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現代漢語與現代文學的互動研究是一個非常宏觀的問題，其重要性不容忽視。對于這一重要問題，語言學界幾乎無人涉足，缺乏相關的研究成果。在文學研究領域，相關的研究者主要有郜元寶、高玉、劉進才等，但是語言學界很少去關注他們的研究成果。其實，面對如此宏大的研究論題，我們完全可以從語言學和文學研究兩個角度切入來進行考察，不同的研究者可以有不同的側重點。筆者認為，“語言學可以獨立于文學而成為一級學科，但不可能完全不涉及文學”，這或許可以進一步解釋為“語言學可以獨立于文學研究（文學學）而成為一級學科，但不可能完全不涉及文學作品與文學研究”，語言學與文學的互動研究（或者交叉研究）大有可為。這類研究也是“現代漢語史”研究的一部分。

漢語“歐化”是“現代漢語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人們常常把“歐化”作為“五四白話文”（新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但是，“歐化”肯定不是“引車賣漿之徒”口中的“白話”。這說明了兩個方面：其一，“五四白話文”其實是一個“大雜燴”，絕非僅僅是“白話”，還包括各種“洋話”；其二，所謂的“歐化”，其實應該稱為“歐化文言”，由“通洋”的文人寫出來并在文人之間流傳，當時甚至存在“讀者圈即作者圈”的局限。刁晏斌指出：“歐化文言是溝通古今的橋梁，借由這一橋梁，傳統文言成功走進并最終融入現代白話，成為其重要來源之一。”由此可見，漢語“歐化”是“現代漢語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新文學廣泛地運用白話文、文言、歐化文言、方言等各種各樣的語言手段進行寫作，在當時無疑是擊敗了“舊文學”（古文學），然而，新文學的成長并不是一帆風順的。比如說，20世紀30年代的大眾語運動全面地反思了新文學。文振庭曾提到，1932年瞿秋白批評“五四式的新文言，是中國文言文法歐洲文法日本文法和現代白話以及古代白話雜湊起來的一種文字”。瞿秋白認為五四白話文無異于“非驢非馬的騾子語言”，是需要批評和繼續改造的語言，他事實上認為新的語言應該更“白”才行，應該更加“土白”。大眾語運動對于“土白”的強調過于極端，新文學的支持者們大多不能接受。比如說，胡適就曾推動、支持新文學，提倡利用外語、文言、方言等一切手段來構筑“國語”，因此并不排斥外國文法。當時，傅斯年的觀點與胡適相近，傅斯年對“歐化”文法的態度更為積極。在談及“歐化”的時候，常常要涉及外國文學在當時的“硬譯”問題，這也是語言學迫切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論題。值得一提的是，胡適提出的“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這一口號，主要是為了鼓勵人們大膽地去做“國語的文學”，不必因為當時還沒有“國語”就不去做“文學”了。當然，問題也還沒有那么簡單，胡適的內心深處有著相當復雜的考慮，他倡導人們積極地去創作“國語的文學”（白話文學、新文學、現代文學），其目的大概也還不是“止于文學”，文學或許還只是改造思想、解放文化的一個途徑、一種手段而已。也許是胡適基于這種深層的考慮，這才讓人們感到困惑。朱曉江曾就此指出：“終胡適一生，他提及歐化白話文的次數，實在也很寥寥……在胡適數量龐雜的文字著述中，他正面對于‘新文學’創作實績的評價，同樣很少……（晚年）胡適也絲毫沒有提及‘新文學’的創作實績，既不表彰，也不批評，而是完全忽略。”如果得出如上這種更為宏觀的理解，那么只做“現代漢語與現代文學的互動研究”就不夠全面，就有點“小”，我們還應該研究“現代漢語、現代文學、現代文化的互動”。限于篇幅，關于“現代文化”的問題我們在此暫不論述。

唯有研究“現代漢語史”，人們才能大體上了解當今“現代漢語”的各種來源。如果忽視了新文學，“現代漢語”就容易被誤認為完全是“古代漢語”自身生長、自然演變的結果。

“現代漢語”的發展演變是一個動態過程

由“現代漢語與現代文學的互動研究”這一論題進一步引申，我們還可以從更深層次來反思我們當前的現代漢語研究。現代漢語的研究者應適當關注“現代漢語史”的研究，把“現代漢語”理解為一個動態的過程，而不是一個僅供“描寫”的“靜物”。最近幾十年來，某些語言學家在研究中“去人文化傾向”有走入極端的趨勢。其實，既然語言學同時具有人文學科、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三重屬性，那么語言學在這三個方面應該都有所發展。比如說，把現代漢語詞匯、語法結構等同于自然界中的土壤、巖石、空氣等一類的“客觀物質”是不合適的，如果還要進一步嘗試對這些“客觀物質”進行看似科學的“化學元素”分析，那必然不是“科學”。事實上，以往對現代漢語的許多“描寫”都存在著“刻舟求劍”的可能，只有把現代漢語研究納入“現代漢語史”之中，把握語言的運動、靜止的辯證關系，這樣的語言學研究才有可能更加“科學”。現代漢語研究的“科學”傾向，不是它與現代文學“斷交”的根據或結果。

當今的現代漢語研究已經在比較多地關注“口語研究”，這確是一個有益的探索方向。這種最新最近、與時代同頻共振的“口語”也許還沒來得及形成文學的“文本”，但是，這并不否定“語言與文學的互動研究”。同時，我們必須承認，口語的穩定性更差，口語更加多變，口語中的“客觀物質”更少，研究時應該更加慎重。其實，如果換一個角度來思考，這一類的“口語研究”本身就屬于“現代漢語史”的研究，只不過在“共時”上更為短暫、在“歷時”上更加嬗變罷了。

總之，20世紀上半葉的“新文學”曾經伴隨著現代漢語一起成長，為“現代漢語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語料基礎，這應當可以作為“現代漢語與現代文學的互動研究”的重要的學術理據之一。

（作者單位：鄭州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