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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新年伊始，由朱自強教授主編的一套名為“新世紀兒童文學新論”（下文簡稱“新論”）的理論叢書在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悄然問世。叢書有八部，著者兼及中外，其中七位中方學者涵納了三代兒童文學學人。不僅如此，叢書所涉議題之豐富與研究成果之適切，也一定程度昭示了新世紀兒童文學理論研究的現實征候與未來趨向。當然，這僅是一個方面，當我們將視線拉回到上個世紀末，將之與少年兒童出版社1997年集束式推出的一套六本“跨世紀兒童文學論叢”做比較時，這套“新論”學術層面的意義就更耐人尋味。

“新世紀兒童文學新論”叢書  朱自強/主編   少年兒童出版社 2020年1月版

不同于“跨世紀兒童文學論叢”清一色“中生代”研究者陣容，“新論”著者既有“中生代”理論家朱自強、方衛平，也有“新生代”學人李紅葉、徐德榮，還有“晚生代”研究者黃貴珍、程諾、聶愛萍，甚而還有一位來自日本的研究者中西文紀子，充分體現了兒童文學理論研究隊伍的復合性。而且令人欣慰的是，“新論”叢書的研究特色體示了兒童文學的學術傳承和代際特征。限于篇幅，這里不一一展開。

“新論”叢書的研究理路，體現了兒童文學研究的現實面貌、多元狀態。比如方衛平教授的《1978—2018兒童文學發展史論》集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于一爐，對新時期兒童文學四十年發展歷程展開全景式梳理勾勒，其中不乏文學洞見。就“史論”而言，著者的理論言說既是個體研究者對新時期兒童文學的體察、審視、辨析與概括，也是四十年中國兒童文學藝術脈絡的客觀呈現。這部由文論整合而成的史論為今天回望新時期兒童文學提供了一個眼界高遠的理論視點和參照體系。

朱自強教授的《中外兒童文學比較論稿》也是由“專題性”文論整合而成的論著。針對關涉中國兒童文學的諸多議題，論者經由對史料篳路藍縷的耙梳鉤沉，不僅以凝視、諦視、審視三重學術目光實證、辨析、甄別了“童話”“兒童本位”“兒童文學”等中國兒童文學頂層概念的源流，而且還通過條分縷析的研判，闡發作為觀念的“兒童文學”與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密不可分的關聯。

黃貴珍的《張天翼與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則在以往張天翼童話與兒童小說的微觀研究基礎上，將之置于中國現代文學語境進行整體考察，從而揭示出張天翼兒童文學的創作自覺性和文學觀念的意識形態特質。研究中，著者明確指出，張天翼的兒童文學創作將政治話語、現實狀況、童話元素和教育意圖巧妙融合在兒童化敘述中，是折射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發展歷程的典型范例。這部論著融合“史論”與“作家論”，外部研究和內部研究為一體，體現了“晚生代”學者作家作品研究的新理路。

聶愛萍的《兒童幻想小說敘事研究》是聚焦中外兒童幻想小說敘事系統的專論。論述中，著者分別從“幻想根系”“成長敘事”“人物世界”“奇幻變奏”“多元聚焦”“虛實之維”等層面剖析幻想小說的文體特性、形象范型、敘事結構、時間表達、空間關系，對其文體審美效應和價值體系做出了較有深度的理論闡釋。總體看，盡管其研究結論相對于《小說童話：一種新的文學體裁》（朱自強）、《中國幻想小說論》（朱自強、何衛青）等論述并無明顯突破，但鑒于議題的系統和深入，依然可視為當下兒童幻想小說理論研究的重要收獲。

上述四部論著既顯示出“晚生代”學人與“中生代”學者研究視閾的不同，也體現了兩代學者之間隱隱可見的代際影響和師承關系。在筆者看來，這樣一種區隔而又諧和的研究格局恰恰是當下中國兒童文學學術生態的生動體現。

“新論”從書中，李紅葉的《安徒生童話詩學問題》是一部視角新穎、見解獨到的經典作家研究專論。這是著者十余年間推出的第二部安徒生童話研究專著。（第一部為2005年出版的《安徒生童話的中國闡釋》。）論著針對多年來安徒生研究“走淺”的研究積弊，另辟蹊徑，從童年詩學維度切入，通過對安徒生童話“敘事方式”“雙重表達”“兒童形象”“價值取向”“童年哲學”等層面的深入分析，明確提出在安徒生童話里，“兒童”是一種體驗世界、把握世界的方式。當安徒生把兒童的天真作為童話精神來體現的時候，他就超越了民間童話，尋找到了溝通人類童年、自身童年、現實童年的方式，從而建立起現代童年文體的新形式。基于此，安徒生童話與兒童文學互為方法。筆者以為。李紅葉這部“舊題新作”的論著可謂國內安徒生童話研究的重要成果。

程諾的《后現代兒童圖畫書研究》也是一部側重理論建構和深度闡釋的論著。作為國內首部系統研究后現代圖畫書的理論著作，這部論著是“后現代”圖畫書藝術發生論、本體論和價值論的內在統一。盡管就內容而言，著者有關后現代圖畫書價值的論述尚存夸飾成分，且也有圖畫書與后現代理論互證傾向。但此種系統化的后現代圖畫書理論解析對于國內研究者了解后現代圖畫書概貌與審美構成提供了豐富的理論資源和明晰的文本案例，不啻為國內學者后續圖畫書研究的重要參考文獻。

徐德榮的《兒童文學翻譯的文體學研究》是一部應對現實需求，填補國內兒童文學翻譯文體學研究空白的專論。論著中，著者較為嫻熟地應用翻譯學理論，努力建構兒童文學翻譯的文體學價值系統，這樣的學術研究既具有理論意義，也深具翻譯實踐的參考價值。與徐著不同，日本學者中西文紀子的《圖畫書中文翻譯問題研究》則側重英、日文圖畫書中譯案例詳實分析，具有實證研究的鮮明特色。

綜上，從1997年“跨世紀兒童文學論叢”六位“中生代”兒童文學理論家集體登場，到2020年“新世紀兒童文學新論”三代學者“同堂”，時間盡管過去了整整23年，但得益于這些年兒童文學學科建設的發展和人才培養機制的逐步完善。然而，立足現實研究，還是不難發現，“新生代”“晚生代”研究者相較前輩學者既有理論訓練扎實系統，學術觀念開放前瞻，理論資源豐厚多元等優勢，但也存在學術使命比較模糊，學術熱情相對淡薄，學術力量零散孤立，學術視野逼仄單一等諸多不足。單以這套“新論”叢書為例，五位“新生代”“晚生代”學者深懷“問題意識”、聚焦具體議題等體現新世紀兒童文學研究范式、價值取向的研究理路固然值得激賞，但“多微觀探察，少宏觀統合”“多散點透視，少整體觀照”“多理論引述，少觀念建構”等“述而少作”的研究不足也比較明顯。相信假以時日，這些眼界高遠、才情不凡的中青年學者能夠籌謀宏猷、扎實拓進，逐步成長為兒童文學理論研究的中堅力量，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