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怎樣描畫出自己的認知軌跡，表達出自己獨到的思想感情方式，是散文寫作最重要的價值所在。在2019年的散文閱讀中，我們看到了當下中國人的生活狀態和情感印記，作家們運用質地豐富的精神世界，自信、自覺地面對歷史文化現場的嬗變和張力，在日常生活和社會歷史之間建立起更新的聯系。支撐這些情感和認知的，是過去幾十年來中國社會的深刻變遷，以及隨著這些變遷而不斷變化的我們精神世界的全部。2019年的散文創作呈現出開放的發展態勢，我們從中讀到如指紋一般質地的記憶與時代，如河流一樣寬廣的現實與心靈，如前路一樣發展的創造與反思，連同所有這些寫作本身，也正在創造著屬于散文自身的美學。

時代的指紋

2019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散文創作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或從自我出發，將自己的腳步與祖國前進的步伐相聯系，或將自己的心路歷程與我們民族的精神史相鏡照，呈現出強烈的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擔當。樊錦詩的《廝守 一眼千年》、于魁智的《與祖國同行 與京劇同輝》、周令釗的《為新中國而設計》等寫自己親歷的生活與國家發展的歷史進程，他們將自己的事業奉獻給人民，他們的生命與祖國同在，在他們平淡、從容的文字中，我們能讀到蕩氣回腸而又溫情似水的珍貴年華，并從中感知到自己的血脈流淌。

賀捷生的《幺姨的燦爛年華》用真切感人的筆調，回望真實而曲折的歷史，既飽含崇高、堅定的信念，又寬厚溫暖，就像我們的父輩、祖輩們走過的紅色歲月，因他們的赴湯蹈火而光芒燦爛。梁衡的《將軍幾死卻永生》用簡潔的筆觸描畫出張自忠將軍的一生，折射出大歷史的變幻莫測。金仁順的《高麗和我》、次仁羅布的《就這樣被牽絆》等為悠久的民族傳統和廣闊的歷史畫卷提供了真誠、直觀的美學鏡像。

一般作為寫作背景出現的生活環境，在散文寫作中，也常常被賦予成為實體性的存在。葉兆言的《南京傳》以南京建城為起點，隨著封建王朝的興衰遞進，描繪了南京城在歷史進程中扮演的角色。在城市的興廢與時代的嬗變之間，在豐厚的文化景觀和幽微的歷史經驗中，南京作為傳主的精神魂魄凸顯出來，我們從中讀到的不僅是南京，而且是整個中國歷史變動中的恒常與堅守。彭程的《家住百萬莊》用干凈、內斂的語言敏銳地觀察到百萬莊小區在悠長時光中的變與不變，交織在時光中的記憶能喚起人最大的共鳴。韓小蕙的《協和大院》寫協和醫院的人與事，著力勾畫和彰顯“協和人”無私奉獻的精神追求。

親人間的經歷和遭際最能孕育感悟，常常成為散文寫作的豐富源泉，其中有關生與死、希望與絕望、命運與苦難的詰問，作為厚重的背景，有力地烘托和映照著這一主題。陳福民的《與你遙遙相望》中的母親固執地認為自己的一生由失敗拼湊而成，固執地相信貧困與真誠和美德之間有神秘的關系，這個并不是超人的母親形象卻分明讓我們讀到了作者的赤子之心。孫郁的《勞我一生》、無為的《我和父親未解的心結》等都執著于父子之間的緊張關系或者說是困惑。只有憑借時間的力量，慢慢積攢起對人的復雜性的更多的體認，才有可能慢慢將寬容、理解編織進愛的紐帶。

同樣母題的作品中，陸慶屹的《四個春天》讓我們看到久違的最簡單樸實、最日常生活、但是也最動人的溫情。他的紀錄片《四個春天》在2019年初上映，記錄了四個春節期間他和父母在貴州獨山縣的生活日常。同名書《四個春天》可看作是電影的補白或是注腳，里面那對相濡以沫半個多世紀、多才多藝、幽默達觀的《我爸》《我媽》，他們家庭中的詩意，感動之余讓人覺得余味無窮。

心靈的河流

作為一種美學追求，散文通過看世界、觀自我，成為寫作者的精神和心靈來路的見證，它幫助我們驅散焦慮、澄明信念，所以散文里常常是一面傾訴、一面反思。實際上，在這些追求的背后都藏著一個獨一無二的秘密：為了了解自己。

賈樟柯在《穿越鄉村的時間》里以自己的切身體會，對文學是什么、文學和電影、文學與時代和自己的關系是什么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獨到的思考。這是一位電影導演的樸素告白：文學是我們與世界相處的共情方式和思維方法，也是我們確認真實的自我、保存自我記憶的途徑。同樣抓住自我與故鄉、鄉村的關系展開記憶追溯與思考的，還有孫慧芬的《在故鄉識別安詳》、南帆的“村莊筆記”系列專欄、劉亮程的《月亮在叫》、劉瓊的《格桑花姿姿勢勢》、黑孩的《故鄉在路上》、林紓英的《大椿樹》等。

劉汀的《東北偏北》則另辟蹊徑，寫的是他個人“與東北的發生學和交往史”，這樣個人化的東北形象寫作，與其說是在寫作為地域文化的東北，不如說是寫出了作者個人對東北的復雜感情。龍仁青的《他鄉故知是麻雀》通過留鳥指代城市化進程中的“進城”和“留鄉”。不僅立意新穎寫法考究，最終落腳到麻雀是人人的“他鄉故知”，令人心生暖意。袁凌的《寂靜的孩子》關注于留守、隨遷、失學、單親等當下兒童所面臨的種種不幸，讀完令人久久不能平靜。作者通過冷靜的筆觸和遼闊的視角，讓我們真切地感受到未來的沉重。

小說家關于文學創作的反思以及在創作道路上對人生、社會和歷史諸問題的思考，既是珍貴的第一手文學史料，也常常是耐讀的好文章。2019年，王安憶的《成長初始革命年》、劉醒龍的《文學回憶錄》、張翎的《廢墟曾經輝煌》、張怡微的《舊日的靜定》等，都是很好的范例。它們中有的圍繞著祖輩故鄉的往事來回探訪， 打開一個個時代的褶皺；有的通過細膩的見聞和翔實的回憶，串起百樣人生；有的剖開自己經歷中感觸最深的部分，冷靜地反芻自己的人生之路……這些回望與思考本身就是心靈和生命的閃光，我們從中讀到情誼、讀到趣味，也讀到寂寞和一些難以言喻的人生滋味。

英國作家扶霞·鄧洛普在《魚翅與花椒》中認為，飲食在中國社會和歷史中有著超然的中心地位，因此也成為了她觀察中國歷史、哲學、思想和生活的一扇絕佳窗口。而反過來說，我們熟悉的各式中國菜肴通過她的觀察，又成為中國的過去和現在的一份特殊的記錄。葛亮的《好吃記》開篇就說“中國人的道理，都在這吃里頭了”，作者從自己的童年記憶、寫作經驗、閱讀經驗入手，論及鄉情、人情、人性、鄉村與城市的角逐等關鍵性問題，從食物輻射到文化的方方面面，是一場內容充實的自我辨析。

崔曼莉的《小白傳》活色生香地講述小區里流浪貓的命運。作者喟嘆，無論個性如何，命運如何安排，無論是貓還是人，大家都在努力地生活。文章中如筆記小說式的細節更令人難忘，從中也可一見作者的筆力。《蘇東坡，你走過多遠的路》是我在微信公眾號里讀到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在于，作者根據“唐宋文學編年地圖”網站上所收錄的信息，看到了蘇軾的人生行跡，發現蘇軾幾乎踏遍了宋朝的所有疆域。當我們面對蘇軾一生中所走過的地圖重讀他的詩文，也許同樣能獲得更多的現場感和新鮮的見解。

創造的前路

海納百川、無所不包本應該是散文的雄心，但是怎樣才能實現在散文中寫出廣闊的生活本身，不同的人會選擇不同的面向。比如《文藝研究》雜志2019年專辟“隨筆體”欄目，希望“在精深且厚重的專業論文之外，發表若干雖不計入成果但有學識、有性情、有趣味的‘雜說’”。評論本身也可以是散文，但這樣的思考和語言方式都給散文寫作在變化的方向上帶來了新的可能性，從現代思想意識的層面上來說接續起了“文以載道”的傳統。此外，《問彼嵩洛》這部定位為“中原訪古筆記”的多人合集作品，作者均是文史、考古、美術等專業的青年學者，旨在挖掘從嵩山到洛陽這條路線上的古跡所蘊含的歷史文化意義，展開具有獨特學術價值和趣味的討論。這樣的嘗試也許結果還不夠令人滿意，但是在寫作方向上不失為有益的探索。

此外，以北京皮村文學小組為代表的基層勞動者作家，他們的散文創作也正在成為我們這個時代不可或缺的新鮮記錄。文學寫作從來都不是專業作家的“專利”，各行各業的人們都可以參與到具體的文學創作活動中來。他們在勞動之余寫作，用自己的感情和經歷書寫屬于自己的故事。特別是對于進城務工人員來說，文學創作讓這些漂泊在城鄉之間的勞動者擁有了一個文學的港灣，與此同時，進城打工這種流動遷徙的生活本身，也使得他們中的很多人不再局限于家鄉一村一地的封閉環境，而是能夠在一個大的坐標系上看清自己的生活境遇，發出植根于自己生活的呼喊。基層勞動者作家的散文創作一方面是其生活狀況的真實再現，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寫作者向傳統文學、經典文學乃至別一種生活方式、生存狀態靠攏的努力。此外，勞動者作家的散文作品不光具有文學價值，我們都有責任以文學的名義把時代和個體的經驗記錄呈現出來。每一個個人的書寫加起來，就是我們這個時代全部的情感軌跡。

2019年也是五四運動100周年，魯迅先生曾經評價說，五四之后，“散文小品的成功，幾乎在小說戲曲和詩歌之上”。這100年間的散文創作無論思想觀念還是藝術形式都在不斷變化中前行，但是對時代的關注、對歷史的省思、對文化的審視、對世相的洞察，是散文寫作者共享的文體意識。無論筆法含蓄或者綺麗、縝密或是勁健，無論形式上繁復跌宕還是儒雅從容，或表現、或批評、或解釋，都是從不同的面向與人生對話。在我的理解中，這就是散文的現實主義審美風貌的全部內容。如果散文是一個生態系統，那么它一定擁有豐富的生物物種，其中有進化有更新，也有四季更替。我希望這個生態系統能夠健康地良性循環發展，不斷帶給我們新的更多奇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