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59年初，許廣平在廣東從化休養期間，曾應廣東地方博物館籌備處（負責籌備廣州魯迅紀念館的工作）之邀到廣州魯迅紀念館指導工作。許廣平在參觀時指認了魯迅的臥室兼工作室的大致位置，并手繪了其內部陳設的示意圖。許廣平考慮到年代久遠，自己記憶模糊，所以建議廣州魯迅紀念館暫緩復原魯迅的臥室兼工作室，先做出一個魯迅的臥室兼工作室模型供觀眾參觀，等調查清楚之后再復原魯迅的臥室兼工作室。廣州魯迅紀念館接受了這一建議，在1959年10月1日正式對外開放時，僅在大鐘樓二樓的幾個房間內布置了魯迅生平展覽，并復原了位于大鐘樓一樓的教務處辦公室，而沒有復原位于大鐘樓二樓的魯迅的臥室兼工作室。

廣州魯迅紀念館在正式開放之后，繼續搜集魯迅的臥室兼工作室的相關資料，調查訪問了一些和魯迅同期在中山大學任職的老人。在1963年、1972年、1980年、1982年分別制定了四個復原魯迅的臥室兼工作室的方案之后，廣州魯迅紀念館終于在1982年大致復原了魯迅的臥室兼工作室，以及“緊急會議室”的原貌。

一、1963年的復原方案

廣州魯迅紀念館的檔案資料中有一份在1963年油印的《關于魯迅臥室和“緊急會議室”復原方案（草稿）》，內容如下：

魯迅臥室和會議室的復原工作，根據許廣平同志回憶材料，我們曾經訪問過了過去與中山大學有關的十多位老人，如：1927年任中大總務處長沈鵬飛，注冊部主任黃巽，語音學教授方孝岳，曾在中大任助教的羅宗堂，中山大學學生王克歐、賴先聲、楊仲明；以及其他有關人員，如胡根天、郭瘦真、阮退之；曾經參加工人運動的羅大明等多位同志。根據這些老人的回憶，一致認為現在的二樓房間已經作了許多變動，特別是樓板，原來是木板的，現在已鋪上瓷磚，天花板也比以前華麗。禮堂的原貌大體沒有變動，唯卡樓欄桿原來是鐵的，現在改為木的；原來的講臺沒有裝飾，現在加上了華麗的帷屏。

根據所有記憶清楚的老人確認，會議室和魯迅臥室都在二樓西邊的直長房里（長度由南而北），南端是會議室，北端隔成一小間，是“非主任之流不得住”的房間，就是魯迅曾住過的臥室。

現將其各項復原依據材料分述一下：

一、臥室

主要是依據許廣平回憶的材料為根據，就房間情況，依照其他人的回憶證實是沒有錯誤的。如許壽裳回憶他與魯迅同住時的一段寫道：“那時候，他住在中山大學的最高最大的一間房——通稱‘大鐘樓’……書桌和床鋪，我的和他的，占了屋內對角線的兩端。”（《亡友魯迅印象記》73頁）關于房間陳設情況，魯迅鋪位、書桌在西南端入口，許壽裳的鋪位、書桌在東北端，入門右側放置一個煮水用的汽爐。如附圖。

關于魯迅的床鋪，許廣平同志說，“是一種木床，兩個條凳，上搭幾塊木板，蚊帳用幾根竹竿撐起來，如此而已”，“許壽裳的用床也是木板床”。

室內陳設的用具，除床、書桌、書架、皮箱、網籃外，還有瓷痰盂一個。（“痰盂與他不生什么關系，只用作處理煙灰。”《關于魯迅先生的生活》）

桌面陳設：墨、硯、筆、煙灰缸、象牙煙嘴

床鋪陳設：陳嘉庚鞋一雙

書架陳設：《做什么》、《少年先鋒》

《向導》《人民周刊》（？）

《創造周刊》《語絲》

《老子道德經》《沖虛至德真經》

《文心雕龍補注》一部四本、《現代理想主義》

《粵謳》《廣東新語》（根據魯迅日記）

二、會議室

根據所訪問的老人，一致認為會議室是長方形的房間，中間置一長方形桌，周圍可坐20人左右，桌椅都是極平常的杉木制品，椅子也是很普通的，有靠背木椅。

關于會議室的陳設、裝飾，根據沈鵬飛、黃巽、方孝岳三位回憶，他們都認為會議室是很簡樸的，唯黃巽先生認為：除了中間圍繞桌子的椅子外，靠墻似乎還有像沙發之類的座位。

依據目前所掌握的資料，我們認為可以進行大體復原工作。由于原址歷逾數十年之久，房屋也經過了變動，幾十年前的家具也難以找到，所以復原工作，也只能做到大體上的恢復原狀；臥室復原的原則，做到大體恢復原狀之外，還要力求注意符合魯迅生活的簡樸氣氛。

張竟擬稿

1963年9月5日

方案是張竟擬稿，蔡語邨館長審核批示。文中批語是蔡語邨館長手跡。從這份復原方案中可以看出，廣州魯迅紀念館按照許廣平的意見，為了搞清楚魯迅的臥室和“緊急會議室”的原貌，調查訪問了多位曾與魯迅同期在中山大學工作、學習的老人，并在充分考慮了各位老人的意見以及許壽裳等人的回憶魯迅在廣州時期的文章之后，擬定出這份復原方案。1964年上半年，廣州魯迅紀念館按照這份復原方案大致恢復了魯迅臥室和“緊急會議室”的內部陳設狀況，并對觀眾開放。需要指出的是，這次復原強調“臥室復原的原則，做到大體恢復原狀之外，還要力求注意符合魯迅生活的簡樸氣氛”。雖然使用了許廣平捐贈的蚊帳、皮箱等魯迅在廣州時期使用過的原物，但并沒有完全按照許廣平的回憶，把魯迅的床鋪復原為兩個條凳上搭幾塊木板的形式，而是使用了廣州常見的普通木床來當作魯迅床鋪。許壽裳的床鋪也做了同樣的變動。

二、1972年的復原方案

1966年5月，廣州魯迅紀念館緊密結合當時的政治形勢的變化，多次修改了魯迅生平陳列的內容，但仍然跟不上政治形勢的發展，因此不得不停止對外開放。1972年，為了加強對革命群眾的教育，同時也為來廣州參加商品交易會的外賓提供一個可以參觀的文化場所，廣東省革委會決定重新開放廣州魯迅紀念館。于是，按照上級的要求，廣州魯迅紀念館的革委會在1972年又制定了一個魯迅臥室和“緊急會議室”的復原方案。

廣州魯迅紀念館的檔案中有該館在1972年制定的《關于魯迅臥室和“緊急會議室”復原方案》，其主要內容與1963年擬定的復原方案大致相同，不過還是增加了如下的一些內容：

除以上資料之外，未再獲得新的資料。一九六一年、六二年，許廣平同志兩次來我館，我們向她提問，她都未作答具體問題，她說：“我早已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了。”

按以上資料，全部復原工作已于一九六四年上半年復原成現在這個樣子，曾攝影送許廣平同志，長期不見她對我們的工作表示意見。（她早于一九六七年逝世。）

四、現在仍要進行如下幾項工作

1．魯迅用過的藤箱要復制；在北京魯迅博物館里，有魯迅在廣州時用過的書箱兩個，也要復制。

2．桌上的用具要認真選購。

3．原來的汽爐已遺失，要找回一個，小方桌一張。

4．現在魯迅臥室的床，不符合原狀，要依照許廣平同志的意見，重新制作兩付床板，整舊如舊復原。

5．“緊急會議室”內要學習“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的辦法，宣傳“魯迅在緊急會議上”的戰斗精神，擬掛畫照一幅。

6．根據其他材料，魯迅到中大后，許多所謂名人請魯迅吃飯，魯迅不應邀，并在傳達室的信箱上退回宴帖，寫明“概不赴宴”等字。此事，要研究當時的傳達室在哪里，有否必要布置？要統一研究。

7．按照過去復原的現狀，需要請有關的老先生再來看看，核實一下，如果達到基本如此，才能開放。

張竟擬稿

1972.6.15

從上述內容中可以看出，這次復原除了增加魯迅在廣州時期用過的書箱、藤箱等物品的復制品外，還有兩個重要的改動。首先，是按照許廣平的回憶，把1963年復原方案中的木板床更換為兩個條凳上搭幾塊木板形狀的床鋪，使其更符合臥室的原貌；其次，是在“緊急會議室”中掛上一幅《魯迅在緊急會議上》的油畫，這是為了突出魯迅在“緊急會議”上所表現出的戰斗精神。

另外，廣州魯迅紀念館在1980年制定的《關于鐘樓上魯迅臥室兼工作室和校務會議室的復原方案》中有如下內容：“‘文化大革命’期間參觀者較多，為了疏通觀眾出場，又將復原的房間縮小了。”也就是說，廣州魯迅紀念館在1972年重新復原魯迅的臥室時，考慮到觀眾非常多，所以在魯迅臥室中留出了疏通觀眾的通道，從而改動魯迅臥室中的內部陳設，把魯迅臥室的面積縮小了。

三、1980年的復原方案

“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后，廣州魯迅紀念館為了消除“文化大革命”的影響，糾正魯迅生平展覽中存在政治錯誤的一些內容，于是又在1980年再次修改魯迅生平展覽的內容，以及魯迅臥室和“緊急會議室”中的內部陳設。

1980年7月28日，廣州魯迅紀念館向有關人士發出了征求對復原魯迅臥室和校務會議室的意見的公函：

本館經常接待各國來賓和旅游參觀者，但是，一九二七年魯迅在鐘樓居住和工作過的舊址，以及鐘樓禮堂（孫中山召開國民黨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會址，也是當年許多重要革命會議的活動場所之一）均未復原，致使我們工作處于被動局面。

這封公函附錄了《關于一九二七年魯迅在鐘樓上的臥室兼工作室和“緊急會議室”的復原方案》，主要內容如下：

一九六四年本館根據許廣平回憶魯迅在鐘樓上居住的方位，并提供了魯迅當年用過的臥具等實物，作了初步的復原，經過多年展出，廣泛地征求意見，許多同志根據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中回憶與魯迅在廣州同住的敘述，以及其他有關材料，認為這個初步復原的布局不合理，希望復原得更合理、更完善一些。

多年來，曾得到與魯迅在中山大學任職共事的沈鵬飛先生、黃巽先生、費鴻年先生、周鼎培先生親臨到館參觀指導，何思源先生又撰寫了《回憶魯迅在中山大學情況》一文，對魯迅在鐘樓居住的舊址原狀出了寶貴意見，為我們進一步搞好復原的布局提供了很好的條件。（詳見附件）

上述回憶材料，其共同點，認為魯迅臥室在鐘樓二樓西側，與許廣平的回憶是一致的，也一致認為二樓房間間隔已經變動較大。目前力求將原狀恢復，首先要使臥室兼工作室的工作與會客處，以及會議室各自的位置的安排復原得較為合理，然后才能充實室內陳設等工作。

茲將各種意見綜合調整如下。（見圖一、圖二）

這示意圖根據幾位老先生的回憶，同時亦考慮到許壽裳1947年出版《亡友魯迅印象記》敘述他與魯迅在鐘樓居住的事實：“書桌和床鋪，我的和他的，占了屋內對角線的兩端”，“兩不相妨，因為這間樓房的對角線實在來得長”，“我喜歡早眠早起，而魯迅不然”，“晚餐后，魯迅的方面每有來客絡繹不絕，大抵至十一時才散，客散以后，魯迅才開始寫作”。因此，復原首先要考慮到他們彼此居住期間“兩不相妨”，許要早睡，而魯迅則十一時還要會客的事實。如果會客都在寢室內，恐怕就不夠合理。特擬制圖兩種，以供參考研究，以便擇定一種作為復原方案。

會議室北墻掛了孫中山象[像]，并遺囑“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對聯。（據有關老人回憶，會議室墻上應掛象[像]。按歷史事實，一九二五年孫中山逝世后，即開始實行掛象[像]和做紀念周活動。因此，會議室里應掛孫中山象[像]。）

以上綜合各種意見，所作的復原方案是否妥當，請審閱。

廣州魯迅紀念館

1980年7月15日

從上述內容可以看出，這個復原方案參考了許壽裳的回憶文章。為了解決魯迅和許壽裳作息時間不同但又“兩不相妨”的問題，廣州魯迅紀念館不僅按照多位老人所指出的“房間的布局太窄”的意見，擴大魯迅臥室的面積，而且決定在魯迅臥室中辟出一個會客的空間。不過，這個會客空間的位置具體是在魯迅臥室中靠近會議室的地點，還是位于魯迅和許壽裳兩人的床鋪及書桌之間，還不能確定。另外，這次復原最重要的修改是在校務會議室的墻上懸掛孫中山像和總理遺囑，從而使其能夠符合歷史原貌。

四、1982年的復原方案

廣州魯迅紀念館在1980年制定復原方案并征求了有關人士的意見之后，當時并沒有復原魯迅的臥室和校務會議室，而是繼續修改復原方案的內容，并在1982年又制定了復原魯迅臥室和校務會議室的具體方案，內容如下：

《關于鐘樓上魯迅臥室兼工作室和校務會議室的復原方案》

一、情況

魯迅臥室兼工作室和魯迅主持中大教務的會議室的復原工作，于一九六四年上半年按許廣平回憶，結合初步調查材料作了初步復原。“文化大革命”期間參觀者較多，為了疏通觀眾出場，又將復原的房間縮小了，經過多年的開放，收到了許多很好的意見。在進行深入調查中，除對魯迅所居住的房間的位置沒有不同意見之外，大部分意見認為房間的布局太窄。其理由是：許壽裳于1947年出版的《亡友魯迅印象記》回憶中說：“書桌和床鋪，我的和他的，占了屋內對角線的兩端”，“我和魯迅合居期間，我喜歡早眠早起，而魯迅不然，各行其事，兩不相妨，因為這間樓房的對角線實在來得長”。因此，一致認為這種布局顯然不合理。另外，校務會議室的位置，據當時與魯迅同在中大任事的老人就有幾種不同意見：有的說會議室在二樓中間東側；有的說在魯迅臥室的南面；有的說魯迅遷居白云樓之后，會議室才在南面，極不一致。唯一認為會議室在二樓是一致意見。

二、擬定的方案

在將各種回憶材料印發征求意見之后，于去年十二月五日上午邀請中大中文系陳則光教授，李偉江教師和魯迅研究小組鄭心伶，陳列部葉貢根（了解許廣平來館時意見者）共同討論了各種回憶材料和復原方案，認為許廣平和許多老人都說鐘樓內前半部樓上樓下房間間隔已有所變動，因此復原工作應依據二樓間隔的原有結構，和一致肯定魯迅住房的方位為依據，斟酌有關的意見來決定可以作出合理解釋的方案。（見附件：魯迅臥室兼工作室和校務會議室復原示意圖）

二樓原為木板樓板，解放后省教育廳接管使用時已鋪了地磚。據省教育廳行政科長區同志說，解放后教育廳使用這座樓房時并未改動房屋結構，因此，我們認為按房間結構安排是合理的。樓上已鋪的地板磚可不再拆除，以利保護樓板。

請審核批示

魯迅紀念館

（張竟擬稿）

1982年1月21日

1982年3月22日，黃巽和沈鵬飛在收到1982年的復原方案后，致信廣州魯迅紀念館，談了他們對1982年復原方案的意見：

廣州魯迅紀念館：

看了魯迅在鐘樓上時的教務會議室和魯迅臥室兼工作室等舊址的最后復原圖紙，感到比較合理，可作為最后復原方案。據我印象，謹提兩點意見作為研究：

一、魯迅臥室的入門處，我以前也提過意見，我覺得入門進入房間處應有一個屏風或是一個板障。

二、現在圖紙上各個房間應以一個門出入，似乎沒有像圖紙那樣多的門。魯迅房間與會議室之間，也不應多一個門。有人說會議室在東邊，我的印象會儀[議]室是在西南邊，即與魯迅相隔之處就是。

三、會議室上應掛有孫中山先生的像，每次開教務會議都恭讀總理的遺囑。

黃巽

1982.3.22

我的意見大致與黃巽教授的意見相符。

沈鵬飛

1982.3.22

廣州魯迅紀念館吸收了黃巽和沈鵬飛的意見，在魯迅臥室入門處設立了一個屏風，并在校務會議室懸掛了孫中山的畫像。1982年4月22日，黃巽又應廣州魯迅紀念館之邀，前來審查魯迅臥室和校務會議室復原的狀況，并談了幾點意見：

《黃巽先生審查魯迅臥室復原時的意見》

1982，4，22上午

會議室是由南北行排。孫中山像應在北面掛。總理遺囑，初時沒有，以后有才合理。是用印刷的。旁邊應設置茶桌。

……

黃巽說，現在這個復原比以前合理得多了。魯迅臥室入門處的板障屏風，一般是能擺的，約一人高一點。按以前房屋結構，鐘樓二樓前有拱門通到會議室走道，現在房屋已改變，做到大概符合歷史原樣就可以了。現在已達到八、九程[成]了，不可能復原到十足程度。樓下兩邊走廊的房間的辦公設置是（圖略），二樓房間辦公設置：（圖略）。

從上述內容可以看出，魯迅臥室和校務會議室的復原，已經得到了黃巽等當時與魯迅同時期在中山大學工作過的老人的認可，達到了歷史原樣的“八九成了”。從廣州魯迅紀念館的檔案中可以看出，魯迅的臥室和校務會議室從1982年復原之后，直到1997年時都沒有再改動過。后來，廣州魯迅紀念館在2007年重修大鐘樓之后于2016年恢復開放時，魯迅的臥室和校務會議室仍然采用了1982年時的復原方案。

[本文撰寫得到廣州魯迅紀念館的資料支持。作者單位：北京魯迅博物館。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2014年度一般項目“國內六家魯迅紀念館的歷史和現狀研究（1951—2016）”（編號：14BZW104）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