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時間：2019年12月14日

地點：山東師范大學學術報告廳

主題：“郭澄清與中國現當代文學”學術研討會

主辦單位：山東省作家協會、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山東省中國現代文學學會、山東省當代文學研究會

主持人：李宗剛

參會人員：王洪禹、李一鳴、姬德君、黃發有、魏建、張學軍、李掖平、李軍、王萬森、張元珂、付如初、張均、崔慶蕾、許晨、楊守森、房福賢、李宗剛、郭洪志、陳文東、孫書文、張麗軍、尚啟元、叢新強、趙月斌、陳夫龍、顧廣梅、王寰鵬、孫桂榮、翟文鋮、劉新鎖、張永峰、孫福新、王新民、吳永強、邢霞、張杰、朱德蒙、趙峰、張艷庭、石立燕、劉文玉、孫濤等

王洪禹（山東師范大學副校長）：今天我們在這里隆重舉行郭澄清與中國現當代文學學術研討會，在這里我代表山東師范大學向研討會的舉辦表示熱烈的祝賀，向蒞臨出席活動的各位專家，各位來賓表示誠摯的歡迎，向長期以來關心、支持和幫助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的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謝。郭澄清是中國當代著名作家，是愛國知識分子的重要代表，是繼趙樹理，孫犁之后的又一位杰出的中國短篇小說作家，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積極投身文藝創作，以筆為旗，創作了《大刀記》為代表的多部長短篇小說以及詩歌散文等，在社會上影響很大，其創作成就曾得到周恩來總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贊賞，在郭澄清的帶動影響下，一大批青年走上了文學創作的道路。郭澄清是代表時代、反映時代的作家，他總是站在時代的制高點上，觀察、審視、思考當時社會，力求從總體上塑造時代人物，展現社會風貌，用大手筆藝術的描繪時代，體現了文學與時代的血肉聯系，也體現了愛國知識分子對國家責任的勇敢擔當，今天我們召開這次學術盛會，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希望通過這次研討，能夠進一步推進郭澄清創作研究的深入發展，推動郭澄清研究的成果邁上一個新的臺階。

李一鳴（中國作協辦公廳主任）：今天在座的許多是我的老師，有很多老朋友，非常高興回到母校參加這次研討會。郭澄清先生是中國文壇具有巨大影響力的文學名家。在郭澄清先生誕辰90年暨新中國成立70周年華誕之際，他的代表作，即我們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紅色經典之作《大刀記》，入選了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說典藏叢書。郭澄清先生是一位極具社會歷史責任感的作家，他的一生是為中國革命、中國文學奉獻的一生，他的創作始終與我們的祖國，我們的民族緊密相連，他的創作始終與時代同步化，始終與祖國的命運同步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藝創作方法有一百條、一千條，但最根本、最關鍵、最牢靠的辦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郭澄清的創作道路和文學精神，就是深入生活沃土、扎根人民中的典型代表，從而郭澄清先生才創作出了一系列既有生活厚度又有歷史深度的杰出文學作品，成為我國當代文學史上具有廣泛影響的代表性的作家。當然，我們也深切感覺到在某種程度上，郭澄清先生作品的價值還沒有得到真正的闡釋，郭澄清先生的歷史地位還需要進一步弘揚，文學史對他的研究和評價還需要更加充分到位，也正是如此，我們今天這個會議就顯得更加重要更具有價值。

姬德君（山東省作家協會黨組書記）：各位專家，朋友。今天是我省著名作家郭澄清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研討會，在郭澄清先生誕辰90周年之際召開這次會議是最好的機遇。對這次會議的召開表示熱烈祝賀，對參加這次會議的老作家代表，文藝界前輩以及郭澄清先生的家屬表示誠摯的問候。郭澄清是成就輝煌的杰出作家，短篇小說《黑掌柜》收入新文學大系以及大學許多教材，并收入新中國70年文學文叢短篇小說卷。長篇小說《大刀記》入選新中國70年70部典藏叢書，這可以說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最高成就。今天，我們研究這位杰出的作家，意義可謂深遠而宏大。

從1910到2010年，中國社會度過了波瀾壯闊、跌宕起伏的一百年。一百年來，中國文學與中國社會共同經歷了革命風雨的洗禮，中國作家與中國人民一起經歷了從五四運動到新中國成立再到改革開放、現代化建設的歷史進程，作為中國社會發展重大歷史進程的見證人，作為一位作家，郭澄清同志視寫作如同生命。1929年生于寧津的郭澄清曾經參加過濟南戰役，新中國成立后本可留在濟南，他卻主動申請回到老家，從事了基層工作，上世紀50年代，郭澄清先生憑借短篇小說《公社書記》《黑掌柜》《社迷續傳》等贏得了優秀短篇小說家的稱號。1958年創作的歌詞《北京的太陽暖心房》發表后，被譜曲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各級電臺播放，1965年11月，郭澄清參加了全國青年作家積極分子代表大會受到了表彰。如果繼續之前的這種創作道路，他應該更早地獲得當時主流意識形態的認可。可是有著獨立思想和藝術追求的郭澄清先生卻轉向革命歷史題材創作。1975年，《大刀記》作為抗日戰爭勝利三十周年一部獻禮長篇小說首次出版，后被改編成電影、評書、話劇、連環畫等，一時火遍大江南北。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時代釀就文學，文學也反映時代意識和人情風貌，郭澄清先生的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創作是特定年代的精神產品，從生活場景、人物形象到思想藝術，他的小說為逝去的時光留下了具有化石價值的范本。在郭澄清的作品中，隨時可以感到撲面而來的鄉村氣息，語言上的功力已有論述，作品中可以說處處能見出生活的智慧與幽默，郭澄清先生在年富力強時創作了《大刀記》《社迷》《黑掌柜》等名篇佳作，而且在他身患重病后并沒有躺在病床上呻吟，在病痛中消磨時間，而是以驚人的毅力、氣魄和精神克服了令人難以想象的困難，頑強地繼續寫作，先后創作出版了《決斗》《龍潭記》，他所做的這些，歸根到底是人民群眾豐富多彩的實踐生活為他提供了創作的源泉，為他提供了精神的感召和無窮的力量。

郭洪志（郭澄清之子，山東大學齊魯醫院教授）：剛剛姬書記提到了人民群眾豐富多彩的實踐生活為郭澄清提供了創作的源泉，這里我想講一個我父親當年的故事。那是1971年左右，我的父親郭澄清先生參加了《奇龔白虎團》劇中改編工作，因為領導滿意，被提升重用，任命為山東省文藝領導小組副組長（組長是老省文聯黨組書記燕遇明，副組長是包干夫，魯特，郭澄清），郭澄清先生還兼任山東省文化廳黨組成員，山東省創作辦公室主任。山東省委在省委一宿舍分配給郭澄清先生一個小二層樓的整個二層四室，周圍環境安靜樹陰成林，太好了。可是，父親堅決退了這個小樓住房，拿上戶口本，回到了老家寧津縣時集鎮郭杲村，住進土屋，煤油燈下，蚊蟲叮咬，寫他的《大刀記》，一寫就是整整5個年頭。為此，我的母親人民教師劉寶蓮，一千個不理解，我們弟兄四個，大都不到成年人，還有工作，完全可轉來濟南進省城。40年后的今天，當我在明亮的書房讀《大刀記》時，《大刀記》里鮮活的農民語言，個性特質的鮮活農民人物，不都仍在我的家鄉寧津縣農村走動著，歡笑著。假如40年前，父親不退去山東省委第一宿舍住房，坐在小樓上，天天看到周圍的一切景象，寫出的《大刀記》會是怎么樣的生活氣息？40年后的今天，作為兒子的我才真正認識了父親。近些年來，我閱讀學習郭澄清先生的作品，并著手整理家父郭澄清先生的手稿，深刻感受到作家深入生活的重大意義。一部優秀的作品鮮活的人物在哪里？生動的語言在哪里？合理并曲折的故事在哪里？人性的丑與美在哪里？就在我們生活工作的身邊！要想寫出好的作品，就一定得深入到人民群眾豐富多彩的實踐生活中去，只有在那里，作家們才能夠獲得強大精神的感召和無窮無盡的創作力量。

魏建（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剛才很多上了歲數的學者都談到過當年的《大刀記》家喻戶曉，這的確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現象，《大刀記》是在那個特定的年代出現的很難得一部作品，藝術上達到了較高的層次，在文學獲取艱難的時候，文學反而變得珍貴，人們會更珍惜所能看到的為數不多的作品并一直記憶至今，這個現象到了現在仍舊值得我們去思考。我本人研究現代文學，但是也會關注一些當代的創作，經過比較會發現，郭澄清的小說無論是長篇還是短篇，無論和現代文學相比還是當代文學相比，都是相當一個時段中國文學非常優秀的作品。這一次入選了70年70部長篇小說典藏，再一次證明了他可以進入經典的行列，也足以說明郭澄清的小說是有跨越時間的生命力。

郭澄清小說的生命力到底在哪里，我覺得更多來自于深厚的中華文化底蘊，考察文學史不難發現，在這么久的歷史長河中，齊魯大地上產生了很多偉大的作家，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是如此的輝煌在近一百年卻顯得不那么明顯，尤其是1949年之前的現代文學風光不再。原因很多，而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缺乏對本土文化的厚植，他們對自己的傳統文化采取了叛逆或者躲避，郭澄清等優秀的作家卻不是這樣，他們向著自己的本土文化不斷確認，因而大大提高了創作的文化藝術水準。郭澄清堅守社會與本土文化傳統有很多表現。其一，道義立場的堅持。郭澄清先生不在乎開風氣之先，也不追求新的創作技巧，他追求的是道義、信義、溫情和百姓的苦難，他樂于有所為，也敢于有所不為。例如他的短篇小說大寫農村的先進人物，卻從不給先進者和落后者貼上階級的標簽，他與時俱進的歌頌農村的新人、新事、新風尚，捍衛那些道德素質，在自覺和不自覺中堅守著那些固有的，并且自己認為有意義的東西。他追求的不是淘汰舊道德，重建新道德，而是在古典人文主義和西方人道主義的基礎上重新思考個人的行為規范和現代社會人與人之間應有的素質和應有的情感聯系。其二，一貫的民本思想。郭澄清始終認為農民問題是中國的根本問題，要救中國首先要救農民，他堅持生活在農民身邊，呼喚對底層社會的仁愛，他寫魯北農民的苦，但不止于寫這一塊地域，而是以博大的人道主義胸懷容納并思考整個中國農民的苦難，他寫魯北農民的心聲，也不是虛幻的時代頌歌，而是對一個古老民族生存現狀的不滿足，高揚理想主義旗幟，追尋人類精神健康的發展方向。第三，對革命歷史與現實的理解更深刻。在郭澄清那里，沒有對革命的誤讀，沒有以革命名義的被利用，革命就是推翻富人壓迫窮人的舊世界，創造窮人當家作主的新世界，在《大刀記》中，革命是進步的，是歷史前進的動力，充滿了正義與神圣，也因此，革命完成了歷史與現實的交匯，革命精神獲得了充分的解讀。

張學軍（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今年是郭澄清先生90周年誕辰，我們在這里召開郭澄清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研討會，無疑是對郭澄清先生最好的紀念，也會對郭澄清小說經典化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郭澄清先生是我國著名的作家，他的作品是植根于民族文學沃土的常青樹，有著常讀常新的藝術魅力。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他的短篇小說熱情地描寫了社會主義農村的新氣象、新人物，具有歡樂明朗的新格調，受到了廣泛的贊譽，1975年，他出版了長篇小說《大刀記》，描繪出從宣統年間到抗日戰爭勝利近40年的歷史風云，展現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的農民抗日武裝打擊日寇侵略者的斗爭，鮮明的人物，傳奇性的故事情節，傳統的藝術形式，深受人民群眾的歡迎，當時山東人民廣播電臺播講《大刀記》的時候，人們爭相收聽的盛況仍然猶在眼前。《大刀記》入選為新中國成立70年70部長篇小說典藏叢書，這是歷史和廣大讀者對郭澄清小說的認可和肯定，充分說明了郭澄清的小說具有強大的藝術生命力。我們應該對郭澄清的小說進行充分的研討，相信經過大家的努力，研討會一定會收獲豐碩的成果。

李掖平（山東師范大學傳媒學院教授）:尊敬的各位領導，親愛的各位文學界同仁，大家下午好。今天我們在這里研討郭澄清的小說創作并進一步探析和厘定郭澄清的創作之于20世紀中國文學、之于當下文學寫作路向的確定以及未來文學空間多重可能性的探討都具有非常巨大的價值和意義。其價值之一在于，郭澄清的名字已經成為1950年代至1970年代中國當代文學寫作一個具有代表性的標志性的人物，他的小說一方面秉承著來自于人民，書寫人民的時代要求和時代情懷，更重要的是，他始終不忘記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探求一種意識形態的政治要求和文學書寫之間的藝術化合，這在1950年代到1970年代的文壇上，有這么前瞻性的藝術眼光和胸襟的作家實事求是地說是不太多見的。所以當我們說郭澄清的創作既帶著那個時代的特定光影，又必然地映現著那個時代不可避免的局限和不足的時候，其實他的經驗和不足都已經被中國當下文學的寫作和未來我們怎么回過頭去把文學的歷史和文學的現在用一根發展的鏈條串聯在一起并力求捋出一個帶規律性的軌跡是非常有借鑒的價值和意義。郭澄清之于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第二個價值和意義在于當他用來自于人民的本色寫作、為中國當代文壇貢獻了一曲曲新時代英雄贊歌的時候，他沒有迷戀一種田園牧歌式的崇拜或謳歌，而是在努力發現在時代車輪向前滾動的潮流中人性在自覺不自覺地被裹帶著往前走的歷程當中所有的艱難和坎坷，所以他在《社迷》《黑掌柜》中總是或多或少地會觸及當時很多作家看到了不敢寫，寫出來不敢保留下來的小毛病、小疙瘩。這些小毛病、小疙瘩在今天看起來也許會對我們這些有先鋒意識的寫作者們認為還是太過表象，但是，在當時一片歡歌，一片頂禮膜拜的頌贊的寫作中，他的這種拉開距離實事求是的寫作姿態是特別令人敬重的。他的價值和意義的第三點就是郭澄清是一個把為人和為文，為文和做事結合得比較自然而渾然一體的作家。很多作家可能寫的和想的，想的和說的，說的和做的之間不是特別的妥帖，時有撕裂與隔閡之感，正如有評論家所寫的那樣，郭澄清寫農民，不是居高臨下的，也不是一味的謳歌，他本身就是農民的代表，他就像臧克家一樣，同樣是以泥土的書寫來塑造泥土中的自己和時代中的農民群像的，這就使得他筆下的農民形象不僅僅有著那個時代的投影，更有著他個人生活經驗的新鮮的血肉，所以他的文筆才能夠活起來，他的鄉情書寫、哲理表達、問題探究才能夠帶有一種非常清新，又非常有個人標識的特色。在這三個層面上我們用這種研討的方式來紀念郭澄清先生誕辰90周年并以此來厘定一個作家在時代的節點和位置上究竟怎樣把自己和社會，自己和民族更好地融合在一起的確是有很多啟發的。相信這次研討會眾位方家的高見會不僅僅對郭澄清的文學史地位和價值有一個精心的界定，也會對我們今天用什么樣的眼光實事求是地回過頭去梳理思辨那段特殊文學史書寫的成敗得失都是特別有意義的借鑒。

王萬森（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我作三句發言。第一，《黑掌柜》是郭澄清的短篇代表作，在文學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這部小說可以很好地把十七年文學和新時期文學聯系起來。如文學和人民的聯系、黨領導的文學、社會主義道路的文學，從這幾個方面都可以把郭澄清先生的作品放到文學史上大講特講。第二，郭澄清先生的作品具有典型意義，不是一般的代表性，而是典型性。作為一個上了年紀的人，很慚愧，在讀書上淺嘗輒止，盡管也參與編寫了很多文學史，但里面有很多作品沒有好好讀，吳義勤老師為郭澄清短篇小說寫了序，還指出了《黑掌柜》、《社迷傳》等小說，點評非常到位，大家可以拿來讀一讀。第三，感謝郭洪志先生，郭洪志先生是一位名醫，但是他并不滿足，跨學科來到了文學，在文學鑒賞上可圈可點。在這個會上，他是一個聯系人，是一個中心，能夠做到這一步非常不容易。三句話說完了，謝謝大家。

張元珂（中國現代文學館副研究員，臨沂大學文學院特聘教授）：我想從“工農兵業余作者”寫作角度談談郭澄清身份及其文學創作的歷史意義和文學史價值。

我們知道，在“十七年”時期，有組織、有計劃、大規模地培訓“工農兵業余作者”，首先是個政治問題，其次才是文學問題。郭澄清的文學活動開始于1950年代，其對文學的理解與實踐并不復雜——在回答為什么寫作，為誰寫作問題上，其文學理念是一以貫之的，即作為黨的干部和普通勞動者中的一員，自覺地為工農兵寫作，并這種寫作看作是黨的革命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此背景下，以“工農兵業余作者”身份從事基層黨務工作、群眾工作或開展一系列文學活動，也就是一件相當嚴肅和被指認為帶有深遠政治意義的事件，因而，把寫作與黨的事業緊密關聯，并時時以后者關照、檢驗前者，也就是順理成章之事。

作為“工農兵作者”代表，郭澄清的生活、學習、工作、生活須臾不離農村、農民、農業，并自始至終對其天然地保持著親和力。扎根農村，自覺到農村體驗生活，成為其工作與寫作之常態。

同時，身兼基層黨委干部、工農兵業余作者、毛澤東思想宣傳員、新型文藝戰士等眾多身份或形象于一體，作為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堅定踐行者，其文學理念與實踐自然首先偏于聚焦“功用之學”的營構，自然也是其本心所指和文心所在。

新中國成立初期，文學界對工農兵一體化文學理念、規范的全方位貫徹，對郭澄清、高玉寶、李準等“工兵并業余作者”有組織、有計劃地培養，以及由此而全面推廣開的“三結合”創作方法，也是最富激進的“當代性”實踐。郭澄清及其文學創作可看成這次“當代性”實踐的絕對“正果”之一。這不僅表現為郭澄清在這場轟轟烈烈的“文學革命”運動中所建構的新型的敘事關系以及內置于其中的“當代人”的主體意識，更表現為其在毛思想感召下所激起的依循主流意識，同時又超越“十七年”的藝術實踐——即在主題呈示、形象塑造或意蘊傳達方面趨于美的或美學的（非直接的政治圖解或喊口號）文本實踐——又一次讓學界回視并重評郭澄清及其“工農兵業余作者”寫作，提供了新可能。

付如初（文學博士，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主任）：特別感謝郭老師的邀請讓我有機會聆聽各位的高見，更深入地了解《大刀記》這部作品以及郭澄清這位著名的作家。新中國成立60周年時我社出版過一套中短篇小說典藏，收錄了郭澄清先生的《黑掌柜》。這一次的70年70部長篇小說典藏是一個國家行為，由中宣部牽頭，我社承辦，十家出版社參與，70部中我社有56部，這一套書不僅有歷史的標準，政治的標準，更有文學的標準。《大刀記》入選這套叢書，充分說明它能夠經得住時間的考驗，也是能夠被經典化的。在特殊的歷史年代，文學的創作和出版都面臨著特別多的考驗甚至是磨難，這種情形不止在《大刀記》中出現，也不止在中國出現，這樣的例子非常多。所以，越是了解《大刀記》在人民文學出版社修改、出版的歷史，了解一批出版社的前輩對好作品的面世、好作家的成長所承受的壓力所進行的鍥而不舍的努力，我越是為自己身在這個傳統深厚的出版機構感到自豪和責任重大。讓反映現實，記錄時代的好作品順利問世，不斷傳承，是我們社的傳統和使命。所以才有那么多的好作家好作品匯聚到我們這里，有了作家的信任和支持，我們才會得到一代一代的專業讀者和普通讀者的信任和支持，我們的工作才有意義價值。我認為評價《大刀記》應該有兩個維度，一個是文學的維度，一個是時代的維度。對于文學的維度，比如作為長篇小說在結構布局，情節發展，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特點，它對傳統文學創作技法的繼承發揚，扎根生活的細節和語言等等都是值得探討的話題。同時，作為時代的維度，涉及到文學與現實的關系，涉及什么是現實主義，現實主義的本質是什么這些當代文學出版和研究中永恒的話題。我的理解是現實主義從來都不僅僅是創作方法，它是創作原則，寫實并不是現實主義的本質，剝離意識形態的表象反映生活的本質才是現實主義的本質。對《大刀記》而言，歷史意見已經被當時的讀者給出了，那么多讀者還記得它，那么多成功的藝術改編，都是這部書的歷史意見，而在時代意見方面，除了作為70年70部長篇小說中的一種，在座的各位專家和學者還會基于今天的文學現實、創作生態給出更多，而能夠同時匯聚這兩個方面的意見，已經足以證明一部作品的生命力了。

許晨（山東省作家協會原副主席）：各位尊敬的老師、專家，大家下午好。我談一下感受。第一點想說的是，我是一位作家，可能身份上和在座的各位不同，我可以說是郭澄清老師的學生、弟子，也是粉絲。1975年，郭澄清先生的《大刀記》一出，轟動了全國，郭澄清先生回到了德州，住在招待所，我有幸見到了他，那時候我還不到20歲，還是工農兵學員，就去見他。當時他非常忙，我就坐了一小會，但是就這一小會，郭澄清先生告訴我要多讀書，多看書，多深入生活。可以說從那時候起，我就成為了郭澄清先生不入室的弟子，就是這短短的幾句話，影響了我的一生。第二點，郭老師的人品和文品俱佳，他不僅僅自己寫作做得好，還帶動了一大批青年作家，不僅在寧津縣影響了一大批，在山東更是帶動了一大批作家，一度成為了一個創作現象。郭先生是一個模范，他高尚的情操，為人的態度都值得我們學習。第三，郭澄清先生在當代文壇上是一個被嚴重低估的作家，無論是深入生活，反映生活，反映現實當代，都可以說于當時一批大作家是可以相媲美的，柳青在皇甫村扎根創作，文學史上多有提及，實際上郭澄清先生同樣是早早地就扎根了寧津縣，他三讓住房，回到農村老家，點著煤油燈，抽著劣質的旱煙在寫作。尤其是在反映農村作品上，的確是有獨到之處。應該說，郭澄清在文壇的地位應該和柳青等人不相上下，然而，在當代文學史書寫上，郭澄清卻遠遠的遜色，這是一個巨大的遺憾，也是值得評論家深思的。第四，學習郭澄清先生，到底應該學習什么，我想應該有這么幾個方面，首先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我們今天提出的這個口號，郭澄清先生在當年就已經實踐了，我們應該繼續沿著這條路走下去。再就是精益求精，潛心創作。盡管郭先生的作品有著那個時代的印記，但是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精益求精，仍舊是在文學的領域的追求而不是圖解當時的政治政策，這一點，需要我們繼續學習和效仿。最后一點，身殘志堅，矢志不渝。郭澄清在晚年，在身體癱瘓的情況下依然在堅持寫作，不斷去追求文學理想，是我們后輩晚輩永遠學習的對象。

楊守森（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郭澄清是我中學時代就已熟知、景仰的一位山東作家，曾為他那部在當時的中國可謂家喻戶曉，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連播，由上海電影制片廠拍成過同名電影的長篇小說《大刀記》，以及描寫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農村生活的一系列短篇作品所吸引。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這些作品，雖不無那個特定時代的某些局限，但無論是在語言的文學性、風格的個性化，還是人物刻畫、敘事技巧等方面，都顯示了作者出眾的藝術才華。更應予以肯定的是：郭澄清能夠憑依自己對農村生活與鄉間人物的熟稔，把握現實，透視歷史，體悟人生，觸摸人性，從而體現出切近真正現實主義的創作視角。正是這些因素，使得他的《黑掌柜》《馬家店》《茶坊嫂》《籬墻兩邊》等短篇之作，以及長篇小說《大刀記》，不僅標志了那個時代的藝術高度，亦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了超越時代的藝術生命力。可以說，郭澄清在把握現實，透射歷史，體悟人生，觸摸人性等方面，體現出了切近真正現實主義的創作視角，使作品中充盈著贊美純真善良的人性，向往相互關愛的人間溫情，歌頌勤勞正直的人格等超越時代的精神意緒，以及反對特權、向往民主平等之類的現代意識。此外，在人物刻畫、環境描寫、敘事結構，尤其是在語言的文學性方面，也都形成了自己鮮明的個性。

房福賢（海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第一，《大刀記》將抗日戰爭和階級斗爭這一段歷史合在一起，尤其是從歷史的廣度上和深度上去展現這段歷史是非常了不起的。《大刀記》所反映的那段歷史進程包含著很復雜的東西，不是簡單化的，我們現在看那個年代的很多革命抗戰小說，其實是將這段歷史簡單化了，通過這些作品很難真正地還原那一段歷史，但是《大刀記》卻將這個戰爭的復雜性展示了出來，尤其是將農民是怎樣自發起來革命的這個過程寫得很細致。甚至可以說，如果沒有這個自發的過程，抗日戰爭一起來就是高度組織性的，高度自覺的，那肯定是不符合歷史的。所以說從這一點上，《大刀記》可以說是真實還原了歷史，它不是一下子就高昂起抗戰的熱情，而是在飽受壓抑之下一點點被引導、被啟發出來的，從這一點來說，《大刀記》寫得很真實，它的確是為中國抗戰文學提供了新鮮的東西。第二，《大刀記》中呈現出來的啟蒙主題值得我們重新思考。我們都知道五四啟蒙運動，但是五四啟蒙現在看起來更多還是一種精英的啟蒙，外在的啟蒙，從啟蒙的發展來說，勢必還應該有一種內在的啟蒙存在。農民并不是總是需要“被啟蒙”的，他們本身就能夠萌生自我的啟蒙意識，尤其是在特殊的戰爭時代中，那種內在的革命需要的驅動，這一點是不能夠被忽視的。農民并不僅僅是被啟蒙者，在革命的潮流下，他必然有一種內在的覺醒的過程，梁永生的覺醒，我覺得就可以從自我內在啟蒙的角度來考察，可能會有更大的意義。第三，《大刀記》的藝術追求與風格明顯和20世紀中國文學總體風格相一致，我們一直在強調民族風格、民族傳統，這個風格傳統是怎樣被繼承下來的，可以發現當時的很多革命歷史小說如《鐵道游擊隊》《敵后武工隊》，這些作品的風格現在看來更多還是帶有來自民間的那種審美元素，比如喜劇的元素，大團圓的元素等等，這些元素在《大刀記》中其實都有體現，這些元素的使用讓文學變得親切，變得生動，變得接地氣。我們可以從民間文學繼承的角度來重新闡述《大刀記》，也是一個非常好的觀察角度。

黃發有（山東省作家協會主席）：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在這一值得紀念的時刻，我們召開了“郭澄清與中國現當代文學”學術研討會，大家共聚一堂，既是重新回顧郭澄清先生的創作經歷、重溫那些經典的作品，也是重新學習先生孜孜不倦、勤懇耕耘的創作精神與創作情懷，其意義和價值是不言而喻的。

郭澄清先生一生創作甚豐，據相關統計，郭先生著有長篇小說5部，中篇小說1部，短篇小說集5部，此外，還有大量的散文、詩歌、報告文學、速寫、評論、短論等共計400余萬字的作品。20世紀50-60年代是郭澄清先生創作的第一個黃金時期，這一時期他因眾多描寫社會主義新人的短篇小說蜚聲文壇。20世紀70年代，郭澄清創作完成了長篇小說《大刀記》，這部小說的出版幾經曲折，但一出版就引起了轟動，被相繼改編成了影視劇、廣播劇、連環畫等多種藝術形式，影響很大。小說以抗日戰爭時期冀魯交界地區的斗爭生活為背景，寫了當地的人民群眾在抗日英雄梁永生的帶領下并肩作戰，英勇抗擊日本侵略的故事。這部小說情節曲折動人、人物形象立體飽滿，尤其是大刀隊隊長梁永生這一革命英雄，集江湖俠義、民間道義、革命正義等多種氣質于一身，塑造地非常成功，可謂是家喻戶曉。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大刀記》的出版為當時的讀者提供了可貴的精神糧食，成為了一代人抹不掉的文學記憶。2005年，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之際，《大刀記》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再版。今年，《大刀記》又入選了“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說典藏”叢書，可謂實至名歸。

李軍（山東省作家協會副主席）：第一次聽說郭澄清先生的名字是聽小說連播《大刀記》，當時我十幾歲，聽《大刀記》可以說是如癡如醉，每天放學后都盼著那個時間到來，大家一起圍在收音機前聽《大刀記》的聯播。通過小說連播，知道了這些抗戰中精彩的故事和這些平民的英雄，同時也知道了郭澄清先生。后來成為了文學工作者，對郭澄清先生的了解逐漸多了起來，閱讀了郭澄清先生一些其他的作品。主要談三點體會：一，郭澄清先生是文學魯軍的杰出代表，郭澄清先生一生摯愛文學事業，他是一位德藝雙馨，文才兼備的文壇大家，他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應當占據十分重要的位置，他為繁榮發展山東的文學事業乃至繁榮發展新中國的文學事業做出了突出的貢獻。第二，郭澄清先生是一位農民作家，他是從齊魯大地成長起來的，是從人民中走出來的作家，他的很多朋友是農民，是一個個普通的老百姓。他的作品所反映的對象，他的筆所聚焦的對象，就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郭澄清先生是為人民抒寫、為人民抒情、為人民抒懷的典型代表，植根于齊魯大地，是真正的農民作家。第三，郭澄清先生的作品始終在傳播正能量。他具有強烈的責任使命擔當，他畢生都在作品當中禮贊傳統美德，禮贊時代精神，他的作品是緊扣時代的脈搏，關注時代的發展，他的作品始終是歌頌光明，始終是溫暖人心，讓集體的道路深入人心，讓社會主義道路越走越寬，他的作品所體現的思想內涵在當前和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都是值得大家敬仰的。今天我們重新回顧郭澄清先生的創作歷程和創作成就，最終目的是通過紀念郭澄清先生為我們當下的創作提供啟發和借鑒。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會永遠紀念郭澄清先生，永遠懷念他，永遠向他致敬，永遠向他學習。

張均（中山大學文學院教授）：今天研究《大刀記》到底應該從哪個地方開始，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思考的問題。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大刀記》不是按照西方現實主義的方法，在大方向上還是向著中國古典小說的寫作方式，先把人物的善惡分得很清楚，然后再講故事。顯然，《大刀記》的特點并不在那種揭示人性的復雜上。對照起來看，為什么到了今天《大刀記》仍舊受到歡迎，他肯定有一種內在的魅力，而我們的任務就是將這種內在的魅力揭示出來。可以從三個方面挖掘：第一，故事結構方面。《大刀記》三卷實際上講了一個英雄的成長，這是典型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方法。這個故事其實是由幾個核心的故事組成的，如血染龍潭，大戰黃家鎮，血戰水泊洼等等，就像《水滸傳》一樣，所以說從《大刀記》敘事層面看，用的不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方法，而是一個古典傳統的方法，是一種“斗智斗勇”，這是傳統小說特別吸引人的地方，也是《大刀記》我們讀起來最津津有味的地方。這部小說將西方小說中成長式的斗爭和舊小說的斗智斗勇結合在一起，產生了奇特的魅力。我們看一下《青春之歌》《創業史》《暴風驟雨》這些小說，基本上用的是“斗爭”來講，但是卻沒有“斗智斗勇”，因此就很難達到家喻戶曉的程度，他們的故事中缺少傳統故事的內核。第二，《大刀記》有一種來自于民間的鄉土的文化，用郭澄清先生自己的話說叫“莊戶味”，比如小說中嘲笑那些丑態百出的壞人，這些完全是一種農村文化，和五四文化史迥然不同的。《大刀記》可以說比較系統的展示了這種鄉村文化。第三，《大刀記》里面寫到了武術，在武術的背后實際上有一套關于家族的觀念和系統。《大刀記》比較完整的投影出一個江湖世界，這一點也是非常值得我們來揭示的。從這三個方面講，《大刀記》稱得上是一部真正的中國故事，有中國的作風，中國的元素，所以它受到了那么多人的喜愛，它的根基在這個地方。

張麗軍（山東師范大學傳媒學院院長）：今天我們為什么要談郭澄清，他的意義和價值到底在哪里，這是一個必須要追問的問題。現在我們對郭澄清的理解仍然有很多局限，其價值還有很多被忽略的方面。其價值的第一個方面，是郭澄清對中國短篇小說的獨特呈現。可以說，郭澄清直接繼承了延安文學描繪社會主義新人的傳統，同時又有了不一樣的東西，他小說中呈現的生活充滿了真實又嚴謹的細節，甚至比柳青、趙樹理寫得還要細致，真正地將生活的那種豐富性、細節性呈現出來。《黑掌柜》里面的那個掌柜，鹽抓一把就知道幾斤幾兩，布一扯就知道幾米幾尺，他知道哪個社員挎著籃子來買什么菜，能夠記住全體社員的需求，這種對生活的描寫我認為是中國當代其他作家所達不到的。第二個價值，是郭澄清小說語言的豐富性和生動性。他的語言是口語化的，來自于民間的，這一點和趙樹理很相似，但是相比之下可以發現兩者也有不同，那就是郭澄清的語言更接地氣，更有“莊戶味”，是更加純粹的農民的語言，是真正的農民才會有的一種表達方式，這是當時很多作家做不到的，但是郭澄清先生做到了。第三個價值，是他承繼了延安文學對社會主義新人的描寫，集中力量表現社會主義新人一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心。《黑掌柜》里面的站長，他對公社事無巨細的事情都心知肚明，把村里五年的生產計劃、生產產量，農民需求都記在了心里，作者把這個人物寫得如此生動，又如此真實，絲毫不讓人覺得虛假，這背后呈現的是作者本人的真誠，是作者為人民創作、為人民抒懷的崇高思想境界，而我認為這恰恰是最重要的東西，也是被當代作家所忽視的，被郭澄清先生很生動地表現了出來。

當然我們也應當承認，郭澄清的作品有它的局限，他的創作不可避免地帶有那個時代的局限，要經受來自于時代與他人的種種壓力。但是換一個角度想，哪個作家沒有局限，甚至可以說，任何作家，任何人都會有局限。郭澄清先生的可貴之處在于，即使在壓力下，他依然沒有忘記對藝術的思考與追求，在諸多身不由己中仍舊能夠盡自己最大努力去呵護、去呈現一種帶著藝術品質的書寫，這恰恰是郭澄清這一代作家帶給我們今天作家特別有價值的地方，值得我們好好地思考與繼承。

陳夫龍（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先從我的研究方向談起，我的研究領域是現代中國文學與俠文化。一般研究俠文化，主要研究武俠小說中的俠文化，我主要研究現代以來的新文學作家及其純文學作品與俠文化的關系，或者說探討非武俠文學中的俠文化及俠文化精神。我們知道武俠小說和武俠文化到新中國成立后，由于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等多方面原因，總是處于被壓抑狀態，但卻以變體的方式委曲求全于一些革命歷史小說當中。

郭澄清先生的《大刀記》就是這些革命歷史小說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它誕生于那樣一個特殊年代，烙上了不可避免的時代印記。我與郭洪志先生交流時，認為《大刀記》第一部寫得非常精彩，第二部不是郭澄清先生不想寫得精彩，而是外在原因及壓力，使他不得不選擇那樣一種書寫方式。《大刀記》第二部的思想教育作用符合當時主旋律和意識形態，但它的藝術性卻被遮蔽了不少。從俠文化的角度來看，若將莫言與郭澄清相比，如果說莫言的《紅高粱家族》充滿了從高粱地里生發出來的火辣辣的野性草莽氣的話，那么，我們從郭澄清的《大刀記》里會感受到撲面而來的從莊稼地里超拔出來的熱辣辣的俠義正氣。它充盈著傳統文化底蘊，體現了現代文學精神，表達了對當代社會生態、社會發展和人性的人文憂思。這是我對《大刀記》的整體閱讀感受。

《大刀記》是我下一步繼續關注和研究的對象，它為我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點。因為《大刀記》，因為宗剛老師編的《郭澄清研究資料》，我知道了郭洪志先生及其夫人梁臨平女士。郭洪志先生的職業或志業是醫生，但卻因父親郭澄清先生，而對文學領域、文學研究、當下文壇有了很多關注，且傾注滿腔熱情，取得了一定成績。這樣他們父子之間雖然職業不同，但精神上卻存在一定的契合點。我認為，不管是醫身還是醫心，都是為了一個共同目的，那就是人怎樣活得更好，怎樣活得有人情味，怎樣活得自由自在。醫者仁心，懸壺濟世；俠者正義，扶危濟困。這大概就是他們父子之間精神上的息息相通。

張永峰（德州學院文學院教授）：在《大刀記》的接受史上，它從最初的膾炙人口到新世紀再度受到青睞，中間沉寂了三十年，這三十年幾乎是研究的空白。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不言而喻，是新的文學觀念使然，是新時期逐步占有支配地位、日漸僵化的純文學觀念使然。因此，要恰當地評價郭澄清的歷史地位，首先要反思狹隘的純文學觀念，要突破純文學觀念的遮蔽，完整地認識和理解郭澄清的創作，而不是從既定的“去政治”的純文學觀念出發，剔除郭澄清文學中的歷史規定性和主導方面，從剩余物或下腳料里尋求價值。與此密切相關，要恰當地評價郭澄清的歷史地位，就要深刻認識郭澄清文學與其時代之間的真實關系，或者說要深刻認識郭澄清文學與當時社會主義難題性之間的關系。

當時社會主義的難題性包括兩個方面：一、在中國這種歷經帝國主義侵略掠奪、當時遠未完成現代化的落后國家建設社會主義所面臨的難題；二、人們對這種難題的自覺程度。就前者來說，新中國成立后無論是在“冷戰”格局之內的國家安全還是實現國家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都需要強化國家機器，而不是像社會主義所預期的那樣逐步消滅國家機器，都會帶來官僚制、科層制與社會主義目標之間的矛盾。就后者來說，這種矛盾（難題）當時并未成為人們普遍的自覺意識。而《大刀記》在社會主義建設經歷挫折的“文革”末期重新敘述和詮釋中國革命史，是對當時社會主義難題性的一種自覺回應，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小說中，梁永生與大刀隊成員及人民群眾三者之間親人般的關系代表著郭澄清對“新中國主體內部關系”的思索，小說對這種關系的描寫是對官僚制和科層制的超越。十七年時期郭澄清創作的現實題材中短篇小說也有類似情況。《黑掌柜》中主人公作為供銷社的“掌柜”具有兩個鮮明的特點：一、業務非常熟練；二、突破商家與顧客的關系，和顧客是親人和朋友。前者意味著現代科層分工所要求的業務素質，后者則是對科層分工的改造和超越。《社迷》和《社迷傳》則是從社員自覺超出科層與崗位分工的角度，表現社會主義工作倫理對官僚制、科層制的超越，表達對“新中國主體內部關系”的思考。

尚啟元（《人民作家郭澄清》紀錄片導演，青年作家、編劇）：郭澄清先生的文學作品中，更多地把筆墨放在了魯北農村這片廣袤的土地上，尤其是自己的家鄉寧津。例如《黑掌柜》《公社書記》《社迷續傳》《籬笆兩邊》等作品。這些短篇小說塑造了幾十個栩栩如生的社會主義新人形象，這些人物都扎根在歷史和現實的沃土之中，并成了那個時代的標志。

郭澄清先生最具影響力的代表作，還是長篇小說《大刀記》。《大刀記》全卷氣勢磅礴，波瀾壯闊，故事發生在魯北平原廣闊的背景上，濃墨重彩地描繪出中國人反抗外敵侵略、爭取自身解放的感人畫卷。作者在寫戰爭的同時，將那個時代的日常生活也穿插進來，使得整部作品張弛相宜，錯落有致。用百萬字的長篇巨著，敘說幾十年的生活故事，頭緒紛繁，人物眾多，情節復雜，作家按照怎樣的秩序去安排？這不僅體現著作家體察生活的視野與深度，也考驗著作家的審美敏感與組織能力，讓人感覺到《大刀記》的字里行間跳躍著民間的生命活力。

《人民作家郭澄清》是我擔任導演拍攝的一部紀錄片，紀錄片劇組分別在濟南、德州等多地取景，專程去了郭澄清先生的家鄉郭皋村，陸續采訪了30余位專家學者及有關人士，前后歷時三個月時間拍攝制作完成。這部紀錄片聚焦中國文壇名家郭澄清先生的身影，從積極的角度去解讀郭澄清先生在中國文壇上取得的突出貢獻，揭示中國文壇的宏觀走向和個性榜樣，從而梳理出以郭澄清為代表的中國現當代文人間的故事，旨在溯源問脈，固本圖新。坦白說，今天紀念郭澄清先生的文字很多，大家的交流也很多，但是迄今可能還沒有專門的影像將這么多文字、這么多交流、這么多影像記錄下來，這是非常可惜的。從這個角度講，這部紀錄片可以說是彌補了這一空白。近期，《人民作家郭澄清》也在中央廣播電視臺媒體平臺、齊魯網、山東廣播電視臺媒體平臺、德州電視臺、寧津電視臺、騰訊網等電視、網絡媒體先后播放，引起了強烈了反響。所以，作為導演，將這件事做下來后我感覺的確是非常有意義，也有價值。山東是文學大省，有那么多知名的作家、學者，他們的言語、身影、事跡，其實都可以用這種紀錄片的形式呈現出來、保留下來，這些都將是今后非常寶貴的資料。從這一點來說，《人民作家郭澄清》只是一個開始，它的拍攝和成功展示給我帶來了很多啟發，值得我繼續堅持下去，繼續探索下去。

叢新強（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郭澄清先生特別了解農民、農村和農業，以《鐵蛋哥》為例，其中，怎么耕地、扶犁、施肥、種莊稼，都是細節操作！可以與趙樹理相比擬，真正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寫農民的時候，也有梁斌《紅旗譜》的“成長小說”的寫法。在其大量的短篇小說創作中，除了政治性話語之外，作家還意識到生產力的問題，生產力的提高必須要有技術的革新來支撐，因為主觀積極性不等于客觀效率。在作家筆下，政治和經濟兩不誤，意識形態和科學生產相結合。《萬靈丹》中，秋香進行科學實驗，人工授粉實現大豐收；《麥苗返青》中，“破案”工作反映出勞動積極性，進而考慮如何提高勞動效率；《紅旗飄飄》中的生產競賽；《借兵》中的農田水利建設；《麥梢黃了》中的爺爺研制小麥脫粒機；《女將》的“風力水車”以及“大鬧技術革命”等等。幾乎每一次革新，都會伴隨反對意見，作家也擅長通過一些善意的小誤區來設置一個懸念。最終的結局一般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正是有了這樣的“理性精神”和“經濟意識”，才有了《黑掌柜》這樣的優秀之作。其中就充滿了分析和思辨，關于王秋分的意見截然相反，誰是誰非一時難辨。于是深入調查研究，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就突破了當時代政治標準的限制，“黑掌柜”的確是名副其實的掌柜，一方面合理調劑生產資料，另一方面用心準備生活資料。事無巨細，一切以群眾為中心。不僅具備掌柜水平，更具有掌柜精神。郭澄清的小說中，恰恰如此有意識地存在著那種“科學性”“經濟性”“實踐性”，才有效地制衡了時代的政治性和意識形態話語的規定性，才顯示出超越時代的意義。

趙月斌（山東省作協一級作家）：一部作品被稱為經典的原因是什么？比如《三國演義》《水滸傳》等作品，留給我們印象最深刻的是作品中的人物塑造、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那些生動的情節元素，有了這些，我們說它是真正好的作品。郭澄清先生的創作也是如此，當今天我們重新來閱讀《大刀記》，閱讀郭澄清先生的中短篇小說，其實更吸引我們的也是這些人物形象，這些情節元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時，郭澄清先生是一位有著非常鮮明的文本意識的作家，他非常講究怎么去講這個故事，作者基本上就是一個說書人的狀態，他更像是一個講述者而非一個書寫者，這種講述的姿態非常明顯，他用的每一個字，每一個詞，都能夠讓你用耳朵去聽。作為一個說書人，他要考慮怎么去吸引讀者，怎么去呈現人物和故事，讓人能夠聽明白，讓人能夠印象深刻，所以郭澄清先生是一個很好的說書人，他用最直白的語言講出了吸引人的故事，這些語言幾乎不帶有那個時代的痕跡，在土氣里面實際還帶著一種雅氣，并且短句非常多，四字詞語特別多，這樣的句子讀起來特別的動聽，所以我覺得這部書的確是特別值得去聽的一部書。

顧廣梅（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郭澄清及其文學創作為何可以成為“郭澄清現象”，包括魏老師發言時所說的“《大刀記》現象”，我與慶蕾主編私下聊的時候，我們碰撞出這樣一個觀點：郭澄清的創作中有一種遺憾，也留下了文學史書寫的遺憾。文學史有粗暴簡單的一面，為了歸納方便或是為了某種文學史理念或者按照觀念層面進行統一編排，有些作家作品可能就會掉入文學史的罅縫中。郭澄清和他的《大刀記》恐怕就面臨著這種較尷尬的現象。我覺得恰恰是有郭澄清老師這樣了不起的作家存在，讓我們看到我們有可能沖破文學史的這種狹制，沖破鐵板一塊的敘述，汲取那些可以去重新書寫的文學力量。

我們可繼承的郭澄清的文學遺產有哪些？首先，他給我們的重要啟示就是今天的作家和研究者如何去寫生活，觀察生活，了解生活。郭澄清緊緊抓住“窮人”這個關鍵詞，他寫的“窮人”的情感、情感倫理，窮人與窮人之間的互愛互助互幫。在《大刀記》的第一部里，全書第388頁只出現了一個政治詞語“階級屬性”，這可能是后來加上的。實際上我覺得小說的全部敘述都基于生活本然，換言之，是來自生活本然的一種敘述，他對于窮人的理解不一定是先有了階級論之后才去理解窮人的，而恰恰相反是來自自己從生活里面、從本然里面得到的理解，這就是一個作家可以從生活中得到的高于生活的那一點。至于人物命運的走向以及人物精神力量的來源，后來都被強加上了某些政治符號，這導致郭澄清的痛苦。在第一部里，他沒有將生硬艱澀的政治理念或者觀念去硬貼在人物身上，他的理念非常樸素，比如在作品至少出現過五次以上“窮人不怕死，但死要死的值得”，如此樸素的一句話成了主人公梁永生樸素的精神性追求。這個窮人識字不多，所以他說不出那種高大上的政治性話語。作家是貼著人物在寫。

還有一點，我覺得這部作品能留得住，而且能被我們反復言說，是因為它還是貼著生活寫的，寫出了窮人的倫理情感，所以是一部“有情”的小說，郭澄清是一位有情有義的作家。有時讀文學作品，可能一點都不動情，讀下來就像是跟著作家那種高妙的理念或者解剖藝術的手法在走。《大刀記》最打動我的就是它飽滿真摯的倫理情感，被來自生活本然中最樸素的人與人之間互幫互助的情感迷住。他寫得確實很迷人很自然。我覺得這是值得今天的作家去學習和繼承的。

另外，郭澄清在近代傳統里面去尋找寫作的營養，同時他又在現代小說領域里面去拓展寫作的邊界。雖然《大刀記》沒有章回體小說的“皮”，但我覺得有章回體小說的“魂”，比如它有大量的巧合和意外，運用偶然律來結構創作，這是中國古典敘事傳統的瑰麗財富。再有他運用“意象法”來建構全篇，對“大刀”意象掌控自如，既不過分在“刀”上面追求傳奇性，同時也不去渲染暴力血腥。我們看不到主人公動刀的暴力血腥，看到的只是正義。這就是郭澄清了不起的地方，“刀”在他的手中運用得十分巧妙。

劉新鎖（濟南大學文學院教授）：眾所周知，郭澄清先生最著名的作品是長篇巨著《大刀記》，體量宏大、氣魄雄偉，具有明顯的史詩性氣質。但更讓我著迷的還是他的短篇小說。這些作品有一種讓人拿起來就放不下的魅力。在我看來，郭澄清的短篇小說有這樣兩個特質。

首先，是在“人民倫理的一體化整合與全面覆蓋”的時代，他的短篇小說呈現出了別樣的風致與面貌，顯示出郭澄清在剛硬的政治規范及其對文學的強大約束力下，進行多元探索的勇氣與能力。比如《黑掌柜》作，盡管小說突出的是黑掌柜王秋分大公無私、全心全意為集體著想等優秀品質，這應該屬于符合歷史與時代整體要求的“同聲合唱”，但小說更有藝術魅力的是對黑掌柜作為一名分銷店負責人，他一身過硬本領的形象描述。比如他對每一個顧客家庭狀況和貨物需求情況的爛熟于心、他與人見過一面便把對方的姓名、相貌、身份等牢記在心的本領、他只靠眼睛和手感便能準確稱量貨物……總之，黑掌柜是行業內真正的行家里手，他對自己從事工作的熟稔甚至是敬重屬于職業倫理的范疇，而小說對黑掌柜恪守職業倫理的敘述與他對集體、對人民的無私之愛形成了有機統一。此外《馬家店》《茶坊嫂》等小說塑造的類似人物，以及《籬墻兩邊》對美好愛情暗度陳倉式的寫作，都呈現出了1960年代文學敘事倫理的多重面貌與多樣可能性。

其次，是郭澄清短篇小說中那些生動形象、活靈活現、如同從土地中生長出來的如“孟琢磨”“方方老漢”（《憋拉氣》）“社迷”等各類鄉村人物形象，那些具有濃郁生活氣息和地域特色的風俗習慣、風土人情、方言土語、具有強烈喜劇色彩的事件與場景，共同構成了蔡翔所說的“地方性知識”，這些對1960年代剛性的文化和文學語境既是一種沖擊，同時也發揮了緩沖、調適的文化功能，在今天依然能夠讓讀者產生親切、向往的感受和新鮮、美好的精神體驗。當然，這與1961年前后政治與文學政策的主動調整有關，但更重要的還是源自郭澄清先生對魯北鄉村生活的熟悉，以及對鄉村、對農民無比強烈深厚的摯愛。

當然，郭澄清先生短篇小說的成就還有很多方面，因為時間關系我不再啰嗦，謝謝大家。

翟文鋮（曲阜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郭澄清先生的短篇小說，帶有時代文化的深刻烙印。《黑掌柜》《蹩拉氣》《男婚女嫁》《高七》等倡導的是公而忘私的集體主義精神；《孟琢磨》《萬靈丹》表明了對科學種田的欣賞；《八小將》傳達社會主義實現農業機械化的愿景；《社迷》《續社迷傳》等表達的打破私有制生產集體化的向往；《嘟嘟奶奶》反映人人爭當勞動模范的干勁；《虎哥》《借兵》是那個時代人戰天斗地干勁和人定勝天的豪情；《公社書記》傳達了以農為本、以糧為綱的價值觀，《鐵蛋哥》《春兒》扎根農村的理想；另外一些歷史題材的小說，如《老人》《三訪某大娘》《小哥倆》弘揚的革命英雄主義，歌頌了軍民的魚水情。可以說，在郭澄清的短篇小說中，那個時代的精神風貌，從各個角度輻射了出來。當然，這些都是那個時代的精神共相，同時代的其他作家也都在通過各自的作品頌揚和倡導這樣的道德品質。不同尋常的是，郭澄清先生的作品在傳達了如此之多的時代理念的時候，卻沒有淪為時代傳聲筒，那奧秘恐怕就潛藏于卓越的藝術創造性。

郭澄清先生的小說通過揭示人物的時代精神、勘察被拓展了的社會角色責任邊界、挖掘勞動者的生產智慧的等方式，獨自構建了一個時代先進人物畫廊；他善于運用傳統的白描手法，通過簡筆勾勒帶有時代精神光芒的獨特行為，描摹充滿動態與個性的語言，刻畫出了這些人物鮮活的性格；他善于運用第一人稱人物視角，不僅以“景有人見”的方法寫出情節，而且還寫出視角人物的感覺、體驗與情感，從而賦予作品某種隱形的抒情色彩；在情節結構方面，他既擅長戲劇性敘事，又能創造性地運用散文化章法，或聚焦于特定的場景，或截取幾個橫斷面，或以松散的物理時間聯結幾個典型事件，或以專題的形式萃取一些生活片段。正是憑借著高超的敘事技巧，郭澄清的短篇小說才能掙脫時代的局限，至今閃耀著藝術光輝。

孫濤（文學博士，《百家評論》編輯）：剛才各位老師講了很多，我一直在做記錄，感到真的是獲益匪淺，每位老師從不同的角度去闡發解讀作品，非常嚴謹、細致，因為我本人現在也是工作多年后重新回到學校讀博士，當年也是在山師文學院讀的本科，對山師感情很深，覺得這次會議讓我有一種回到大學的感覺，能夠再一次感受到了山師的那種學風，確實是不虛此行。

坦白說，之前在閱讀很多建國初期的革命歷史小說時，我經常會感覺到隔膜，因為未曾經歷過，未曾切身感受過那個時代的氛圍，因而好像有很多東西看不清晰，所以也一直沒有產生太大的閱讀興趣。但是這次閱讀《大刀記》卻令我改變了以往的認知，它的故事性及人與人之間的強大人倫感情性，使我不知不覺讀了下去，似乎進入了一個新的世界，感受到了深刻的心靈震顫。當我走出文本，走在陽光明亮的繁華大街，更時刻感到時代的巨變和物是人非。中華民族文化的人倫價值觀和為人之道，在《大刀記》敘事中時時閃現，令人印象深刻。感念郭澄清老師，他幾乎是用全部的生命熱情來進行創作，在那樣簡陋的小屋中，用那樣簡單的工具寫稿，改稿，最終留給了我們寶貴的文化財富，這種精神真的令人敬佩，崇仰。所以，郭澄清先生及其創作既是帶我走進了那段特殊的歷史年代，同時也讓我深刻體會到一位優秀作家對文學的虔誠之心，郭澄清先生就像一盞明燈，為后來人的文學道路指明了方向。

李宗剛（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認真聽取了各位專家們的發言，感覺這次研討會非常成功，作為最后一位發言人，我想做一些總結性的工作，對此次研討會的學術成果進行一個粗淺的綜述。我認為，本次學術會議的學術成果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本次研討會不僅圓滿地完成了預定的學術任務，而且展現出郭澄清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疆域，開始向中國古典文學和傳統文化挺進，甚至開始萌生出西方文化和文學的鮮嫩幼芽，顯示了打上深深的傳統文化和文學烙印的郭澄清，在其內在的文學精神世界融匯著鮮明的現代性特征。針對郭澄清作品的生命力來自哪里這個問題，魏建認為來自其深厚的文化底蘊，這是其自覺地向本土文化尋求創作之“根”的結果。郭澄清長期以來堅守道義立場，秉承一貫的“民本”思想。與魏建學術闡釋路徑呈現出異曲同工之妙的，還有一批“70后”學者的學術闡釋。

從某種意義上說，郭澄清與中國古典文學的關系遠比與中國現代文學的關系更為密切。在這方面值得關注的是張均的闡釋，他將《大刀記》的結構與《水滸傳》等傳統小說的結構進行比較，顯示了郭澄清研究已經開始向中國古典文學延伸。劉洪強通過對《大刀記》所隱含的古典小說因子的簡述，則代表了一種新的研究路徑，那就是專門從事古典文學研究的學者也開始走出既有的學術研究領地，帶著豐厚的古典文學素養，探討中國當代小說與古典小說之間的復雜關系。顯然，這種探討豐富了郭澄清與中國傳統文學之間的關系。

當然，我們不能簡單地拿郭澄清的《大刀記》與中國古典小說比附，而是要注意厘清郭澄清所接受的紅色文化、西方文化等諸多因素如何改變了郭澄清所接受的古典文學的影響。

二是本次研討會注重從民間文化、政治文化等多維度來解讀郭澄清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的關系。許多與會學者從民間來探討郭澄清文學世界的價值和意義，其中以王寰鵬、陳夫龍、叢新強、張麗軍等具有代表性。王寰鵬的研究注重從民間、底層等維度提升到民族的災難和抗爭的高度加以闡釋。陳夫龍從俠文化的視閾重新解讀《大刀記》這部戰爭小說，由此為我們提供了更為豐富的民間文化的資源。

郭澄清與政治的關系非常密切，但其闡釋不再像過去的政治闡釋那樣空泛與乏力，而是從具體的政治語境出發，重新還原郭澄清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的關系。這方面除了張學軍、楊守森、李掖平等學者在既有的研究基礎上又有新的闡釋之外，還涌現出了一批青年學者。如張元珂對郭澄清文學創作的政治解讀，他把郭澄清的文學創作納入業余作者這一特殊政治語境中，擺脫了既有的政治闡釋窠臼，顯示出政治闡釋的新維度、新空間。

三是本次研討會對郭澄清的文本解讀有了新的拓展，深化了既有的郭澄清研究，促使郭澄清文學研究繼續向前推進和發展。文學世界是一個永遠無法窮盡的世界，任何學者對郭澄清的文學世界的闡釋都屬于獨特的“這一個”，代表性的學者有崔慶蕾、翟文誠、劉新鎖、王志華、趙佃強、張永峰等。崔慶蕾對郭澄清的短篇小說和《大刀記》的闡釋，呈現出兩個顯著的特色：一個是新的理論視閾，這使他對郭澄清的小說拓展出了新的文化意蘊；二是新的生產現場，這使他對郭澄清的文學作品的經典化有著切身的感受和把握。

四是本次研討會對郭澄清的文學史價值和意義進行探討，探索其進入文學史的可能性及其路徑。在這方面作出探討并具有新意的是房福賢、張均、顧廣梅、孫桂榮等學者。付如初則從責任編輯的角度呈現了人民出版社的文學代際堅守，凸顯文學維度和時代維度之于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出版標準，這為文學史書寫回到歷史現場提供了可能性。

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文學，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學術。房福賢結合其20年前的抗日戰爭小說研究進行了深入的自我反思與拓展，從自我的文學研究出發，探討了郭澄清為什么會被文學史疏遠的歷史緣由，認為郭澄清的文學世界盡管不會隨著時代的更替而更替，但關于其文學世界的研究卻會隨著時代的更替而更替。顧廣梅從既有的研究成果出發，重新審視郭澄清的文學遺產，作出了獨到的闡釋。

另外，還需提及的有堯山壁、張峻、王新民、張逢春、李子、申身、韓穎琦、金星、王志華、趙峰、趙牧等諸位老師，盡管他們中有些因事未能來參加此次會議，但是都在百忙中撰寫并提交了相關的論文，共同收錄在《”郭澄清與中國現當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這里一并表示感謝。

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郭澄清作品的文學價值和意義還未能得到學術界的客觀公正評價，經過一代代學者十幾年的努力，郭澄清的文學世界開始得到人們的關注，郭澄清研究已經回歸學術研究本體。諸多學者在對郭澄清文學成就進行闡釋后，并沒有漠視其時代所帶來的歷史局限性，這恰是本次研討會秉承實事求是的批評標準的具體體現。

（本文刊載于《百家評論》2020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