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一

我于2019年發(fā)表論文《論文學批評與“歷史”概念》，考察文學批評之中“歷史”概念累積的不同涵義。作為文學批評的諸多軸心概念之一，“歷史”概念舉足輕重。然而，由于語境的變化、理解的差異乃至分歧，“歷史”概念曾經進入不同的語境形成各種衍生的觀點，構成眾多“家族相似”的命題。這篇論文繞開了文學史問題。不言而喻，“歷史”概念幾乎是文學史編纂的前提。然而，由于二者之間的關系包含的龐雜內容，我寧可另起爐灶給予單獨處理。

作為一種文學研究的策略和實踐方式，中國文學史的“學術史”十分短暫。1904年，京師大學堂的林傳甲編出第一冊中國文學史課本，東吳大學的黃人也在相近的時間寫出中國文學史教材。顯然，中國文學史是現(xiàn)代知識的產物。晚清以來，一場深刻的文化革命形成了燎原之勢，文學、歷史學以及另一些學科無不重振旗鼓，脫胎換骨。文學史的登場不僅開啟前所未有的研究領域，而且，所謂的“文學”和“歷史”均被賦予現(xiàn)代知識的解釋。這個意義上，文學史并非傳統(tǒng)的目錄提要、文苑傳、學案或者詩話、詞話，而是根據新型的歷史知識，形成一套前所未有的學術語言：“……這種文學史的敘述語言，本質上是以對文學、文學歷史的西方式的近代理解為基礎，對文學構成及文學時序進行獨特觀察和敘述的一種言說方式，它體現(xiàn)的是近代學術思想的內在邏輯，并規(guī)定著特殊的分類文學、言說歷史的方法步驟。”“所謂描寫‘中國文學史’，根本也就在于解說、演示中國文學由遠而近的歷史過程時，必須進入近代文學、文學史觀念下的概念、術語和詞匯系統(tǒng)中去，必須用這樣的語言、這樣的概念、這樣的表達方式，轉說由傳統(tǒng)目錄提要、文苑傳、詩詞文話記錄的層層累積的中國文學故事。”

然而，迄今為止，無論是歐洲文學史研究還是中國文學史編纂，這種學術語言逐漸積存了一些問題。這并不奇怪。一種學術語言通常顯現(xiàn)為一種視角，一種范式，或者一個相對聚焦的領域，洞見與盲視并存。特殊的視角敞開一些層面的時候，另一些層面可能轉到了背陰的一面，甚至遭到遮蔽。人們無法擁有一個全知的視角巨細無遺地再現(xiàn)全景，取消聚焦同時意味著取消獨特的發(fā)現(xiàn)。因此，意識到各種學術語言內含的限制不僅可以保持思想的彈性，避免陷入某一類型結論的獨斷，同時有助于學術語言的拓展、補充，增添必要的補丁。文學史編纂遭遇的一部分問題源于既定視角的封閉性，考察對象的某些性質徘徊于視角之外，遲遲未能贏得足夠的關注；另一部分問題來自既定視角的延伸——持續(xù)的考察逐漸進入縱深，一些模糊的、忽略不計的內容顯出了特殊意義，強烈要求合理的解釋。這一切構成了學術語言的內在層次，帶動概念、術語系統(tǒng)的新陳代謝，保證學術語言與考察對象之間始終保持對話、互動的活力。

相當一部分熱衷于編纂文學史的作者要么并未意識到這些問題的存在，要么默認了這些問題的合法性，以至于不再為之從事艱巨的思想搏斗。總之，沒有多少跡象表明，這些問題成為文學史編纂的強大干擾，甚至抑制了文學史著作出版的數(shù)量。相對地說，文學史著作要求大規(guī)模的資料積累，無法依賴思辨或者某種特殊理念的處理而速成。然而，根據種種統(tǒng)計數(shù)據，平均每一個年度出版的文學史著作超出一部。這種學術生產的速度是否正常？從史料的發(fā)現(xiàn)、經典作品的認定與闡釋到文學史分期、敘述脈絡的梳理與銜接，不少文學史著作陳陳相因，面目雷同。文學史充當了文學教育的核心內容之后，固定的課程保證了文學史著作的基本銷量。這是文學史著作長盛不衰的一個隱秘原因，平庸僥幸地從教學機制之中贏得了一席庇蔭之地。一些人甚至覺得，找不到合適的學術題目時，文學史研究聊供備用。若干現(xiàn)成的資料按照時序組織編輯，可以輕易地逃脫無米之炊的煩惱。另一些人傾向于將文學史編纂視為卓爾成家的學術標志，猶如一個作家必須依賴長篇小說奠定名聲。龐大的體量以及多卷本的形式往往具有先聲奪人之效。如果說，現(xiàn)今長篇小說的驚人數(shù)量并未兌換為令人滿意的文學品質，那么，文學史著作存在相似的狀況。

如何編纂當代文學史？最新型號的文學史產品再度誘發(fā)了這種學術語言積存的問題，并且以更為尖銳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當代文學是否擁有載入文學史的資格？著名文學史專家唐弢的質疑曾經產生不小的反響。“當代”仿佛缺乏線性的時間長度，當代文學此起彼伏地分布于人們周圍，活躍的程度遠遠超過穩(wěn)定性，眾多作品之間的權衡、比較以及聯(lián)系和呼應的描述遠未完成，紛至沓來的作家無法在文學史構建的大師座次之中找到毋庸置疑的位置。這時，“當代文學史”可能是一個冒失的甚至得不償失的稱謂。很大程度上，“當代”這個概念擁有的積極意義是尖銳、犀利、令人激動的現(xiàn)場氛圍以及閃爍不定的多種可能，而不是老氣橫秋的“歷史”面目。然而，更多的批評家顯示了另一種傾向：期待當代文學盡快“歷史化”。他們對于“現(xiàn)代文學史”概念深感羨慕：三十多年的“現(xiàn)代文學”堂而皇之地稱為文學史，而且，現(xiàn)代文學研究贏得的成就與“歷史化”的策略是分不開的。當代文學業(yè)已延續(xù)七十年，這個時間長度的文學積累完全可以承擔深刻的歷史分析。文學寫作往往逞才使氣，沉溺于無拘無束的性情，似乎與兢兢業(yè)業(yè)的學術不相匹配；文學史賦予的秩序即是指定標準，規(guī)范表情，這時，“歷史化”猶如制作學術套餐配備的烤箱。

當代文學是否宜于“寫史”？作為當代文學史著作的一個重要作者，孟繁華在晚近的一篇論文中再度做出一個間接的辯護。孟繁華表示：“歷史形態(tài)是過去式的，但歷史講述是現(xiàn)在進行時的。”不論歷史事實發(fā)生于哪一個年代，歷史的講述正在進行，而且不存在終結的期限。講述是一種建構，所有的講述無不可能遭受質疑，完美無瑕的文學史僅僅是一種理想。這種觀點拒絕夸大“歷史化”的意義，文學史遭到批評并非多么嚴重的事件。“有問題的文學史”帶來了對話與爭論，這恰恰證明了價值的所在。

孟繁華的觀點來自歷史哲學的啟示。歷史哲學的視域之中，“歷史”遠非一個密不透風的實體，而是諸多因素人為地組織起來的。作為一個人工產品，歷史組織的許多環(huán)節(jié)隱含了討論與反思的空間，例如歷史形態(tài)與歷史講述之間的距離意味了什么。我愿意列舉另外一些環(huán)節(jié)，證明“歷史化”的運作機制內部可能潛藏的各種觀念以及分歧。這些觀念隱蔽地調節(jié)文學史的關注范圍，同時清除多余的累贅與雜質。指出這個運作機制的存在具有雙重的涵義：首先，當代文學轉換為“文學史”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包含了復雜的學術煉制；其次，負責“歷史化”運作機制的各種觀念并非天經地義，它們始終也是不斷檢討的對象。

二

對于當代文學史的編纂來說，“歷史化”時常設立了一個相對的觀念：“批評化”。“‘歷史化’涉及如何將當代文學史研究從‘批評化’狀態(tài)逐步轉換到‘歷史研究’的平臺的問題，這種歷史化實際也反映出一種知識化的愿望和過程；具體地說，我們如何不僅僅把當代文學理解成‘當下的文學’，同時也把它理解成一種‘歷史的文學’，并用一些研究的術語將它們暫時固定住的問題。”4這種表述似乎暗示了一種強大的學術努力：盡快使作品擺脫文學批評的掌控，安全地降落在文學史監(jiān)管的領域。

盡管“歷史化”與“批評化”存在許多重疊的區(qū)域，二者仍然顯示出不同的指向。“批評化”更多地指向作品本身，指向文學的現(xiàn)場，指向當代文化氣氛，甚至某種程度地介入商業(yè)宣傳。批評家的判斷帶有明顯的個人風格，見仁見智；各種激情未經時間的沉淀，往往包含即興的成分。他們可能卷入與作家、讀者的互動，擊節(jié)稱賞或者無情討伐隱含了各種不同觀點的激蕩。“歷史化”對于文學批評的“印象主義”與“專斷主義”——朗松的概括——嘖有煩言，文學史開始轉向作品生產的種種外圍的、相對穩(wěn)定的因素，譬如作家的身世、某種主題的歷史淵源、另一些作品的相互衡量、經典秩序的復雜參照，如此等等。“歷史化”業(yè)已退出文學現(xiàn)場，平息置身其中的特殊情緒，甩下各種意氣用事的褒貶，“歷史化”包含的時間距離仿佛增添了鑒定的“客觀成分”。盡管二者之間存在各種過渡的梯次，但是，兩種原型涇渭分明。因此，愈是清晰地區(qū)分二者，這個問題愈加尖銳：“批評化”與“歷史化”之間的關系。換言之，二者是不分軒輊的兩種文學研究方式，還是構成了初級至高級的發(fā)展，猶如童年階段成長為成年階段？文學史作者顯然傾向于后者，有意無意地賦予“歷史化”某種優(yōu)越感。“批評化”的初步加工僅僅為“歷史化”提供基本原料；作為后續(xù)的另一種方式，“歷史化”更為成熟，更為嚴謹。“歷史化”之于“批評化”毋寧形容為指導者與被指導者，雙方的關系不可逆。歷史的評判仿佛意味著最高同時也是最終的評判。

“歷史化”顯然表現(xiàn)出一種純正的學術品位，“歷史”是一個古老的、令人心儀的概念。但是，這個概念并非包羅萬象。我愿意復述歷史哲學的一個觀念：“歷史化”聚焦于某些問題的同時，另一些問題遭到了排擠乃至放逐。描述“歷史化”聚焦什么以及排擠與放逐什么，“批評化”成為顯而易見的參照標識。

相對于“批評化”，“歷史化”顯然更為關注隱含于作品之間的來龍去脈。斷言一部作品的獨創(chuàng)、開拓之功或者貶抑一部作品因循守舊、平庸無奇，文學史是一個必不可少的背景。一部作品贏得的各種評語業(yè)已包含文學史的注解——例如，所謂的“獨創(chuàng)”亦即聲稱，文學史的檢索證明這一部作品的許多內容前無古人。如同從個人品行的鑒定轉向家族身世與血緣，文學史力圖在時間維度顯現(xiàn)諸多作品之間的關系網絡；借用韋勒克的表述，顯現(xiàn)作品之間的“歷史進化”。當然，文學史考察的復雜程度遠遠超出家族追溯。文學史不僅分析帶有血緣聯(lián)系的作品，同時分析作品的不同類別，解釋沖突的美學如何分別造就各自的杰作。開啟經典遴選機制的時候，文學史必須周密地考慮經典之間的平衡與協(xié)調，尤其是各種類別的經典——譬如，詩歌、小說、戲劇，或者現(xiàn)實主義、現(xiàn)代主義、后現(xiàn)代主義——如何保持均衡。顯而易見，“歷史化”必須某種程度地犧牲作品的獨立自足換取文學史的寬闊視域。

“歷史化”傾向于冷卻沖動，撤離現(xiàn)場，對于起伏的激情潮汐打一個問號。即時的喜怒哀樂缺乏深思熟慮的斟酌，各種情緒無不帶有膚淺的氣息；置身于事實的發(fā)生現(xiàn)場恰恰遠離真實。現(xiàn)場互動往往沉溺于紛雜的細節(jié)，目迷五色，只有退到歷史的位置上才能仰望宏大的目標。“由于文學批評在有些年代的地位過高，文學批評的作用就被無形地放大，會過分‘干擾’文學史更為理性化的過濾、歸類和反思性工作。”總之，“歷史化”時常覺得，現(xiàn)場體驗是一些沒有價值的花絮，重要的是經受“歷史考驗”。所謂的“歷史考驗”往往托付給時間，時間距離提供可信的結論。時間之流仿佛具有某種神秘的功能，認識之筏漂流的距離愈長，回首瞻望的對象愈清晰。

許多時候，文學現(xiàn)場的“批評化”與文學史提出的結論存在差異，甚至相距甚遠。然而，為什么不是將這種差異解釋為不同語境結構的必然產物，并且對于差異的雙方相提并論，而是輕率地認為后者比前者更為可信？李白或者杜甫同時代詩人的相互評判必定比我們對于唐詩的觀點遜色嗎？這時，“歷史”概念隱藏的無意識是，此刻、現(xiàn)場、即時的存在僅僅是泡沫一般的表象，真實的本質只能在塵埃落定之后現(xiàn)身。這種無意識隱含了存在主義與本質主義的分歧。存在主義正視此刻的存在，盡管此刻存在的諸多表象無法吻合未來認定的“本質”。本質主義的思辨認為，某種絕對的“本質”高懸于宇宙深處，潛伏于無數(shù)表象背后，不可能立即浮現(xiàn)，只有耐心地等待“歷史化”篩去那些混亂的瑣屑，“本質”才能穿過歷史包含的時間長度隆重登場。這種理論預設充分肯定了“歷史”，輕蔑地摒棄了當下；同時，這種理論預設清晰地劃分了“表象”與“本質”，“表象”無足輕重，眾望所歸的“本質”只能授予歷史。現(xiàn)場與表象的結合無望提供正確的認識，正確的認識依賴歷史與本質的相遇。

這種理論圖景的未竟之處在于，無法精確地斷定“歷史”的時間長度。哪一個時刻是歷史發(fā)現(xiàn)“本質”的“標準時間”？這個缺失的邏輯前景是，“歷史”之后還有“歷史”，“再解讀”之后還有“再再解讀”。后來居上，新的結論必定更為正確，以至于嚴肅的“本質”遲遲無法一錘定音。歷史無限拉長，某一個時刻出現(xiàn)的“歷史化”遲早又會被擠兌為另一種“批評化”。聲勢浩大的“重寫文學史”即是這種狀況帶來的癥候。后續(xù)的文學史作者否認了前輩關于“本質”的種種結論，寧可重新構造如此龐大的學術工程。他們同時預計到，他們的文學史編纂亦非最后的學術高地；未來的某一天，新的“重寫文學史”可能再度出現(xiàn)。所以，一些文學史作者明智地宣稱，他們從不忌憚將自己“歷史化”。他們不會傲慢地認為，只有自己站到了一個撬動真理的支點上。因此，與其認為他們寫出了標準的文學史，不如認為這是帶有強烈個人風格——個人的解讀、闡釋、評判以及個人的文學觀念——的文學史。“個性”這個概念終于重返文學史編纂。然而，在“歷史化”的名義下再度縱容“個性”，是否正在重蹈“批評化”的舊轍？

如果不是在無盡的時間之流引入語境結構，“歷史化”無法擺脫這種理論困局。一種觀點通常誕生于既定語境，并且在既定語境接受衡量與評判。少量的觀點可能穿透既定語境的限制而將余熱帶入另一個語境結構，這并不能證明一個結論：大量囿于一時一地的言論缺乏意義。孔子或者柏拉圖的大部分思想已經過時，但是，他們之所以無愧于偉大思想家的稱號，毋寧因為他們的觀點之于當時語境結構的巨大作用。文化時間——而不是物理時間——從來不是均勻地流動，而是由一個又一個大小不一的語境銜接與疊加起來的。既定語境之中某些觀點享有的崇高聲望可能在另一個語境結構急劇衰減。“批評化”與“歷史化”分別置身既定語境陳述各自的結論。如果人們覺得某些“批評化”的觀點平庸乏味，參照的是另一些具有真知灼見的“批評化”觀點，而不是因為姍姍來遲的“歷史化”。換言之，只有共同的語境才能提出統(tǒng)一的衡量標準。

文學批評業(yè)已承擔分析、品鑒和評判當代文學的職責，為什么“歷史化”仍然尾隨而至？這時，與其將文學史視為文學研究收尾的清場工作，不如關注文學史的開拓性——這種學術語言之所以再度介入，恰恰由于文學史作者意識到另一種語境結構的到來。他們迫切地覺得，只有文學史才能充分地顯現(xiàn)另一種語境結構提出的深刻主題。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新文學大系、50年代的現(xiàn)代文學史編纂、80年代的重寫文學史乃至90年代的《再解讀》無不顯示出這種特征。我對于文學史的過多產量表示異議，一個重要的原因即是——許多文學史作者并未察覺另一種語境結構而率爾成章。當然，文學史負有留存種種文學資料的責任。但是，這種文學史著作幾本就夠了。

三

編纂當代文學史的時候，許多作者表述了一種觀點：當代文學的“歷史化”是“學科”規(guī)范的完成。“歷史化”時常被視為種種知識的穩(wěn)定劑，載入史冊的結論不容任意篡改。因此，“學科”對于“歷史化”的垂青意味著，這一套知識已經定型。學院體制內部，“學科”是知識傳授的一個樞紐，包含一套完整的基本規(guī)定，譬如教材、課程、課時、作業(yè)、考試，等等。這些規(guī)定組成了知識傳授的標準流程，平均的意義上顯現(xiàn)出教與學的最大效應。然而，許多“學科”的設計并非無可爭議，只不過這些爭議交付知識與權力的協(xié)作關系給予平息。“文化研究”對于學科歷史的考察表明，某些學科的知識傳授與權力要求存在復雜的糾纏——“學科”（discipline）的另一種翻譯即是“規(guī)訓”。從知識的生產、分類、包裝、檢索到運輸與消費，學院體制設置的“學科”基于現(xiàn)代性平臺。至少可以發(fā)現(xiàn)，古典知識與后現(xiàn)代知識的生產、消費模式遠不相同。京師大學堂課程設立之前，文學史并非文學研究的“標配”。作為“學科”的一個標準零件，“現(xiàn)代文學史”提供的教學經驗完全成功嗎？將現(xiàn)今的“學科”視為某一個歷史階段的文化產物，有助于闡明我的論點：知識的處理模式并非固定的，重要的是積累這些知識的目的。知識的整合可以遵循“學科”規(guī)范，也可以破除甚至反抗——如果存在某種特殊的意圖。

相對于服從學科權威，文學史編纂隱含的另一種隱秘快感來自源遠流長的史官身份。從孔子的《春秋》到司馬遷的《史記》，史官被賦予定是非、立規(guī)矩的功能。文學史對于作家或者作品擬定的評語一言九鼎，不可動搖。盡管多數(shù)作家盯住的是文學批評的褒貶——由于無從設計個人的文學史位置，作家對于文學史著作缺乏足夠的好奇，但是，文學史作者仍然享有手執(zhí)權柄的威嚴。指點江山，論功行賞，他們負責把一個又一個作家送入合適的神龕。或許由于巨大的威信以及承攬大型學術工程的成就感，以至于他們有意無意地傾向維持固定的結論，傾向終審判決而厭惡眾聲喧嘩。

這時，我想提到另一種“歷史化”的理解：“永遠的歷史化”。8——這句名言來自弗·詹姆遜的《政治無意識》。詹姆遜的“歷史化”（historicize）沿著主體路線展開，注重的是闡釋的再闡釋。這種“歷史化”策略并非追求一個理論故事的“大團圓”結局，而是關注多種持續(xù)闡釋累加如何生產出種種不同的結論。因此，現(xiàn)今看來，“歷史化”至少包含了雙重意味：一方面，“歷史化”的工作是蒸發(fā)各種紛雜、瑣碎、極端的觀點，提取某種相對公認的結論；另一方面，“歷史化”意味著敲開固化的結論，重返綿延不斷的歷史之流——雷蒙·威廉斯的《關鍵詞》曾經闡述過“歷史”（history）包含的流動涵義。相對地說，后者更為注重歷史內部各種錯動的力量。

人們對于歷史的內在流動具有遠為不同的想象方式。相當一部分人的心目中，歷史在經驗主義的意義上形成了前后循環(huán)——正如“以史為鏡”這句話所表明的那樣。這種構思往往將歷史分解為一個又一個微型單元。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逢山開路，遇河架橋——一個微型單元即是一個成功的范例。歷史的延續(xù)很大程度上即是成功范例的復制，重復已有的路徑可以減少未知的風險。然而，經驗主義時常傾向于歷史的短途旅行；如果將種種成功概括為長時段的規(guī)律，無數(shù)證偽的挑戰(zhàn)令人煩惱。經驗主義構造的是碎片化的歷史，每一個微型單元的自足性超過了歷史總體內在邏輯的強度。很大程度上，碎片化的歷史既缺乏強大的傳統(tǒng)，也缺乏統(tǒng)一的使命。太陽底下無新事，漫長的歷史包括了無數(shù)故事。從正義、善良、革命、大公無私到陰謀、卑劣、忍讓、臥薪嘗膽，這些經驗無不曾經奏效。經驗主義的實用精神無所謂既定的傾向：幾乎所有的選擇都能獲得歷史名義的庇護。

另一些觀念將歷史構思為一個有機體，某種形而上的天命或者理念——來自宗教或者哲學——指引歷史不懈地奔赴一個偉大的終點，愈是接近這個終點的事物將會贏得愈高的評價。更為復雜的想象之中，歷史是一個運動的總體；歷史不存在事先預設的目標，但是，內在矛盾形成的不竭動能始終帶動日常現(xiàn)實一往無前。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力是歷史內部最為活躍的因素，生產力的能量積蓄到一定程度，傳統(tǒng)的生產關系發(fā)生破裂，革命成為解決歷史問題的激進形式。革命打開了歷史的桎梏，成為驅動歷史前進的火車頭。

革命帶來翻天覆地的巨變，同時形成迥然不同的語境結構。這時，文學史正殿上所有經典作品的鑒定必須重新修訂。新的美學條例頒布之后，文學史的重新書寫勢在必行。人們再度意識到，文學史并未凝固為一個僵死的遺跡；事實上，經典作品、美學理想與語境結構之間的緊張與平衡從來沒有停止，蓋棺論定的幻覺毋寧是一種思想的惰性。“同情的理解”指的是尊重陳舊的結論如何形成的前因后果，但是，這不是因循地固守這些結論的理由。

革命與另一種語境結構的降臨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歷史事件。通常，某些驚世駭俗的文學觀念成為傳遞這個歷史事件的信息。這些文學觀念源于更大范圍的文化激蕩，文學史往往是最后一個有待于覆蓋的文學研究領域。如果說，匯聚的史料構成了文學史的龐大體量，這些文學觀念往往在史料的統(tǒng)籌與重新辨析之中察覺前所未有的路徑。

無論是“思無邪”“文以明道”“人的文學”還是“模仿說”“浪漫主義”“文學是現(xiàn)實的一面鏡子”，眾多著名的文學觀念都曾經不同程度地充當文學史提綱挈領的原則。相對于古代文學史，當代文學史的史料搜集輕而易舉——除了少量有待解密的檔案。因此，史料的大規(guī)模發(fā)現(xiàn)導致結論的修訂十分罕見，當代文學史的劇烈波動更多地由于種種文學觀念的介入。這些文學觀念或者來自人文學科的沖擊，例如精神分析學，結構主義語言學，或者由于更大范圍的文化范式轉換，例如后現(xiàn)代主義。對于文學史編纂說來，文學觀念不是游離的空中樓閣，而是內化為處置各種史料的前提。許多文學史著作曾經不假思索地根據朝代命名文學史段落，例如先秦文學、兩漢文學、唐代文學、宋代文學，這種文學史分期無形地接受了一個判斷：政權體系的輪替對于文學產生了劃時代的影響。韋勒克曾經對這種文學史通例表示異議。章培恒、駱玉明——《中國文學史新著》的主編——顯然贊同韋勒克的觀點，他們開宗明義地闡述了另一種文學觀念：“我們的描述基本著眼于在人性的發(fā)展制約下的文學的美感及其發(fā)展。這既牽涉到文學與人性的關系，也離不開文學的藝術形式。”鑒于人性、美感、藝術形式三個方面的綜合考察，他們對于古代文學史分期別具一格：“我們把現(xiàn)代以前的文學劃分為三個階段：上古文學、中世文學、近世文學。第二階段包括發(fā)軔、拓展、分化三期；第三階段則有萌生、受挫、復興、徘徊、嬗變五時期的區(qū)分。”如果說，遙遠的古代文學顯現(xiàn)的是地圖一般的輪廓，那么，當代文學卷入的各種思想派系遠為密集。當代文學史的史料競爭微不足道，然而，各種文學觀念濟濟一堂，對于所謂的“歷史化”構成巨大的理論壓強。毫無疑問，史料包含基本的穩(wěn)定性，沒有人可以任意將《創(chuàng)業(yè)史》的作者認定為丁玲，也沒有人可以斷定劉心武的《班主任》完成于20世紀90年代。盡管如此，人們必須正視事實的另一面：相同的史料可能造就相異的文學史。

如果說，昨日之前發(fā)生的一切均可視為歷史的素材，那么，歷史著作絕非巨細不捐的流水賬。諸多素材遵從哪些組織原則？多數(shù)歷史學家力圖超出編年史的簡單體例，闡述時序之外更為深刻的內涵。海登·懷特認為，許多歷史著作傾向于構造一個擁有完整因果鏈的情節(jié)，這顯示了歷史敘述對于種種特殊主題的追求。這些事實無不揭示歷史的雙重性質：過往發(fā)生的一切具有客觀性質，然而，歷史著作來自各種敘述的建構。“歷史的建構”是一個涵義豐富的事實。不論眾多思想家從哪一個維面接受與闡釋這個事實，這種觀點逐漸退出了思想的舞臺：歷史猶如地表之下一個固定的礦藏，歷史研究僅僅是發(fā)現(xiàn)和展示。文學史亦然。多數(shù)文學史作者不會簡單地認為，他們的工作不過是保留一批事先存在的文學書目。歷史的建構往往包含了更大的企圖。

如何理解這種企圖？

四

從史料的搜集、甄別到整理、分析，歷史研究包含了巨大的工作量。因此，提到“歷史的建構”包含的企圖并非冒犯純粹的學術——通常，人類沒有必要耗費如此之多的成本從事一項毫無意義的工作。然而，我現(xiàn)在更愿意回到文學史——回到一個特殊門類的歷史敘述思索歷史哲學。

回到文學史的獨特立場，人們同時意識到另一些歷史類別的存在，譬如哲學史、經濟史、法學史、化學史、數(shù)學史，或者工業(yè)史、農業(yè)史、戰(zhàn)爭史、災難史，如此等等。這種狀況可以分解為兩個后續(xù)問題：首先，文學史與總體歷史的關系；其次，文學史與另一些歷史類別的關系。

何謂總體歷史？一種簡單的觀點是，總體歷史即是諸多歷史類別的相加。歷史不設門檻，沒有哪一種人類活動隔絕于歷史之外。然而，諸多歷史類別是無機堆放，還是按照某種原則組織起來——后者顯然接近于有機整體。無機堆放提供的是各種類別的總和，甚至不存在中心與清晰的邊界；按照某種原則組織通常顯現(xiàn)為一個同質的總體，盡管每一個歷史類別承擔的功能遠不相同。后現(xiàn)代哲學對于同質的總體深為反感——“同質的總體”似乎意味了差異的壓抑，他們不惜“對總體性開戰(zhàn)”。不論依據哪一種觀念想象總體歷史，這種觀念同時設定了文學史的位置。

總體歷史即是諸多歷史類別的相加，猶如一個大櫥子內部安裝了各種抽屜，增添或者更換一個抽屜不足為奇。當然，相對于工業(yè)史、制度史或者戰(zhàn)爭史，文學史僅僅是一個小抽屜。傾向于歷史是有機整體觀念的人更樂于采用生物學的比喻：諸多歷史類別猶如軀體之中的各種器官。從眼、鼻、耳到胳膊、大腿以及眾多大大小小的內臟，軀體的各個器官并未產生自己的獨立主題——所有器官的功能無不服從生命的統(tǒng)一活動。相似的意義上，文學史組織于總體歷史的肌理之中。正如許多思想家指出的那樣，現(xiàn)代性降臨的一個重要特征是民族國家的崛起，這個主題同時成為文學史的指南。一部厚重的文學史是民族國家歷史之中令人矚目的一頁，一批偉大作家的名字可以使民族國家熠熠生輝——盡管他們的貢獻僅僅是若干卷文學名著。

然而，人們可能產生的疑問是，民族國家包含的內容是否被某些文學史作者想象得太簡單了？他們仿佛認為，諸多歷史類別始終保持相同的姿態(tài)與步調向同一的目標沖去。這種前提之下，文學史、哲學史、經濟史乃至工業(yè)史、農業(yè)史不存在實質的內在區(qū)別。如果每一種歷史類別的敘述無不按照相似的邏輯演示，那么，文學史往往不知不覺地成為政治的附件——政治逐漸充當了諸多歷史類別的內在模板。不論如何表述文學史考察的動機，一些當代文學史作者的意圖是，借助文學史的跳板躍入政治領域。他們覺得，“審美”是一個狹窄的概念，無法容納當代文學史的內涵：“比如把一個作品理解為審美的，是一個非常晚出的觀念，80年代以后出現(xiàn)的概念，之前是沒有用審美這些概念去解釋的。”相對地說，他們寧可援引政治邏輯作為統(tǒng)籌當代文學史的主軸：“如果我們把六十年作為一個整體來對待，那么勢必要把80年代放在中國革命的政治邏輯里去考慮”；當代文學史的重大任務是解讀時代的政治無意識：

我們討論80年代，實際上必然要談到作為這個時代擔當者的一代人的政治無意識。有的時候我們能用很多材料，但這些材料未必能說明問題。材料是表述出來的，但是表述后面有更復雜的東西。這個更復雜的東西就構成了一個時代的政治無意識。這就讓我們意識到我們的文學史研究方法上的一個問題，就是對時代的政治無意識這樣的問題，除了實證以外，還能有什么更好的方法來處理。

作為當代文學史的“元敘述”，文學史敘述背后的知識體系同時進入考察的視野。一種分析認為，80年代某些文學史觀念之所以重建依據的知識體系，民族國家之間的較量產生了不容忽視的作用：

我一直關心的是80年代的知識表述問題。我這幾年的研究會匯聚到關于現(xiàn)代化理論的范式問題上，就是我們的80年代講現(xiàn)代化，都只是一個價值判斷，從來不會說明這一套現(xiàn)代化的表述是從哪兒來的。一些社會科學方面的書就討論過現(xiàn)代化理論被60年代的美國社會科學界創(chuàng)造出來，本身就是為了跟社會主義國家競爭，不讓剛剛獨立的第三世界國家跟著社會主義國家跑。二戰(zhàn)以后，世界的學術中心轉到了美國，而這套理論則建構了整個美國社會科學體系。它會包含一些大敘事，比如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二元論，文化優(yōu)先論、所有民族國家都是單一的、落后國家要接受先進國家、今天的美國就是明天的中國這樣的論述等等。我關心的就是這樣一種知識表述怎樣在60年代被生產出來，并在80年代成為全球性的意識形態(tài)——就是它不再作為知識而是作為意識形態(tài)出現(xiàn)。“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論其實是特別典型的結合中國已有背景的“現(xiàn)代化”再生產。

至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政治提供的宏大敘事不容置疑地左右了各個歷史類別的論述，政治領銜諸多歷史類別的狀況獲得了大量歷史敘述的支持。然而，考慮到民族國家的諸多方面構成，考慮到“人的全面發(fā)展”，各個歷史類別包含的獨立意義從未完全消失，譬如文學史的審美意義。如果不是將審美解釋為天才式的神秘波動或者貴族式的愉悅和消遣——如果文學的頑強存在并未被哲學、經濟學、法學、社會學等諸多學科覆蓋，那么，作為“藝術地掌握世界”的生存范疇，審美必然具有獨特而尖銳的精神內容。集中展開這些精神內容的時候，文學史不僅可能與各個歷史類別相互呼應，也可能與各個歷史類別相互修正，相互制約。我曾經如此描述文學的審美意義：

文學的審美天性致使文學既激進又保守，既清醒又蒙蔽，既高瞻遠矚又眼光短淺。這已經決定了文學同諸多其他文化門類不和諧的一面。當經濟學在強調市場與利潤的時候，文學依然在談論人格與道德的完善；當管理學在強調規(guī)則與制度的時候，文學依然迷戀于自由與人情；當法律學在強調法治與秩序的時候，文學依然偏愛叛逆與溫情；當科學在強調實證與精確的時候，文學依然醉心于想象與超驗……這即是文學的意義之一：堅持以審美的觀點看待世界。審美當然不可能也不該成為人們生存方式中的唯一尺度，但是，文學堅持說人們不該完全遺忘這個尺度，即使是種種沉重的生存問題試圖迫使人們遺忘。雖然人們可以在這個世界上聽到形形色色的發(fā)言，但是，作家的一個使命即是反復用自己的聲調發(fā)出審美召喚。無論是對于人們的精神結構還是對社會文化的總體圖景，審美的存在都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平衡。

文學史往往廣泛地涉及作品的各種背景材料。從主題原型、分歧的評價、作家生平事跡到時代的文化氛圍、經濟社會的動蕩或者安寧，如此等等。一些批評家曾經表示不滿：這些資料有助于將作品安置于特定的歷史段落，但是，種種外圍知識并非文學性的組成部分。換言之，這些知識是歷史，而非文學。強調審美的自律，切斷文學性與各種背景材料的聯(lián)系，這種觀念已經遭到廣泛的質疑，然而，這并非一個簡單的偽問題：文學性或者審美對于文學史知識具有甄別意義。必須承認，相當一部分歷史資料對于文學性或者審美的意義很快衰竭，這些歷史資料的持續(xù)增加無助于文學性或者審美理解的持續(xù)深入。韋勒克甚至覺得，文學史對于審美的解釋收效甚微。例如，圍繞曹雪芹的大量資料已經與《紅樓夢》的文學性或者審美脫鉤。如果無視文學性或者審美的甄別，文學史的史料可能成為一個漫無邊界的領域。王維穿幾碼的鞋子？蘇軾的三十二歲生日是怎么過的？魯迅什么時候開始吸第一支香煙？這些問題之所以允許沒有答案，恰恰因為與文學性或者審美缺乏聯(lián)系。即使“考據癖”愿意為之耗費心血，也沒有必要給予高度評價。

然而，談論文學史編纂的時候，我更愿意證明審美是總體歷史內部一種不可或缺的能量——這也是我回顧《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這種文學史觀念的前提。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在論文之中表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這一概念首先意味著文學史從社會政治史的簡單比附中獨立出來，意味著把文學自身發(fā)生發(fā)展的階段完整性作為研究的主要對象。”與其將這種文學史觀念簡單地塞入現(xiàn)代性理論——從美國版的社會科學到中國式的現(xiàn)代化敘事——的一個局部，不如關注作者的一種努力：他們的文學史試圖引申社會政治史長期缺乏的因素，這些因素的相當一部分凍結于20世紀的中國文學之中。

《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曾經從四個向度概括20世紀的中國文學：走向“世界文學”“改造民族的靈魂”的主題、“悲涼”的現(xiàn)代美感、新型的文學語言結構。如果認為這些特征的發(fā)現(xiàn)來自60年代美國社會科學的輔助——如果“改造民族的靈魂”或者白話文之后文學形式的革命是80年代現(xiàn)代化敘事生產出來的，那么，20世紀中國文學的獨立存在顯然是一個令人懷疑的事實。這種理論氣氛之中，圍繞審美展開的文學本身遭到了輕蔑的漠視；這些特征迅速地沿著“啟蒙主義”“科學”“民主”砌出的理論通道拐入“現(xiàn)代性”的殿堂，繼而扮演“反現(xiàn)代性”主張批駁的一個案例。顯而易見，這種觀點沒有聽到審美自己的語言。事實上，即使在世界范圍內，晚近幾個世紀的文學也不是現(xiàn)代性敘事的標準合作者，無論是憤懣而悲傷的現(xiàn)實主義還是陰郁而反諷的現(xiàn)代主義。對于所謂的“現(xiàn)代性”，文學的審美立場帶來復雜的態(tài)度——與眾不同的接納與反抗。

《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四個概括是否完整，這并非我試圖回答的問題。我愿意指出的僅僅是，這些問題的回答涉及眾多衡量構成的網絡：涉及史料與文學觀念的緊張，“批評化”與“歷史化”的銜接與平衡，進化的線索與個別的自足，涉及文學史與另一些歷史類別的參證與對立，文學史置身于總體歷史的位置以及不同時段產生的不同意義。當然，當代文學的語境結構可能使文學史的敘述成規(guī)遭受更大的壓力。這個網絡制造的話語空間充滿種種歧義、矛盾和曖昧不明的區(qū)域。只有意識到這種學術語言的復雜程度，思想的縱深才能敞開。一些作者幸運地免除了這些理論糾葛的困擾，那么，他們的苦惱或許會轉向來自學術市場的報告：書店柜臺上大同小異的簡版文學史著作已經過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