人、為顯貴之人斡旋的掮客以及醉漢、流浪者、門房等等這些邊緣的底層人們,他們在瘟疫面前,沒有區別,又各有區別,不可預知的死亡和災難中的不同抉擇,幾乎道盡了災難中人性的無數可能。
好像一面鏡像,過往映照著我們的現在,可是,無論過往還是現在,總是有許多人無知而愚蠢。正如書的結尾,疫情結束后,聽到街上的歡呼聲,里厄大夫卻滿心憂慮“鼠疫桿菌永遠不會死絕,也不會消失……也許有一天,鼠疫會再度喚醒它的鼠群,讓它們葬身于某座幸福的城市,使人們再罹禍患,重新吸取教訓”。當然,我們現在會知道,永遠不會死絕的不只是鼠疫,還有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瘟疫本身,希望同樣經歷這種災難的我們,在疫情過后,不要只留下雀躍的歡呼,而是從中能夠真正吸取到一些教訓。
如果說加繆的《鼠疫》寫盡了瘟疫來臨時現實和個體的掙扎,那么葡萄牙作家若澤·薩拉馬戈的《失明癥漫記》就是用寓言的形式把人性逼入絕境,通過集體的沉淪,撕開文明的外衣,揭示出人類最原始的欲望,以此來警示這個“一塌糊涂”的世界。
小說開始于一場突如其來的白色瘟疫,一個正在開車的日本人突然失明,成為了零號患者,隨后以幫助他為由送他回家的偷車賊、他去就診時為他看病的醫生以及診所里的其他病人相繼失明,一場無緣由的瘟疫蔓延開來。故事再次以醫生為核心,他以敏銳的職業素養判斷這可能是一種有傳染性的流感,迅速地向政府發出信號,而這場“盲流感”也以迅猛的速度擴散,國家對此的解決方案是將感染者集體隔離。于是,這些互有交集的第一批患病者,在用精神病院臨時搭建的隔離區再次重聚。
看似沒有生命危險的失明,卻讓人類喪失了文明的外衣。政府并沒有派人照顧這些失明者,而是讓他們自我放逐。恐懼侵蝕了人性的道德,欲望吞噬了人類的理性,在失去尊嚴的黑暗中,被拋棄的人們回歸到了動物的原始狀態,猜疑、爭奪、欺凌、殺戮,恍如人間煉獄。這是對這個世界絕望透頂的薩拉馬戈,對人類最犀利的鞭撻。
“如果你能看,就要看見,如果你能看見,就要仔細觀察”,薩拉馬戈正是希望通過這樣的故事喚醒人們的意識。瘟疫的可怕來自于人心,而人心的警醒來自于我們對這個世界的清醒認知,人類從來沒有失去過光明。
不同于《鼠疫》的現實主義和《失明癥漫記》的寓言風格,馬爾克斯的《霍亂時期的愛情》選擇了浪漫主義的方向,它與瘟疫相關,更與情感緊密相連。
作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作家之一,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風靡全世界,而《霍亂時期的愛情》是他知名度僅次于《百年孤獨》的代表作,它講述了一段跨越半個世紀的愛情故事。
在小說中,瘟疫卻貫穿了整個作品。不過,它并沒有帶來群體性的恐慌,而是成為了愛情的紐帶,在這里,霍亂更像是一種隱喻。
為了一份穩定而體面的生活,就像烏爾比諾所言“愛情最重要的不是幸福,而是穩定”,在動蕩之中,有些人選擇遠離霍亂,有些人卻身陷其中。
但阿里薩始終沒有忘記費爾米納,雖然有過622個情人,卻始終堅信費爾米納是自己唯一的所愛。直到烏爾比諾離世,在與費爾米納分別了53年7個月11天后,兩位老人重新走到了一起。
在瘟疫的年代,像瘟疫一樣的愛情,讓阿里薩陷入到了自我制造的病毒中。然而就像病毒一樣,在人類的諸多感情中,愛情最為讓人失控。
用瘟疫釋讀愛情,馬爾克斯寫盡了愛情的百態,遠離了理智和道德,有時候,有的愛情真的就像一場瘟疫。
閱讀這些作品,或者能讓身處其中的我們,在瘟疫蔓延的年代,除了恐慌之外,更深切地體悟到生命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