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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的創作態度一直極為嚴肅認真，不僅認為“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斗”，而且反對創作中的油滑輕浮。在《故事新編·序言》中，魯迅說在《補天》中寫了一個“古衣冠的小丈夫”，“是從認真陷入了油滑的開端。油滑是創作的大敵，我對于自己很不滿”。不過令人多少不解的是，魯迅一方面對“油滑”如此批評，一方面他后來的創作中還是常有“油滑”描寫，誠如他自己所言：“因為自己的對于古人，不及對于今人的誠敬，所以仍不免時有油滑之處。”(魯迅：《故事新編·序言》，《魯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版，第341 頁、342 頁。)對于這種“言行不一”，也許要用魯迅自己的話來解釋：“不過我并非主張要對敵人陪笑臉，三鞠躬。我只是說，戰斗的作者應該注重于‘論爭’；倘在詩人，則因為情不可遏而憤怒，而笑罵，自然也無不可。但必須止于嘲笑，止于熱罵，而且要‘喜笑怒罵，皆成文章’，使敵人因此受傷或致死，而自己并無卑劣的行為，觀者也不以為污穢，這才是戰斗的作者的本領。” (魯迅：《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斗》，《南腔北調集》，《魯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版。)而魯迅運用“油滑”手法對現實中人物嘲諷最多者，就是顧頡剛。魯迅一生最痛恨者有兩個人，一個是陳西瀅，另一個就是顧頡剛，他們共同指責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為抄襲日本鹽谷溫的著作，而為陳西瀅提供所謂“證據”者就是顧頡剛。所以相比之下，魯迅對顧頡剛當更為憎恨。加之魯迅一向認為顧頡剛為“胡適之的信徒”，到廈大后結幫拉派，魯迅當然視之為死敵。對此，顧頡剛當然認為魯迅冤枉了他，在其日記書信中也多次為自己辯護。查魯迅和顧頡剛二人日記書信，在魯迅剛到廈大階段，他們關系還算不錯，但隨后因為魯迅認為顧頡剛介紹一些人到廈大為“結幫拉派”，二人關系迅速緊張，但直到魯迅離開廈大，關系并未破裂。只是后來魯迅要去廣州中山大學，而顧頡剛隨后也要去，才導致二人關系徹底破裂。對于他們二人關系內情以及是非曲直，學界多有研究，此處不贅，只是由此論述魯迅如何以“油滑”手法在創作中諷刺攻擊顧頡剛以及這種手法對魯迅創作風格的影響。

對于魯迅創作中的“油滑”，早在魯迅生前學術界就有所關注，大致而言有兩種意見。一個是對魯迅運用“油滑”手法給予批評，如1936 年4 月31 日至4 月12 日，北京《京報》快刊上連載了署名“雨靄子”的《讀后漫談〈故事新編〉魯迅著》，認為《故事新編》中的“油滑之處”“未能盡善盡美。很容易在不知不覺中把小說的意味損失了，成了一篇雜感”。與此相對觀點則認為“油滑”手法的運用其實是魯迅小說新的特色，是《故事新編》獨特的表現方式。持這種觀點的人如常風、茅盾、馮雪峰、王瑤等人，其中以王瑤的《〈故事新編〉散論》最為深刻，該文對“油滑”這種現象的產生由來和美學意義做了深入的理論探討，為更全面理解分析“油滑”問題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 鄭家建：《“油滑”新解——〈故事新編〉新論之一》，《魯迅研究月刊》1997 年第1 期。)時至今日，學術界不僅對“油滑”有更多研究，且多把“油滑”與“幽默”以及與當下影視創作中的“戲說”等結合起來論述，認為前者實際影響了后者。實事求是地說，對于文學創作中的“油滑”應當具體分析，運用恰當會讓作品有“錦上添花”之效果，運用不好則成為敗筆，有損作品的思想藝術價值。就魯迅作品而言，其運用“油滑”手法較多者是在《故事新編》，此外其他作品中也有出現。整體而言，魯迅對“油滑”手法的運用大致得當，但某些時候有些過分，而這些“過分”之處絕大多數都是對顧頡剛的辛辣嘲諷，可見現實生活中魯迅對顧頡剛的深惡痛絕已經到何種程度。

不過很多此類研究，大都僅從理論到理論，較少有結合文本分析者。以下我們就魯迅運用“油滑”等手法嘲諷攻擊顧頡剛的文本進行分析，以見文人之間的矛盾或者說“文人相輕”，如何深刻影響了他們的創作和研究。

縱觀魯迅通過作品對顧頡剛進行嘲諷，大致有兩種“名目”，一是稱顧頡剛為“學者”，一是稱其為“紅鼻子”。而以第二種更為過分，因為無論如何，拿他人之生理缺陷作為嘲諷對象總是不道德的，對于魯迅這樣的大師而言更是有損聲望。

首先關于“紅鼻子”的描寫，大多出現在《故事新編》，其中在《理水》中出現三次：

“這這些些都是費話，”又一個學者吃吃的說，立刻把鼻尖脹的通紅。

“人有叫做大大猴子的嗎？……”學者跳起來了，連忙咽下沒有嚼爛的一口面，鼻子紅到發紫，吆喝道。

看客也漸漸的走散，鳥頭先生就紅著耳輪和鼻尖從新吃炒面，拿拄杖的學者在搖頭。

在《鑄劍》中也是三次：

那老鼠也隨著浮了上來……，只是抓勁已經沒有先前似的有力，眼睛也淹在水里面，單露出一點尖尖的通紅的小鼻子，咻咻地急促地喘氣。

他近來很有點不大喜歡紅鼻子的人。但這回見了這尖尖的小紅鼻子，卻忽然覺得它可憐了……便又覺得可恨可憎的很，慌忙將蘆柴一抖，撲通一聲，老鼠又落在水甕里，他接著就用蘆柴在它頭上搗了幾下，叫它趕快沉下去。

上述以“紅鼻子”對顧頡剛的諷刺，如果說第一次出現還較為生動且與上下文描寫基本融合的話，則第二三次顯然多余甚至給讀者厭倦之感，說明魯迅在創作時沒有控制好自己的情感傾向，把個人恩怨置入創作，所以就借題發揮，對顧頡剛極盡嘲諷之能事。在《理水》中對顧氏的嘲諷還有很多，例如用“學者”一詞進行的嘲諷，又如以“鳥頭先生”代指顧頡剛也盡顯諷刺之意，而最明顯的就是用“禹是一條蟲”這樣一句話對顧頡剛“疑古”學說的全盤否定。在一篇小說中多次對同一位當代學者和同事如此嘲諷，在魯迅創作中不能說是空前絕后，也是極為罕見了。盡管《理水》一篇本就是諷刺小說，但如此集中火力諷刺顧頡剛還是多少脫離了小說主旨，致使這些諷刺游離于小說之外。雖然會讓熟悉當時文壇之爭的讀者立刻聯想到顧頡剛，但也會讓不熟悉的讀者產生疑問：作者這樣寫目的是什么，有必要這樣寫嗎？當然，這正是魯迅想要的效果，但這種“油滑”產生的效果是低級和短暫的，不具備使作品成為傳世經典的作用或者說反而減低了這種作用，從而削弱了作品的藝術價值。假以時日，這種“傷害”的后果會更加明顯。

對此，如果比較一下《鑄劍》中對老鼠之“紅鼻子”的描寫，就更加清楚：

“活該！”他一想到夜夜咬家具，鬧得他不能安穩睡覺的便是它們，很覺得暢快。他將松明插在土墻的小孔里，賞玩著；然而那圓睜的小眼睛，又使他發生了憎恨，伸手抽出一根蘆柴，將它直按到水底去。過了一會，才放手，那老鼠也隨著浮了上來，還是抓著甕壁轉圈子。只是抓勁已經沒有先前似的有力，眼睛也淹在水里面，單露出一點尖尖的通紅的小鼻子，咻咻地急促地喘氣。

他近來很有點不大喜歡紅鼻子的人。但這回見了這尖尖的小紅鼻子，卻忽然覺得它可憐了，就又用那蘆柴，伸到它的肚下去，老鼠抓著，歇了一回力，便沿著蘆干爬了上來。待到他看見全身，——濕淋淋的黑毛，大的肚子，蚯蚓隨的尾巴，——便又覺得可恨可憎得很，慌忙將蘆柴一抖，撲通一聲，老鼠又落在水甕里，他接著就用蘆柴在它頭上搗了幾下，叫它趕快沉下去。

顯然，除了“他近來很有點不大喜歡紅鼻子的人”這一句有些突兀外，其余對老鼠的描寫包括對“紅鼻子”的刻畫還是起到襯托表現主人公心理的作用，且與全篇的風格和場景氛圍基本吻合，讀者閱讀時不會從作品中抽離而想到現實生活中的真實人物，所以這種對“紅鼻子”的描寫盡管仍有嘲諷意味，但算不上“油滑”，也不影響作品的整體藝術效果。

至于在雜文中，魯迅使用“紅鼻子”和“學者”之處，其對顧頡剛的嘲諷更加具體鮮明，而在致親友書信中則更是毫無禁忌，直言不諱，這倒是可以理解。不過，雜文和書信畢竟還是不同，如果本屬于私人來往的書信公開出版，產生的社會影響也應充分考慮。毋庸諱言，魯迅在這方面的做法還是不夠“紳士”——盡管以往我們對此給予正面評價，認為這正體現了魯迅的戰斗精神。以下且看幾個雜文中的例證：

這兩年來，我在北京被“正人君子”殺退，逃到海邊；之后，又被“學者”之殺退，逃到另外一個海邊；之后，又被“學者”之殺退，逃到一間西曬的樓上，滿身痱子，有如荔支，兢兢業業，一聲不響，以為可以免于罪戾了罷。阿呀，還是不行。一個學者要九月間到廣州來，一面做教授，一面和我打官司，還豫先叫我不要走，在這里“以俟開審”哩。

（《革“首領”》，選自《而已集》）

果然，我因為謹避“學者”，搬出中山大學之后，那邊的《工商報》上登出來了，說是因為“清黨”，已經逃走。

（《略談香港》，選自《而已集》）

時我方將走廈門避仇，卒卒鮮暇，乃托景宋君鈔其前者之傳奇演義類，置之行篋。不久復遭排擯，自閩走粵，迄無小休，況乃披覽。

（《關于小說目錄兩件》，選自《集外集拾遺補編》）

上述三例中，第一二則為典型的魯迅雜文風格，倘若不了解魯迅與顧頡剛矛盾者，則對文中的“學者”一詞不會有什么聯想，但魯迅此處明顯就是嘲諷顧頡剛，且與此前顧頡剛寫信給魯迅，要和魯迅法庭上見的威脅之語暗暗照應，而魯迅的回應就是：“來函謹悉，甚至于嚇得絕倒矣。”(魯迅：《辭顧頡剛教授令“候審”》，《三閑集》，《魯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版，第40 頁。)顧頡剛寫信給魯迅是在1927 年7 月24 日，魯迅回復顧頡剛當在此后不久。而此文魯迅寫于當年9 月9 日，日期上剛好可以對應，這從“以俟開審”幾個字可以證明。因為是出現在雜文中，這里的“學者”等嘲諷之語使用得并不算過分，但多少還是看得出魯迅對這“學者”耿耿于懷，且從這兩篇整體看，去掉這些對“學者”的嘲諷之語至少對全文沒有傷害。

至于第三則本是純粹的學術性說明，且用文言寫成，本不必出現一些嘲諷批評之語，但魯迅還是按捺不住對顧頡剛等人的仇恨，諸如“避仇”“復遭排擯”這樣的字眼充分體現出魯迅對在廈門期間與顧頡剛等深刻矛盾的不能釋懷，從而使得極具學術色彩的說明變為很有戰斗色彩的檄文。很難說這樣寫是否不好，但如果從純學術研究角度看待此文，則這些對顧氏的嘲諷之語似乎不出現為佳。

《朝花夕拾》一向被認為是魯迅散文中極富詩意和情趣者，對有關童年和故鄉的回憶也是幾乎所有文人筆下最美好的篇章。但即便這樣的文字，還是出現了殘酷現實對美麗夢境描繪的干擾，魯迅對此也直言不諱——在《朝花夕拾·小引》中，他明確指出其中五篇的創作受到他與顧頡剛等人矛盾的影響：“后五篇是在廈門大學圖書館的樓上，已經是被學者們擠出集團之后了。”那么，這樣對現實矛盾的反映是否影響了作品的藝術價值？如果說在戰斗性很強的雜文中，魯迅多次對顧頡剛等人進行辛辣嘲諷甚至人身攻擊是可以理解的話，從作品藝術性角度看，魯迅在回憶性散文《朝花夕拾》的創作中也數次出現類似嘲諷和攻擊就顯得突兀和多余，不宜簡單視為魯迅散文創作的藝術特色給予褒獎。

且看具體的文本：

近來是單是走開也就不容易，“正人君子”者流會說你罵人罵到了聘書，或者是發“名士”脾氣，給你幾句正經的俏皮話。

（《瑣記》，選自《朝花夕拾》）

每當夜間疲倦，正想偷懶時，仰面在燈光中瞥見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說出抑揚頓挫的話來，便使我忽又良心發現，而且增加勇氣了，于是點上一枝煙，再繼續寫些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惡痛疾的文字。

（《藤野先生》，選自《朝花夕拾》）

這里的“正人君子”和“名士”顯然都是指的陳西瀅和顧頡剛等人，其嘲諷意味極為明顯。那么，從全文看是否恰當呢？就《瑣記》而言，全文重點回憶的是魯迅的學習生活，特別是在南京水務學堂和礦物學堂的學習經歷，其中提及當年有學生淹死在游泳池，導致游泳池被填平并在上面造了關帝廟，由此魯迅產生了“做學生總得自己小心些”的感慨，然后即轉到對“名士”的諷刺，之后又回到對學習生活的回憶。顯然這里插入的對顧頡剛等人的諷刺應該屬于多余，去掉完全不影響讀者的閱讀感受。

再看《藤野先生》的結尾，似乎這樣的描寫很能顯示藤野先生對魯迅的影響——成為激勵魯迅堅持和敵手斗爭的力量來源，并未顯示有什么突兀之處，但如果和魯迅《秋夜》之結尾比較，即可看出此處對“正人君子”的諷刺還是和全文風格不夠一致：

我打一個呵欠，點起一支紙煙，噴出煙來，對著燈默默地祭奠這些蒼翠精致的英雄們。

（《秋夜》，選自《野草》）

同樣是夜晚，同樣是點上一支煙，但由此生發出的聯想卻截然不同，一個是對“小青蟲”的可憐和可愛之禮贊，一個則直言對“正人君子”的憎惡。前者與全文抒情風格一致，且很好地呼應了題目和開頭；而后者則多少有些強迫讀者從文本中抽離并直面現實的黑暗，以致影響了讀者的閱讀享受。因此，魯迅在面對現實中文人論爭時，雖然也知道不應將個人恩怨帶入創作，但這種情感控制并不容易處理得當。誠然我們不能要求作品遠離現實，沒有一絲“人間煙火氣”，但在具體創作中如何把握好“火候”，即便是魯迅這樣的大師，有時也很難做到。歸根結底，還是如何看待作品思想性和藝術性的問題，誠然二者能夠統一最好，但如果不能，則以往人們更看重思想性，那么即便是有些“油滑”，只要能夠體現作品的思想性和批判的深刻性，即便對藝術性有所傷害也無足輕重。但問題其實在于，是否為了思想性就一定要傷害藝術性？而且，為了追求思想的深刻性和批判的銳利性，除卻運用“油滑”手法外，難道就沒有其他的方式么？而更進一步的追問就是，魯迅對“油滑”手法的多少有些情有獨鐘，是否反映了他在創作中已有一些才力不逮之感以致想偷懶呢？畢竟這樣“油滑”的寫作相對于嚴謹的創作還是省力不少。雖然可以把“油滑”也歸于魯迅說的“冷嘲熱諷”之列，但對于魯迅這樣的文學大師，其實人們更愿意看到他運用其他更為高明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