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新時代來了，新時代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時代？新時代來了，作家做好準備了嗎？新時代來了，作家如何有所作為？無論是作為作家，還是作為文學編輯，我一直在問自己這三個問題，一直在思考這三個問題。我想，只有先回答好第三個問題，前面兩個問題就好回答了。因此，如果單純從文學創作角度來說，我的回答是：“這是一個非虛構時代。”

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的文學創作，能不能承擔“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歷史責任和使命？有沒有足夠的能力來理解和詮釋世界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重大轉變？對重大問題和主要矛盾的失語和無力，是當代中國文學面臨的最大挑戰。

中外文學史證明，現實主義始終是文學創作的主潮。而現實題材的創作更需要以現實主義的方法來表達、呈現、塑造。在這個“非虛構時代”，如何堅持現實主義創作道路，創作出優秀的現實題材作品呢？筆者認為當代文學的現實題材創作有必要在“真”“情”“實”“意”這四個字上下功夫。

關鍵詞之一：真

走出個體，圍繞整體，照顧總體

優秀的文學作品都是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的統一。歷來的現實主義理論，無不把真實性視為現實主義文學最根本的特性。然而問題在于，什么是現實主義文學的真實性？無論是巴爾扎克還是恩格斯，都不約而同地強調了細節描寫的真實性，這應當是不言而喻的。但僅限于此，顯然不夠。恩格斯還特別強調，真實地描寫現實關系，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真實地把握和描寫推動現實生活發展的歷史潮流。這無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學來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就是這個道理。

其實，文學之所以高于生活，高就高在如何實現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的統一。如何統一？那就是作家不能只把文學所要表達的生活當成生活，而身處這樣一個“非虛構時代”，作家生活真實的本身就已經是歷史的一部分，更何況我們追求的文學真實。也就是說文學之所以高于生活，就是因為文學把生活變成了歷史，實現了文與史的統一。至于作家統一得行不行、好不好，這是由作家的立場、態度、素養、能力所決定的，最直接的因素還是作家如何運用想象力的問題。在我看來，想象力需要哲學的滋養，或者說它是一種哲學思維。無論是非虛構文體還是虛構文體，想象力都是作家創作的基本功，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和辯證法是它的基本武器。具體運用時，就是要學會用聯系的、發展的觀點看問題、想事情，用辯證法來分析和判斷。文學離不開想象力。但想象力并非空穴來風，而是基于現實之上、源于生活之中、根在真實之理，它是符合并遵循現實和歷史的邏輯、生活和文藝創作規律的一種創造力，不是胡思亂想的移花接木，也不是奇思妙想的玄幻獵奇。所謂萬變不離其宗，“宗”就是客觀規律和歷史邏輯。因此，藝術的真實是在對生活的真實進行總結、提煉、升華的基礎上，通過想象力而作出的典型化的重塑和創造。

與20世紀的作家作品相比，當下的文學創作呈現出多元、多樣的新面貌，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我們這一代作家，處于和平年代，沒有經歷過戰爭，也沒有經歷過貧窮饑餓，衣食無憂，很少有人真正體會到或思考過“中國夢”這場偉大斗爭的艱巨性、挑戰性、風險性，因此作品顯然淡薄了革命性、戰斗性、思想性。這是真實而逼真的現實，文學批評界已經直言不諱地對當下文學創作，尤其是小說和詩歌創作呈現的下坡、下滑，甚至對文藝理論界也都提出了批評，這種理性的、不帶情緒化的批評，是一種危機意識，也是客觀的、清醒的。

對當下文學創作，我反對一味“唱衰論”，也反對“叫好論”，我堅持“客觀論”。何謂客觀？那就是我們要有“問題意識”，要在發現問題之后，共同找到化解問題的方法和鑰匙，從而解決問題。客觀要求我們必須求真務實。因此，無論是作家還是批評家，都應該走出個體，克服自身的局限性，善于圍繞整體思考問題，照顧全局，成就總體。

當下文藝創作的確出現了問題，有困境，有困難，有困惑，反映到個體上的問題“如魚飲水，冷暖自知”。但反映到實際和實踐中，總體來看表現在“短、平、快”三個字上。短：作家的目光短視，流于眼前光鮮；平：作家的思想膚淺，流于生活表層；快：作家的創新弱化，流于平面復制。如何克服這些帶有普遍性和整體性的問題？我建議，作家千萬不要當“坐家”，不能躲進小樓成一統。作家不能坐在家里依賴看西方所謂經典小說來寫作，不能坐在家里依賴看西方的電影來寫作，不能坐在家里依賴看電視新聞來寫作，不能坐在家里依賴看手機頭條和朋友圈來寫作，不能坐在家里憑借自己空虛的移花接木式的胡編亂造來寫作。

作家是勞動者。文學創作是有痛有苦的勞動，是苦力活。深入生活追求真理，就需要付出汗水、淚水和血水。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文藝創作方法有一百條、一千條，但最根本、最關鍵、最牢靠的辦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正是從文藝與生活的關系來論述現實主義的精神實質的。

關鍵詞之二：情

克服小我，走向大我，進入無我

文學創作是需要激情的創造性勞動。激情是一種態度，更是一種熱愛。激情之愛是受難之愛、深沉之愛。詩人艾青說：“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片土地愛得深沉。”作家在創作中就應該懷抱這種深沉的愛，才能創作出優秀的作品，成為優秀的作家。

當代文學創作和閱讀的經驗表明，無論是非虛構寫作還是虛構寫作，已經出現了一個特別嚴重的傾向，那就是個體的歷史越來越清晰，整體的歷史卻越來越混沌。如何處理好虛構和非虛構的關系，成為關鍵問題。非虛構寫作的確給文學創作帶來了無限的可能性和豐富的靈感，但是很多個人主義寫作成了個人隱私、心靈隱秘、喃喃自語、自說自話的平臺，甚至摻雜大量的虛構編造，敗壞了非虛構的名聲。更重要的是，一些作家憑有限的個人主觀經驗和先入為主的臆斷，網紅式地嘩眾取寵把自己打扮成先知先覺者，試圖去引領整個時代或介入歷史，越來越因失去界限而觸碰底線，背離了非虛構的初衷和初心，讓文學喪失了公信力，從而失去了總體性。

文學創作是作家個體的勞動，也是充滿個性的事業。因為個性才與眾不同，才呈現文學藝術的魅力和創造性。這項個體的勞動，自然受制于作家個人的知識、經驗、立場和能力，受制于作家個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因此，個人的個性化創造性勞動，能不能克服唯我獨尊的自我感覺良好、克服盲人摸象的孤芳自賞，從而走向大我、進入無我的境界，這是當代作家需要跨越的一個關鍵的心理和倫理的門檻。

如何才能跨越這個門檻？關鍵在于作家心中是否真有深沉之愛。作家需要以全局的視野、大局的胸懷，把自我置于人民群眾之中，置于現實之中，置于事實之中，置于人類歷史發展和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之中，才能克服小我，走向大我。有了大我的情懷，小我才能找到自己在人與人、人與世界中的位置，才能在人群中看見自己，在世界中發現自我的秘密、關系和道理，從而進入一種無我的境界。當然，無我不是沒有“我”，也不是失去自己，而是拋棄小我，揚棄自我，進入無我，是重新發現“我”。只有這樣，作家通過文藝創造性勞動，在激情的鞭策下重新發現“我”與我、“我”與他人、“我”與世界的關系，拋棄小我情調、私人經驗，以宏大敘事的情懷構建文學藝術中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關鍵詞之三：實

突破有限，理解界限，通達無限

生活是創作的源泉。這是真理。如何來理解這句話，那就需要明確一個前提，作家的生活是什么？作家要創作什么樣的生活？

作家的生活和生活中的作家，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文藝創作，既需要作家親身體驗的生活、情感付出的生活、心靈同頻共振的生活，更重要的是需要作家擁有巨大同情心和同理心。作家在生活中對自己、他人、對人類要永遠懷抱巨大的同情心和同理心，才能在生活中獲得藝術創作的源泉。這樣的生活來源于實際、來源于實踐、來源于真情實感，同時高于生活。這樣的生活本質上是非虛構的。從某種角度來說，非虛構是虛構的創作源泉。正因此，非虛構與虛構是有原則、有界限的——原則就是真實，界限就是不虛構。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新時代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就從歷史高度為作家準確認識文學所處的時代及其歷史方位，提供了新的、超越專業性的、更大的總體性視野。如何在新時代建立起文學的總體性視野，創作出真正反映時代精神的優秀作品？這個問題，也是如何處理通過個人化敘述達到或完成時代的總體性的問題。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尊重事實，堅持實事求是，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中國文學界應該勇于打破“先入為主”的西方文學理論的思維定式，對人類創造的有益的文藝理論觀點和學術成果，大膽借鑒吸收，但不能把西方文學理論作為“唯一標準”。那么，檢驗文藝理論和文學創作的學術標準是什么呢？我們用什么來檢驗文藝、判斷文藝、衡量文藝、評價文藝呢？我的回答就是兩個字——事實。任何文藝理論和文學創作實踐都要根植于事實。事實是檢驗學術的基本標準，也是最主要的標準。西方文藝理論進入中國，也應該用分析的方法和實證的方法加以檢驗，放在中國事實中加以檢驗，經得起檢驗的才是適用的，經不起檢驗的，就應該拋棄，至少也應該揚棄。一些流行的文藝理論，或許符合西方的事實，經過西方事實的檢驗也可能正確，但卻不一定符合中國的事實。

如果我們的文藝作品，失去了實事求是，哪怕創作的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事件或人物，也會失去深邃、宏大、雄壯、遼闊的生存真實和心靈苦難，失去對重大問題和主要矛盾的興趣和發言能力，對自身及人類命運的深沉思考越來越少，就會呈現“撿了故事，丟了歷史”的現象，失去了歷史的縱深感。因此，只有堅持實事求是，遵守現實主義的規律，恪守虛構和非虛構的原則和界限，當代文學才能突破個人經驗的有限性，從更廣闊的視野描述時代的整體性。才能日益由“跟跑”走向“領跑”，才能對所處的新時代進行準確判斷和理論引領，才能正確地書寫和表現我們這個巨變的時代，講好中國故事。

關鍵詞之四：意

堅持主義，擔當道義，聞達真義

文學是有意義的一項事業。何謂意義？意義，就是價值。

文學的意義是什么？用習近平總書記的話說，就是堅持用明德引領風尚。這就要求作家用優秀的作品，去支持人、教育人、鼓勵人，使人變得更善良、更純潔、對別人更有用。現實主義不僅是一種創作方法和技巧，更是一種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懷。現實主義追求“以人為中心”的價值理念，主張作家藝術家應該熱愛生命、熱愛生活、熱愛人民，對國家、對民族、對人民懷有深厚的、真摯的感情。現實主義的人文關懷，就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搞好創作。這就要求文藝工作者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和黨的文藝思想路線，堅持社會主義精神，追求為人民服務的真義，在追求藝術理想中實現人生的價值。筆者認為，當代作家應該在以下三個方面做出努力。

一是要懂政治講政治。一提及政治，有些作家就搖頭說不談政治，甚至嗤之以鼻，似乎政治可以事不關己，高高掛起。這就走進了誤區。亞里士多德說“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文學是人學，文藝工作本身就屬于政治范疇，文藝也是有階級屬性的。政治是什么？政治是信仰，人不可能沒有信仰；政治是立場，人不可能沒有立場。人是不能離開政治的。贊成什么、反對什么，提倡什么、抵制什么，很多問題繞不開、躲不過、避不了，不是代表這個利益說話，就是代表那個利益說話，都得有自己的立場、觀點和看法，這就是政治，也是文學。更重要的是，文學凸顯的是一種價值觀。

二是要拋棄功利之心。文學除了有教育、凈化人心的功能之外，也有供人娛樂、消遣的功能。文學本身就存在著兩種不同的類型，一種是純文學（嚴肅文學），一種是通俗文學。前者偏重于思想性、藝術性，后者則偏重于娛樂性和消閑性。但通俗并不等同于庸俗。文學類型有不同，但對作家作品的道德標準卻是相同的，“純文學也好，通俗文學也好，都是既要有趣也要有益。作品內容總要有益于世道人心，最低限度也要積德而不缺德。不可在道德理念上誤導讀者，尤其是損害青少年一代的心靈”（鄧友梅語）。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的作家堅守自己的文學理想和藝術追求，勇于拒絕名利的誘惑，那么我們的文學創作環境就會高尚許多、純潔許多。比如柳青創作《創業史》、路遙創作《平凡的世界》，再比如詩人海子，他們的文學創作之所以這么干凈、簡單而從容，就是因為他們的文學創作是無功利之心的，是純粹的，是高雅且高尚的，是脫離了低級趣味的。

三是要敢于自我革命。2019年6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體學習時提出要把黨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他說：“‘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做到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須有強烈的自我革命精神。”新時代，我們的文學要跟上新時代的步伐，同樣需要進行自我革命。

100多年前，陳獨秀以《新青年》為陣地，高舉“文學革命軍”的大旗，提出了“三大主義”，即“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鮮明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如今，在這個“非虛構時代”，全媒體、自媒體如此發達，生活時刻處于直播狀態，作家講故事已經講不過頭條文章，編劇編故事已經編不過朋友圈。今天，我們的作家是不是也陷入卡夫卡作品中所表現的“對沒有目的的道路和沒有道路的目的的恐懼”了呢？這是值得思考的。

今天的作家如何講好中國故事呢？我認為，優秀的作家絕對不是只會講故事的人，優秀的作家也絕對不只是給人類講故事。講故事不是我們的目的，也不是作家存在的最高價值和最大意義。講好故事的目的，是通過講故事講出中國人的精氣神，講出中華民族的精氣神，講出中國精神、中國作風、中國氣派。我們的文學創作，不能為了講故事而講故事，更不能胡編亂造，要在講故事的基礎上講道理，以事明理，明辨是非。歷史學家呂思勉先生說：“歷史雖是記事之書，我們之所探求，則為理而非事。”說得真好！“理”永遠比“事”重要！同理，在文藝創作中，“事”是為“理”服務的，“理”是文學創作的核心。這個“理”，上升到精神層面，就是世界觀、價值觀和人生觀，也是歷史觀、文化觀和科學發展觀。事為葉，理為根；理為本，事為末。處理好“事”與“理”的關系，就是對現實或歷史人物的判斷、敘述、解讀，必須堅持大是大非，既要做到不為尊者諱、不為疏者隱，還要做到一分為二，且恰如其分。

當代作家如何進行“自我革命”呢？筆者有四點建議：

第一，作家要珍視文學是一種創造性腦力藝術勞動。作家應該始終懷抱敬畏之心，謙虛謹慎，向生活學習，向人民群眾學習，向歷史學習。文學是創造性勞動，是高尚的勞動。如果只是在復制別人或者復制生活，那我們為什么還要去寫作？如果一味媚俗、媚市場、媚低級趣味，那我們為什么還要去寫作？如果自己的作品連自家的孩子都不能看，那我們為什么還要去寫作？作家必須捍衛文學的尊嚴。

第二，作家要重視文學是一種有難度有挑戰的勞動。作家不是一種職業，但作家應該提高自己的身份自信和使命擔當。文學寫作者并非都能夠成為作家，因此這是一個有門檻的勞動。作家是身份，也是榮耀。雖然現在不再是“樹上掉下一片樹葉都能砸在一個詩人頭上”的年代，但不可否認當下的作家隊伍良莠不齊，門檻偏低。比如，“網絡文學”這個概念就值得商榷，許多網絡寫手本人都承認自己寫的并不是文學，因此應該把網絡寫作與網絡文學有所區分和界定，作家要捍衛文學的高貴。

第三，作家要審視文學是更考驗才情和靈魂的勞動。作家必須具有堅定的政治立場、獨到的歷史眼光和內省的審美眼光，以及表達出它們的能力，從而為讀者提供一種沒有他們創造性眼光的幫助就無法獲得的人生之美。同時，優秀的作家還必須兼備思想家的高度、歷史學家的深度、文學家的熱度和新聞記者的銳度，用文學藝術的手法把歷史和現實生活中最有情感價值和智識價值的部分呈現給讀者，把最有文學價值的那部分傳遞給讀者。何為最有價值的文學？就是推動民族、國家和社會不斷發展進步的文學，就是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文學，就是給人民力量、希望、溫暖和美好向往的文學。作家要捍衛文學的價值。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藝創作“應該用現實主義精神和浪漫主義情懷觀照現實生活，用光明驅散黑暗，用美善戰勝丑惡，讓人們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夢想就在前方”。這一論述與毛澤東倡導的“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在精神實質上是一致的，從根本上揭示了文藝作品與社會現實的關系，揭示了現實主義精神的豐富內涵。在這個“非虛構時代”，現實主義創作如果能做到“真”“情”“實”“意”，那么我們的文學不僅有詩也有遠方，我們的征途必將是星辰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