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文學與社會苦難經驗之間形成了一種對話關系：文學不僅記錄苦難、反思苦難，也在形塑和構建中國人文精神的內涵，深刻影響著中國人的自我認知。針對群體性悲劇的寫作，構成了特定時期人們言說社會問題與社會風險的重要資源，甚至成為他們精神價值的一部分，歷史的經驗成就了現實的經驗。

不過，現實的經驗也可能被閱讀的經驗所誤導。因此，如何接續中國文學史中的人文主義傳統，探索“與天地萬物上下同其流”的現代表達，進而發揮文學凝心聚力、泄導情感、反思社會的作用，才是作家和評論家面對的新課題。

多難興邦的文學記憶：兩種傳統。

中國地處環太平洋地震帶與歐亞地震帶之間，地殼變動十分劇烈。無論是聯合國的相關報告，還是個體經驗的記憶中，中國的自然災害發生總是頻繁而多樣。“舊創未復，新禍又起，這已成為我國歷史上極常見的事實”。這種事實對中國人的文化記憶有著深刻的影響。如在史傳文學中，關于災異記錄的數量、內容以及連續性上，在世界上幾乎是最多的。從《史記》開始設“天官”專章，整部中國史每朝每代都有“五行志”，晚至《清史稿》則專稱“災異志”。這種史不絕書的災異現象，早已深刻地浸潤至民族記憶的深處，并伴隨著祭天招魂、傷春悲秋、禳災祈福與善惡因果等多種文學寫作旨趣。

中國文學對災難的表達，大體可以分為上下兩層傳統。就民間傳統來說，頻發的災難促使人們產生了及時行樂或避世逍遙的觀念，這就造成了中國文學中對隱逸、仙傳等話題興趣盎然。可是，在現實中，個體又不得不面對災難導致的無常，其恐懼需要在文學審美活動中得到化解，因為生活總要繼續，盡快擦干眼淚、撫平傷痛，才能更好地朝前走。這就使得中國文學長期處于“樂天”狀態之中，“始于悲者終于歡，始于離者終于合”。那些受眾廣泛的民間文學，總是傾向大團圓的結局，而且這種狀況越往后發展就越成熟，明清時期的戲曲與小說尤為明顯。因此，現代以來，關于“中國有沒有悲劇”的討論，在齊如山、王國維、魯迅，乃至朱光潛、錢鍾書等人眼中，答案是顯豁的，那就是基本沒有。

但是，從士大夫階層的寫作來看，這一問題就沒有那么容易回答了。中國文人的寫作在漢魏之際形成了相對獨立的自覺意識，對災難的理解也轉向更加深刻的人文主義傳統。他們把災難變成一種寫作的底色，災難現象在他們那里被轉化為一種災難精神，即面對人世的無常、宇宙的無限、未來的無知，個體變渺小了，生命變脆弱了，靈魂變孤獨了，精神變漂泊了，人生變短暫了。這種文學意識成了中國文學的潛層，為中國人的災難記憶賦上了厚重的人文關懷色彩。

民族精神的價值轉化：三條路徑。

之所以會出現上述分野，是因為中華民族從一開始就與災難之間達成了一種斗爭中的和諧。這種關系是以人為中心的，即人可以戰勝災難，或者說與災難共存。它不僅指現實層面，更指精神層面。譬如同樣是宇宙洪荒的創世神話，西方基督教文化以神力實現救贖，寄望于諾亞方舟；而中國則完全以人力為基礎，創造了“治水”這一綿延數千年的、表達人與自然災難之間不斷斗爭、相互妥協的文學母題。無論是大禹治水、女媧補天，還是后羿射日、精衛填海，都象征著文學對災難現象的價值轉化。它通過人和自然的斗爭，使人類有限的生命得以與浩瀚、無限、遼闊等宇宙屬性相關聯，從而以一種深刻的悲壯和崇高之美，讓災難沉淀為力透紙背的人文價值。這絕非是某些人口中輕飄的說辭：“中國人有種獨特的災難美學，那就是忘記苦難”。中國人是把苦難積淀成了深沉而穩定的民族精神！

從歷史發展來看，中國文人對待災難的這種人文態度經過了三個發展階段，也可以把它認作是對災難現象進行價值轉化，進而凝練為民族精神的三條路徑。

首先是中國士大夫特有的憂患意識。“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自屈原《天問》開始，自然與人世之間就在文人的心目中形成了一種精神上的憂患關聯。這種關聯雖然主要集中發源于動蕩不安的漢魏時期，但它并沒有因歷史進入太平盛世而消失，甚至在盛唐時仍蔚為大觀。更重要的是，這種憂患意識不僅表現為對治亂興衰的反思與居安思危的緊迫，還升華出“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的超越性人文情懷。這種情懷在宋代成為普遍的士大夫認知，出現了諸多名篇，更被儒家抽象為“居敬”功夫。

其次是這種源自士大夫的憂患意識，在宋元時期通過話本、戲曲、小說等相對大眾的文學寫作，泛化出中國式的悲劇觀念。其集大成者為《紅樓夢》，還有《桃花扇》《竇娥冤》《琵琶記》《雷峰塔》等戲曲。這種為大眾所接受的悲劇，把寫作目標轉化為普通底層“小人物”，其中不少是女性，在某種意義上是把文人的憂患意識通俗化為對現世的觀照，對個體經驗的提升；同時，又用“大團圓”來對其予以慰藉，在苦難中注入一種便于解釋、易于接受的善惡因果觀。

經過上述兩個階段的文學書寫，中國人對災難的藝術認識已經頗顯立體。它的書寫對象從自然逐漸變到人世，同時也從災難向苦難、從人類向個體轉移。這一題材的創作，始終呈現出兼具反思與撫慰作用的價值特色。而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中國文學急轉而進入“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近百年來中國社會跌宕起伏、波瀾壯闊的演進，為新時期以來以小說為代表的文學苦難敘事提供了極為豐富的素材，誕生了《云中記》《白鹿原》《白雪烏鴉》等更加復雜、深刻的文本。

風險社會的共同情感：一個前景。

進入新世紀之后，一個前所未有的風險社會開始日漸清晰地出現在中國人面前。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有重大風險的應對和化解能力，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而所謂“風險社會”，就是人們對“災難”的認識從偏向消極、否定的“苦難”轉為一種相對日常的警惕之心，以及適度的社會動員。相應地，其文學書寫的主流也應由災難、苦難，轉化為對風險的認知和把握。

概括地說，上述三個階段都屬于風險社會之前的苦難文學寫作。其中，第三階段對近百年來中國社會的滄桑巨變之書寫，雖然出現已有將前兩條路徑——深層的憂患意識與通俗的精神撫慰——相結合的端倪，但整體上還是在西方社會批判意識影響下出現的現實主義創作。這條路徑的苦難書寫，尤其要注意避免引發“共情傷害”，甚至落入歷史虛無主義的泥沼中。

而進入風險社會之后，未來一段時期可能是我國發展面臨的各方面風險不斷積累甚至集中顯露的時期。這就對風險社會的文學創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它不僅需要及時面向社會、思考現實，更需要繼承中國文學的憂患傳統，繼承怵惕警醒的居敬功夫，并將這一傳統融入“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的時代命題之中，使其重新彰顯出“與天地萬物上下同其流”的深沉人文關懷。同時，還需要適度的文學張力，來緩和風險社會自帶的強大壓力，對“大團圓”的中國寫作經驗做新的反思，包括融入調侃、幽默等元素，來實現對上述三個階段、三條路徑的匯流與統合。而在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出現的一些優秀作品，已有此種意味的顯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