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我們過去總在說“人民”，這次忽然明白了，什么是人民？那些每天在配合防疫，自發做出必要的、微小貢獻的人，就是人民。“人民”不再是空話，就是每天都在眼前的一個個真實的案例或故事。

從12月中旬媒體報道華南海鮮市場開始，湖北作家普玄開始對疫情緊密關注。他的家到華南海鮮市場只需要5分鐘車程，距離新華醫院也只有800米。身臨其境，但凡相關的新聞他無法不關注。那些感人的事例讓他落淚，他的感受也深深打動了記者。普玄說，疫情面前，不管是為官還是從文，都必須要為人民說話，為人民做事。

中華讀書報：疫情給您帶來怎樣的影響？

普玄：武漢是交通的中轉地，春節前我家里來了幾波客人，有外地的，也有其他地市的，打算中轉一下各自回去，但現在封閉了，不能離開，現在家里有12個人居住。住不下，我和女兒就住在我的創作室。女兒開學后在家上網課，我在家里寫長篇小說。疫情發生后，我們的生活完全改變了。

中華讀書報：能具體談談嗎？

普玄：這期間我一直注意著周邊變化。創作室所在的小區，春節時就已經貼了封條，所有車輛都不允許出去。

往年我們都回老家過年，因為疫情，我們兄妹幾個都沒辦法回家看望父母。春節前我把自閉癥兒子送回老家，現在兒子和爺爺奶奶一起生活。我只能每天給父母打電話問候。所幸的是家里沒有人患病。現在每天不能出門，通過手機和微信了解外面。我們的朋友大部分都在這個城市。以前手機每天只用一兩個小時，現在拿在手里能用七八個小時，不停地查閱新聞，每天心都是揪著的。

中華讀書報：疫情發生后，您有哪些感受？

普玄：我的第一個感受是，這次疫情給城市化上了一次大課。一個城市過度大好還是不好？城市太集中了之后會出什么問題？我們只是想城市化的好處，城市的方便、交通、文明程度，從這次疫情可以看到城市化帶給我們無法抵抗的東西。通過疫情發現，城市化給我們帶來的現狀是，社會是立體化、網絡化的，是多層次、多側面的，如果沒有現代化思維，已經不符合我們的時代要求了。

中華讀書報：您身邊有哪些感人的例子？

普玄：身邊感人的事例非常多。深圳的張偉杰夫婦的弟子在武漢開了真醫堂診所，他們在疫情發生后給志愿者車隊做中醫保護。城市里接送醫生、患者需要大量車輛，出租車已經遠遠不夠用。城市里多少個志愿者車隊沒統計過，單是同心車隊徐東分隊就有五百多人，車隊工作風險很大，防護服不足，就只有一個口罩，診所專門針對志愿者熬中藥，給重癥患者也送中藥，做到了有力的防范。他們只是城市的一小股力量，但做的事情很有意義。這些都是認識的朋友，他們就在我的身邊。這樣的例子很多。我們過去總在說“人民”，這次忽然明白了，什么是人民？那些每天在配合防疫，自發做出必要的、微小貢獻的人，就是人民。“人民”不再是空話，就是每天都在眼前的一個個真實的案例或故事。

我的母校是華中師范大學，當時上學時的輔導員，現在是校醫院的書記，姓鄧。疫情發生后，我發現她變成了一個我們不認識的人。作為大學老師出身的二級單位的負責人，她是很溫文爾雅的，但疫情面前，她告訴我說自己哭過幾十回——他們醫院是一甲醫院，過去只針對校內師生，不能醫治的病人都送到對口醫院。當時醫院和學校一樣都放假了，突然接到任務，她緊急召集團隊回到工作崗位。特殊門診才能治發熱病癥，一甲醫院不能承擔處理發熱等專業問題，尤其是設備不足的情況下醫生們束手無策，但是一般人不了解，認為醫院就是要治病。遇到這種情況，面對病人的不理解，她的壓力非常大，失去了日常的平衡狀態。她日夜不睡，真的像打仗一樣，有時候一天只能睡一兩個小時，出現耳鳴，視力也受到影響。人也變得脾氣暴躁，但是一直支撐著工作。

中華讀書報：災難面前，人的性格和情緒都會發生變化。

普玄：這也反映出一個人的另外一面，就是當她不能控制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時，仍然表現出對生活和工作的熱愛。她和她的團隊給我的啟發，就是我們這個城市從按部就班常態的生活一下子變成了一種動態的生活，常態生活是從容的，可以支配時間或支配生活。在動態生活中，在大事件面前人是被動的，是被時間火急火燎地拖著走的。

中華讀書報：在這樣的大事件面前，武漢的百姓是什么狀況？您作為作家，有什么想要表達的嗎？

普玄：在大事件面前，一個過于適應常態生活的干部或百姓，都要調整自己適應動態生活，我們現在都是在非常態中生活。對作家來說，多年來在平靜中書寫城市，書寫平靜的生活，寫非常態生活的作家不是很多，因為大家沒有經歷過。只有經歷過苦難的人，對非常態生活有一種真實的體驗才能寫得出來。在常態生活中的作家，沒有重大事件的沖撞，沒有切身的感受，是沒有辦法表達真實細節的。這個時候也要充分感受這種非常態的生活。

目前疫情正在考驗我們的耐心，會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什么，我們也正在觀察。作為有良知的作家，對待疫情的態度，首先需要真實。要觀察真實，表達真實。因為真實本身就很偉大，真實才能推動事情的解決，才能推動疫情盡快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