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他們滑下來，跌倒了，火越燒越旺，窗戶在烈火烘烤下開始爆裂，新鮮的空氣呼嘯著沖進屋里，更助火勢，啊，對了，不要忘記，還有憤怒和恐懼的喊聲，痛苦的嚎叫……有人往上跳，絆倒了，摔在地上，有人哭，有人喊，不過暫時安然無恙，但愿大火在燒塌屋頂，把火舌和燃燒的木料拋到空中，跑到風中的時候，不要點燃樹冠……”【1】

趁著強盜大開慶功宴，一位飽受凌辱的女盲人悄悄摸到房門口，點燃了床單。火舌不知疲倦地舔著織物上的油污，轉眼便吞噬了強盜的據點。迎著風勢，大火迅速蔓延到整個精神病院。當局為了容納更多病人，把瘋人院的走廊、窗子、房門等壓縮到最小。糟糕的布局終于在此時顯現出惡果。缺少視力指引的可憐蟲擠作一團，胡亂地踩過同伴的身體慌忙逃竄。剎那間，曾經象征威嚴和控制的禁閉所宛若巨大的焚尸爐。灰白的墻壁被熏至漆黑，再加以絕望的呻吟和滾滾濃煙相點綴，火場的慘狀很容易讓人聯想起中世紀神學家對于地獄的描寫。《失明癥漫記》

《失明癥漫記》

縱觀全書，《失明癥漫記》似乎洋溢著某種怪異的激情。作者近乎偏執地刻畫了精神病院里的糟糕處境,重現了盲人難以承受的肉體和精神折磨。在這里，受人尊敬的醫生被迫忍著惡臭，踩著黏糊糊的糞便如廁，從衣冠楚楚的社會精英淪為渾身沾滿穢物的野獸；當局如趕牛般塞進兩百位新住戶，新來者一齊涌入，擠在天井處進退兩難，爭搶床位和急于脫身的盲人互相推搡、踩踏，人群如漩渦般混亂，死傷無數；為了填飽肚子，不僅正直的盲人要上繳所有私人財產，每個宿舍的女盲人還要被迫遭受二十多個強盜的輪番蹂躪。

凡是有利于突顯人類尊嚴盡失、相互戕害的場景，作者都愿意賣力地描摹它每個慘無人道的細節。盲人的艱難處境構成了一種關于“敵托邦”的想象。薩拉馬戈如同中世紀的基督教神學家，用地獄的來臨昭示罪惡的存在。它的確流散于人間，浸潤了每一寸土地：隨地大小便的人拋棄了來自文明社會的禮教養和體面；天井的混亂源于動物急于自保的求生本能；強奸婦女將人類禽獸般的性欲展現得淋漓盡致；最后的火災則是正直的盲人飽受欺凌以后的玉石俱焚。從不知衛生清潔為何物到為爭奪床位大打出手，從蠻橫地壟斷所有人的口糧到輪奸婦女，施暴者和受害者都迅速地制定并融入了瘋人院的叢林法則。頃刻之間，現代社會精心馴養的秩序感和理性精神蕩然無存。

情節如此設計，小說的破壞意義也就昭然若揭了，這種破壞性為《失明癥漫記》的寓言式解讀提供了支撐。瘋人院里，自詡理性與道德的文明人毫不猶豫地選擇自相殘殺。醫生的妻子殺死罪大惡極的強盜首領后，竟仍有無恥之徒想密謀出賣。直到褪去了理性萬歲與秩序至上的外衣，赤誠相對的人們才發現自己人性深處滿懷著對他人的惡意。這場發生在瘋人院墻內外的霍布斯式戰爭想揭示的，正是這種潛藏于現代理性與都市文明背后的個人主義。在這種個人主義的支配下，冷漠和無恥是常態。即便視力健全，我們也看不見近在咫尺的他人。

一、失明癥：理性的瓦解

失明癥是解構穩定秩序的契機和開端，標志著社會生活的非常規性體驗。作者用這第一枚多米諾骨牌破解了看似嚴密周全的現代秩序，在人們修復“斷裂”的努力中呈現人類理性堡壘土崩瓦解的全程。失明以前，城市全體居民遵循習以為常的生活慣例而不自知，習慣不斷積淀，很自然地在每個人的內心培養起社會性本能。可瘟疫的到來蒙住了人們的雙眼，“牛奶海似的白色”【2】充盈了視線，給患者帶來極大的不便。過去輕而易舉的喝水進食、洗漱更衣突然變得比登天還難。一系列連鎖反應過后，我們最終目睹了根據日常生活的邏輯無論如何也推演不出來的結局。

在小說世界里，失明癥毫無征兆地造訪，又毫無征兆地離去，作者絲毫沒有為失明癥做合理化解釋的企圖。正是失明癥的這種荒誕本質構成了對現代理性的挑戰。它重創了現代人深以為然的科技和理性精神，造成的精神傷害遠大于肉體。時至今日，眼科醫生似乎有理由自豪地宣稱，在科學理論和精密儀器的幫助下，他們已經降服了諸多眼科疾病，或者說至少對絕大多數失明的原因有一定了解。可根據作者的描述，第一位失明者在突然之間喪失了視覺，醫生檢查也沒有發現任何損傷。也就是說，病癥只不過稍微逾越了理性認識的邊界，科學家們便立馬束手無策。

理性隨著人類征服自然的進程不斷發展。為了認識、描述、改造自然界，學者創建了種類繁多的科學門類。科學的專業化有助于加大學科開拓的深度，但同時也意味著每門學科所觸及的范疇愈發狹小，不同學科之間的界限愈發清晰。決絕而分明的界限不會給認識對象留下模糊的余地，因為現代人逐漸習慣清晰明了的確定性為他們提供的安全感。

原始人把無法解釋的自然現象捏造成神明來敬奉，前現代社會將未知的苦難歸于至善的上帝，而現代人則自信地用科技解釋一切。也就是說，隨著科學之網越鋪越大，網孔收束得愈發細密，人們就愈發難以接受不確定性。科學是理性的代名詞，是人類征服自然的得力助手。一旦它失效，哪怕只是在這臺平穩運行數百年的科學機器的某個角落里發現了一處微不足道的短路，也足以給人們帶來最深切的憂懼，因為人們早已習慣性地相信這理性的結晶會永遠分毫不差地運行下去，直至世界末日。換句話說，人們藏身于科技的庇護之下，反而暴露了脆弱的神經。失明癥以其荒誕的本質挑戰了理性的底線。《疾病的隱喻》

這僅僅是第一步，失去視力的恐懼并不足以摧毀對科技的信仰，真正擊潰理性的是人們面對不可捉摸的未知時那顆敏感且脆弱的心靈。蘇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里寫道：“任何一種作為神秘之物加以對待并確實令人大感恐怖的疾病，即便事實上不具有傳染性，也會被感到在道德上具有傳染性。”【3】這句話原本指的是癌癥，此處用于描述失明癥也同樣有效。失明癥之于書中人物正如癌癥之于二十世紀初的人們。來源未知的疾病促使無法療救的恐慌迅速散播，在這個以個體主義為核心的社會里，集體主義首次同時以復仇者和拯救者的面目顯現出來。

二、瘋人院：有序的暴政

治理與失序相伴而生。為了有效防止疫情擴散，解決失明癥引發的社會問題，當局得以名正言順地將個體的病例抬升到集體安危的高度。憑借恢復往昔的安寧穩定的名目，集體意志仿佛有了入侵并掌控個體私人生活的權力。最能體現這種公共權力擴張的情節是，身居高位的部長大人以維護公共健康的名義，帶著警察和醫生闖入患者的家門，強行把盲人抓進瘋人院隔離。為防止被管控者脫逃，當局還派士兵持槍把守，每天用高音喇叭發布“訓令”，以教導盲人“表現出愛國之心，與政府配合”【4】。假設前文的論證成立，即作者利用失明癥的荒誕性揭露了象征個體理性的脆弱本質，那如今這種個體批判便自然而然地上升到了對集體秩序的反思。《鼠疫》

事實上，禁閉與隔離是瘟疫時期治理公共混亂的常用手段，并不為薩拉馬戈所獨有。“瘟疫在文學史上有悠久的傳統，是個反復出現的主題，其中阿爾貝·加繆的《鼠疫》可能是20世紀最著名的例子。”【5】稍加分析加繆筆下的奧蘭城，我們很容易發現兩位諾獎得主在公共權力的刻畫上有何差異，這對深入分析《失明癥漫記》里瘋人院的寓意很有幫助。

奧蘭原本是個繁忙的現代城市，突如其來的鼠疫打亂了居民原有的生活節奏。病死人數迅速增加，政府粉飾無果，只好下令封城。忠誠的士兵把守奧蘭的所有出入口，居民無論是否表現出鼠疫癥狀，一律禁止外出。人們與外界的聯系就此中斷，全體市民被囚禁其中。“從鼠疫的角度來高瞻，監獄所有人，從典獄長一直到生命不值一錢的囚犯，無不判了死刑，也許這是破天荒第一次，一種絕對的公正統治了監獄。”【6】

相比薩拉馬戈，加繆筆下的公權力似乎頗具同舟共濟的意味。當局只是切斷了城內與城外的聯系，奧蘭內部盡管人人自危，卻還不至于淪落到為了生存而同類相殘的地步。主要人物里厄醫生和朋友塔魯都以強力形象示人。他們鍥而不舍地抗擊鼠疫，還組建了衛生防疫隊。人物的掙扎和渺小的努力對于嚴峻的疫情雖不過是杯水車薪，可人性的尊嚴卻恰恰在這種絕望的抗爭中熠熠生輝。可以說，這是一條與《失明癥漫記》完全相反的路徑。薩拉馬戈的瘟疫更具荒誕意味，更具破壞力。無論是醫生還是普通人在失明癥面前都一籌莫展。失明指向了無處遁逃的禁閉和豬狗不如的瘋人院生活，公共權力的壓迫與控制在應對這場公共衛生危機時原形畢露。援引文中駐守士官的話足以表明當局的態度：“蟲子死了，毒汁也就完了。”【7】

根據福柯的研究，早在16世紀，政府就已經采用隔離和禁閉的手段來對付麻風病人。可在如今這個麻風病早已銷聲匿跡，人們如癡如醉地為人道主義拍手叫好的時代，當局依舊殘忍地收押這些不利于長治久安的異類。失明癥取代麻風病，成了附著在禁閉對象身上難以磨滅的文化符號。就像納粹別在猶太人衣服上的六芒星，失明癥是受害者的附骨之疽，成了一種劃分不同群體的界限，象征著不由分說的放逐與排斥。

部長啟用瘋人院意味著舊共同體內部出現正常人和非正常人的分化，活在我們身邊的一部分人已經不再是我們的同胞，而這種心理界限會投射到日常生活和政治中。正常人的道德優越性油然而生，搖身一變成了暴戾的君王。經由集體意志之手，區分和排斥立馬轉化成政治強制力。盲人被統一塞進了方便管理、“條件最好”的瘋人院，任其自生自滅。盲人不忍卒讀的悲慘遭遇不斷沖擊著人道主義的底線。

這種敵托邦式的書寫，如前文所說，頗具警示意味。兩相對比之下，倘若把加繆的文學嘗試看成一種整合，那薩拉馬戈的則是一種排斥。《鼠疫》從受難者身上看見了人性的光輝，加繆衷心希望這份為少數人堅守的良善能傳遞下去直至深入所有人的內心。《失明癥漫記》則表明當權者通過排斥、懲罰新分化出來的“敵人”以達到恢復秩序的目的。可以說，薩拉馬戈同樣呼喚尊嚴和仁慈的回歸，只不過他很難相信普通人能在日常生活中找回被理性和秩序遮蔽的美德。

三、瘟疫的隱喻

如此一來，這場瘟疫的隱喻已經很明顯了。作者精心設置的失明癥和瘋人院不僅刺激了大都市里彼此疏離的個體因盲從理性和科技而略顯敏感的神經，還揭示了公共意志如何利用危機和社會成員心照不宣的冷漠蠶食人性深處僅存的尊嚴與體面。理性教育默無聲息地灌溉了人們內心的個人主義，巧妙地將融入社會共同體的的公民打造成權力的虔誠信徒而不自知。正如福柯在《規訓與懲罰》中寫道：“愚蠢的暴君用鎖鏈束縛他的奴隸，而真正的政治家則用后者自己的思想鎖鏈更有力地約束他們。這種聯系是更有力的，因為我們不知道它是用什么形成的，而且我們相信它是我們自愿的結果。”【8】而這種不易察覺的培養與控制卻因突發的失明癥暴露無疑。

理性的啟蒙（enlighten/iluminar）帶領人們脫離蒙昧，在黑暗之間里點亮了第一盞明燈。可如今，刺眼的光亮淹沒了人們的視線，徹底的光明也等同于無邊的黑暗。如同霍克海默和阿道爾諾在《啟蒙辯證法》中批評道：“人類為其權力的膨脹付出了他們在行使權力過程中不斷異化的代價。啟蒙對待萬物，就像獨裁者對待人。”【9】只要人們依然盲目堅信建立在純粹個體主義基礎之上的理性，那墮落成動物的命運也就無法避免。文明或瘋癲的劃分無濟于事，因為文明本身不過是一種道貌岸然的秩序建構。雖然我們自認為有理性且精神狀態正常，卻依然無法避免被視為瘋子并最終成為瘋子。這是現代社會無法破解的謎題，也反證了理性和秩序這兩大命題的虛偽性。

《失明癥漫記》的寓意在于揭露人們深以為然的制度設計，真正觸及為理性和秩序所扭曲的人性，重拾對集體和他人的尊重。一如作者在開篇的箴言書里寫道“如果你能看，就要看見；如果你能看見，就要仔細觀察”。小說以全人類的復明告終，但并不意味著作者對人類的未來滿懷信心。事實上，大歡喜的背后依舊貫穿了薩拉馬戈的冷峻與嚴肅。故事的結尾仍然隱含著某種不詳的憂慮或訓誡：“醫生的妻子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看下邊，看看滿是垃圾的街道，看著又唱又喊的人們。然后她抬起頭望望天空，看見天空一片白色。現在輪到我了，她想。突然到來的恐懼嚇得她垂下眼睛。城市還在那里。”【10】

注釋

1 若澤·薩拉馬戈：《失明癥漫記》，海南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范維信譯， P173-174，此后引用原文皆出于該版本

2 《失明癥漫記》，P3

3 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12月，程巍譯，P7

4 《失明癥漫記》，P36

5 Estela J. Vieira: Writing the Present, Rewriting the Plague, José Saramago’s Ensaio sobre a Cegueira and Mario Bellatin’s Salón de beleza, CiberLetras: revista de crítica literaria y de cultura, ISSN-e 1523-1720, No. 7, 2002

6 阿爾貝·加繆：《局外人·鼠疫》，萬卷出版公司2015年10月第1版，李玉民譯，P193

7 《失明癥漫記》，P48

8 米歇爾·福柯：《規訓與懲罰》，三聯書店2012年9月第4版，劉北成、楊遠嬰譯，P113

9 馬克斯·霍克海默，西奧多·阿道爾諾：《啟蒙辯證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2月第1版，渠敬東，曹衛東譯，P6

10 《失明癥漫記》，P269