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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態文學是一種獨特的審美形態。它通過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描寫，深入探尋生態危機的思想文化根源，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生態整體利益價值觀”是生態文學的思想之魂，新世紀以來中國生態小說主要有反思批判、生態理想、生命倫理等敘事維度，這與中西生態文化思想資源尤其是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觀念密切相關。中國傳統民族文化及審美元素在生態文學建構和生態理想書寫中發揮了結構性功能，它凝聚了多元并融匯了古今。當下我國的生態小說創作和研究應警惕概念化、簡單化、審美性弱化等傾向，深刻理解“生命共同體”的精神文化內涵，以創造性的文學想象，為人類提供生存發展和詩意棲居的美麗藝術世界。

關鍵詞

新世紀生態小說 敘事功能 思想資源 歷史跨越

生態文學的興起與人類對環境危機的反思密切相關，尤其是工業革命以來，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導致的生態失衡，已成為影響人類生存發展的重要問題。這促使人類反思自己的生存發展方式，并對人與自然關系重新作出調整，由此開啟了人類的生態文明建設。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生態與環境問題日益引起中國學界的重視。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從謀求中華民族長遠發展和實現人民福祉的全局出發，圍繞生態文明建設提出了一系列高屋建瓴的論述。他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指出：“建設生態文明是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千年大計。必須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態環境”，“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人類必須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態環境”，“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等論斷，包含著深刻的生態整體論哲學，成為新時代進行生態文明建設的指導思想。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新世紀以來的中國生態文學作為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應引起我們的特別重視和研究。生態文學作為一種明確的寫作形態,在中國大陸出現于20世紀80年代，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已取得諸多成就。但是，受各方面因素的影響，目前的一些生態文學創作和研究還存在概念化、簡單化和審美品質弱化等問題。由于生態文學理論主要來自國外，因此，如何把外來理論本土化以推動中國當代生態文學研究的發展，就變得非常重要。如何針對生態小說的不足，進行具有開拓性、前瞻性的建構，對于當下的生態小說研究而言尤為重要。

一、生態文學的概念內涵及基本特征

何為生態文學？生態文學作為一種創作現象在中外文學史上早已存在，但作為一個文學批評概念，是20世紀70年代由美國學者約瑟夫·米克在《生存的喜劇：文學生態學》中提出的。迄今為止，人們對于“生態文學”內涵和“生態文學批評”方法還有不同看法，但在如下方面意見還比較一致：首先，“生態文學”是以生態整體主義為思想根基的文學，與以“人類中心主義”為理論基礎的文學有別。其次，“生態文學”關心和表現人與自然的關系。最后，“生態文學”探尋生態危機產生的社會根源和文化根源。20世紀90年代以來，魯樞元、曾繁仁以及文藝美學研究領域的一些學者推進了生態美學、生態文藝學、生態文學批評在中國大陸的發展。對于中國當代生態文學創作而言，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并沒有明確統一的命名和概念界定，常被冠以“環境文學”“自然文學”“綠色文學”等多種模糊性稱謂，實際上它們與生態文學有重要區別。不能將“環境文學”等同于“生態文學”。從詞源學意義上看，“環境”一詞就是二元思維的產物，它預設了人在中心且被自然萬物環繞的意向；而“生態”是整體性思維，“生態系統并沒有中心，它是一個關系網”。因此環境文學仍潛藏著人類中心主義或者是“弱人類中心主義”視角；而堅持整體論哲學觀的生態文學是對環境文學的超越，它必須突破二元論并批判這種二元論導致的后果。“自然文學”這一概念主要源于中國臺灣，研究者傾向于以此指特定地區或國家聚焦自然書寫的文學。“自然文學”涵蓋面廣，很多敘述層面書寫自然、觀念上反生態或非生態的作品也被包括進去。“綠色文學”概念由童慶炳提出，他認為，綠色文學“是一種崇尚生命意識的文學，崇尚人與自然生命力活躍的文學，崇尚人與自然和解與和諧的文學”。這樣比較寬泛的定義無疑忽視了生態文學產生的特定歷史語境。與這些術語的局限性相比，使用“生態文學”能更加突出這類文學的特點和主要使命，也更符合國際學界的“生態+”命名模式和慣例。新世紀以來，國內學者王諾對這個概念進行了明確界定，他認為：“生態文學是以生態整體主義為思想基礎、以生態系統整體利益為最高價值的，考察和表現自然與人之關系和探尋生態危機之社會根源，并從事和表現獨特的生態審美的文學。生態責任、文化批判、生態理想、生態預警和生態審美是其突出特點。”綜合國內近三十多年生態文學創作與批評實踐，我們認為，生態文學誕生于現代工業文明造成自然生態和精神生態危機的歷史背景下，通過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描寫，深入探尋導致生態危機的思想文化根源，是以樹立生態整體觀為價值目標、追求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為理想的獨特審美形態。

“生態整體利益價值觀”是生態文學的思想之魂。從人與世界的關系來看，工業革命以后人類特別重視自身對世界的主導性，人類中心意識愈來愈強，其核心觀念被簡化為最有助于實現現代化效率目標的“擅理智”和“役自然”。當人類對自然界的專制主義達到極端并引發自身生存危機時，反思人類中心主義觀念并試圖重建人與世界整體關系的生態學知識潮流逐漸興起。從承認自然界價值出發，現代生態哲學深入反思人本主義觀念遮蔽下的認知偏頗——只關注自然的經濟價值和商品價值，提出在地球生態系統的物質循環、轉化和再生過程中，自然對于人類和其他生命持續生存的生態價值才是最重要的。現代生態哲學在與傳統個人中心主義價值觀的聯系與思考中，逐漸建構起“人—社會—自然”復合生態系統的整體主義價值觀，確立“普遍的共生”、整體的和諧穩定和持續生存為終極價值目標。“生態整體觀”作為新型價值觀，深刻改變了人們對世界的理解和認知，成為蓬勃興起的生態文學思想之魂，生態文學的開闊審美空間和無限思想活力也多源于此。生態文學不再把人類作為自然界中心，不把人類利益作為終極價值標準，這并不意味著生態文學蔑視或反人類；恰恰相反，生態災難的嚴重后果使生態文學作家認識到，人類無權將自己定義為中心，也不可能將對自然的征服進行到底。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永遠也不可能脫離自然，唯有保持整個自然的持續生存，才能確保人類的安全、健康和永續發展。因而只有把生態系統整體利益視為根本前提和最高價值，人類才能真正有效解決生態危機，最終也一定有利于人類的長遠生存和根本利益。不但如此，生態文學還特別突出人在維護生態系統平衡中的能動作用，著力表現人與自然交換物質能量、能動改造自然等實踐的合理性。現代生態整體主義雖強調系統各要素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但又超越一般物種的被動式生存進化邏輯，暗含了既適應又主動改造自然的主體理性預設。正是在此意義上，恩格斯說不能把生物界規律簡單搬到人類社會中來，這也正是馬克思主義人文生態觀區別于現代西方“非人類中心主義”生態哲學的關鍵。現代生態學中的“主體間性”理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詮釋恩格斯的這種辯證法思想。現代生態學中的“主體間性”理論挑戰以人為中心的主體性理論，強調人類與非人類生命的主體間際關系，探索人類共同體與自然共同體在生物圈中共存、合作、繁榮的基礎。該理論一方面突破主體性理論的單向思維模式，把人與自然置于平等的主體地位；另一方面發展了主體性理論中能動性的精神內核，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融合為一，并在此基礎上強調人類的主動建設意義。這種觀念深刻影響了生態文學創作，成為評判生態文學思想性的重要標準。真正的生態文學不夸大任何物種和個人的作用，它要探究“生態結構”所蘊含的奧秘和智慧，警示人類在自然面前既要進取更應懂得順應，同時還不能放棄維護、優化生態圈的主體性使命。至于人類克制和能動的界限何在、個人價值與群體價值無法統一時以什么作為抉擇的依據，這恰恰是生態文學目前正在積極探討的、最富價值和生命力的重要問題。

以“生態整體主義價值觀”為思想根基的生態文學具有鮮明的歷史性、反思性和批判性特征。進入工業社會后，人類有感于自然環境遭受破壞并逐漸開始對生存發展方式進行反思，于是出現了真正意義上的現代生態意識。現代生態意識是生態文學審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現代生態文學創作形態誕生的重要標志。相對而言，人類早期對天地萬物、自然神靈、原始圖騰的崇拜，上古神話傳說，以及后來歌詠自然山水的詩詞歌賦等文學藝術形態中蘊含的生態思想，都還只是一種樸素的生態意識。它具有感性、偶發性和局限性等特征，往往“只是先知者的一種生態直覺感悟，并沒有形成一種自覺和系統的生態思想，當然也不具備學理上的‘原點’意義”。而現代生態意識是在現代生態科學逐漸發展以及現代環境問題漸趨顯現過程中出現的，具有明顯的理性、自覺性和整體性特征。它以現代生態學知識體系為基礎，又以整體論哲學觀作支撐，是人類在深刻反省自身后獲得的，凝聚著人類的創傷性情感體驗以及身處現代化悖論中的精神痛苦。現代生態意識使文學呈現出與以往不同的獨特敘事范式和藝術形式，成為生態文學創作的先決條件。因此多數研究者認為：“從時間上而言，工業化進程之前沒有生態文學，只有非生態文學，而工業化進程之后，生態文學與非生態文學并存。”這種觀點就凸顯出生態文學的歷史性特征。另外，以現代生態意識為出發點的生態文學致力于改善人與自然不斷惡化的緊張關系，反思并批判造成生態危機的文化根源，從而形成了反思性、批判性的思想特征。生態文學正是這種反思現代化思潮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在對人與自然關系的審視中，發現現代工業社會的價值觀局限和發展模式偏向，于是對日益滋長的欲望動力、科技崇拜、經濟理性、消費主義作出深刻反省和批判，但是生態文學并不是反科學、反理性、反發展，而是深入社會發展內部，洞察理性、工具、技術的本質和奧秘，探尋人類可永續發展的動力和源泉。

二、新世紀中國生態小說的敘事維度

20世紀初，生態學整體觀逐漸擴展至社會科學和人文領域，促成生態學與哲學、倫理學、社會學等現代人文學科的交融，生態文學即這種背景下文學與生態學深層交融的結果。生態文學既關注世界性生態危機的真相，迫切尋求解決方法，又以其獨特的審美形態參與生態文明建構。從梭羅的《瓦爾登湖》（1854）到蕾切爾·卡森的《寂靜的春天》（1962），西方生態文學在工業革命進程中逐漸形成自己的創作形態。中國作為后發現代化國家，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才出現生態文學創作。1987年徐剛的《伐木者，醒來！》、20世紀80年代中期張煒的一些中短篇小說，這些作品表現出的生態意識逐漸引起人們關注。張煒的《海邊的風》《蘑菇七種》《三想》《問母親》《我的老椿樹》《夢中苦辯》等作品，均涉及人與自然的關系。他在小說集《美妙雨夜》中說：“我覺得對待小動物們的情感跟對待生活中的美好事物是一致的。我不相信無緣無故傷害動物的人會有一顆善良的心。一個人道主義者也會廣愛眾生。人道不僅用于人，人道應該是為人之道，是人類存在的基本原理和法則。他要更好地、健康地存在，就必須與大自然中的一切和諧地相處。人不能破壞生態平衡，也不能破壞心態上的平衡。”在此張煒已意識到，人不能僅僅以“自我”為中心，應與自然、萬物眾生建立一種新的倫理關系，和大自然中的一切和諧共處。進入新世紀后，中國的生態文學創作進一步發展。賈平凹的《懷念狼》、姜戎的《狼圖騰》、郭雪波的《狼孩》、阿云嘎的《燃燒的水》、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楊志軍的《藏獒》、張煒的《刺猬歌》、阿來的《空山》、周大新的《湖光山色》、趙本夫的《無土時代》、杜光輝的《可可西里狼》、李克威的《中國虎》、胡冬林的《野豬王》、紅柯的《生命樹》等長篇小說，以及葉廣芩的《老虎大福》、杜光輝的《哦，我的可可西里》、阿來的《河上柏影》、阿云嘎的《黑馬奔向狼山》、魯敏的《顛倒的時光》、白雪林的《霍林河歌謠》等中短篇小說，均顯示出中國生態小說動人的藝術魅力。

新世紀中國生態文學的興起有深刻的現實原因。中國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生態資源承載力面臨嚴峻挑戰。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雖取得巨大的發展，但也付出了沉重的資源、環境代價。西方工業國家幾百年來遭遇的環境問題，在世紀之交的中國集中顯現，生態危機從顯性的“宏觀損傷”到隱蔽的“微觀毒害”,引發社會持續關注和深入思考。人類活動必然引起環境變化，但能否避免損傷？人們對環境資源問題的思考，有力推動了新世紀中國生態文學的創作與發展。此時的中國生態文學，由人類中心或弱人類中心思想，走向以生態學整體論為核心的生態價值觀，在融匯中西生態文明思想智慧的基礎上，圍繞人與自然關系形成以下敘事維度。

第一，揭示生態危機及其社會文化根源、富有現實關懷和批判色彩的“反思批判敘事”。現代化是社會發展的必然進程，良性的現代化力量帶來美好生活，但現代化進程中的負面力量卻往往帶來痛苦。張煒的《刺猬歌》對現代化負面力量的反思是深刻的，揭示現代人對自然資源的掠奪性盤剝，反思人們如何一步步破壞自己賴以生存的美麗家園。阿來的《三只蟲草》《蘑菇圈》《河上柏影》等作品，則表現了現代消費社會對邊疆物產（如蟲草、松茸、柏樹等）的滅絕性開采。過去青藏高原上野生植物數不勝數，滿山遍野都是美味的蘑菇。自從知道山野美味能賣大價錢后，山民們就傾巢出動進行挖掘，大片土地被踩板結再也長不出松茸，人們就用釘耙翻開腐殖土，采走那些還沒長成的蘑菇胎兒（《蘑菇圈》）。不僅食材、藥材被掘地三尺挖個精光，連那些被奉為神樹的千年古柏也被砍伐殆盡，變成一段段昂貴的木材被運走。更可怕的是，現代人為滿足私欲殘忍獵殺野生動物，使其瀕臨滅絕的邊緣。《哦，我的可可西里》寫了青藏高原的可可西里被開發后遭受滅頂之災的殘酷現實。大規模開采金礦使美麗的可可西里草原溝壑縱橫，即使在盛夏也像“無垠的荒漠”，采金隊和偷獵者在高額利潤的誘惑下瘋狂捕殺藏羚羊。陳應松的《豹子最后的舞蹈》以擬人化手法，從動物視角講述湖北神農架最后一只豹子失去同類的孤獨感，及最后被人消滅的悲劇。葉廣芩的《老虎大福》則講述了1963年秦嶺最后一只華南虎被人獵殺的悲慘經過。賈平凹的《懷念狼》描述商州最后15只狼在被列為環保對象后仍慘遭滅絕的過程。這些“不與人爭飲，不與人爭食，并不與人爭居”的自然生命，在人類的殘酷獵殺中漸漸消失。

這些生態小說具有相似的敘事邏輯：對生態危機的揭示折射出自然觀的扭曲、人類私欲的膨脹，以此來表現對現代功利主義和物質消費欲望的批判。在新世紀以來的中國生態小說中，那些肆意破壞環境的反面人物往往具有欲望型人格，他們貪婪、自私、狠毒、淺薄，對大自然缺乏敬畏和愛心。《狼孩》中猥瑣的獵手金寶、《河上柏影》中善于投機鉆營的貢布丹增、《哦，我的可可西里》中充滿銅臭氣的董事長王勇剛、《懷念狼》中喜歡拈花惹草還伺機獵殺野生動物的“爛頭”，這些人共同的特征是利欲熏心、欲壑難填，為滿足個人口腹之欲或實現眼前經濟利益，無視自然規律和祖先不殺生的戒律，動用各種力量（如器械、工具、資本、權力等）對自然界進行掠奪性索取，最后都遭到大自然報復，或受到法律嚴懲。作品正是以此來彰顯警示意義。當然，欲望批判中往往也伴有對工具理性的反思。上述生態小說都對殺戮野生動物的獵槍、取代駿馬的摩托、砍伐森林的電鋸、追蹤定位的GPS等現代化器械作了象征性書寫，表現人類的可悲與狂妄，也提醒現代人應深刻反思自己的行為。

第二，探尋人與自然和諧共榮的生態智慧、表達詩意棲居的生態理想敘事。阿來聚焦川壩藏區高原生活的“機村史詩系列”，遲子建追溯東北林地原始游獵文化的《額爾古納河右岸》，姜戎回憶知青插隊額侖草原的《狼圖騰》，紅柯展開西域生命神性述說的《哈納斯湖》等作品，這些作家的生態文學創作共同創造了多姿多彩的邊地原生態文化景觀。“邊地”意味著遠離城市與現代工業文明，是萬千物種保持勃勃生機的原生態沃土，是展示樸野之美和生態和諧的詩意空間。在這些作品中，自然不是人類認識和改造的對象，也不僅僅是如詩如畫的風物景觀，而是人類的棲息之所和生命本源。人與天地萬物都是自然所賜，共同構成整體性存在。在《額爾古納河右岸》中，鄂溫克部落生活在額爾古納河右岸大興安嶺叢林之中，世世代代放養馴鹿，過著原始的狩獵生活，河流、山川、樹木是他們的棲息之所。白天男人們去狩獵，女人和孩子留在營地擠鹿奶、做靴子、曬肉條，晚上大家圍著篝火載歌載舞享用打獵的成果。自然既是他們的生命來源，也是其最后歸宿。這種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和信念也主導了《狼圖騰》的書寫。草原游牧民族始終把天地自然視為更高的生命存在，把人、畜群、各種野生動物看作生命整體系統的環節，小心翼翼維護它們的平衡。因此，當包順貴和烏力吉想把狼一網打盡時，畢力格老人認為是“罪孽”，“再這么打下去……牛馬羊還有我們都要遭到報應”。在草原生態系統中，人也要靠與狼的斗爭保持機警和生命力，因此狼不能被任意消滅或馴養成沒有戰斗力的家畜。《狼圖騰》生動詮釋了額倉草原人民敬畏自然、保護生態的生存智慧，這正是游牧民族既可生存發展還能把藍天綠地傳給子孫后代的重要原因。

“邊地系列”小說對和諧生態圖景的構建過程，也是為自然復魅的審美過程。為自然復魅，就是恢復大自然的神奇性、神圣性和神秘性，承認大自然是人類養育者。在《額爾古納河右岸》中，大自然化育天地萬物,為人類提供了生存居所和資源，卻從不向人類索取，是神圣無私的母親；而災難、瘟疫、慘烈廝殺、離奇死亡等則象征自然的神秘力量，折射出人的渺小悲壯。小說通過大量的儀式性書寫來表達人對自然神性的尊崇。通過薩滿跳神儀式來降災祈福，這是鄂溫克游獵部族最重要的精神信仰。獵殺到大型獵物要先舉行隆重的祭祀儀式才可分食，不得不獵殺大熊后也要為其舉行風葬儀式，這些古老的戒律中蘊含著對動植物神性的敬畏。阿來的小說《隨風飄散》中兔子的火葬、《天火》中多吉燒荒時的頌歌、江村貢布為多吉舉行葬儀等儀式性書寫，都隱含著自然崇拜。新世紀中國生態小說中的自然復魅，是對人類維護生態平衡的悲壯歌唱。人既不是自然的主宰，也不是自然的奴仆，他們有維護整體生態平衡的職責和使命，并表現出自我犧牲的崇高之美。生命的神性是人性和自然神性的互滲，也是萬物一體的融合，新世紀以來的中國生態小說以這種原生態文化，詮釋出理想的生態圖景。

第三，尊重生命，追求人與自然共同進化的生命倫理敘事。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民胞物與”觀念是產生于古代社會的樸素生命倫理，其中就包含著祛除生命等級意識、善待一切生靈的思想。現代生命倫理則是在人類逐步控制自然后，主動調整自己與自然關系的道德進化。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些敏銳的西方思想家主張把道德對象從人擴展到自然，認為應肯定動植物與人一樣，具有感受苦樂的情感能力和平等生存的權利，進而通過道德、法律等多種方式保護它們免遭傷害，共同維系生態和諧。英國思想家塞爾特在《動物權利與社會進步》（1892）一書中就明確表示，動物與人一樣擁有天賦權利，所有生命都是神圣可愛的，因而必須拋棄那種聳立在人與動物之間過時的“道德鴻溝”觀念，擴展道德共同體的范圍。法國學者施韋澤在《敬畏生命：50年來的基本論述》（1963）中進一步提出，只涉及人的倫理是不完整的，要對人及所有生物的生命都給予關愛、同情和幫助，這才是敬畏生命、對所有生物行善的“尊重生命的倫理”。此外，利奧波德的“大地倫理”、丸山竹秋的“地球倫理”、羅爾斯頓的“環境倫理”等現代倫理觀，幾乎都涉及相同內容，即自然界的所有生物都與人類平等。某個事物，當它有助于生命共同體的永續生存，它就是正確的，反之就是錯誤的。這種現代倫理觀以生命共同體的永續生存為道德判斷尺度，帶來了重視人、動物、荒野等多種類共存的文學敘事。以人為主體的類關懷逐漸向萬物共存共榮的生命關懷轉變，道德情感、敘事空間、藝術形式等也相應轉變。賈平凹的《懷念狼》、郭雪波的《狼孩》、姜戎的《狼圖騰》、楊志軍的《藏獒》、郭雪波的《銀狐》、趙劍平的《困豹》、李克威的《中國虎》、京夫的《鹿鳴》、方敏的《熊貓史詩》、胡冬林的《野豬王》等作品，都滲透著現代生命倫理。這些作品以動物家族的生死存亡、人與動物共存共榮為敘事中心，反映動物的生存危機，由此反觀人類世界的生存鏡像，批判人性墮落的精神危機，探求更加完善的生命倫理和更具價值的生命意義。不同于寓言故事的情感指向和道德教化，這些作品大多能站在生態整體性立場上體察和關懷動物，聚焦動物的生存權利、精神品性和生命尊嚴，表現出獨特的審美特征。

以《懷念狼》《狼圖騰》《狼孩》為代表的“狼文化”小說，體現了新型倫理觀念為文學創作帶來的改變。在傳統文學審美中，“狼”具有相對固定的形象特征，是集兇殘、丑惡、自私、貪婪、狡猾于一身的反面角色，甚至被高度抽象為一種極富侵略性和野蠻性的文化象征。但是在生命倫理觀念中,狼卻具有無可替代的生態價值，藝術形象也為之一變。《懷念狼》寫人狼殘酷斗爭和狼死人衰的悲慘故事。過去商州南部的狼患給老縣城留下很多殘忍記憶，但當狼群被大規模獵殺后，商州的獵人都出現一種怪病，“先是精神萎靡，渾身乏力，視力減退，再就是腳脖子手脖子發麻，日漸枯瘦”。當狼全部滅絕后情況更加嚴重，原來驍勇矯健的打狼隊隊長傅山“發了胖，長得像個大熊貓了”，雄耳川的人“行為怪異，脾氣火爆，平時不多言語，卻動不動就發狂，齜牙咧嘴的大叫，不信任任何人，外地人凡是經過那里，就遭受他們一群一伙地襲擊……”作者通過狼被人滅絕后人的畸變，暗示生物界各物種之間相互依存的生態鏈關系。懷念狼實際是“懷念著勃發的生命，懷念英雄，懷念著世界的平衡”。《狼圖騰》在狼與人、狼與狗、狼群與馬群激烈斗爭的書寫中展現狼的生存智慧、軍事才能和自由不屈的魂靈。它們能夠在頭狼的帶領下分工合作，表現出很強的組織紀律性和自我犧牲精神。陳陣偷養的小狼，最后寧可走向死亡也不接受人類豢養，表現出草原戰士的本色和荒野精靈的風骨。正是在此意義上，作者認為，“草原狼是草原人肉體上的半個敵人，卻是精神上至尊的宗師。一旦把它們消滅干凈，鮮紅的太陽就照不亮草原”。在《狼孩》中，作家郭雪波也賦予草原狼不尋常的文化內涵。它們擁有豐富的情感世界，具備善良正義的優秀品格。母狼改變復仇計劃哺育人類的孩子“小龍”，訓練他適應荒野叢林生活成為狼孩，為了保護他不斷更換自己的巢穴。當狼孩被父親強行帶回人類世界卻無法適應人類生活時，母狼機智地隱藏在城市中，伺機救回“小龍”，最后為保護狼孩犧牲了自己的生命。作者生動刻畫了母狼無私無懼的慈母情懷，并高度贊譽狼超越種屬的高潔大愛。無論是野性狼還是充滿文化內涵的狼，它們都超出其形象本身具有了獨立的審美價值和象征意義，映照出人類被異化的精神世界。作者希望通過非人類物種的美好精神品質為人性提供有益補充。新世紀中國生態小說中的生命倫理敘事，不但擴大了文學敘事空間，使文學由人類社會轉入更加開闊的生命空間，還進一步提升了文學的道德目標和倫理境界——文學作品不僅思考人類福祉，而且把人與自然萬物的和諧發展、共同進化作為最終的精神追求，在文本中予以呈現。

三、新世紀中國生態小說的思想文化資源

新世紀中國生態小說表現出的現代生態意識，不僅與當代中國社會現實聯系緊密，且與古今中外生態文學思想密切相關。西方古希臘神話、自然寫作、生態文學中的生態文明思想，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等文化觀念，都是新世紀中國生態文學創作的重要資源。

和諧自然觀是早期人類社會的思想共識，在文學藝術創作中有大量的反映。在古希臘神話中，“宙斯用黏土造人，雅典娜給泥人以活力和生命”，充分表現出人與自然的密切聯系；赫西俄德描寫洪水過后唯一幸存的一對男女用石頭造人；奧維德記載普羅米修斯用泥土捏出主宰一切的天神，并從各種動物那里攝取善惡放入人心。西方有關人類起源的神話傳達一個共同信息：一切都是有生命的，人與自然萬物密不可分。“只有不離開作為自然象征的大地母親，人才能有無窮無盡的力量。”中世紀宗教哲學充滿神學色彩，基督教文化雖取代多神教和萬物有靈論占據主導地位，但對人與天地萬物關系的認識還停留于古代生態觀。《圣經》首篇“創世紀”記錄上帝六日創世的歷程，從同為被創造者角度看，人與天地萬物是平等的。從18世紀開始，反思工業文明社會價值觀及人類現代化生存方式、向自然贖罪的文學藝術逐漸出現。吉爾伯特、華茲華斯、梭羅、杰克·倫敦等作家，以浪漫主義方式歌詠自然并表達對自然的迷戀。真正使生態觀念深入人心并產生世界性影響的，是蕾切爾·卡森的《寂靜的春天》。作家以大量事實和科學依據揭示濫用殺蟲劑對生物物種和人類健康造成的損害，質疑技術社會對自然的態度，倡導一種全新的生態哲學思想。這部被譽為“改變了歷史進程”“扭轉了人類思想的方向”的作品，由此成為現代生態文學的濫觴。此后半個世紀，歐美生態文學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出現了一些享譽世界的作品，如法國作家勒·克萊齊奧的《訴訟筆錄》、德國作家君特·格拉斯的《母老鼠》、加拿大作家法利·莫厄特的《與狼共度》、蘇聯作家艾特瑪托夫的《白輪船》、美國作家愛德華·艾比的《沙漠獨居者》、英國作家多麗絲·萊辛的《瑪拉和丹恩歷險記》等。西方文學中的生態智慧，理所當然成為新世紀中國生態文學創作的重要精神資源。

中國傳統文化中倡導的“天人合一”“物我一體”“民胞物與”等觀念，蘊含著豐富的生態文明思想。“天人合一”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重要概念，體現了中國古人對世界的基本態度，是對主客渾一、物我一體等和諧自然觀的高度概括提煉。其中“天”泛指自然萬物，“合一”是“渾一”“交融”。《周易》稱“天、地、人，三才之道”；道家尊崇天人一體，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認為天地人都統一于道，人如果能順乎道，就能無為而無不為，達到“復歸于嬰兒”的澄明境界；莊子繼承并發展老子的思想，提出“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齊物論》）；孔子認為天是統治一切的主宰，所謂“君子三畏”，即含有“對自然之天的適度敬畏”；漢代董仲舒明確提出“天人之際，合而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號》）；至宋代，張載在“天人合一”命題的基礎上發展出“民胞物與”的生命共同體思想，認為“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至明，故天人合一”（《正蒙·乾稱》），“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西銘》）。人民都是我的同胞，萬物與我同類，因此要以平等生命意識對待他們。此外，佛教思想中也蘊含天人一體、萬物平等的生態智慧。佛家認為眾生皆有佛性，萬物皆平等。“所謂一切法無相故平等，無體故平等，無生故平等，無成故平等，本來清凈故平等，無戲論故平等，無取舍故平等，寂靜故平等。”在此基礎上佛家認為慈悲為懷、普度眾生乃佛法之首，引申出戒殺生、戒淫盜等若干戒律。中國天人合一的觀念使中國古典文學的許多作品都注重對自然的和諧審美，一方面抒發親近自然、視自然為人生歸宿的熱烈贊美，另一方面也對違背自然規律、破壞自然天性的行為予以批判。早在《詩經·大雅·公劉》中，周人就表現出對生態環境的選擇意識。公劉從原居住地向他地遷徙，“即景乃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莊子以“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莊子·外篇·知北游》）形容大自然的壯美微妙；魏晉時期，已出現把自然作為獨立表現對象的山水田園詩。陶淵明的“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歸園田居·其一》）等詩句，表現出中國傳統文人把自然趣味與高潔人格相融合的藝術追求。此后，歌詠自然、表現人與自然和諧關系的詩歌大放異彩。古人也強烈反對違背自然規律的“暴殄天物”“網張四面”“涸澤而漁”等取用無度的行為，批判“發系蜻蜓”“線綁螃蟹”“盆魚籠鳥”等“屈物之性以適吾性”的畸形趣味（鄭板橋《濰縣署中與舍弟墨第二書》）。由此可見，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觀念一直深刻影響著中國文學的發展歷史。

新世紀中國生態小說雖受西方生態文學影響，但其走向獨創性建構卻依賴深厚的本土文化文學資源。“天人合一”的生態智慧在那些富有建構性的作品中得以延續傳承，成為文化敘事的支點，決定文本的價值取向和形象特征，并在生態文化愿景書寫中發揮結構性功能，凝聚多元、融匯古今。《額爾古納河右岸》是大興安嶺林區最后一個游獵民族的生活史詩。在小說中，推進敘事進展的是中國古老的生態智慧和自然法則，它們是看似雜亂無序、不斷重復的日常生活的精神內核，為四季更替、日常狩獵、生殖死亡以及祭祀儀式等循環生活賦予詩性品質和生命力量。文本中有多處游獵民族與大自然的自洽關系的描寫，作者通過文學審美為游獵民族重建詩意棲居之地，為那些“被現代文明的滾滾車輪碾碎了心靈、為此而困惑和痛苦著的人”尋找到精神家園和生命原鄉。動物小說中“狼孩”（《狼孩》）、“人狼”（《懷念狼》）、“人狐”（《銀狐》）等藝術形象，充滿魔幻浪漫色彩。這些形象的塑造也包含著“天人合一”的文化寓言，從中可見優化物種和升華人性的想象。中國民間自古便流傳著很多人與動物互生情愫、結婚生子的傳奇故事，古典小說《西游記》也塑造了豬八戒、孫悟空、白龍馬等人與動物混合的藝術形象。新世紀中國生態小說中的某些跨物種合體形象，對應現代社會智能發達但肌體羸弱、物欲橫流卻心靈萎靡的病態，同時也昭示了以動物的自然品性激活生命元氣、增強生命韌性、豐富心靈世界的人類自我救贖。

植根于中國傳統生態文化沃土，新世紀中國生態小說在總體風貌上呈現出漸趨民族化的審美特征。那些蘊含樸素生態意識的遠古神話、民間故事及宗教傳說等敘事資源，帶著靈動傳奇的色彩重新回到文學視野中。《懷念狼》融合現實主義和怪異美學的敘事風格，多次寫到動物幻化成人的奇幻經歷。獵人傅山路遇長相漂亮、頭發金黃的女子感謝救命之恩，后來才醒悟這竟是自己多年前救下的一只金絲猴所變；最后一只狼為躲避獵人追殺，一會兒變成頭上長著一撮白毛的老頭，一會兒變成一頭披著雨衣的豬蹲在摩托車后座，營造出虛實結合、亦真亦幻的敘事氛圍。《額爾古納河右岸》寫原始游獵部族日常生活、節慶祭祀儀式中的神秘現象。當有流星劃過營地，就會帶走一個生命；泥都薩滿與弟弟競爭達瑪拉姑娘不成，就表現出超乎常人的力量，能用自己的氣息止血，踏過荊棘叢也毫無劃傷，踢起的巨石像鳥兒一樣飛起。小說中也出現了動物幻化人形報恩的奇幻情節。伊萬的葬禮上出現一對身穿素服的俊俏姑娘，直覺敏銳的伊芙琳說是伊萬年輕時放過的白狐來報不殺之恩。《銀狐》中的銀狐姹干烏妮格不僅能幻化成人形，且能用氣味讓哈爾沙村的女人患上魔癥癔病。珊梅被丈夫冷落囚禁幾度絕望，關鍵時刻被銀狐所救。《空山》中有關色嫫措湖的神話則具有寓言色彩。色嫫措湖是機村的神湖，機村過去干旱寒冷一片荒涼，直到色嫫措湖來了一對金野鴨，從此生機盎然。當機村森林著火，指揮部決定炸開湖泊引水滅火，湖底卻神秘塌陷。作者暗示，人類若失去對自然的敬畏之心，必會遭到報復。值得注意的是，新世紀中國生態小說并沒有對傳統敘事資源進行簡單套用挪移。這些作品祛除了古代人類被動依附自然、把自然視為神明的盲目崇拜心理，站在現代生態立場上，呈現宇宙、地球、自然萬物的生命奧秘和審美價值，引導現代人重新尊重自然、順應自然、與自然和諧相處。同時，魔幻、異形、儀式等藝術形式，使新世紀中國生態小說呈現出虛實結合、靈動飛揚的美學風格。傳統民族文化和審美元素，在新的歷史文化語境中煥發出蓬勃生命力。

四、新世紀以來生態小說存在的問題

新世紀以來的中國生態小說，在充分吸收中西生態文化資源的同時，借助傳統文化資源逐步確立了民族化的審美風格。這一時期,出現了一批具有較高藝術價值、極富社會影響力的作品，同時也暴露出一些思想和藝術上的局限，部分創作存在的觀念認識偏頗、藝術粗糙等問題，影響了生態文學的進一步發展。對此進行全面梳理和檢視，將有助于推動中國生態小說的健康發展。

中國生態小說在20世紀80年代起步時，主要是受到西方生態理論影響，因此在后來發展過程中，西化的生態思維一直或隱或顯地存在。這種思維的典型表現莫過于把生態和諧與現代化進程簡單對立起來，在批判功利主義的現代化敘事中進行生態文化啟蒙，在創作中表現為欲望批判、科技批判、機械批判以及贊美前現代生活等模式化敘事。從80年代徐剛的《伐木者，醒來！》、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阿城的《樹王》，到90年代陳桂棣的《淮河的警告》、哲夫的《天獵》、郭雪波的《沙葬》，再到新世紀以來杜光輝的《哦，我的可可西里》、張煒的《刺猬歌》、阿來的《河上柏影》等作品中，都可以看到現代西方生態觀念影響下的思維慣性和模式化敘事痕跡。我們無意否定這種創作的歷史與現實意義，但其中隱含的問題應引起我們的重視和思考。《哦，我的可可西里》就采用了這種二分式敘事。20年前可可西里無人區有成群的野生動物，黃羊、牦牛、藏羚羊等對人毫不戒備，總是慢悠悠地在草地上覓食，呈現出一派和諧景象。在可可西里開發總公司成立以后，當地經濟有了大發展，但生態卻遭到毀滅性破壞，草原幾乎被采金隊挖掘成沙漠，野生動物也不見蹤跡。張煒的《刺猬歌》表現出對自然的強烈情感認同。敘事者認為大規模工業化、商業化開發扼殺了自然活力和美感，因而對唐童等人橫行鄉里、利欲熏心等行為予以重點批判。這類文學創作所表現出來的重要問題在于，把功利主義的現代化（包括工業化、城市化等維度）視為萬惡之源，這種思維定式難免把生態小說引向單一的道德倫理批判，導致作品對生活的豐富性和生態問題的復雜性表現不夠，更難以觸及中國生態問題的具體性和解決方式。或者可以說，沒有人愿意把地球搞得烏煙瘴氣，究竟是什么使人放棄簞食瓢飲的精神享受去追名逐利，寧可鋌而走險也不愿放下屠刀鑄劍為犁？沒有對中國社會歷史結構的整體性認知和對其獨特性的深刻把握，僅從私欲膨脹和道德淪喪的角度去批判現代化進程，是無法揭示生態問題的復雜性和具體性的。阿云嘎的長篇小說《燃燒的水》在這方面提供了一些正面啟示。小說寫戈壁灘幾代人開發油田的故事，探討了現代化生態問題的復雜交織。石油這種“能燃燒的水”使戈壁灘的牧民擺脫貧窮落后，過上了富裕文明的現代化生活，但生態問題隨之出現：畜群不斷生出怪胎、地方與油田的污染糾紛不斷、富裕起來的牧民后代變得無所事事，煉油廠發生爆炸奪去了眾多無辜的生命……“石油”既是社會進步的動力，也是毀滅生態環境的魔鬼。有意思的是，作者沒有簡單地否定現代化及其推動力，而是在接近一個世紀的開闊歷史視域中，揭示現代化的復雜性與生態變革的艱難。戈壁灘最早支持石油勘探和開發的，是處在社會最底層和受盡屈辱的仆人郎和。即使現在這里的牧民也已經離不開油田，作者最終還是提出了“要經濟利益還是要生態環境”這一重要問題。就像研究者曾繁仁所說：“現代文明作為一種時代的進步已經成為歷史的結論，它同一切文明形態一樣都有其利與弊兩個方面。我們不能因其造成環境污染的‘弊’而否定其推動社會前進的‘利’，更不能對‘前現代’的低層次的‘均衡’加以不恰當的推崇。歷史已無法也不可能倒退，我們只能在現代文明的基礎上并借助現代文明的力量而邁向新的‘生態文明’”。在此前提下，生態文學創作就不能再簡單否定現代文明，也不能一味耽溺于虛幻想象，而應站在現代生態文明立場上提出、思考并回答問題，如此才是對生態文明建設最有助益的文化啟蒙。因此，中國生態文學亟須克服發展初期觀念移植、模仿等問題，以富有中國特色的生態理念和問題意識為出發點，結合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獨特性和現實性進行創作，為生態文學創作鑄造思想和靈魂。

新世紀生態小說創作的第二個局限是對生態整體論理解的簡單化傾向。生態整體論反對人類中心論，但它并不是要為人與自然重排序位并采取反向的自然中心主義，其“基本前提就是非中心化,它的核心特征是對整體及其整體內部聯系的強調，絕不把整體內部的某一個部分看作整體的中心”，因而“與以人類的名義過度地攫取自然一樣不可取的是以自然的名義把人類排除在生態圈之外，任何非此即彼的寫作都是遠離生態整體的寫作”。以此檢視中國的生態文學創作，顯然還存在著對生態整體論刪繁就簡的片面化理解，例如大量作品在把生態危機歸咎于人類功利主義的發展觀之后，又陷入自然中心主義的思想泥淖。很多以表現動物生存悲劇或者動物高貴精神品性為主旨的作品，極力彰顯原始自然性而否定人的文化追求和主體的能動性意義，造成生態創作中人物形象塑造空洞化、臉譜化和生態情感的迷茫。《狼孩》《銀狐》《狼圖騰》《老虎大福》《豹子最后的舞蹈》《藏獒》等作品都以動物命運為主線高度贊譽其自然荒野品性，同時又運用擬人化手法把善良、慈愛、智慧的美好人性轉移到動物身上。相反人物形象塑造卻是缺失的或極其單薄，往往以群像或沒有靈魂的“紙片人”形象出現，成為表現動物形象的背景或者道具。很多作品人物形象簡化為兩種類型，一種是缺乏敬畏之心、沒有惜生、護生觀念的欲望化人物，如《狼孩》中的娘娘腔金寶、《狼圖騰》中的包順貴、《老虎大福》中的打虎村民、《豹子最后的舞蹈》中的獵人老關，他們往往是作者批判的對象；另一類是具有樸素生態意識的自然守衛者，如《狼圖騰》中的畢力格老人、《狼孩》中的弟弟小龍、《銀狐》中的珊梅、《老虎大福》中野生動物保護者二福等。他們目睹生態慘遭破壞后成為野生動物保護者或者選擇皈依荒野和自然，其命運結局頗具象征意義——自然主宰人類而不是人類主宰自然，作者由此隱喻地表達了人類文明的潰敗和自然的勝利。此類作品反復強化自然的神奇偉大、人類的渺小卑微，希望借此喚起人類對自然的敬畏，“萬能的大自然，是人這粒粒塵沙的主宰……人應該回到自己的自然，恢復這準確位置”（《銀狐》）。“老母狼的智慧和偉大，令我突發奇想，未來的地球統治者有可能就是狼類”（《狼孩》）,有時作品在缺乏思辨的情況下把自然性價值絕對化并以此否定和貶抑人的社會性、精神性，如“野獸則先行動，后——后也不思想，它們不要思想。人類已被他們的思想弄得亂七八糟了”（《狼孩》）。這樣不加分辨地否定人類的思想和精神性追求，就使生態理想最終無法真正實現，畢竟現代的生態和諧絕不是簡單退回到人類認識能力低下、被動依附自然的原始社會，不是“簡單地維護原有的生存條件，追求所謂的無矛盾狀態”，而應在充分掌握自然規律和生態限度的基礎上，主動維護和優化整體生態平衡。如果只是簡單肯定自然具有獨立于人類的內在價值和內在精神，而看不到人類與之進行能量交換和能動改造的合理性，甚至以此主張棄智絕文退守到前現代社會則無異于因噎廢食，勢必造成生態情感的迷失。同樣道理，當《狼圖騰》把狼的自然屬性夸飾為具有永恒和普遍意義的精神源泉，并把狼的生存法則移至人類世界并以為找到為中華民族輸血換種的良方時，同樣也造成認知錯位。畢竟動物界遵循的是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而人類文明社會的進步則“必須符合人道原則，是有著可靠的價值指向和健全的道義尺度的”。作家把狼的自然生態位轉化為文化生態位，無疑模糊了動物界和人類社會之間的界限，造成價值觀的嚴重偏頗。俄羅斯作家烏斯賓斯基曾提醒過我們，不能把“動物界和叢林中信奉的真理”當作真理。人與動物的本質區別是人有精神文化需求，在創造文明的漫長歷史過程中積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蘊和寶貴的精神財富。歷史發展到今天，已經不可能以剝離人類文明特質回歸荒野叢林的極端方式來解決生態危機問題，而必須是在現有文明形態基礎上創造性建設更符合人性、更能持久發展的和諧生存環境。因而生態文學創作還是要細細咀嚼生態整體論哲學思想精髓，充分認識到人與地球建立可持續性關系離不開人的能動性發揮和積極性實踐探索，以辯證態度正視現實、克服矛盾，推動形成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命倫理敘事，使生態文學走出價值和情感的迷茫。

新世紀中國生態小說創作的第三個突出問題是審美性弱化，一些作家重視“生態學”的思想啟蒙，聚焦生態危機真相并尋求解決辦法，卻忽略對生態觀念的藝術轉化力，表現出同質化、模式化、概念化的藝術瑕疵。例如，近年來的動物題材小說集中出現了“最后一個”的挽歌式書寫，陳應松的《豹子最后的舞蹈》、葉楠的《最后一名獵手和最后一頭公熊》、沈石溪的《最后一頭戰象》、袁瑋冰的《最后一只黃鼬》等均屬這類作品。這樣密集趨同的主題和構思方式，折射出作家對素材調動的不足和藝術創新的欠缺，而趨同的哀傷基調、明確的倫理訴求以及毫無懸念的情節設計也容易使讀者產生審美疲勞。這種同質化還表現為同一作家專注于固定題材敘事，如一個作家多篇有關草原、山林或動物的書寫，往往就形成模式化傾向。阿來的《河上柏影》《蘑菇圈》《三只蟲草》雖具體故事情節有差異，但人與自然對立、傳統禮俗與現代經濟理性沖突卻是相同的主題。這樣就形成了一整套關于機械、科技、大地、母親、消逝、感傷等與文化沖突相關的固定意象。同樣，郭雪波的《狼孩》《銀狐》《狼與狐》等作品也具有共同的核心情節和相似的敘述。如科爾沁草原在反生態農墾開發中變成荒漠的歷史，狼、狐等野生動物與人類身份互換的傳奇故事，以及原始薩滿教的自然崇拜等內容，就在不同的作品中反復出現。同一作家的“反芻式創作”說明，當前中國生態文學亟待擺脫僵化的生態思維方式，展示富有啟示意義的生態文明智慧。另外，有些作品在感性和細節方面欠缺，敘事中插入大段的“訓導式”論述。如《狼圖騰》中多次穿插關于草原狼生存智慧和軍事才能的議論，《哦，我的可可西里》中不時陳述人類破壞生態環境引發的嚴重后果，《銀狐》中反復強調人與自然關系的正確序位等。這種充滿生態正義的議論容易干擾或打斷敘事進程，給讀者生硬、概念化、重質輕文的感受。優秀的生態小說既要通過生態文學傳達新的生態文明思想要義，喚起人們保護地球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同時也要凸顯自身的文體屬性和審美特質，不能把生態文學簡化為生態學。回顧那些享譽世界的經典，如蕾切爾·卡森的《寂靜的春天》、梭羅的《瓦爾登湖》、艾特瑪托夫的《白輪船》、愛德華·艾比的《沙漠獨居者》等，都是思想性與藝術性兼備，既能給人思想啟迪又能給人情感溫度和美的享受。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言：“真正的生態文學，它所有有關生態的思維理念都被充分地情感化、形象化了的，因而它的生態敘事既是生態的，更是審美的，具備文學作為人學應有的情感和美感、溫暖和魅力。”

五、中國生態小說的建構性思考

在生態文明思想觀念已經深入人心、生態文明建設在世界范圍逐漸成為社會共識的歷史背景下，中國生態小說的發展必然面臨思想和藝術方面整體性提升和綜合創新等重要問題。換言之，生態小說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要實現歷史跨越并在世界生態文學領域發揮重要敘事影響力，就必須站在時代制高點上，克服創作初期的諸多思想和藝術局限，重構生態文明觀念的坐標軸。中國生態作家應在更為宏闊的思想視野和歷史縱深中，針對當代中國和世界最為迫切的經濟發展與環境沖突問題作出思考和判斷，融合中國傳統生態智慧以及西方現代生態倫理思想，汲取一切優秀文學藝術精華開拓生態詩性重建之途，以思想和藝術的創新性發展推動中國生態小說發生根本性變化。

奠定堅實的思想根基是建構中國生態小說的首要問題，深刻的生態文明理念仍然是生態文學創作的核心支撐和不滅靈魂。中國生態文學創作者應在廣泛吸收現代生態倫理思想基礎上堅定中華文化自信，繼承和發揚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生態智慧，深入領會習近平新時代生態文明思想，把富有深廣哲學內涵的“生命共同體”理念作為堅實的思想根基，描畫具有中國民族風范和世界開放特征的生態文學畫卷。習近平新時代生態文明思想中的“生命共同體”理念是對人與自然關系的哲學概括，它強調“山水林田湖草是一個生命共同體。人的命脈在田，田的命脈在水，水的命脈在山，山的命脈在土，土的命脈在林和草，這個生命共同體是人類生存發展的物質基礎”，“自然是生命之母，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人類必須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強調人類與山、水、林、田、湖都是有機生命體，是由生命體及其賴以生存發展的環境構成的相對獨立的子系統，各個子系統之間緊密相連、互為生存發展的條件。同時人與自然萬物又構成一個大的復合生態系統，每一個子系統的生存發展又構成復合生命系統生存發展的必要條件。這就要求從整體上把握生命共同體的運行規律，增強自然生態系統循環能力推動人類可持續發展。中國傳統文化中包含了這種生命整體觀，古人認為萬物同源，都屬于自然這個大生命共同體的一部分，因而人與自然應親和融洽、和諧共處，人不能凌駕自然之上，應視自然萬物為同胞手足。“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民胞物與”“取用有度”等思想，均反映了中國古代對“人與自然是一個生命整體”的基本認知。西方18世紀以來的生態哲學也包含這種思想，英國博物學家吉爾波·懷特、美國生態學家梭羅等都從不同角度對此作過闡釋。習近平新時代生態文明思想是在繼承發展傳統和融會貫通中西生態哲學基礎上的提煉和升華，它繼承發展了中國傳統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態智慧，融會貫通馬克思主義自然觀的思想精髓，結合中國基本國情和現實問題，在新時代語境下凝聚為“生命共同體”的哲學表述，表現出鮮明的中國理論特色和新時代精神內涵。中國生態文學作家理應立足這一時代思想，深入闡發和表現生命共同體的精神文化內涵，創作出富有世界文化視野、體現時代思想高度、彰顯民族審美特色的生態文學作品。

首先，中國生態文學創作應深入開拓生命共同體理念的實踐性敘事空間。中國的生態小說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曾陷在思想焦灼中踟躕不前，尤其是在現實層面生態保護遭遇經濟發展的矛盾該如何處置的問題上，很多作品表現出彷徨、回避或者簡單回歸自然的姿態。這一問題暴露出生態題材作品在生態文明觀念方面覺醒，但具體到社會實踐層面則難免困惑迷茫，即思想邏輯未能與現實生活及社會實踐的邏輯完全一致，這也是新世紀的一些生態小說產生概念化傾向的原因之一。生命共同體理念主張在尊重自然規律的前提下科學合理地開發、利用自然，形成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進化關系。這就要求轉變傳統發展觀，樹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的生態發展觀，走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的生態文明道路。這為中國生態文學創作深入復雜的社會現實挖掘矛盾沖突，在深廣的社會歷史視域中展開富有創造性的生態想象建立了重要的坐標軸。當前我國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生態文明建設的規模和力度前所未有。多數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都走過一條先發展、后治理的道路，即當人均GDP達到7000美元左右、環境負荷達到頂點、經濟發展面臨“環境高山”時才開始大規模生態治理。中國經濟發展起步較晚，至今仍處在“爬坡階段”，我們的生態文明建設不再走翻過“環境高山”的老路，而是探索從半山腰開辟一條隧道，變“翻山”為“穿山”。中國的經濟發展不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而要堅持綠色發展，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新格局。當然，這場深刻的生態變革不可能一蹴而就，這也恰恰是生態文學展開中國立場、中國問題和中國故事的重要敘事空間。在新世紀生態文學創作中，也產生過富有實踐探索意味的中國故事，如郭雪波《銀狐》中塑造的治沙能人老鐵子、充滿生態憂患意識的旗長古治安、追尋薩滿教的知識分子白爾泰，肖勇《重耳神兔的傳說》中刻畫的蘇木黨委書記任念親和他領導下的治沙農民寶利高，這些富有民族英雄特征的人物，利用科學技術在沙漠里種草、在荒山上植樹，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奉獻精神和以科技造福人民的治沙種草行動，表達生態發展的決心和以科技為動力助推綠色發展的方向。非常可貴的是，作者不再沿襲簡單否定科技的現代性批判思維，而是貫穿以道馭術、道術相生的傳統文化理念，讓民族的生態智慧和人格美德駕馭現代科學技術，從而讓科技褪去黑色魔鬼的隱喻變為綠色天使，使作品充滿積極改變現狀的現實主義精神。相信在未來的生態小說創作中，類似這樣富有民族特色的生態探索故事將會有更加開闊的格局和思想境界，以富有建設性和開創性的想象與偉大的生態文明實踐相得益彰。

其次，中國生態文學應該在生命共同體理念的倫理維度上進行持續性敘事探索，推動渾融的“生命倫理”觀念在現實世界落地生根。中國文學中的生命倫理思考源遠流長。莊子認為人與萬物“親和”是“至德”，“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并”（《莊子·馬蹄》），因而主張“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莊子·秋水》）。《呂氏春秋》中說“人之與天地也同。萬物之形雖異，其情一體也。故古之治身與天下者，必法天地也”（《呂氏春秋·情欲》）。由人與萬物“生性相同”“其情一體”，推導出“親和萬物”“各得其宜”為仁、為善的道德結論，實現生命客觀規律與倫理道德的結合，這是中國古代倫理文化的重要思路。其后中國古代敘事傳統中有很多這種倫理文化的呈現，蒲松齡小說中的狐貍是介于動物性與神性之間的有情有義的生命，民間文學中的牛郎織女、許仙與白蛇的故事，則圍繞動物與人相互報恩、結婚生子展開了浪漫主義的文學想象。現代文學雖然受到西方人本主義思潮影響而形成獨特的“人道主義”文學傳統，但在沈從文、廢名、汪曾祺等人的小說中我們仍然可以感受到人處于自然狀態的自在和愜意。這些作品，不同于現代西方產生的《老人與海》等征服自然、突出自我本質力量的人類中心敘事，是對中國傳統生命倫理的自然延續。當代的生態文學創作含有這種現代生命倫理自覺，但它如果止步于中國傳統“親和萬物”“各得其宜”的道德境界，依然難以打開更加廣闊的敘事空間，難以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有價值的思想動能。在新時代語境下理解習近平總書記的“生命共同體”理念，應與他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聯系起來思考。我們應注意到生態危機中包含的人類內部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社會公正、不同國家民族間因發展程度不同造成的生態災難轉移等問題，只有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中才能尋求環境問題的根本解決之道。人與自然的沖突問題，也是人類內部不同群體、不同種族、不同國家、代際之間的利益沖突問題，人類應該具有相應的生態道德關懷，以相互依存、共生共榮理念攜起手來共建共享，否則地球上的資源終將枯竭，人類將不會得到永續發展。在郭雪波的《狼孩》《銀狐》、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等作品中，我們能夠隱約感受到人類的自私、貪婪以及部分群體的利益訴求所造成的生態災難，作者道德批判的傾向顯露無疑。以生命共同體理念為支撐的未來生態小說，將會獲得更加深廣的倫理視野，是包含人與自然、人際、國際、族際、代際等多維共生關系的綜合性思考，這也恰恰是生態文學可以展開想象的巨大空間。

中國生態文學創作還需要喚醒生態審美性自覺，以工業社會向生態社會跨越的文明轉型意識，積極尋求與生態文明社會圖景相適應的詩性表達，重建以生命共同體理念為核心的生態文明修辭系統。“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敘事”，歷史性演變是文學敘事發展的基本規律，歷史上每一次文明轉型都帶來“人與自然”關系的審美轉變。農業社會人們更多依賴土地和農耕方式生存，決定了人們對自然的審美表現與故土家園密切聯系，形成了以大地、故園、耕牛、自然、母親等意象為隱喻的修辭系統。這種審美表現系統在進入工業社會以后悄然發生改變，文學開始更多地進入人的內心宇宙來審視人與自然關系的某種異化，情感、欲望、心理的書寫詮釋了自然、自由和解放的意義，象征著人對機械束縛、工業污染、空間壓迫的掙脫和逃離，與之相應的交錯敘述、內心獨白、意識流、蒙太奇、魔幻、變形等現代主義表現形式構成了新的敘事修辭。在這種背景下，中國的生態文學就不能簡單地定位為一種文學類型，而應該是以生態整體論哲學觀為內核，探尋與生態文明社會相適應的詩性表達的審美系統。中國新世紀以來的生態小說創作已經進行了初步的審美形式探索，在借鑒現代西方生態文學敘事經驗的基礎上，汲取了中國古代神話傳說、明清志怪小說的養分，確立了富有民族性的現實主義文學傳統。未來的生態文學創作應在傳承發展、融會貫通中更加注重生態審美的內生創造性，豐富生命共同體理念的審美維度，構建充滿生命活力、情感張力和藝術創造力的生態修辭系統。它必然表現出包容性和超越性的文化藝術特征，也必然彰顯出中國傳統文化智慧和審美元素的創造性轉化，當然這也必然是一個令人神往的藝術探索過程。

結語

如今，生態文明已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伴隨中國人生態意識的逐步增強，中國生態文學獲得了空前廣闊的發展空間。盡管還存在種種問題，但新世紀以來諸多優秀生態小說的出現，昭示著中國生態文學具有進入生活、藝術表現生活的強大能力，其獨特價值已經引起普遍關注和重視。新時代的中國生態文學，不僅應繼承歷史文化傳統，而且要與正在展開的生態文明社會實踐以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緊密相連，彰顯中國問題意識和中國價值立場，為解決世界范圍的生態難題貢獻出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新時代的生態文學創作應該站在時代思想制高點上，以生命共同體理念為思想根基，深入開拓生態小說的實踐性敘事、生命倫理表現和生態審美建構，賦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以及當下正在進行的偉大生態實踐以更加深廣的敘事空間、更加深刻的倫理思考以及更具詩性的藝術表達。中國作家應該以文明轉型的自覺，積極探索與生態文明社會相適應的生態審美修辭，為人類講述瑰麗的中國生態故事，展示中國文學之美。我們期待這一理想文學形態在世界文學舞臺上進一步展現出獨特的“中國魅力”，為人類提供生存發展和詩意棲居的美麗藝術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