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兩年多前，我寫過關于阿塔爾的第一篇小說《蕾奧納的壁爐節》的文章（見《阿塔爾：值得期待的文學新人》，《文藝報》2017年4月10日）,對他的出現報以了非常的期待，內蒙古的文學也需要新面孔、新力量，以沖破近10年來相對沉寂的文壇。此時，我想起2018年3月，在《草原》文學獎的頒獎典禮上，阿塔爾獲得了“新人獎”，頒獎嘉賓是我尊敬的蒙古族詩人阿爾泰，當年近七旬的阿爾泰先生將獎杯交給還不到23歲的阿塔爾的那一刻，我突然有一種感動，感覺這是老一代作家在向年輕人傳遞文學的接力棒。那小小的獎杯一定是沉甸甸的，它代表了老一輩作家的深切希望，也象征了新一代作家的責任與擔當。

之后，我與阿塔爾又見過幾次面，但是很少談及文學和他的寫作。我認為寫作是非常個人化的行為，在寫作完成之前，外人介入其中指手畫腳是對寫作者的不尊重，也會擾亂寫作者的思路，尤其是“90后”的作家，對我們來說，他們真的是另一個世界的人，我們或許只能給予他們寫作之外的幫助和支持，讓他們自由瘋長。

阿塔爾應該是內蒙古小說的異類，就像最近剛剛出道就獲得一致好評的1999年出生的女孩渡瀾一樣。這兩個人的寫作，我們很難用以往的慣常的閱讀經驗去解讀他們，他們的出現是對內蒙古小說創作的一個逆反，他們是來自草原的兩只不可預知的文學“狼孩兒”。對比兩人的寫作，我感覺渡瀾的小說與阿塔爾的小說是兩個極致。阿塔爾的語言是標準的透亮的漢語，清晰而好讀，雖然內容我們大多數人難以想象和認知；而渡瀾的語言卻是生澀的，有時候甚至是混濁的，但是她的故事卻是現實的，并且有穿透現實的鋒芒和深刻。阿塔爾的寫作是經過大量的閱讀而形成的漢語流，它順著敘述寬敞的河道四溢流淌；而渡瀾卻是本能的對漢語的陌生化，她在遣詞造句的時候，選擇的詞字常常與我們司空見慣的用詞產生錯位甚至抵觸。德勒茲曾說：“每位偉大的作家面對他所使用的語言時，總像個異國人，盡管這是他祖國的語言。”（見《批評與臨床》，吉爾·德勒茲著，南京大學出版社）渡瀾當然還沒有達到這種自覺和成熟，但我在她的敘述中總是感覺她對漢語的不確認性。她與阿塔爾一樣，母語是蒙古語，并且他們都沒有系統地學習過漢語，所以，他們在日常生活甚至是在寫作中應該是用蒙古語思考的，只不過阿塔爾是極力擺脫這種思考，試圖用一種歐化的標準現代漢語來逃逸母語的敘事屏障，而渡瀾則是將兩種語言在敘述過程中進行雜糅或者碰撞，讓漢語產生“痙攣”（德勒茲語），給我們的閱讀帶來某種“異質性”的變化。這一點，我在“80后”作家娜仁高娃的小說里有過類似的感受，比如將句子主謂賓關系的調換，對非生命體的擬人化，還有夸張的修辭等等。這些嘗試都可能為漢語寫作注入一種新鮮的表達方式。

阿塔爾的《雪原戰爭》堪稱一部“秘史”，800年前，蒙古族產生了一部奇書《蒙古秘史》，它通過蒙漢兩種語言的擬音拼寫的轉換，隔絕了只懂漢語不懂蒙古語的外族讀者，同時也阻斷了只懂蒙古語不懂漢語的本民族的讀者，但它就是以這種奇妙的方式流傳至今，成為蒙古族獨特而又可信的歷史文本。而《雪原戰爭》則是一部虛構的幻想意義的人類史。雖然它依然沒有擺脫喬治·馬丁的《冰與火之歌》的某些影響，比如小說沿用了“北境”這個詞，盡管它與前者沒有關聯；又比如故事中的某些人物關系的設置等等。小說幾乎窮盡了作者所有的知識和想象，構建了一個獨立的并且能夠自圓其說的世界，這個世界與我們的神話或者歷史有著原型上的相似性，甚至還有明確的時間點（11世紀），但是它的存在與運轉卻又屬于另一個維度空間。比如小說中的“努古斯”王國，它的名稱顯然源自史前蒙古族最古老的兩個部落之一“捏古斯”。還有其中的人名或者部落名，多少都與蒙古族常用的名稱有關，比如阿爾斯蘭（獅子），比如巴爾夫（老虎）以及粟娜。但作者卻又故意在書寫上區別于以往的“阿爾斯楞”“巴爾虎”和“蘇娜”，即所謂標準化的名稱翻譯。在這方面，渡瀾也同樣有意識地進行著改寫，比如小說《美好的一天》（見《草原》2019年第11期）中的人物“巴日思夫”，甚至連作者的名字“渡瀾”也不同于我們常用的“朵蘭”。這是否意味著這些更年輕的作家們，在寫作初始便有意與我們拉開距離，試圖重新梳理蒙古語與漢語之間的對應關系？

《雪原戰爭》肯定與蒙古族神話和歷史有關，但它肯定不是蒙古歷史，作者似乎有更龐大的野心，他指向的是人類的境況。他將歷史與神話、幻想與現實進行拼接，將維柯在《新科學》中所說的神、英雄和凡人三個時代并置于同一個時空。小說里有軍閥和封建割據，有冷兵器時代的戰神、國王和遠征軍，也有現代化的無人機和廣袤的油田。這便使讀者不斷地轉換于歷史與現實、幻想與真實當中，并從中找尋著兩者的關系、發展的邏輯及其真相。

我還注意到，在小說每一章的開端，作者都會虛構一部古代典籍，并杜撰一段引言。給我印象最深的一句是：“暴行者傷害別人，也傷害自己——《十二圣徒列傳》。”我想，這句格言式的語句即使不是小說的主旨，也至少是作者對歷史的規律性的一個總結。小說還虛構了一座圣山，叫闊貝山。“闊貝”在蒙古語里有“份額”的意思，引申意可理解為公平公正，人人有份。而在結尾，闊貝山的陷落則標志著一個理想世界秩序的陷落。正如文中所述：“闊貝山的破滅也是我童年夢想的破滅，一個在我心中聳立了20多年的世界的破滅。”雖然我們在現實世界中可能無法找到與之重合的山名，但是這座已經在作者的想象中存在了20年的神圣之地的毀滅，讓一個不到25歲的青年開始重新認識和塑造這個世界。

當然，《雪原戰爭》不過是阿塔爾同名長篇的一個章節，但足以讓我感到它的復雜性和史詩性寫作的雛形。如果要我對這篇小說提出建議，我希望作者在宏大的歷史敘事中，加強更多細節化的歷史場景以及主要人物內心的刻畫與揭示，這是虛構寫作與歷史寫作的重要區別，也是小說這種古老藝術形式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