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作家秦嶺在古堆村采訪

中國作協于去年9月組織了“脫貧攻堅題材報告文學創作工程”，遴選25位小說家、報告文學作家和詩人奔赴全國20多個省區市的扶貧點進行采訪創作。其中，作家秦嶺選擇前往甘肅省定西市渭源縣田家河鄉元古堆村進行采訪。他認為，關于元古堆村脫貧攻堅，最值得用文學書寫的元素，是元古堆人由保守、封閉、怯懦、抱怨到自省、喚醒、拼搏、挑戰的心路歷程。這次采訪打開了洞悉中國社會進程的另一視界，為今后的文學創作收集了彌足珍貴的素材。

記者：能否介紹一下您到定西市渭源縣田家河鄉元古堆村采訪創作的過程？您是怎么進行采訪的？如何同當地的干部群眾打成一片？

秦嶺：我先后三次走進元古堆。第一次是2019年8月參加《小說選刊》組織的“著名作家看渭源”活動時來到了元古堆，第二、三次是為了創作長篇紀實文學《高高的元古堆》于2019年11月、12月專程奔赴元古堆進行專題采訪。為了立體、多元、縱深地了解元古堆脫貧攻堅的“前世今生”，我早在10月11日就給渭源縣扶貧辦發去了詳細的采訪計劃。采訪期間，我以元古堆為軸心，采取由外到里尋跡覓蹤、由里到外輻射掃描的方式，考察了元古堆及周邊的田家河、會川、渭源、臨洮、定西、天水、通渭等10多個市、縣、鄉的歷史變遷、人口演變和風土人情。同時采取進村入戶、圍爐夜話、同吃同住等形式，先后當面采訪60多名包村干部、村社干部和村民，電話采訪20多名參與幫扶工程的建設者、10多名在外地打工的元古堆村民，并以建立手機微信群的方式和安曉東、郭連兵、董建新、楊樹才等23名干部群眾進行了長達兩個月的互動或“私聊”。

記者：在這個過程中，給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最打動您的是什么？這其中有哪些是最值得用文學去書寫和表現的？

秦嶺：印象最深的是元古堆人對自己家園悲愴與欣慰疊加的情感，從“有女不嫁元古堆”到“有女要嫁元古堆”，再到“以當元古堆人為榮”，這樣的陣痛與蝶變中鏤刻著老、中、青、少四代元古堆人的復雜心態。歷史的欠賬、短板盡管得到修補，但慘烈的傷疤依然醒目。可喜的是，我們如今在村里隨處可以感受到，元古堆人脫口便是“咱元古堆人”的那種自豪感、歸屬感和認同感。最值得用文學書寫的元素，是元古堆人由保守、封閉、怯懦、抱怨到自省、喚醒、拼搏、挑戰的心路歷程。

記者：元古堆村能走出貧困的秘密是什么？為何會選擇郭連兵作為集中描寫、塑造的人物？在他身上體現了廣大黨員干部怎樣的作風和品質？

秦嶺：元古堆脫貧摘帽的特征有四點：速度快，時間短，成效大，品位高。主要秘訣在于眾人拾柴火焰高。參與幫扶開發的，除了國務院扶貧辦，還有30多家幫扶單位和企業。省、市、縣、鄉共同發力，組建了駐村幫扶工作隊，形成了領導帶頭、單位牽手、干群聯合、社會助力的扶貧開發新格局。而最根本的原因是2013年初習近平總書記考察元古堆期間，對元古堆提出了“咱們一塊兒努力，把日子越過越紅火”的要求，激發了干部群眾改變家鄉面貌的熱情。我之所以在《高高的元古堆》中獨立設章寫村主任郭連兵，是因為他由一個尥蹶子的“犟驢”變成全村脫貧攻堅的“領頭羊”，更重要的是，郭連兵和元古堆共患難、共榮辱、共沉浮，與元古堆同時發生了命運的蝶變。作為一名基層黨員干部，他有志氣，不服輸，有遠見，不妥協，不虛妄，敢直言，分明有梁生寶（《創業史》）、孫少平（《平凡的世界》）的影子。值得一提的是，《文藝報》發表了我的《從“犟驢”、“老黃牛”到“領頭羊”》不到一個星期，就有5位陌生的企業家讀者輾轉來電，聲稱“這個人物太感人了”，并愿意遠赴元古堆考察投資，其中一家企業通過我牽線搭橋，已經和郭連兵接上了頭。

記者：深入采訪后，您看到的脫貧攻堅的現場同您之前的想象一樣嗎？對脫貧攻堅有什么更加深入的認識？

秦嶺：中國人都知道“定西苦甲天下”這句民諺，而定西也有“元古堆苦甲定西”之說，如今的元古堆一躍成為“絢麗甘肅·十大美麗鄉村”之一，并成為中國脫貧攻堅示范村，這樣的脫胎換骨當然超出了我的想象。在我看來，讓貧困人口徹底擺脫貧窮，既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也是全人類的良好愿景。中國的脫貧攻堅戰能讓貧困人口有飯吃、有衣穿、有房住、有學上、有路走、有醫看、有好日子過，無論從哪個立場來看，都是人類文明進程中的一抹亮色。話說回來，面對歲月深處的歷史虧空和時代反哺，也需要我們縱深反思，只為“不要好了傷疤忘了疼”，只為“路漫漫其修遠兮”，只為“不該忘卻的紀念”。

記者：此次采訪創作遇到的最大困難是什么？您覺得怎樣才能寫好這類文學作品？作家應該如何用手中的筆去記錄和反映當下正在發生的重大社會進程？

秦嶺：最大的困難是“目睹”容易“耳聞”難，50歲以上的元古堆貧困人口中文盲、半文盲比較多，很難準確表達對脫貧攻堅的感受，有些深度貧困戶甚至不敢說真話。個別干部也有意回避觸及矛盾、問題和癥候的話題。因此，采訪時務必要“眼觀六路，耳聽八方”，增強靈活性和隨機性，既要面對面問詢，也要背對背求證。多田野調查，少聽集體匯報；多入戶聊家常，少組織座談；多搜集線索，少依賴材料。在我看來，中國廣大貧困地區的樣態大同小異，區別在于貧困程度的大小；全國的脫貧攻堅戰從方法到效果伯仲之間，區別在于歷史和文化背景的迥異。因此，創作時要跳出通訊式、總結式、廣告式思維，盡量從四個視角切入：一是歷史視角，二是社會視角，三是生活視角，四是地方民間文化視角。同時要善于以點帶面，把元古堆融入中國鄉村的大背景中橫向觀察，把全國的普遍性和元古堆的特殊性結合起來，把廣大貧困地區的共性與元古堆的個性結合起來，惟其如此，才能避免千篇一律，呈現出一個原汁原味的元古堆。

記者：您認為中國作協組織作家深入采訪反映脫貧攻堅這一偉大實踐有何意義？

秦嶺：作家們參與書寫這一特殊的“生活”，不光是對歷史和時代的記錄，更是對作家人文情懷、歷史認知、思想儲備的一次檢驗、考量和拓展。

記者：這樣的采訪經歷對您自己未來的文學創作有什么影響？

秦嶺：我近年來創作《在水一方——中國農村飲水安全工程紀實》《走出“心震”帶》等長篇紀實文學時，同時也衍生出了《女人和狐貍的一個上午》《吼水》《天上的后窗口》《尋找》等具有反思意味的小說。同樣，這次采訪不僅為我今后的小說創作提供了彌足珍貴的養料儲備，同時打開了洞悉中國社會進程的另一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