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編輯手記

詩歌，在這個全民抗疫的春天里，成為不少人表達情感的載體。不論是來自“山川異域，風月同天”的古詩溫暖，還是“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的必勝決心。

面對這場突如其來的災難，人們或許都覺得該記錄些什么，卻又不知該如何表達。當幾句唐詩出現在馳援武漢的戰場上的時候，或許有許多人看到了詩歌的魅力，于是拿起手中的筆……連日來，我們收到了不少關于抗擊疫情的詩作。他們中有專業詩人、白衣天使、各行各業的職工等。

那么，何為詩歌？是幾句喊口號的表演，還是必須轟轟烈烈的情感演繹？哪些詩歌才能如春風細雨般滋潤人的心靈？錚錚鐵骨般記錄歷史？本期《家園》，邀請中國詩歌學會會長黃怒波、中國詩歌學會副秘書長木汀、著名童詩作家邱易東、首都師范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主任孫曉婭，與讀者一起探討，災難面前，如何寫好詩歌？聽聽他們的答案：

病毒是無法用詩句殺死消滅的，但詩句可以歌頌面對災難的勇者，批判懦夫。

——黃怒波

從詩人浩如煙海的作品中隨便抽取幾首打開，撲面而來的是中華民族的團結、不屈的斗志，看到了折射出來的中國人民的生活態度。

——木汀

戴望舒的一句“我用殘損的手掌”，既表明詩人在國家危難之時個人命運遭際的悲苦，又成為詩人感受災難深重的祖國的方式，使個體的“殘損”與國家、民族的命運緊緊相連。

——孫曉婭

在詩歌中，無論需要如何不著邊際的想象，抒寫的感情必須是真實的。

——邱易東

詩歌和詩人們的一次洗禮

2020年初春的中國，下了一場悲情的雪。

惡疾如地獄中的飛沙走石，撕心裂肺，摧花折柳。

長歌當哭。全國的詩人們落筆哭春，向那些抵擋在死亡前線的白衣天使們致敬，歌頌英雄們的高尚心靈。

短短的日子里，中國詩歌學會收到近2000封郵件，4000首詩歌作品。《有的人活著》這首詩，一經推出，已有122萬人閱讀分享。由《人民日報》等新聞媒體推出的這首詩的朗誦版，反響強烈，收聽量超過50萬人次。一批優秀的朗誦藝術家主動為詩人們的作品配樂朗誦，為武漢加油，有情與義的聲音增強人們戰勝疫魔的信心。

首師大附小五年級的學生魏逸航在他的詩句中堅信“逆行者，一定贏！”當他向著遙遠的武漢輕呼“我們不管你是天使還是戰士，/請接受我/一個少先隊員的敬禮！”時，我們的雙眼怎能不濕潤呢？浙江詩人汪嘯波寫了一首哭泣的詩，在詩中，他悲痛地傾訴：“在這個寒冷的元宵夜/我為一位陌生人哭泣/他不是英雄/也不是偉人/他只是一個平凡的醫生。”這是一首詩的挽聯，清白、純潔。發自心底的哭泣，是對生命崇高的審美。“此刻，詩是該掩面一哭？還是沖天一怒？我假若還有些許風骨，就該凜然登高一呼！”詩人李松濤在大悲之中，以血性的詩句仰天發問，表達了詩人對于一場突如其來的災難的反思。在新時代，詩人依然是手無縛雞之力。但如果心懷大愛，手中就握著一支如椽大筆。在筆尖直抵人的靈魂深處時，一句句普通的詩句直接描繪出民族的風骨、時代的脊梁。

“你已死在過深的怨憤里了么？/死？不，不，我還活著——/請給我以火，給我以火！”這句鋼筋鐵骨的詩，是艾青先生創作于1937年的《煤的對話》的結尾。我們重讀它時，怎能不為一個民族的戰士在民族的災難時刻決心以生命之火去爭取自由和光明吶喊而動容呢？在中華民族的詩歌史上，永遠璀璨而神圣的那些詩人們都是時代的在場者。李杜精神的傳承，就是中華民族的基因傳承。今天，大眾之所以對當下的詩歌寫作者有詬病，就是因為許多詩人從中國現實主義的詩歌課堂上逃學了。結果，以日常生活審美化為榮，在一個嶄新的時代整天哭哭啼啼，自艾自怨，自暴自棄，撒嬌耍橫。所以，面對重大歷史課題和事件，如果失去了審美能力，寫詩就是無效的。

“在奧斯維辛之后，寫詩是野蠻的。”一些詩人對于法蘭克福學派的德國哲學家阿多諾在他的《文化批判與社會》一文中的這句斷言奉為圭臬，以此作為在重大災難面前噤聲收筆的理由。身為一個詩人，我帶著這個疑問于2013年9月在德國的城市特里爾參觀了一個納粹集中營舊址。一個講解員很憤怒地告訴我，二戰后，德國人不敢面對這個可怕的歷史，在很長時間內選擇了集體遺忘，直到上世紀的60年代，隨著在耶路撒冷對阿道夫·艾希曼的審判，以及德國奧斯維辛大審判的開始，德國知識分子才認真面對納粹的暴行，德國人才開始反省。他說，就舉這個集中營為例。曾經關了15000多人，沒有一個人逃出去。集中營就建在一個村子旁。但戰后，村民們居然都說不知道這回事。講解員搖著頭，我突然明白了阿多諾的意思。他真實想說的是，面對奧斯維辛，我們都是受害者，也同時都是旁觀者和麻木的人。身為這樣的人，有什么資格寫詩呢？

詩人們，還記得嗎？與阿多諾同是納粹的受害者和揭發者的德國詩人策蘭，認為詩歌藝術不能回避大屠殺。他作為“奧斯維辛之后”的詩人，以高度的寫實性在1945年4月創作了著名詩作《死亡賦格》。這是詩人和詩歌對反人類行為的審判，也是在重大歷史事件和災難來臨時，詩歌藝術的作用體現。

新冠病毒是無法用詩句殺死消滅的，但詩句可以歌頌面對災難的勇者，批判懦夫。讓人們的靈魂顫抖，讓哭泣的悲痛堅強，讓人們于虛無之中看到希望。

所以，艾青先生說，“問題不在于你寫什么，而在于你怎么寫，在你怎樣看世界。在你以怎樣的角度去看世界，在你以怎樣的姿態去擁抱世界……”（黃怒波）

詩是生活態度

前幾年，當“詩和遠方”一度成為工作和生活的關鍵詞時，我說：“詩和遠方”的“詩”，并不是指“詩”本來，它應當是人們長期置身在激烈競爭的環境中，對“放下狀態”的一種欲罷不能的強烈渴望或對“放下狀態”無限向往的美好愿望；用一個“詩”字來表達，恰到好處，又絕妙無倫。

詩這種語言載體，始終牢牢居于一個人內心最寂靜、最安全的島嶼。可以這樣說，一個人的詩，就是一個人的生活態度。

當成長的喜怒哀樂迫切亟待抒發時，詩是人們不約而同想到的首選的文學方式。即便這時候不能拿起筆來表現，也會在觸景生情時，自然而然地想起熟悉的“沉睡”著的詩來疏解。

當然，一個人與生俱來的能力都需要開發，寫詩也一樣，需要被喚醒。這種喚醒，不靠“名師”，靠的是自我。我眼中的詩，必須是寬容的文字，允許作者以自己的語言體系去表達。

武漢疫情，詩是最早響應的文學“馳援”。絕大多數詩人，自覺于這場突如其來的“戰役”，以詩歌記錄下這場“對決”，為“對決”畫像，正應了白居易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詩歌責任”。不少從未涉獵詩歌創作的，也不由自主地選擇以詩表達對疫情一線所有“衛士”的深刻關切，那悲憫和祈福，都來自詩作者的靈魂深處。

從詩人浩如煙海的作品中隨便抽取幾首打開，撲面而來的是中華民族的團結、不屈的斗志，看到了折射出來的中國人民的生活態度。毫無疑問，這種態度，正是中國詩歌的態度，中國詩人的態度。（木汀）

苦難中捍衛個體生命

詩歌，作為語言的最高藝術，在苦難面前，從未缺席。置身苦難中，寫作語境與寫作限度不斷發生變動，詩人們拿起手中的筆，記錄、感懷、期冀、諷喻，抗爭、警惕、批判……自古及今，在苦難中生成的優秀的詩歌作品從來不是同一的面孔。

布羅茨基曾言：“文學的功績之一，在于，它有助于使我們生存的時間更加個性化。”那些流傳不衰的經典詩作都藉由苦難表達岀創作主體的精神高度、思想力量和人格魅力。

上世紀40年代初，戴望舒被保釋出獄后，以獄中生活為題材，寫下《等待》《心愿》等詩篇，其中最感人深摯的是《我用殘損的手掌》。詩人用屬于心靈的“無形的手掌”，在想象中撫摸祖國的版圖，戰爭所帶來的殘酷景象與記憶中祖國秀麗壯美的山河，都在詩人的筆端與腦海一一展開。他所“摸索”到的首先是戰火中的中國現實，是被戰爭所摧毀的土地，沾滿了“血和灰”的深重的苦難，而后是風景如畫的家鄉與祖國的山川自然，對于記憶中景象的書寫，反襯著現實的沉重與艱險，以及詩人對處于災難中的人民的關切。但是，戴望舒并沒有簡單停留在對于現實苦難的描摹、勾勒之中，而是充滿激情地表達了個體的期望。“我用殘損的手掌”一句，既表明詩人在國家危難之時個人命運遭際的悲苦，又成為詩人感受災難深重的祖國的方式，使個體的“殘損”與國家、民族的命運緊緊相連。

托爾斯泰曾言：詩是人們心里燃起來的火。這種火焰燃燒著，發出熱，發出光。詩人是身不由己懷揣著“痛苦去燃燒自己并點燃別人的人”，他們捍衛的是個體的也是人類的生命書寫。（孫曉婭）

拒絕假感情和偽詩歌

每當社會與自然的重大事件發生，人們詩“言志”，似乎已經成為一個民族的集體無意識了。

1938年8月7日，在延安所有的街巷，城墻、廟宇、甚至巖石、樹干上，貼滿了無數詩歌。這些詩短小精悍，鏗鏘有力，如烈火和彈藥一般，同仇敵愾。比如田間的《假如我們不去打仗》：“假如我們不去打仗/敵人用刺刀/殺死了我們/還要用手指著我們的骨頭說/看，/這是奴隸 ”。

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暴發，這是人類歷史上又一罕見的重大災害事件。在一級響應、封城、救治、隔離等一系列的緊張而又嚴峻的抗疫斗爭中，自然，轟轟烈烈的詩歌洪流又鋪天蓋地而來。

可是，絕大多數作品，卻沒有如街頭詩那樣，讓人激動，獲得戰斗的力量。這些作品，有的直接演繹事件，感謝“新冠君”，贊頌“戴上口罩的中國更加巍峨”，有的把病毒比為死神，比為妖魔鬼怪。“一個歹毒無比的’新冠’。/它坑蒙拐騙毒，無不用極！瘟神、流氓’新冠’！”只是喊口號，消解和扭曲這場嚴峻的人與自然的斗爭。

言為心聲。在詩歌中，無論需要如何不著邊際的想象，抒寫的感情必須是真實的。這個“真實”，必須是寫作者在現實的生活和斗爭中，被具體可感的事物所感動，激發出來的表達欲望。想當然地臆想比擬一番，然后直接說出想法，或者排列成亢奮的詩句，或者化為低俗的段子，逗人一樂，這樣的感情還是真實的嗎？

“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據說在晚清末年，有一位不識字的車夫，給母親送葬，他一路哭喊著：“哭一聲/叫一聲/兒的聲音娘慣聽/如何不答應……”一位詩人聽到，大加贊賞，認為這是最動情的好詩。的確，這樣的聲音雖然明白如話，卻極其富有穿透力，直擊人心，催人淚下，這是因為車夫一生的情感，都凝聚在這樣血和淚的呼喊中了。向這位不識字的勞動者學習吧，要想寫好詩，拒絕假感情！ （邱易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