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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河邊之問”

1924年2月7日，魯迅創作了短篇小說《祝福》，3月25日便發表于當時的重要刊物《東方雜志》上。1926年魯迅第二部短篇小說集《彷徨》出版，《祝福》是打頭第一篇。現在中學語文課本經常選到《祝福》，作為魯迅同情勞動人民的一個證據。寡婦祥林嫂的悲苦命運感動了許多讀者的心。小說許多細節，大家都耳熟能詳。

《祝福》一上來就寫明，第一人稱敘述者“我”是在“舊歷的年底”回到故鄉魯鎮，第二天去拜訪住在鎮東頭一個朋友。當他從這朋友家走出來時，立刻就在河邊遇到衰老不堪、“純乎是一個乞丐”的祥林嫂，“五年前的花白的頭發，即今已經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臉上瘦削不堪，黃中帶黑，而且消盡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間或一輪，還可以表示她是一個活物”。“我就站住，豫備她來討錢”。不料祥林嫂并不討錢，而是向“我”提出了一連串問題：

“一個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沒有魂靈的？”

若有“魂靈”，“那么，也就有地獄了？”

若有“地獄”，“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見面的？”

五年前“我”還在魯鎮時，剛到“我”四叔家做女傭的祥林嫂也許只知道有“我”這么一個年輕的讀書人，彼此根本沒有交集。五年之后見了，她就這樣不打招呼，真奔主題，急切地向“我”提出這一連串問題，不能不讓讀者大感意外。

祥林嫂的“河邊之問”對“我”來說也太難回答，“我很悚然，一見她的眼盯著我的，背上也就糟了芒刺一般，比在學校里遇到不及豫防的臨時考，教師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時候，惶急得多了。”為什么？因為“對于魂靈的有無，我自己是向來毫不介意的”。

魯迅兩本小說集《吶喊》《彷徨》有兩個重要人物。一是阿Q，再就是祥林嫂。如果說在魯迅小說人物群像中，阿Q是男一號，祥林嫂就是女一號。阿Q當然重要，在他身上集中了魯迅對“國民劣根性”幾乎全部的觀察。但阿Q的特點是整天“飄飄然”，稀里糊涂，又有“精神勝利法”罩著，刀槍不入，難得清醒而認真地思考一個問題。比如阿Q認為，“人生天地之間”任何事都會發生，因此他對任何突然發生的事都隨隨便便，再加上他那類似某些動物的健忘癥——除了黑猩猩、章魚、克拉克星鴉、貓和大象具備某種特殊記憶力之外，大多數動物只有從幾秒到幾分鐘的短暫記憶——所以至少在主觀上沒有什么問題難得住阿Q，沒有什么問題能把阿Q逼到死角，使他寢食難安，非要獲得一個答案不可。

但這種情況恰恰就發生在“被人們棄在塵芥堆中”微不足道的祥林嫂身上。“魂靈的有無”，有沒有“地獄”，“死掉的一家的人”能否見面----這些問題并非祥林嫂的發明，可一旦從別人那里聽到這些問題，祥林嫂就轉輾反側，日思夜想，非要弄明白不可。這在阿Q是做夢也想不到、實際上也從未發生過的事。

僅僅從這一點看，魯迅小說女一號祥林嫂就要比男一號阿Q更加“走心”，也因此更加悲慘得多，因為她臨死之前至少有五年時間，一直飽受著阿Q所不曾有過的魂靈煎熬。正是這靈魂的煎熬，使祥林嫂一步步走向對她來說始終是不可知的漆黑一團的生命終點，那可怕的死后。

2、三個責任人

祥林嫂之所以要問這些問題，跟三個人直接有關。第一是柳媽，第二第三是“我”的本家長輩“四叔”和“四嬸”。

首先是跟祥林嫂一起給四叔家幫傭的柳媽。柳媽是“善女人”。這是佛教說法，意思就是“信佛的女人”。她說祥林嫂先后嫁給兩個男人，將來到了陰司地獄，兩個男人都要搶，“閻羅大王只好把你鋸開來，分給他們。”柳媽的話讓祥林嫂害怕極了，提心吊膽地挨過一年。后來她照著柳媽的吩咐（柳媽誠然是一個“善女人”），用辛辛苦苦一年掙來的工錢“十二元鷹洋”，去土地廟捐了條門檻。柳媽告訴她，門檻就是她的替身，“給千人踏，萬人跨”，可以“贖了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后去受苦”。

柳媽信佛，為何叫祥林嫂去土地廟捐門檻？看來她的信仰體系很復雜。這個姑且不論，只說祥林嫂對柳媽的話深信不疑，捐了門檻后，“神氣很舒暢，眼光也分外有神”。

但祥林嫂的“舒暢”還不到一天，立即就遭到更大的打擊。原來主人“四叔”吩咐“四嬸”，祭祀祖宗時，千萬不能讓祥林嫂碰祭品；祥林嫂是嫁過兩次的寡婦，“敗壞風俗”，如果她的手碰過祭品，“不干不凈，祖宗是不吃的。”祥林嫂自以為捐了門檻就沒事了，但“四嬸”仍然叫她別去碰那些祭品。四嬸的地位比柳媽高多了，何況她背后還站著“講理學的老監生”四叔，更是魯鎮第一權威人物。他們這樣對待祥林嫂，等于把祥林嫂捐門檻的意義一筆抹消。

柳媽的話令祥林嫂恐怖萬分，但她好歹還給祥林嫂指示了一條解救之法。四叔四嬸連祥林嫂的這條精神上的退路也給堵死了。小說寫道，因為四嬸不準祥林嫂碰祭品，祥林嫂的精神頓時就垮了，“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縮手，臉色同時變作灰黑”，“第二天，不但眼睛窈陷下去，連精神也更不濟了”。

祥林嫂的兩任丈夫先后去世，唯一的兒子阿毛又被狼吃了，周圍人在短暫的同情之后馬上開始取笑、捉弄和歧視她，使她淪為“看得厭倦了的陳舊的玩物”。最后又雪上加霜，接連從柳媽和四叔四嬸那里遭到來自宗教信仰層面更加沉重的打擊。

這種打擊直接的后果就是在四嬸看來，祥林嫂已經失去了繼續在她家幫傭的資格，因為四嬸不知道“祥林嫂怎么這樣了”，不僅精神不濟，“而且很膽怯，不獨怕暗夜，怕黑影，即使看見人，雖是自己的主人，也總是惴惴的，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否則呆坐著，直是一個木偶人。不半年，頭發也花白起來，記性尤其壞，甚而至于常常忘卻了去淘米”。

因此很快，祥林嫂就被趕出四叔家，成了無依無靠的乞丐。五年之后，“我”再次見到祥林嫂時，她雖然只是“四十上下”，但看上去已經是一個掙扎在死亡線上的垂老的女人，“只有那眼珠間或一輪，還可以表示她是一個活物。”

認真說起來，在祥林嫂的悲劇中，柳媽和四叔、四嬸這三位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盡管他們也并非故意要把祥林嫂推向火坑。

3、被省略的“五年”

作者交代得很明確：關于祥林嫂這些“所見所聞的她的半生事跡的斷片”，都發生于五年以前。

這就引出一個關鍵問題：祥林嫂落到這種地步，怎么還能茍延殘喘五年之久，最后才如四叔所說，“不早不遲，偏偏要在這時候”，即全魯鎮即將舉行“祝福”祭禮的前夕“老了”——也就是“死了”呢？

小說沒有交代這五年多時間，丟了工作、受盡欺凌和歧視、精神上不僅背負著“一件大罪名”、還承受著可怕的“死后”的威脅的祥林嫂究竟是怎樣熬過來的。

可以想象，一定有某種微茫的希望在暗暗支撐著祥林嫂，使她掙扎于懸崖的邊緣，硬是不肯放棄。

人們對小說的“賞鑒”有時真的很奇特。作者濃墨重彩加以描繪的場面，印象不一定太深。比如聽了祥林嫂反復講述“阿毛的故事”，魯鎮的男人們“往往斂起笑容，沒趣的走開；女人們卻不獨寬恕了她似的，臉上立刻改換了鄙薄的神氣，還要陪出許多眼淚來。有些老女人沒有在街頭聽到她的話，便特意尋來，要聽她這一段悲慘的故事。直到她說到嗚咽，她們也就一齊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淚，嘆息一番，滿足的去了，一面還紛紛的評論著。”柳媽在突然說出那可怕的“死后”之前，故意套祥林嫂的話，追問一些和“善女人”的身份并不吻合的“性”的細節，我們讀的時候也曾會心地一笑，知道這都是作者在進行“諷刺”。但很快也就淡忘了，——或許是故意將這些忘卻吧，因為我們自己或多或少也是“咀嚼賞鑒”的看客，也是對不幸的女人的“性”都會興致勃勃的庸人。但是有時候，作者故意略去的部分卻又像弦外之音，牽動著我們好奇的神經。比如在作者沒有交代的這五年里，祥林嫂究竟怎么挨過來的？那支撐她的精神支柱究竟是什么？她所懷抱的最后一絲希望究竟來自何處？

這個希望必定在魯鎮之外，是柳媽、四叔、四嬸們不能掐滅的。柳媽、四嬸和四叔的說法在魯鎮固然屬于最高權威，足以擊垮祥林嫂的若干道心里防線。但祥林嫂對他們的話可能也并沒有達到深信不疑的程度。祥林嫂也許知道，或者說也許她盼望著，在魯鎮之外還有比柳媽、四嬸和四叔更高明、更權威的人，能給她更加切實的答案。

在這個答案公布之前，她生命的那一點余火是不肯熄滅的。

4、為何是“我”

接下來的故事告訴我們，這五年里祥林嫂一直在等待一個人。這個人，就是第一人稱敘述者“我”。

五年前“我還在魯鎮的時候”，祥林嫂并沒有被四叔家解雇，“不過單是這么說”。那時祥林嫂已經陷入極大的精神危機，卻并沒有向“我”請教和求助。為何五年之后，一遇到從外面回到魯鎮的“我”，盡管因為男女有別，年齡和地位懸殊，兩人之前也從未說過話，但她還是不由分說，魯莽地將“我”攔在河邊，一口氣提出那么多嚴重的問題呢？

或許，祥林嫂自知時日無多，生命的殘燈快要熄滅，再不弄清五年來苦苦折磨她的那些問題，就怕來不及了。所以，她很可能聽說“我”回到了魯鎮，馬上就尋找機會向“我”打聽那些問題。但“我暫寓在魯四老爺的宅子里”，作為被逐出的過去的傭人，祥林嫂不便前去打攪，她只好四處打聽“我”的行蹤，最后終于抓住一個機會，即趁“我”訪問鎮東一位朋友，告別出來的時候，立刻在河邊將我截住。她在那里應該已經等待多時，對這一點，當時在河邊被截住的“我”也意識到了，“見她瞪著的眼睛的視線，就知道明明是向著我走來的。”等了五年，祥林嫂再也不肯錯過這個機會。

其次——也許更重要——在祥林嫂眼里，“我”跟五年前不一樣了。“我”的身份變了。用祥林嫂的話說，五年之后的“我”不同往昔，“是識字的，又是出門人，見識得多。”四叔也是“識字的”，但與“我”相比就差多了，因為“四叔”不是“出門人”。

在祥林嫂的意識里，什么是“出門人”呢？小說未作交代，但我們不妨作些推測。

第一，“出門”的意思，就是在魯鎮之外更大的世界走了一遭，“見識得多”。

第二，“出門”包括“出國”。這種猜測并非毫無根據：阿Q既然知道他的老對頭“假洋鬼子”，“先前跑上城里去進洋學堂，不知怎么又跑到東洋去了”，祥林嫂為何就不可以知道“我”也進過“洋學堂”，也去過“東洋”（或其他什么更遠的地方）呢？即使祥林嫂不具備豆腐西施那般奇特的想象力，硬派“多年出門”的“我”肯定闊了，“放了道臺------有三房姨太太；出門便是八抬的大轎”，但由豆腐西施的邏輯推演開去，在“我”的故鄉，女人們對“出門人”通常都會有諸如此類的想象吧。

但祥林嫂對“我”的想象又不同于豆腐西施。豆腐西施所以高看“我”，僅僅因為“伊”無端地以為“我”不管怎樣總比先前闊多了，可以讓“伊”賺取某種便宜。至于豆腐西施是否認為“我”是“識字的，又是出門人，見識得多”，就很可懷疑。至少在氣勢上，“伊”并不覺得比“我”差多少。恰恰相反，“伊”如果不是認為自己的智商足以碾壓“我”，至少也略勝一籌，否則“伊”就不會把“我”當傻瓜來捉弄。

豆腐西施對“我”的態度很有代表性。畢竟是辛亥革命之后了吧，“伊”對“我”已經不像阿Q對“假洋鬼子”那樣“深惡而痛絕之”，不像《藥》中“夏三爺”對本家侄兒夏瑜那樣以“告官”的方式加以誅滅，不像《頭發的故事》中的鄉人對N先生那樣投以“笑罵”，也不像《孤獨者》中“僻陋”的寒石山村民把“出外游學的學生”魏連殳視為“異類”（即“‘吃洋教’的‘新黨’”），也不像《吶喊自序》描述的科舉制廢除前夕，“那時讀書應試是正路，所謂學洋務，社會上便以為是一種走投無路的人，只得將靈魂賣給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但無論如何，豆腐西施在心理上很可能非常鄙視“我”。

在這種空氣中，祥林嫂竟然將她唯一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在她眼里，“我”的權威不僅超過柳媽，也超過四嬸和四叔。“我”比他們更有資格解答她的問題。倘若“四叔”知道竟有此事，他一定會認為這就更加證明了祥林嫂（包括“我”）都“可見是一個謬種！”。

小說沒有交代，究竟是什么讓祥林嫂越過柳媽、四嬸和四叔的權威，越過“社會上”一般的意識形態，將阿Q、豆腐西施、寒石山村民、“夏三叔”的看法、說法和做法統統拋在一邊，不管不顧地向“我”發出“河邊之問”。作者既然將這五年全然略去不寫，以至于造成巨大的敘述空白，我們當然也不便于做過多猜想。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正因為對“我”還抱有一線希望，這才支撐著祥林嫂，讓她挨過異常艱難的五年的煎熬，終于走到了“我”的面前。

5、“我”還會“舒暢起來”嗎？

可惜“我”的回答太過模棱兩可：

“也許有吧，——我想。”

“然而也未必，------誰來管這等事---”

“其實，究竟有沒有魂靈，我也說不清”。

諸如此類。

被祥林嫂寄予莫大希望的“我”做出這種回答，雖說并非完全附和柳媽，但也并沒有清楚地否定。祥林嫂從中所能捕捉到的，只能是和柳媽的話一樣兇險、一樣不利的暗示。而且“我”簡直就沒有耐心，趁著祥林嫂被這些吞吞吐吐、模棱兩可、事不關己的回答打蒙，“不再緊接的問”，就“邁開步便走”，把祥林嫂一個人“剩”在河邊。“我”這種態度，沒有絲毫的善意，沒有任何溫暖的寬慰，還不如柳媽。祥林嫂當然并不指望“我”的態度如何美好，她只是想從“我”的嘴里得到有利于她的權威的回答，但“我”的態度無疑強化了“我”的回答中那些不利于祥林嫂的兇險的暗示。

關于“死后”靈魂和地獄的有無、一家人是否相見這種終極性問題，只有像信心之父亞伯拉罕或信心堅固的“義人”約伯那樣，才會直接從所信的神那里求得答案，一般信徒，除了借助禱告與所信的神溝通，還須與一同相信的眾人保持親密友愛的關系，在大家不斷的交通中堅定自己的所信。祥林嫂不認識也不相信任何神，她不是信心之父，不是“義人”，不會禱告求神的幫助。她生活在魯迅所謂“沒有俄國的基督”、“君臨的是‘禮’，不是神”的國度，而且身處這個國度的最底層。她關于終極性問題所有的知識，只能仰仗周圍人的幫助。但是在祥林嫂的周圍，只有柳媽這樣的“善女人”偶爾給她透露一點聽來的道理，其他人是斷斷不會與她交流，跟她探討，讓她從中看見亮光、得到安慰的。

抱著最后一線希望，抓住最后一搏的機會，祥林嫂向“我”提問了。但她所得到的只是“我”的模糊而兇險的回答、冷漠而不屑的態度。她生命的微火終于在苦苦等待五年之后，被“我”一下子就掐滅了。

造成祥林嫂悲劇的人太多。有柳媽，四嬸，四叔，有祥林嫂“好打算”的第一任婆婆，第二任丈夫賀老六的大伯（他在阿毛被狼吃掉之后沒收了祥林嫂的屋子，趕走了祥林嫂）。當然還有魯鎮那些男男女女，他們喜歡聽祥林嫂講阿毛的故事，也曾為祥林嫂一掬同情之淚，但很快就感到“煩厭和唾棄”。他們的笑臉，讓祥林嫂感到“又冷又尖”。

在所有這些人之外，現在又加上了作者的化身“我”。“我”的回答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以至于第二天祥林嫂就悄悄地離開了人世。

《祝福》中的“我”當然不能與作者魯迅劃等號，“我”在何種程度上是作者的“化身”，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比如“我”說，“對于魂靈的有無，我自己是向來毫不介意的”，但魯迅自己從青年時代寫《摩羅詩力說》《破惡聲論》等文章開始，中年寫《雜憶》《陀思妥夫斯基的事》、《<窮人>小引》，到晚年寫《死》《女吊》，始終關心宗教信仰、民間迷信和靈魂有無的問題，因此與其說《祝福》中的“我”是作者的“化身”，不如說是作者以第一人稱敘述者“我”的名義另外塑造的一個人物，而作者的心無疑也部分地聯通著這個“我”。

聽說祥林嫂“老了”的當天晚上，“我獨坐在發出黃光的采油燈下”，想了很多——

這百無聊賴的祥林嫂，被人們棄在塵芥堆中的，看得厭倦了的陳舊的玩物，先前還將形骸露在塵芥里，從活得有趣的人們看來，恐怕要怪訝她何以還要存在，現在總算被無常打掃得干干凈凈了。魂靈的有無，我不知道；然而在現世，則無聊生者不生，即使厭見者不見，為人為已，也還都不錯。我靜聽著窗外似乎瑟瑟作響的雪花聲，一面想，反而漸漸的舒暢起來。

這一段為魯迅所特有的“幽婉”的獨白，分析起來并不容易。所謂“也還都不錯”，所謂“舒暢起來”，包含了太多反話，但并不能掩飾其自責之心。起初，祥林嫂聽從“柳媽”的吩咐去土地廟捐過門檻后，也曾短暫地“舒暢”過，但很快就陷入新的絕望，再次背起“這一世的罪名”，等待“死后去受苦”。“我”在聽到祥林嫂的死信之后，用自己的方式排解一番，“漸漸的舒暢起來。”但認真讀過《祝福》、感受過那通篇凄楚沉郁之氣的人，不可能相信“我”真的會“舒暢起來”。

“我”在物理空間擺脫了祥林嫂，不料祥林嫂的影子竟牢牢占據了“我”的精神空間的某個角落，從此再難擺脫。“我”本來和祥林嫂毫無關系，但經過河邊一問一答，“我”就再也無法從精神上抹去對祥林嫂深深的虧欠。從此以后，“我”也要暗暗地背負“這一世的罪名”——倘若他們在那個河邊進行問答之際，并無第三者在場。

如前所述，“我”不完全等于魯迅本人，但魯迅的心無疑部分地也聯通著他在作品中的這個“化身”。作為一個被創造出來的小說人物，“我”毋寧是包含魯迅在內的“我們”，即更廣大的中國現代啟蒙知識分子群體。魯迅說過，“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地解剖我自己”。他還說，“以前的文藝，好像寫別一個社會，我們只要鑒賞；現在的文藝，就在寫我們自己的社會，連我們自己也寫進去；在小說里可以發見社會，也可以發見我們自己，以前的文藝，如隔岸觀火，沒有什么切身關系；現在的文藝，連自己也燒在這里面，自己一定深深感覺到”。這都是真的。《祝福》就是一個證據。

魯迅做出上述論述時，既說到“我”，也說到“我們”——魯迅想一起“燒在這里面”的，不僅有他自己，還包括看《祝福》的“我們”。

2018年9月17日初稿

2019年2月20日修改

2019年3月22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