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來到90后身邊

062111班畢業5年后，我接受系部的統一安排，于2016年9月接手1516045班（該班大一時，在肇慶校區），再一次擔任班主任，從062111班到1516045班，中間相差了9年。1516045班有點特別，大一時，系部沒有分專業，中文、文秘、傳媒三個方向的學生，混在一起，到大二才按照大一的績點排名，確定專業。實際的情況是，績點排名靠前三分之一的學生，都選擇了熱門的傳媒方向；中間三分之一的學生，選擇了不愁分配的文秘方向；剩下的三分之一，自然到了高冷的中文方向。這種排法的一個意外結果，是傳媒方向的兩個班，沒有一個男生，而中文方向，卻囊括了80%的男生（盡管如此，男女生比例在中文班還不到1∶3）。如果績點在某種程度，能代表學生的學習能力，毫無疑問，男生在中小學階段，無法與女生抗衡的局面，哪怕到了大學，都沒有獲得根本改變。

班上一共有37名學生，29名女生，8名男生。如果說，在接手062111班時，我對班上的男女比例還有意外，到我接手1516045班時，我內心唯有奇怪的感激，一個純粹的中文班，擁有8名男生，已經是讓人欣喜的結果。無論如何，我不希望一個班級，全部是同一性別，單一性別集合的班級，讓人產生陌生的失衡感，仿佛與人相處的半徑縮小了一半。班上生源依舊以廣東為主，除了嚴閩軒來自福建、何海珊來自廣西、茍亞東來自貴州、李萌來自山東、秦思思來自湖南，其他32名學生全部來自廣東各地：其中茂名6名，潮汕地區5名，珠三角一帶6名（廣州、深圳、佛山、東莞各一名，中山2名），其他則來自諸如信宜、韶關、羅定、河源、湛江、陽江、翁源、化州、云浮、臺山、梅州等廣東稍微偏遠一點的非珠三角地區。

對1516045班的孩子，我有一種與062111班完全不同的感覺。

如果說，062111班給我帶來的觸動，更多來自空間的阻隔，通過他們的語言、性格、愛好、價值觀念和文化烙印，“廣東學生”作為一個整體概念，開始植入我的內心，他們讓我意識到，在我根深蒂固的湖湘文化視野以外，燦爛而豐富的嶺南文化，其實也一直在滋養一群人，一群完全不同于湖南人性格的廣東人。

而面對1516045班，給我帶來最直接的觸動，則來自時間的隔膜，我不得不感嘆，我完整見證長大成人的第一個群體，竟然已經這么大了，竟然已經上大學了。我想到這群孩子，他們的年齡和我大學同學的孩子相仿，和我的兩個外甥相仿，一種真實的“代”的感覺油然升起。盡管他們和062111班僅僅相隔9年，但這9年的歲月，足以在我的視野中，淘洗出另一個完全不同的群體。

在中國的教育體系中，“班主任”類似一種教導者的角色。面對062111班時，我很自然地履行著教導者的職責，當輔導員告訴我，吳志勇有一段時間經常逃課，經常躲在宿舍不進課堂時，我曾理直氣壯地去宿舍找他，在樓下的過道，從人生的意義、念大學的價值、父母的期待談起，說服他無論如何要按時出勤，至少要拿到畢業文憑，他聽了我作為一個班主任類似諄諄教導的話，竟然改變了學習態度，不再逃課，也不再對學習聽之任之，不但順利拿到學位證書，而且在大三那年，履行一個班長的職責，管理班上的很多瑣事。

但今天，當我面對1516045班一張張看不出任何表情的臉，我突然感到班主任身份以往配備的諸多常規手段，統統失效，我滿腔慣有的熱情頓時冰封，他們只需一個低頭看手機的動作，就足以消解班主任角色給我帶來的“權威”，凜凜的漠然中，讓我意識到一種真實的尷尬。我感到此前持有的、負載在班主任身上的話語系統，已難以進入他們的頻道，更讓我忐忑的是，我不知道自己所持有的價值觀念，在度量這個群體時，是否依然有效。

仔細想來，為何在面對1516045班時，我會有如此明確的困惑，和我家族里面真實的經驗有關。我大姐的兒子江江，出生于1994年，已從浙江一所二本院校畢業。我二姐的兒子佳佳，出生于1995年，正就讀于湖南一所理工大學。在養育江江、佳佳的過程中，家人面臨了很多全新的挑戰，父母和子女之間，有著難以調和的矛盾，兩個陣營，仿佛兩個絕緣、互不理解的黑洞，一種真實的代際，在信息時代的喧囂中，因為各自經驗的異質性，相互感受到一種失控的無力。我想起20世紀80年代的初中生，父母最擔心的事情是早戀，仿佛只要避開了早戀的沼澤，父母就可以高枕無憂，孩子的前程則一片光明。而今天，到我們為人父母，面對孩子的成長，最讓人惱火的事情，已經變成了如何面對他們對網絡的沉迷。

初中階段，江江和佳佳總是偷偷跑去外面上網，姐姐、姐夫束手無策，最后蹲守在湖南汨羅大眾南路一家叫智慧橋的網吧，將早已沉迷游戲的孩子“捉拿歸案”，并給予最嚴厲的懲罰。但懲罰的后果，并未讓他們遠離網絡，青春期的叛逆，面對大人的反對，激起了更強烈的反彈。尤其是佳佳，哪怕到高三，依然沉迷游戲、網絡小說，致使親子關系陷入了難以調節的困境，盡管高考成績尚可，但到大學后，依然沉迷虛擬的網絡世界。二姐百思不得其解，小時候的佳佳，熱愛閱讀、喜歡思考，成績也一直很好，如果不是沉迷網絡，我們全家都相信，他會有更好的出路。在我們眼中，無形的網絡，像一個奇怪的惡魔，會讓小時候聰明親近的孩子，變得眼神冷漠，拒絕交流。

現在，一群與江江、佳佳完全同齡的孩子，來到我的身邊。我突然意識到，隨著信息時代的坐實，“代際”這個詞，已變成一種堅硬的存在，對我的教學生涯而言，面對更為年輕的群體，將是專業以外的新調整、新挑戰，而我再次擔任的班主任角色，也將從以往的教導者變成一個旁觀者，孩子們青春成長的劇目，早已更換了布景，我在見證過他們中學時期的情景后，終于因為班主任的便利，得以擁有機會看見他們的大學生活。我還觀察到，我眼前這幫90后的年輕人，并沒意識到，他們成長所帶來的挑戰，讓他們的父輩，早已置身毫無依傍的茫然。

第一次，我對“代溝”二字謹慎起來，我明顯感到，“代溝”的中性、溫和，掩飾了我和他們之間更為深刻的差異，橫亙在我面前的，顯然不是“溝”，而是“淵”，是“海”。身邊眼花繚亂的世界，快速得讓人回不過神，轉型期現實的豐富、跌宕，他們同樣是承擔者和見證人。虛擬化的網絡，不過以技術的名義，掩蓋了兩代人對社會完全不同的感知，光是一個微信，就足以將更多群體，推向邊緣。

對我而言，一個更為個人化的視角是，作為公有制尚未解體時代成長起來的施教者，面對一群市場化徹底鋪開后長大的受教者，這中間的錯位，將以班主任的角色，折射一個交織的窗口。在送走062111班后，我接手了更多學生，目睹不少個體的暗處掙扎，內心沉淀的直覺日益清晰，年輕的生命，正以越來越快的速度，被現實甩出，一個群體處境的塌陷，正越來越顯示出堅硬的確定性。我內心潛藏的集體主義視角，以及負載在教師職業上的本能牽念，總讓我不自覺地越過課堂的邊界，將目光投向更多原子化的學生，我一直想通過具體的教學過程，廓清無數年輕人在遭遇教育產業化后，到底呈現了怎樣的命運？他們的出路和背后的家庭、教育的質量、整體的經濟形勢，到底有著怎樣細密的關系？一群在我大學時代，被視為“天之驕子”的精英群體，如何在不知不覺中步入一種結構性、整體性的困境，并被學術界冠以“屌絲”和“蟻族”的命名？我面前的1516045班，是否能以更為清晰的特寫鏡頭，讓我看清更為細致的肌理？

根據美國學者羅伯特·帕特南在《我們的孩子》中的描述，我的大學時代，類似于美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提供的教育背景，我的成長，得益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尚未崩塌的公有制教育，城鄉之間教育資源的差異，遠未達到當下觸目驚心的地步，普通家庭所承受的壓力，要比今天小得多，但教育投資的回報，卻要更為可靠和確定。在考察062111班畢業多年的境況后，我依然為教育對年輕人前途的積極作用感到欣慰，盡管讀大學對整個家庭而言，更像經過艱難權衡后的投資選擇，經濟成本與時間成本比我求學時代高得多，盡管兩極分化的趨勢已經顯現，但我還是為班上大部分孩子通過上大學，能夠換來一份衣食無憂的生活，感到踏實的慶幸。

但通過近十年公共課、專業課與孩子們的接觸和觀察，我感覺趨勢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就算在經濟發達的廣東地區，就算我所面對的學生，大部分來自廣東省，比之062111班、1516045班的孩子，已有更多的個體，陷入了真實的迷惑和困頓，畢業季來臨，越來越多的學生敲響我辦公室的門，企圖從班主任的口中，下載一個關于未來的堅定答案；越來越多的學生詢問考研的細節、考公務員與創業的勝算，他們在窮盡各種可能后，往往回到一個問題：如果這樣，念大學，到底有什么意義？我不知道，這種無法窮盡所有個體感知的清晰印象，是來自個別的偶然傾訴，還是包蘊了一個群體的確定趨勢？

比之我大學畢業的1995年，到我接手1516045班的2015年，整整跨越了20年時空。20年的滯后，因為班主任的身份，我終于獲得機會，走近一個群體。面對他們時，無論我內心有著怎樣的慌亂與不踏實，90后這個群體，還是真實地來到我身邊，并成為我工作的依托和載體。70后和90后的相遇，是我第二次班主任工作的主題，懂得這一代孩子，已成為擺在眼前的挑戰。

而如何讓他們感知，一個時代的轉型，就在身邊悄然完成，是我作為一個見證者，內心最大的隱秘。

兩份名單與網絡原住民

在我心中，1516045班有兩份名單。一份是學校教務處提供的，為了便于管理，有一個順序，學號從151604102李萌開始，經過李金蔓、葉嘉怡、秦思思、唐睿、嚴閩軒、雷紅霞等30多人，到151604647劉早亮結束，跨越從山東菏澤到廣東江門的距離。

他們的名字，閃爍著碎片化時代的特色，看不到任何宏大敘事的蹤跡，也和國家、民族、建功立業等印象，扯不上關系，顯示了父輩在個性化時代，對孩子最平實的命名，但因為大都來自廣東地區，明顯的地方趣味——溫婉、甜膩、港臺腔的字眼，成為家長取名的首選。這種審美趣味，也許來自粵語的音調直覺，至少當我用普通話發聲時，總是難以從聲調上輕易辨識其差異。自然，每次拿到名單，從字眼入手，也總是難以從意義層面做更多聯想，這些漢字——“嘉”“睿”“怡”“珊”“軒”

“娜”“琪”“惠”“璐”“培”“妍”“倩”“瑜”

“炯”，像一盤散亂的花瓣，單獨看，都有顏色和味道，但混在一起，真的很難將它們之間的生發、組合，與一茬茬鮮活的年輕人，對應起來。

但我知道，1516045班，還有另一份名單，一份來自他們自我命名的昵稱，和家長無關，也和教務處無關。在班群里，這些昵稱，組成了一個魔幻的世界。我偷偷分析過他們的命名方式：

第一種：全英文。Hazan、Bewilder、Ayden、WyB1tch、Sioubing、Logers、Cy-Elaine、Ste-Max、Cristal li、Carrie、Rara、il0v1Xwt分別對應的是何海珊、葉紫晴、茍亞東、鐘培棟、陳少彬、羅益鵬、崔奕嵐、華柳詩、李金蔓、葉嘉怡、陳閣妹、嚴閩軒。嚴閩軒的名字尤其特別，他的昵稱是il0v1Xwt，很難說是英文，感覺就像一排沒有任何關聯的數字、字母組成的密碼，我仔細尋找其中的組合規律，以及和“嚴閩軒”三個字的關聯，但怎么樣也無法發現其中的秘密。閩軒來自福建中山，他在第一次交給我的作文中，自我介紹略顯戲謔，但還是難掩中規中矩的本色，“本人嚴閩軒，姓嚴，字閩軒，純爺們，來自福建中山，很多人一看到我的名字就會問我為什么中間取一個閩字，其實我也不知道，大概是我親愛的母親大人和父親大人想讓我記住老家在福建吧，至于那個軒字，我猜是為了好聽，夠酷夠炫的吧。目前19歲，過多一個月就步入20歲的門檻了，家庭非常普通，普通到不能再普通了，一周一頓麥當勞還是負擔得起的，離小康也就還差幾十公里而已，母親大人是當幼兒園老師的，父親大人是開船的，而我是個搬磚的（開玩笑開玩笑）”。在連續一年給他們上課的過程中，我對閩軒的印象并不深刻，有一次討論課，原本排好是他當組長，但因為遲到，他并沒有安排好組員的出場順序，上課鈴響了半天，他匆匆趕進教室，沒有說任何話，同學們則發出了心領神會的笑聲。對他的認知，我感覺il0v1Xwt這個昵稱，更能描述他的真實狀態，在“嚴閩軒”以外，他有另一個世界，而我作為班主任，并未走進去。

第二種：全中文。字數不限，有詞語，也有句子。果仁、慕橙、奈奈、水墨丹青、毒番茄、豆子、不拿拿，分別對應的是許玉曉、張彩瑩、陸銳娜、胡小芬、何錦鴻、謝慧霞、鄒燕玲。讓我驚奇的是張亞康對自己的命名，“一個在當地較為英俊的人”，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在乎自己的長相，還是另有所指。在廣東學生中，亞康確實算得上一個較為英俊的人。程雪芳的昵稱“許過的愿不能忘！”，更像是對自己堅定的承諾，雪芳來自湛江，我知道她背后更多的故事，知道她較為復雜的家庭關系，她需要一種精神力量，支撐自己度過大學時光。謝曉珊的昵稱是“現在是十二月”，我不知道背后的確切所指。

第三種：中英文混合。雷紅霞的昵稱是“XGS雨共葭”，我知道她獨特的個性，但我不能確認，這種混合型的昵稱，是否能映襯我的猜測。秦思思老家是湖南祁陽，她幼年隨父母南遷，在廣東定居多年，她的昵稱叫“悠yo”。

第四種：純圖案。還有一些學生的昵稱，干脆就是一個圖案，諸如李萌的昵稱，是一個檸檬；黃楚晴的昵稱，是一朵云；陳倩兒的昵稱，是一個微笑的卡通；黃璐的昵稱，則是五個蛋撻組成的一排圖案，看起來就像一家香噴噴的蛋糕店。

第五種：文字與圖案組合。諸如李晴，昵稱是“肥晴”兩個字，加一個太陽的形狀；唐睿的昵稱，則是一個氣球加條幅的圖案與“RiRi”的組合；范敏琪的昵稱，是一個金色皇冠加“范”這個漢字；梁映彤的昵稱，是“Cu”加太陽的圖案。

整體而言，以上五種命名方法，都和他們真實的中文名字沒有太大關系，但我相信每一種命名的背后，都有他們的認真和謹慎。我不能完全理解他們名字的含義，也許，他們根本就不在乎含義和意義，他們只不過想用符號，建構一個隱蔽的世界，一個屬于自己、阻擋他人進入的世界，我還知道，他們建了兩個班群，一個加了我的班群，專門用來發布各類公開的信息，一個拒絕我的班群，我永遠無法知道其中的秘密。

但我還是發現了一些和真名有關的昵稱，楊慧蓉叫“Yang-hr”，劉早亮叫“Liang”，羅玲玲的昵稱，沒有舍棄她的本名，叫“TL羅玲玲”。班上唯一沒有昵稱的學生，是沈敏就，她來自深圳，在第一次班會發言中，就坦言自己不是一個聰慧的人，但從來沒有放棄成為優秀者的夢想，她是一個有主意的姑娘，帶著特區的果敢和活力。

在所有的同學都進了班群以后，群主程雪芳強烈要求入群的人用真名，但還是有一個學生沒有理會，他（她）一直保留在班群用“Zbbaoyyn”的權利，我沒有用排除法，去弄清楚他是誰，我感覺群里有一個隱形人，目睹一切，從不顯身。

昵稱是這一代孩子網絡時代互相確認的眼神，我不懂其中的含義，但不妨礙他們彼此心領神會，但課堂的交織，終究會讓我以自己的方式，感知他們的秘密和世界。

從2016年9月起，根據教學計劃，我要承擔2015級中文班兩門課程，《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和《中國當代文學史Ⅱ》，時間跨度一年。2016年11月3日的課堂上，我和兩個班的學生，特意討論了我經常和學生聊起的兩個問題：（1）課外閱讀情況如何？（2）為什么讀書？來自貴州遵義的茍亞東，講到他受爺爺的影響，喜歡讀史書、人物傳記和天文地理，但到大學后，突然發現自己不會讀書，他期待閱讀能夠提升自己的思維能力，但他感覺文學像一門藝術，遙不可及，難以入門，他沒有像別的學生那樣，強調自己喜歡文學名著，而是坦然宣稱：“我喜歡讀恐怖小說，《鬼吹燈》《盜墓筆記》，還有仙俠類的《誅仙》”。

亞東的話，像接通了一個共同的秘密，教室里立即活躍起來，孩子們的臉上，綻放出了心領神會的笑容。討論了十年“為什么讀書”后，茍亞東第一次在課堂提出，他熱愛網絡小說。我突然想到，同樣在大學的佳佳，應該擁有這樣的課堂，自由地交流他的閱讀經驗，并在多年深深的誤解中，袒露被遮蔽的青春困惑和心靈傷痕。

羅益鵬立即接上了話題，仿佛找到了一個傾訴的出口，他來自廣東梅州，父母都是農民，關于讀書，他從小聽到的告誡，依然是幾十年前的聲音，“好好讀書，考上大學，才能離開農村，走向城市，才能擺脫貧窮的命運”。他坦陳并不真心喜歡讀書，但從小承載了家族的希望，他沒有其他選擇。緊張的學習中，他排解的唯一方式，就是讀網絡小說，從初一開始，已經持續了七八年。“我內心很壓抑，不得不去尋找一些東西麻痹自己，網絡小說是一個很好的東西，它是架空文，熱血文，會讓人的精神得到很好的寄托和麻痹！”他毫不否認，哪怕在高考前，面對巨大的復習壓力，依然會去看網絡小說，“讀小說的一剎那，煩惱被拋在了一邊，覺得什么都不用想，人好像被徹底放空！”但他也承認，網絡小說只是一種快餐文學，并不能讓自己獲得精神升華，沉溺其中時，會有一種矛盾心理，“感覺自己在浪費時間，罪惡感很重，但又欲罷不能，管不住自己”。

面對被益鵬點燃的課堂，早亮躍躍欲試，但顯然沒有搶到表達的機會。他出生臺山小江，是家里唯一的男孩。高中階段，聽到最多的言論，和益鵬一樣，來自父母、老師反反復復的嘮叨，“要好好學習，要為考大學奮斗”，至于考上大學以后的出路，村莊的父母，依然停留在20世紀80年代的記憶和想象。他事后告訴我，到高中后還是看網絡小說，這是從初中開始就養成的習慣，“我瞞著我媽把錢存起來，買了一個閱讀器，騙她說用來學習英語，然后偷偷摸摸拿來看小說”。早亮的電子閱讀器，在謊言中寄托了一個母親對孩子學英語的期待，但最后被班主任發現，上繳放進了上鎖的抽屜。他沉迷過的網絡小說，有蕭鼎的《誅仙》、江南的《龍族》、唐家三少《天堂的路》、天蠶土豆《斗破蒼穹》等。

作為一個以文學批評為專業依托的教師，我對早亮提到的網絡作品一片陌生，它們攪起網絡江湖的萬丈狂瀾，卻在大學的課堂上，悄無聲息，它們讓年輕的生命沉醉其中，我卻對此視而不見、找不到話語進入，它們構建了一個個玄幻、穿越的世界，卻能用最短的距離，喚起年輕人的共鳴，并將是否閱讀，作為衡量自己陣營的暗號、密語。這背后到底隱藏了怎樣的秘密和景觀，以網絡的名義接納了年輕人的情緒，而我作為現實中的班主任，卻慘遭他們的隔離？早亮提起了網絡作品之所以吸引人的原因：“想想啊，一個個矮矬窮，相當于廢柴，家族被殺光，只剩下一個，突然得到偶遇，然后就走向修仙之路，然后就殺掉仇人，抱得美人，從此改變命運，一讀網絡小說，我就滿身熱血，一回到現實，我就提不起斗志來，也有可能，我是幻想自己也能成功吧！”

我在課堂現場統計才知道，對男孩子而言，中學階段，除了看網絡小說，打游戲同樣是他們重要的生存方式，父母擔心他們沉迷于虛擬的世界，害怕他們用虛擬世界的游戲規則，指導、影響自己的現實人生，而事實上，對他們而言，打游戲，不過是他們進入虛擬世界放松現實壓力的方式。以早亮為例，在封閉式的高中，他們一周會放半天假，特別的節日，才放一天，常年處于高壓之下，他必須找到自己的排解方式。早亮喜歡踢足球，但高中校園，沒有場地，也沒有時間和同伴，唯有網絡，才能讓他在碎片化的時間中，最大限度地實現自我放松。他從高中開始接觸電腦，每周日十一點下課后，和朋友吃個飯，就進入網吧玩游戲。家里每周給的零花錢是二十元，他每周回去一次，除去路費十元，能自由支配的零花錢只剩十元，夠他在網吧玩三個小時。他初中玩的游戲是《地下城與勇士》《穿越火線》（又稱《CF》），高中階段玩的游戲則是《英雄聯盟》（又稱《LOL》），這是屬于他們一代人的共同記憶。事實上，對青春期的男孩而言，共同出入網吧，已成為彼此建立聯系和友誼的方式。早亮坦言，將身上的零花錢用光后，宿舍的一群少年，會去城里隨便逛逛，他們并沒有太多的自由，一周的高壓，也只能通過半天高強度的游戲得以緩解，“回去學校就被考試包圍”，他并不認為，游戲對自己的人格，產生多壞的影響。

我依舊不懂網絡小說，更不懂電子游戲，但遇上1516045班，終于明白了他們青春方式里的現實底色。從應試教育的通道穿越，他們來到大學課堂，在高中老師對大學想象的善意謊言崩塌、卸除了高考的集中目標后，他們如一卷失去彈性的彈簧，松弛的狀態讓他們陷入更深的迷茫。他們成就感、滿足感、目標感和生命能量的釋放，依舊無法在現實功利目標之外，找到更多的通道，我隱隱約約感受到這些，但始終找不到一個理解的切口，直到茍亞東第一次在課堂宣稱他喜歡網絡小說，才開啟了我洞察另一個群體的契機，才真正理解，他們的化名，不過網絡時代一次次隱秘的自我命名。課堂上，益鵬、早亮向我描述了《斗破蒼穹》的中心思想——“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莫欺少年窮”，這部“廢柴逆襲”的網絡小說，不過向我揭示了農村孩子現實中，通過網絡尋求慰藉的真實邏輯。他們將網絡文學視為“熱血文”，就如另一個時代的讀者，閱讀《青春之歌》時，曾經激情澎湃，熱血沸騰。而我，面對自己不懂的網絡世界，曾經作為二姐的同謀，將網吧捉拿兩個90后的外甥，當作家長理所當然的責任。

我忽然意識到，當無法回避的信息時代降臨，我們這一代憑借時間的錯位，早已在現實中筑穩了各種堤壩，而這些孩子，卻只能任由信息時代沖刷，在不被理解的委屈中，承受各種未知的風險。智能時代貌似給他們帶來了諸多便捷，但他們卻居于這一龐大、無形網絡中，最為被動的一個環節。他們貌似獲得了更多自由，但個人生活，卻借助網絡的方便，被制作成一罐密不透風的沙丁魚。無處不在的微信、數不清的群、早自習點名、課堂刷臉、網絡霸權，不過以科技、消費的名義，將他們的生命切割成更多的碎片，而我所看到的重點大學的孩子，卻以最古老的方式，端坐在圖書館閱讀泛黃的紙質書籍。

青春的本質從未改變，當“喪”“無感”“低欲望”成為亮眼的標簽，貼上這面目模糊的一代人，我在課堂聽到的偶然表達，正徐徐向我開啟另一扇門，但更多的未知，我依然無法抵達，作為班主任，我一次次在課堂面對深深的茫然。

我想起陳雪在2017年畢業之前，和我說過的話：“我覺得我們這一代是這樣的，真實面目不會從外表看出來，我們都有自己的保護殼，所有的事情，全部都自己吞。”

湛江女孩

關于90后孩子的描述，“亞文化”的籠統概念，顯然只能勾起我更多關于城市孩子的想象。在給1516045班上了兩個學期的課后，他們身上籠罩的網絡色彩，逐漸淡去其神秘面紗，Hazan、Bewilder、Ayden、WyB1tch、Sioubing、Logers、Cy-Elaine、Ste-Max、Cristal li、carrie、Rara、il0v1Xwt，更多時候以何海珊、葉紫晴、茍亞東、鐘培棟、陳少彬、羅益鵬、崔奕嵐、華柳詩、李金蔓、葉嘉怡、陳閣妹、嚴閩軒的面目，在我眼前出現，我校準班主任的焦點，發現在網絡世界以外，他們所浸潤的現實，并未發生根本改變。

除了“網絡原住民”“宅男”“腐女”“顏值”“玄幻”“先修”這一套呈現他們日常的詞匯，出現在學院困難名冊的“低保家庭”“單親家庭”“母親殘疾子女”“特殊困難”“困難”“孤兒”，同樣是呈現他們真實的另一組詞匯。我意識到，在他們的世界中，包含了兩組話語體系，在“課堂”“班群”這樣的公共場合，他們總是不經意就溜出網絡詞匯的影子，但進入私下的交流，諸如作為班主任，在與他們的例行談心中，他們能立即切換到另一套話語系統，一套與他們的父輩、老師共享的話語系統。

下面是2017年11月14日，在班主任工作的例行談心中，來自湛江的秀珊和我說的話。在班上的學生中，她是唯一主動約我的人，但在具體的聊天過程中，她說的話，最讓我意外。她總是坐在教室的第一排，和我靠得極近，每次目光相撞，就拿書擋住嘴巴，黝黑的臉龐立即浮現滿眼的笑意。她幾次興致勃勃地邀請我去家里看一下，但進入訂票的環節，最后反悔，終止了行程，我原本想通過實地感知，去解讀與她談心過程中，被隱匿的諸多“梗”，這個愿望，因為她“沒有必要跟別人說太多家里的事”，就此擱淺。

我出生在湛江廉江，家里的門牌都看不清楚，郵政送錄取通知書時，要一家一家地問。我中學時，爸爸在一家石灰廠上班，后來做不下去了，進了一個玩具廠，在我初中以前，媽媽一直在鎮上工作，我上初中后，她去了東莞，今年到了廣州，住在芳村，家里的主要經濟來源靠媽媽打工。

我有一個姐姐，一個哥哥，還有個弟弟，家里太復雜了。念大學的，到現在只有我一個。我姐小時候成績挺好，到初中后一般般，就作文還可以，她初中畢業考上了湛江一所師范學校的幼師專業，但不想去，就外出打工了，可能是不想當幼兒園老師。我哥初中時像一個流氓，就會打架，離中考還有一個星期，突然說不讀書了。我姐大我哥兩歲，我哥大我三歲，但我大部分時間，都和弟弟在一起，小時候會和弟弟去田里、小溝里抓魚，有時會捉到水蛇，有一次在香蕉地里，用那個簸箕在水里趕魚，結果沒趕到魚，趕到了兩條蛇，到現在還記得。很小的時候，感覺還挺快樂的，后來長大就不行了，再大一點點又不行了。我跟我哥、我姐之間，沒有和弟弟那么親密，他們上初中時，我比他們晚了兩三年，所以我們的世界不太一樣，他們兩個像大人。我弟弟連初中都沒讀完，就回家了，他被抓回家了。我們家的關系太復雜了。

我們村是鎮里最亂的一個村，很大，偷雞摸狗的人好多，吸毒的人也很多，念初中時，村里吸毒的風氣非常盛行，堂哥吸毒，堂哥那個年紀，是個人，都會吸毒，很多人都被抓走了，現在留在村里的人很少。堂哥與堂嫂離了幾次婚又復合了，我搞不清堂哥對堂嫂到底是怎樣的感情。堂哥吸毒期間沒有理性，很多事情都很殘忍，我侄女在場，我覺得更殘忍。堂哥一直想要個男孩，但生的都是女孩，現在有三個女兒了，堂哥家第二個孩子一直放在我家，因為奶奶要帶小堂嫂剛生的那個孩子。我大堂嫂和小堂嫂本來差不多同期生孩子，我在學校，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事，最后大堂嫂的孩子沒有生下來，太殘忍了。村里就是這樣，都想要男孩，我喜歡我侄女，覺得她們好可憐，我的情況正在她們身上重演，但是她們不像我喜歡讀書，我們村里，很多人讀到初中都不讀了。到目前為止，我們村只有我一個大學生，村子閉塞到什么程度？像我考上大學，村里居然還有人問，畢業以后分配到哪里工作，然后我說沒有分配，他說你怎么考上這樣的大學啊？我說現在的大學都沒有分配，他就覺得我考的大學有問題。

我家里經濟條件不好，父母關系也不好，因為從小封閉，只跟自己玩，處于一種沒人管的狀態，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長大的。上初中后，基本就我一個人，我都是自己長大的。初三第一次去我媽那里，在東莞，她見到我，不讓我叫她媽，因為她跟工友說，只有兩個兒子，奇怪的是，我一點情緒都沒有，所以上大學后，我也很少去芳村看她。我從小對父母印象不好，他們總是問我，你要跟爸爸，還是跟媽媽，我怎么知道，反正越長大就越無所謂了，也能理解一些東西，是的，從原生家庭的傷害里跳出來，太難了。

也不知道為什么，我從小就喜歡讀書，但沒什么書讀，讀的都是哥哥、姐姐初中留下來的政治作業、材料題。八九歲上學時，有個老師，一直拿粉筆砸我的頭。我當時會乘法口訣什么的，有些字也會讀，課文也懂，然后我媽認為我可以跳級，但校長不同意，我媽就一直往學校跑，然后就同意了。但那個老師對我很不滿意，比如我現在的位置，在第一排，那個老師不讓我坐第一排，把我調到后面。我也不知道怎么上課，看到別人舉課本我也舉，他們放下我也放下，有一次，還沒來得及放下，老師就拿粉筆砸我的頭。從小到大，我很少碰到合格的老師，他們大部分喜歡板著臉，教訓學生。尤其是我高中那個老師，對學生很不好，你知道他怎么罵我們嗎？我們學校有個下坡路，那里有個很大的垃圾廠，他說我們就像那里的垃圾，我們都被罵習慣了，也麻木了。有一次，他兒子半夜發燒，第二天到學校后，他對我們很生氣，其實他兒子發燒關我們什么事呢？但我也碰到過好老師，六年級時，有個楊老師教我，我感覺打開了另一個世界的大門。除了楊老師，還有一個老師對我也很好，她將我當女兒看，她有兩個兒子，但是沒有女兒，她不介意我叫她媽媽，我們關系就是很好。

進到大學后，我感覺學校和自己的想象差太遠了，我當時想，這是一個什么大學？我們宿舍六個人，平時都很忙，基本沒什么交流。所有人忙的活動、方向都不一樣，有個女生，她平時做那種高大上的兼職，她接了很多活，整天都在宿舍做策劃書之類的，還有一個整天往男朋友家里跑，另外一個呢，熱衷研究少數民族，學習藏語之類的，還有兩個喜歡打游戲，但我不能告訴你。

今天上課的時候，講到方方《風景》里面的二哥，我感覺和他就很相似啊，他通過另一個世界，看到了生活的另一種可能，但我的生活是在這邊，沒有辦法脫離這邊，這種根深蒂固的感覺，可以用絕望來形容。我什么都不想做，我覺得累了，我以后想過很普通的生活，其實我理想的生活，寫作就可以了，我喜歡音樂，還可以幫別人填詞。

我大一的時候，還挺好的，但現在熱情被消解掉了，曾經的設想也破滅了，活著就好，活著，要求就這么簡單，有時想想，還不如一無所知，比較幸福。談到畢業以后，要留廣州還是回老家？我們很年輕，不想回家，但留在廣州的話，可能一個月的工資，付完房租都沒有錢買衣服了。

秀珊在和我聊天的過程中，總是說到她的家庭很復雜，但她欲言又止，并不愿和我多談家庭為什么復雜。她跳躍的敘述，清晰地呈現了故鄉廉江村莊在她身上打下的烙印。多子女、重男輕女、父母關系不和、一個人長大、封閉的村莊、吸毒的堂哥、被引產的堂嫂、像流氓的哥哥、童年捉魚的快樂、熱愛讀書的天性、砸粉筆的小學老師、稱學生為垃圾的高中老師、熱愛寫作的夢想、活著就好的淡然、無法留在廣州的失落，當然，還有給她打開了另一個世界的楊老師，待她像媽媽一樣親切的女老師，這所有的一切，在我心目中勾勒出了秀珊成長的基本底色。

她沒有告訴我媽媽從事的職業，也沒有告訴我，為什么大一還有目標，到大二則突然破滅，她沒有改變命運的決心，也不知權衡和計算人生的緊要環節，并且拼盡力氣去爭取該得的一切，她有著與年齡不相稱的消極，但我卻從這理性的消極中，在和她小心翼翼的對話中，感受到了一種明心見性的智慧和殘酷的真實，她看到了很多，明白很多，懂得很多，但她不說。

班上更多的孩子，盡管情節無法與她完全重合，但在最本質的方面，卻與她有著相同的命運，下面，我說說同樣來自湛江地區的胡小芬。

胡小芬1996年出生于湛江徐聞錦和鎮，徐聞是廣東省最南端的一個縣，隔海就是海南省。她有四個兄妹，在家排行老大，下面有兩個妹妹、一個弟弟。妹妹2017年考上了華南農業大學，弟弟在徐聞中學讀初中，最小的妹妹在念小學六年級。爸爸之前在家務農，因為收入太少，只得離家尋找門路。由于沒有技術，主要在徐聞周邊建筑工地打小工，工作缺乏穩定性，收入并無保障，媽媽先后在湛江、徐聞打工，主要是在廣場擦皮鞋。

因為想要一個男孩，在有了兩個女兒后，小芬念到小學五年級時，父母一直在外面斷斷續續躲計劃生育，順便也打打散工。初中三年，她一直跟著爺爺奶奶，有一段時間的留守經歷。弟弟出生后，媽媽又懷孕了，抱著僥幸心理，以為又是一個男孩，于是偷偷生了下來，這樣，小芬就多了一個比她小十歲的妹妹。

小時候，小芬整天和同伴爬樹，玩一些游戲，性子極其野性。小學五年級時，媽媽外出打工后，爸爸和奶奶去田里勞作，就會把她托付給姑姑照顧。姑姑嫁到了鄰村，村子近海，孩子們穿過一片小樹林，就能迅速到達海邊，撿螺、撿貝殼、趕潮，成為海邊孩子童年的樂事。盡管大人不準小孩去海邊玩，小芬還是會經常和姑姑村里的孩子混在一起，偷偷結伙溜去海邊。撿螺是小芬最愛干的事情，每次回來，她怕姑姑發現破綻，首先要做的事，就是趕緊去別人家，將弄臟的腿腳洗干凈。

媽媽是家里第一個外出打工的人，小芬曾跟隨媽媽到了湛江。六年級第一學期，她就讀湛江市區一所私立學校，因為學費貴，媽媽負擔起來過于吃力，小芬懂事地要求回家，從第二學期開始，她就回到了村里，此后一直到初三畢業，都待在奶奶身邊，和奶奶共同承擔起照顧弟弟妹妹的工作。大妹妹性格孤僻，不愛說話，比她小兩歲，因為年齡接近，兩人經常打架。弟弟比她小八歲，最小的妹妹比她小十歲，兩個性格極其活潑。小芬到現在都記得，自己給最小的弟弟妹妹喂飯、洗衣服，“除了晚上，最小的妹妹，幾乎就是我帶大的，大妹妹也是小孩，總是將他們弄哭，而我必須想辦法將他們哄住”。

到小芬念初二時，爸爸也決定外出打工，并帶上三個弟弟、妹妹。小芬選擇獨自留下，一個人守著奶奶，初中三年的學費，靠父母打工支付，而生活費主要依靠奶奶去海邊挖螺、種甘蔗、養家禽。奶奶出生在對面的海島上，從小在海邊長大，人非常靈活，爺爺很早就去世了，是奶奶一人獨自將孩子拉扯大。

小芬明顯感到，家里的經濟狀況，是在媽媽生下弟弟交完罰款后開始變差的，沒生弟弟前，媽媽在鎮上的墟里賣鞋，在村里其他人都住茅草房時，家里蓋了村里的第一個獨立廚房，家里的正房也是新蓋的瓦房，生完弟弟后，不但被罰了一萬多超生款，還因為媽媽要帶孩子，少了打工的收入來源，家里的開支，只能靠爸爸、奶奶在田里干活支撐。一直到現在，村里不少人家的茅草房，早就換了樓房，小芬家的房子，依然沒有任何改變，“房子還是二三十年前的瓦房，有四個房間，中間有個放牌位的廳，房子現在到處漏水，奶奶存了一點點錢，好不容易換了個屋頂”。家里的人氣也越來越稀薄，小芬外出念高中后，就只剩奶奶一個人。

相比秀珊的村莊，小芬顯然更幸運。村里有一個圖書館，是她經常去借書的地方，也是她和妹妹最喜歡去的地方。奶奶只要兩姐妹進入圖書館，就很開心，在老人家看來，只要翻開書，就是在學習，哪怕她們看的是《爆笑校園》。事實上，鄉村圖書館的書幾乎全是盜版，圖書的質量也粗劣不堪，但小芬還是為此慶幸不已，至少她能從圖書館借閱到金庸的小說。初中時，為了省錢，過一段時間，班上會組織同學統一去網上買便宜的盜版書，這同樣成為小芬早期閱讀經歷中難忘的記憶。除了圖書館對小芬的滋養，鄉村對小芬的饋贈，更多來自徐聞村莊隨處可見的戲臺，每年的演出，是小芬的節日，奶奶生命中，唯一和藝術有關的事情，就是看雷劇，帶上孫女小芬一起觀看，無意中培養了小芬對雷劇的興趣。

小芬一直深感慶幸的事情，是父母盡管重男，但不輕女。他們四姊妹的學習，始終是爸爸媽媽最為看重的事情。高中階段，小芬考上了徐聞一所中學，父母承擔不起孩子們在湛江的學習費用，決定轉移到徐聞打工，既可以更好地陪伴小芬，也可以省下留在湛江不得不支付的高額學費。對于父母的外出，小芬的態度極為矛盾，一方面，她極為感激父母能夠陪她上到小學五年級，而不像弟弟妹妹那樣，很小的時候，就留守家中；另一方面，她覺得就算到了五年級，也還是不宜離開父母，小孩天然就應該和父母在一起。小芬知道，大妹妹極為內向的性格，就和父母過早離開她有關，堂叔的兩個兒子，原本成績很好，也是因為堂叔、堂嬸鬧矛盾，導致堂嬸外出后，兩人的成績急劇下降，三科加起來都不到一百分，而且總是恐嚇養育他們的爺爺。但她明白，父母沒有辦法兩全其美，若不外出打工，一家人的生活，真的會難以為繼。

多年來，真正讓小芬一家人發愁的事情，依舊是捉襟見肘的經濟狀況。爸爸在徐聞打散工，一年的收入僅有一萬多元，天氣冷的時候，媽媽擦鞋一天，勉強可以掙到一百元，而天氣暖熱，連買菜的錢都掙不到，但廣東的天氣，真正寒冷的時光，總是出奇的短暫。奶奶年齡已大，沒有任何收入，除了兩個姑姑偶爾接濟一點，還得靠政府補貼。小芬深知家里的狀況，從上大學開始，就一直在外兼職，不找家里要生活費。大一在肇慶校區，她在學校旁邊找了一家小飯店，中午和下午上班，一天干四五個小時，每月能掙600元，基本能維持生活開支。輪到遞交補助申請時，她也會按時填表格，而就讀于華南農業大學的妹妹，來自同樣的家庭，就是不向學校遞交任何助學金申請表，這讓父母惱火，也讓小芬惱火。小芬最大的心愿，是希望大學的課程能夠少一點，這樣她就有更多的時間，做自己的事情。

臨近畢業，家里都希望小芬能夠考公務員，尤其是奶奶，更希望孫女可以獲得一份穩定的工作。小芬盡管對未來并沒有確定的預期，但回湛江的目標非常堅定，“我不知道以后會做什么工作，但我喜歡雷劇，湛江有雷劇，我希望工作和雷劇有關”。

胡小芬的性格較之吳秀珊，顯得更為平和、溫馴，這和兩者的成長環境、家庭氛圍有一定關系。但從兩者具體的生存境況而言，撥開兩者成長過程的一些具體差異，會發現承載計生政策的后果、貧窮、孤獨、看不到出路等方面，都是兩者的相似之處，也是1516045班學生，常見的家庭標配。

我從內地來到南方，在廣東從教十幾年，對我沖擊最大的事情，來自計生政策對學生的影響。我原本以為，只有在計生政策并未完全執行的20世紀70年代，多子女家庭才極為常見，我從來沒有想到，課堂上的學生，會完全顛覆我此前的認知。對那些多子女家庭的學生而言，父母“躲計劃生育”的經歷，是他們必須承受的生活常態，伴隨這一無從逃避的宿命，被留守、或隨父母居無定所，成為他們必須承擔的隱匿痛苦。與多子女相伴的現實，是貧窮。貧窮對學生的心靈傷害，同樣觸目驚心。盡管廣東屬于經濟發達地區，在常人眼中，學生的經濟狀況，比之內地，應該光鮮很多，而事實上，因為班上的學生，很大一部分來自非珠三角地區，這些地方的經濟狀況，和內地比較起來，并無明顯優勢，有些甚至更為落后。以學院2016-2017年度，家庭經濟困難匯總的情況可知，全年級有160人申請補助，其中特困37人，貧困123人。以2015級為例，申請貧困補助的人數49人，其中特困10人，貧困39人。換言之，在全年級的24個班中，有四個班的學生申請了困難補助，其中特困生有整整一個班之多。而我知道，礙于名額限制，有不少孩子，像胡小芬妹妹一樣，根本沒有統計在內。不可忽視的是，伴隨多子女家庭，因為親子關系欠缺所致的孤獨童年、留守經歷，同樣是他們的共同特征。秀珊用“我一個人長大”形容這種狀況，小芬也不否認父母五年級后離開她的遺憾，良好的親子關系和團聚的家人，是她們童年最大的奢望。孩子多，生存壓力大，父母的主要時間，都在為生計忙碌，放棄對孩子的陪伴，成為父母無奈但必然的選擇和代價。

當然，對即將結束大學時代的1516045班學生而言，臨近畢業，一種看不到出路的迷茫，成為他們最真實和沉重的情緒。對比我帶過的兩個班，我明顯感到1516045班孩子的精神狀態，比不上062111班富有活力和朝氣。盡管062111班是我們獨立成系后，招收的第一屆學生，各個方面都處于一種摸索和未知狀態，但因為整體經濟形勢好，房價也相對合理，大部分學生，并未表現出悲觀和迷惘的精神面貌，更沒有一個學生，為了提高就業的競爭力，拼命去考研。而到1516045班，客觀而言，不管在專業設置、師資配備、教學條件等方面，比之以前，都有了很大改善，更為重要的是，就業好，一直是我們學校在廣東高校中擁有的良好口碑，但就算如此，還是難掩學生對未來和前途的深重擔憂，很多學生，從大一開始，就早早謀劃考研，班上考研學生的比例直線上升，人數也早早過半。對農村孩子而言，經歷過大一的興奮期后，一旦認清真相，意識到理想和現實的差距后，往往會陷入長久的情緒低落期，但我沒有想到，1516045班的低落期如此之長，以至大四來臨，還沒有走出。

以班主任身份，經歷過和學生的常規談心，并對這個群體有了更多了解后，我不否認，在網絡貌似平等的空間以外，在私下的場合，他們曾經用另一套語言，向我展示了一個更為真實的維度，在很多方面，他們接續了062111班已經開始分化的事實，并且呈現出強化的趨勢。 

歷史的塵埃飄過課堂

過完寒暑假，便進入新學期。在關于1516045班的敘述中，給他們上專業課，是我作為班主任，一個非常重要的觀測點。

2017年3月至2018年1月，橫跨整個年度，根據教學安排，我承擔了包括1516045班在內的兩個中文班的專業課。2016-2017年度的第二學期（2017年3月到7月），所上的課程為《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2017-2018年度的第一學期（2017年9月到2018年1月），所上的課程為《中國當代文學史Ⅱ》。顯然，從內容而言，這兩門課程有諸多重合之處，而如何在教務體系的規定動作中，通過自己的課堂實踐，讓學生附著于專業學習的同時，盡可能理順時代的轉型如何在他們這一代推進，如何感知他們和時代建立關系的方式，是我教學任務中，很重要的一個維度，也是班主任角色，賦予我的一個隱秘視角。對一個群體的理解，當我無法直接從日常生活獲得清晰的感知時，對課堂的觀察，是我作為一個教師的特有方式。

橫亙十年時光，與學生群體變化相對應的，是教學方式所面臨的挑戰。如果說，2005年剛剛入職時，我感受最深的，是多媒體泛濫對傳統課堂的沖擊，那么，到面對1516045班的課堂，我更深的感受，則是隨著新媒體的爆發和智能手機的普及，學生人手一部的狀況對課堂的瓦解。在知識極易獲得的時代，我第一次意識到，教師職業所面臨的根本挑戰：知識的傳達，不再成為教師理所當然的優勢，信息泛濫對學生注意力的爭奪，成為教師面臨的最大現實。

學校對此的應對，是利用行政力量加強管理，為了激勵學生利用早上的時間自修，以制度的形式，規定他們必須早起，為了提高到課率，刷臉的軟件，已在某些班級推行。專業規劃、教材、大綱、教學進度、考點、難點、重點、知識點，這些上交教務部門的必備材料，以打印紙的蒼白臉孔，橫陳在學校的某個角落，除了表明某種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達成，除了直接淪為應付教學檢查的物證，如果沒有徹底內化到作為教學主體的教師生命中，對新媒體語境下的學生而言，事實上，和他們的生命產生不了任何關聯。單純的知識灌輸，已經不能引起學生半點興趣，他們不會反抗，但他們會立即耷拉下腦袋，低頭去看手機，連一個不屑的表情都吝于做出。脫離了高中的學習氛圍，大學的老師，不再像高中班主任那樣去管紀律，對這些孩子而言，是一次集體的踏空適應。

在中文專業的課程設置中，各類文學史既是最重要的部分，也是發展最為成熟、被規范得最為徹底的部分。文學史的教學，是累死累活的婦產科。內容煩瑣，知識點多，更現實的處境是，因為二本院校開設中文專業的邊緣化，相對文學史的內容要求，課時往往會被大量削減，每次拿到教材，感覺就是將一個成人拼命地塞進一套童裝。無論如何，帶著學生在有限的課時內，盡可能幫助他們初步建立個人的文學史觀，成為我2017年專業課教學的核心目標。既然按照常規的教學方法，我只能浮光掠影地將文學史的知識點梳理一遍，而這種單純知識點的灌輸，太容易引起他們的膩煩和疲倦，那么，我們能不能在有限的課時內，嘗試建構起一種真正和學生交流、觸及人心的課堂？建構一種老師引導、學生參與，課內和課后相結合的立體課堂？通過教學實踐，我能否做一名在場的反思者？

2017年下半年，和學生商量后，我決心拿出一半的課時（27學時，9周，每周3學時），采用講授和討論相結合的方式，讓學生更好地理解文學史的建構過程。學生的討論涉及傷痕反思改革文學專題、現代派專題、莫言專題、新寫實專題、韓少功專題、現實主義沖擊波專題、非虛構專題、廣東作家專題。很明顯，這八個專題，無法勾勒出一部完整、系統的文學史，某些專題的設置，諸如韓少功研究，甚至充滿了我個人的偏好，“非虛構專題”和“廣東作家專題”更是越出了現有文學史的邊界，但因為我臺下的學生，大部分來自農村，來自廣東，讓他們閱讀近幾年與鄉村書寫有關的非虛構作品，或許能更快地喚醒他們的生活經驗，讓他們審視自己的村莊，建立起對文學史貼皮貼肉的真實感覺；更為重要的是，作為轉型期的一代，面對文學史相對封閉的邊界，了解廣東現代性轉型過程中的文學表達，將有助于他們了解自身，也有助于他們在他者的表達中，了解自己的出生地。

文學小組很快活動起來，由于課堂時間的限制，師生被迫主動向課外延伸，這種化被動為主動的學習轉變，讓我暗暗吃驚。我一直隱匿心頭想通過課堂，逐步訓練他們學術思維的想法，找到了落地的契機。更重要的是，通過課堂的拓展，他們懂得了課后去組建學術小組，懂得了真正去探討一些問題，懂得了在團隊中配合著完成各自的任務。我知道，在重點大學，學生有很多機會獲得學術信息，也有很好的學術氛圍激發學生組建團隊去討論一些真正的學術問題。但我知道，在我們這種金融氣氛濃厚、強調應用性的高校，老師如果不能意識到對學生批判性思維的訓練和思考能力的培養，是相比眼花繚亂的技能傳遞更為核心的問題，那么，所有的孩子，經過課堂表演性質的知識大雨，就像被一瓢水淋過，貌似酣暢淋漓，但各個知識點，順著下課鈴聲的響起，就會滑溜溜地消失，在對付完期末考試后，教材又原原本本地還給了老師，學生如果無法通過系統的思維訓練，所有的知識，必然無法參與他們的個體成長，也無法在具體的生命實踐中，達到活學活用的目標。

從一開始，我就意識到，專業課堂中，我面對的最大挑戰，是如何在四平八穩的教學流程中，找到一些縫隙，激發學生想問題的欲望，并盡可能在有限的課堂訓練中，激活學生對時代的感知和對自身的認識。在文學思潮、文學史所敘述的每一個轉折處，我想知道，歷史或現實，到底能在多大的程度，和這個群體產生關聯？他們能否發現，自己其實也是建構歷史的一員？

——以我多年的觀察，我發現所謂的重點大學和一般大學，學生最大的差別，并非來自智商，而主要來自他們是否擁有更多的機會，進行學術思維的訓練。這種綜合的訓練，和以前的應試思維完全不同，如果大學教育無法通過課堂將應試的痕跡剔除干凈，這些孩子就算找到了工作，也無法徹底釋放自己的潛能，上升的瓶頸立即出現。

換一種上課的方式，屬于學生的文學史，竟然呈現出了別樣的生機。

更讓我意外的是，每次上討論課，學生輪著要上臺發言時，都會特別在意自己的形象，顯示出一種難得的敬畏和莊重。我留意到大部分女孩子都修過眉毛，妝容淡雅、精致、得體，衣服也逐漸脫離了學生時代的寬松風格，顯示出對女性身份的認同和確信。和內地女生比較起來，廣東女孩不喜歡穿高跟鞋，不喜歡穿皮鞋，更不喜歡穿絲襪，她們習慣了穿休閑風格的平跟鞋，哪怕是穿裙子，也是腳蹬一雙白色的運動鞋。我還留意到，在課堂的發言中，涉及一些敏感話題，諸如性和性取向，學生不會遮遮掩掩，而是大方而自然地表達自己的觀點，“我們班的同學，沒有一個從父母那兒獲得性知識，只能通過書籍、電視、小說、電影等途徑，男孩子都看過A片”。他們真誠、坦率、自然，和我大學時代面對兩性話題的拘謹、封閉，構成了鮮明對比。

確實，敞開，面對，是他們理解青春和生活的方式，也是他們這一代獨有的進入文學史的方式。事實上，只要進入到學生的專業課堂，可以發現，日常生活中，除了“網絡話語系統”和“共享話語系統”，他們還有一套自己的“學術話語系統”，盡管在當下的高校氛圍中，就業的指揮棒，會很大程度上稀釋掉學術氛圍，但不能否認，對大學生而言，學習是他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課堂是他們生活中最主要的場域，而課堂的表達和互動，客觀上構成了他們的“學術話語系統”。

第一次討論課，“傷痕、反思、改革文學”專題，按照計劃，將從第六周開始。在進入討論前，我讓學生聯系自己和家族的經驗，通過和家人的訪談，寫下對1966年至1976年的印象。如果說，對當代文學史的理解，20世紀80年代向90年代的轉型，是一個繞不開的節點，那么，對十七年和新時期之間歷史階段的認識和清理，則構成了理解當代文學史生發的關鍵，而這一時段，因為歷史的隔膜，無論從老師的教學，還是學生的學習看，都難以找到最為貼切的方式。從我以往的教學經驗看，學生進入這段歷史，更多依賴文學作品得來的感性印象，《班主任》《活著》《黃金時代》《平凡的世界》是他們提到最多的小說，此外，楊絳《干校六記》《雜憶與雜寫》、季羨林《牛棚雜憶》也成為他們了解歷史的重要來源，電影《霸王別姬》更是他們對特殊歷史階段理解的教科書級別的影像資料。概而言之，學生對這段并不久遠的歷史認知，更多來自二手資料。

在新的課堂嘗試中，我對他們的首要要求，是盡可能還原語境，盡可能通過訪談、調研，進入自己的長輩、親人、村莊、故鄉去獲得第一手材料。根據年齡推算，1516045班學生的爺爺、奶奶剛好出生在20世紀50年代左右，見證了很多重要的歷史時刻，在沒有辦法重回過去的情況下，和爺爺、奶奶聊天，從他們的日常生活中感知到一個時代的風云和氣息，對學生而言，也不失一種進入歷史的有效途徑。在公共和個體經驗之間，歷史對我尚且存在隔膜，更不用說一群比我年輕得多的學生。

十幾年來，因為職業的關系，面對年輕人時，我始終堅持，能不能正視自己的生活經驗，能不能直面自己，能不能和真實的生命體驗打通，是決定年輕人能否產生力量的關鍵。我深知一群經過應試通道，來到我課堂的學生，因為此前長久對生命感受的剝奪，早已對真實的生活產生了深深的隔膜，在他們最富生命力、修復能力最強的時候，我不知課堂上有限的喚醒、激活，是否能幫助他們更好地實現自我認知，更好地接近歷史真相，從而達到去蔽的效果？

讓我驚喜的是，一旦開啟了個人經驗和文學史的對接，學生眼中的歷史煙塵，便和父輩的生命產生了關聯，并延續到自身的經驗片段。對出生茂名的朱海燕而言，殘存的歷史遺跡，因為時代的淘洗，早已成為村莊的布景。和海燕一樣，浩天對于出生的古老村莊，也有深刻的印象，“盡管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事，離我有些遙遠。但我還是能觸碰到當年留下的痕跡。每次家中祭祖的時候，都會到上一輩人居住的老宅中祭拜。另一個記憶，是我小時候常去打羽毛球的一個破舊的將軍府，府前的門墻上刻著精美的壁畫。但是畫的下半部分被破壞了，宛若割下一塊皮肉。只是上半部分，較高的，人夠不到的部分，才殘留著先前的模樣。每次看到被破壞的壁畫，都會覺得可惜”。

在第一次小組討論課上，我留意到莫源盛在講述《芙蓉鎮》時，找到了一張當時的四類分子登記表。在歷史的煙塵中，穿越時光的課堂，終于落實到了一個具體的生命。這些零星鮮活的個體，以其具體的遭遇，勾起了師生對一個時代的感知，并在課堂中，因為重溯、回望，突然照亮了很多暗處的陰影。這些課堂外細枝末節的勾勒、撥弄，也許能讓他們意識到，任何一段教科書中的歷史，其最有生命力的地方，正來自和日常生活的關聯。

如果說轉型期，是理解當代文學史的一個基本前提，那么，當我置身廣東的高校，置身一群主要由廣東孩子組成的課堂時，我不能否認，個體經驗中，對廣東的回望、呈現，是我作為時代轉型期的見證者，對自身的一種重要清理。我不能否認，在我的青春年代，廣東給我帶來的南方想象，事實上構成了我理解90年代的一種基本底色。

1992年，我考上了湖南一所地方大學。南方不再作為一個抽象的詞匯，不再作為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標而存在。大學校園里，教外國文學的張老師，再三強調我們要學好粵語，街頭巷尾，隨處都可買到粵語磁帶，畢業的師兄師姐，已有人不接受單位的分配，直奔南方尋找新的機會，在過年回鄉的聚會中，隱隱約約的成功故事，已在暗處流傳。我初中、高中升學無望的同齡人，他們的首要選擇，依然是“去廣東”。現在回望，恰恰是因為升學失敗，在遍地機會的時候毅然南下，才讓他們實現了人生的彎道超車。1993年，我初中的閨蜜，邀請我去城陵磯看她新開張的小店，她向我講起消失幾年去南方的見聞：“從廣州到深圳，已沒有農村，到處都是工廠，到處都是樓房，廣東太發達了，太發達了！”幾年以后，她離開父母極為滿意、有固定職業的丈夫，拋棄了好不容易經營起來的小店，再次義無反顧地奔赴廣東，奔赴南方，并最終定居于此。更多與我大學時代相關的細節，同樣充斥了南方元素，女生宿舍貼的圖片是青春洋溢的劉德華、張學友、黎明、郭富城四大天王，伴隨《公關小姐》《外來妹》的熱播，從廣州走出的楊鈺瑩、毛寧、甘萍的歌曲，響徹宿舍的每一個角落。這種零散的青春記憶如此鮮活，以至在廣州定居多年以后，對這座城市，我始終充滿了一種奇怪的情愫。

但我沒有想到，在多年以后偶遇的課堂中，因為討論現實主義沖擊波小說，出生廣東的90后學生，無意向我展示了南方的另一重圖景。一個女孩在課堂上大聲說，她對90年代的唯一的記憶，只與計劃生育有關，她自己就是“計劃生育逃出來的”。源盛對此進行了補充，他說他們村子，直到1996年才開始感受到計劃生育的風聲。我去過源盛的村莊，一個離廣州兩小時車程的地方，在粵西云浮郁南的一座大山里，他的堂哥剛剛三十出頭，因為生計，外出打工，留守在家的妻子背后，站著一排高高矮矮、花花綠綠的孩子。另一個學生則提到，他對90年代隱隱約約的記憶，來自1998年的洪水，這幾乎是我對集體主義信念尚存年代殘存的最后記憶。

課堂繞了一個大圈后，早亮終于進入正題，提到了談歌的《大廠》，提到了90年代曾經出現過的一個巨大群體——下崗工人，而恰恰是這四個字，接通了我對90年代另一維度的審視，我猛然想起，時代的裂變，正是從這一不動聲色的瓦解開始的，多年以后回望，我再無當初讀《大廠》的感動，而是遺憾現實主義沖擊波作家，過多停留在經濟維度對一個群體進行審視，并未對隨之而來因為財富的掠奪，所導致的社會斷裂心生警惕。

——我不能否認，在整個學生時代，廣東的文化幻象，曾帶給我諸多勃勃生機的想象，但對我而言，成為下崗工人，是個體關于這個時代最為深刻和真實的圖景，也正是這一身份，讓我接通了一個更為廣泛的群體，而這個群體背后，其所隱藏的悲歡離合，顯然也是90年代的真實布景。今天，他們的孩子已經長大，進入大學課堂，以討論文學的名義，終于得以拉開二十年的距離，重新審視父輩的生存。在我的學生中，辛追的媽媽是下崗工人；2008年離世的潔韻，爸爸是下崗工人；062111班的勝軒，不但父母是下崗工人，姑姑、姨、叔叔都屬于這個群體。90年代對他們而言，只是童年的朦朧印象，但他們也是在場者，是見證人，進入大學，他們終于理解了自己與時代的關系，終于意識到身邊的人，其實也在建構文學史。

我想起2018年1月，和浩天走在他的村莊，他不斷詢問我大學時代的事情，“上世紀90年代是多么久遠啊”，我留意到在指向同一時段時，他喜歡用“上世紀”這種表述。這種不經意的用語提醒我，在我和他們之間，在我和我的二本學生之間，丈量時間的尺度，都已發生了根本改變。因為和這個群體相遇，我得以獲得另外的視角理解時代更為豐富、本真的雙重面向。對我而言，20世紀80年代向90年代的轉型，伴隨了整個成長歷程，仿佛在轉身之際便已完成，但對他們而言，這個過程，則猶如街角的拐彎處，待到回望時，呈現在眼前的，已是市場化落地后瘋長的另一片叢林。

我想起李萌在討論課上的話：“我們橫著去看這個社會的時候，當然可以說，我們很驕傲，我們的GDP增長了多少，我們在全世界排在第二，但是，當我們縱著去看這個時代，我們會發現，每個國家，每個朝代，都不重要，但每個人卻變得重要，因為我們每一個人只有一生，每個人只有一輩子，我們都是在為自己的一生而奔波而勞動，我們的愛恨情仇，在整個時代背景下，不過是歷史長河中的一朵小小浪花，但它卻會真切地落到每個人身上，會讓人錐心至痛。我們站在遠方、站在高處，當然可以看到遠方的河水波瀾壯闊，但當我們身在人群深處的時候，是否知道自己身處何方？”

最后一次討論課，關于廣東作家。鐘培棟在解讀王十月《收腳印的人》時，提到了命運。他打扮時尚，語速極快，眼神里流露他們這一代獨有的二次元氣質，他一上臺就拋出問題：我想問大家，你們相信命運嗎？

透過課堂，我仿佛看到一個群體，在向自己的未來發問。

“從未想過留廣州”

畢業季來臨，校園內到處都是穿著白襯衣、黑褲子、打著領結、穿著皮鞋的年輕人。他們臉蛋潔凈、身材挺拔，迷惘的眼神和剛剛進校時的好奇、新鮮，形成了鮮明對比。大學的時光確實很快，熬過大一的迷茫，進入忙碌的大二，大三倏忽就溜走了。大四已經不再屬于他們，在學校和社會之間，大四是他們溝通兩者的時間窗口，39路公交車站，成為他們通向外面的起點。屬于他們的網絡世界，一到畢業的關口，便顯示了二次元的無力，便捷的電子設備，除了讓他們更快地叫上快餐，更方便地辦理“花唄”，現實的邏輯，依然沒有改變。

龍洞的房價，隨著六號線的開通，已經毫不掩飾地嗖嗖上漲。對062111班而言，“房價”這個詞，從未進入他們大學生活的視域，誰都沒有想到，“房子”在他們畢業后的日子，悄然成為同窗分化的關鍵，但對1516045班而言，39路公交車站無處不在的房地產廣告，不遠處龍洞步行街的租房張貼，他們無法視而不見。

課堂上，莫源盛坦陳從大一開始就關注房價。他們那個小鎮，在他念高中時，首付只要一萬多就可以辦理入住，他外婆的那個廣西小鎮，一百多平米，首付同樣只要一萬多就可以換來鑰匙。他不能理解，2016年從肇慶校區回到廣州時，龍洞的房價還不到三萬，怎么突然在一年之內，到像服了興奮劑一般飆升到了四五萬，數字的變化，恰如魔幻，讓他詫異，也讓他心驚。校園內彌漫的金融氛圍，對任何專業的學生都有滲透，一場和數字有關的游戲，看似和這個群體無關，但實際上和他們的關系最為密切。和秀珊一樣，源盛考上大學時，村里的人都用羨慕的眼神對他說，“你就好了，讀大學了，可以包分配了”。他感覺無奈，不知怎樣回答。從郁南遙遠的大山，到達廣州算不上中心的龍洞，赤裸的房價，將他生活的底色，暴露得一覽無遺。這個有著文學夢想的年輕人，在大一的時候，曾偷偷寫過幾十萬字的作品，在第一堂課的發言中，曾當著全班同學的面，告知他上小學的時候，還要打著火把才行。他來到廣州念大學后，沒有像同齡人一樣，習慣性地沉湎在二次元的虛幻和撫慰中。他悄悄地關注現實，房價一直是他丈量自己和未來可能的尺度。他原本以為通過高考可以改變很多，現在發現，自己能握住的東西并不太多。大二時，他曾偷偷留意師兄、師姐的招聘信息，稍微好一點的單位，“非985、211，非碩士不可”；為了體驗真實的上班族生活，他擠地鐵、擠公交去市內兼職，“上一天班，什么都不想干，真的很累”。他渴望擁有自己空間的生活，他知道在同齡人中間，流行“活著就好”的信條。他想起村里人對大學的想象，但堅硬的廣州，算來算去，仿佛無論如何努力，都難以在此駐留。他在默默的觀察中，和小芬一樣，已打定主意回到郁南的家鄉。

胡小芬同樣知道廣州的真實房價。當初高考時，父母怕她嫁給外省人，不同意她出省念書，她小姑嫁到雷州縣，奶奶都嫌遠。她離家的范圍，媽媽的標準，只能在湛江嫁人，而奶奶的標準，只能在徐聞。小芬告訴她們，“現在交通方便，只要有錢就可以了”。“那萬一沒錢呢？嫁得近，過年回來能見雙方父母，嫁得遠，過年回來只能見一方父母”，媽媽的回答，讓她無話可說，卻也無意中卸除了她對廣州曾有的幻覺，她內心堅定了回家的決心，奶奶和媽媽的召喚，對她極為重要。她從大一開始，就著手考教師資格證，她知道應該趁早為回家做好該有的準備，“廣州的房子貴得離譜，現在想也沒用，爸媽五十多了，根本幫不上忙，奶奶說，爸爸還指望我畢業后，回村給家人蓋一棟房”。

對1516045班而言，臨近畢業，屬于他們的大學時光還不到一年。劉早亮對自己的夢想，有過明確的描述，“有個穩定、簡單的工作，有套房子，像普通的打工仔一樣，娶個老婆，有個孩子，沒有要發大財、開豪車的想法，只想過得簡簡單單”。早亮從來沒有想過待在鄉下，他目睹父母干活的辛苦，對此深有感觸，媽媽為了增強他讀書的動力，很小的時候，就讓他干活，從無任何嬌慣。他從小體驗過割水稻、插秧的滋味，做飯、喂豬這些同齡人陌生的活計，他拿捏準確、得心應手，對勞累的家務和農活，他抱有深刻的記憶。父母最大的希望，是他不要回到農村，他們所經受的辛勞，不忍兒子復制。早亮理解父母的心思，他還未到結婚的年齡，但不讓自己孩子受苦的念頭，就牢牢扎根心底，這種生命的直覺，顯然來自父母的灌輸。他偶爾會有留在廣州的愿望，但“看到房價，心都涼了”。他以此度量回到家鄉小城的可能，他感覺要過一種平凡的生活，都非常艱難、非常不易。

早亮媽媽來自四川偏僻的山村，在廣東打工期間，認識了丈夫，生了第一個孩子后，媽媽留在家里，再也沒有外出。2017年12月，我曾到他家拜訪過一次。我想起早亮媽媽在收割紅薯的地里，談起大城市的房價，一種難以置信的空茫，跨越廣州到小江的距離，逐漸彌漫在那張樂觀、堅韌的臉上。我第一次意識到，城市和鄉村的隔離，并不如我想象中那樣確定，農村婦女，也并不如我此前的成見，她們對城里的事情并非一無所知。早亮考上大學，一直是這個遠嫁的四川女子最強大的支撐，她此前所有的生活信念，就是努力經營好家里每一寸土地，咬牙堅持每一項能給家里帶來收入的生計。

村里沒有孩子念書的家庭，早就建好了氣派的樓房。媽媽對早亮畢業以后的處境，沒有具體的感知，兒子帶回來的關于廣州房價的敘述，疊加她熟知的家鄉小城的房價信息，這冷冰冰的數字，不經意中瓦解了一個女人朦朦朧朧的確信，無論她如何強調，“不怕的，沒有關系的”，我始終難以忘懷腦海中的一幕：在落日余暉的傍晚，在收割紅薯的地里，在談論房價不經意的嘆息中，一個農家婦女，對房子和孩子命運之間關聯的在意。

是的，和062111班相比，“房價”已成為我和1516045班同學之間不愿面對的話題。相比062111班將近三分之一的學生留在廣州、深圳的事實，1516045班沒有一個外來的孩子，理直氣壯地和我說起要待在大城市，更沒有一個孩子相信憑自己的能力、工資，能夠買得起一個安居之所，能夠在流光溢彩的城市立下足跟。對我而言，這明顯的蛻變，中間的距離只有9年，如果說，062111班已經顯露的分化讓我擔心，那么，對1516045班而言，孩子們不約而同的緘默和放棄，更讓我直接感受到一個群體根深蒂固的困境。房子、房價對國家而言，只是一個經濟維度的術語，但對1516045班的孩子而言，則是他們在離開學生宿舍后，鍋碗瓢盆必須擱置的地方，他們的前途、去向、家庭、生活質量，都與此緊密關聯。

隨著對1516045班學生了解的深入，我發現從剛接手時的隔膜，網絡的屏障不再成為我擔心的理由。我真正擔心的，是他們用網絡以外的語言，對自己生存困境的敘述，我害怕一個固化、貧窮、無出路、掙扎而無望的群體，變為殘酷的現實。在孩子們偶爾扮酷的表達中，我分明感受到一種無形的東西，對年輕人的擠壓和剝奪，感受到他們青春的色彩，正變得越來越黯淡和斑駁。飛漲的房價、貶值的文憑、日漸減少的工作機會，已成為他們不得不面對的真實生存，廢柴逆襲的情節，真的只能在二次元世界中出現，現實中，他們茫然四顧，根本看不到金手指的身影。

這一代孩子，面對自己的處境，竟然認為一切都理所當然，他們無法想象一個不用租房的時代，無法想象一個年輕就該擁有愛情的時代，也從不懷疑高房價的合理性。他們一出生就面臨市場的單一維度，只能在消費主義的碎片中，映照自己的身影，這妨礙他們從更多的層面去理解自己的成長，妨礙他們從個人成功的價值觀突圍出去建構自己完整、充實、自我主宰、充滿力量的生活，他們是原子的個體，只能從成功學的角度來理解自己的命運、生活，他們沒有力氣，也不屑于進入社會分析的層面，給卑微的個體找到一個恰當的定位，他們甚至對某種宏大的東西充滿警惕，恰如考上復旦的辛追所言：“作為一個寫作者，對我來講，階級這個概念是不存在的，我只關注具體的個人，我只關注具體個人的具體情況，及其具體的稟賦、具體的困難，而階級不階級這個東西，我是很排斥的”。是的，他們對政治話題、公共話題難以提起興趣，也不追究房子漲價的邏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可以改變社會，他們隱藏在各類小確幸里，隱藏在社會堅硬的陰影下，是一個擁有年輕軀體，卻任由青春緘默的群體。

在社會喧囂、泡沫、造富的個人神話中，時代就這樣將一群孩子架在鋼絲上。

1516045班的孩子，是這個群體的一部分，作為班主任，我見證了他們的掙扎和嘆息。

2019年11月2日修改 

黃燈，女，湖南汨羅人，學者，作家，現居深圳，中國現代文學館第七批客座研究員。多年來關注鄉村問題，曾寫作《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引發2016年全國鄉村話題大討論，著有《大地上的親人》，《我的二本學生》等，主要從事文學批評和文化研究，業余寫作隨筆，曾獲“琦君散文獎”、“第二屆華語青年作家獎”非虛構主獎，三毛散文獎，《當代作家評論》年度論文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